诗歌改革之浅见

王忠羽

（吉林省集安市第一中学 吉林集安 134200）

2014年8月，周啸天以作品《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成为鲁迅文学奖评选历史上以创作旧体诗词获奖第一人，一时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讨论。王蒙评价《将进茶》一诗“亦属绝唱”。而网友则找出类似“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样的诗，质疑“这也是诗啊”。周啸天的创作良莠不齐，但其获奖将已经边缘化/被现当代文学史遮蔽的旧体诗词重新带回到公众的视野，但是普通网友甚至一些作家、学者实际上并不了解周啸天与柳忠秧、王兆山的区别，众声喧哗无非是泄愤或是一场集体狂欢。

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的口号时，提出的不仅是新的诗歌创作方法，而且重新发问“什么是诗”，即诗歌观念的革新。在他写出“两只大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样的诗句时，一定也饱受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耻笑和诟病。历史的发展如此有趣。我们当然不能说旧体诗词是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但是当创作旧体诗词不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他缺席现当代文学史，我们看到反映当下生活的旧体诗词时，他便成了我们最陌生的祖先。

一、从诗界革命的调整到胡适的诗歌主张

诗歌的“革命”可谓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役”。自晚清诗界革命倡导诗歌改良开始，一直到1921年左右，早期白话新诗才基本站稳脚跟。白话新诗将旧体诗挤到了文学的最边缘，但却并未使它完全被堙没或消失。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用文言创作散文、小说、戏剧，却仍有一些文人或者文学爱好者选择以旧体诗浇胸中块垒。由此可见，诗歌相较于其他文学门类，其现代化过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状况，同时也彰显了其文学上的特殊性。

胡适的诗歌主张如一把匕首直插文坛。他提倡“作诗如作文”，具体而言就是“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并非简单的形式上的突破，正如胡适所言，“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这是对梁启超诗歌观点的超越，同时也将形式的变革看做实现诗歌现代化的动力和途径。

梁胡二人对诗歌革新的不同主张实质上反映的是诗歌观念上的分歧。梁启超认为打破传统诗歌格律以及文言语法结构，就不能称其为“诗人之诗”，也就是说，无论诗歌怎么变，外面的框架不能变，框架没有，诗也没了；而胡适的目的就是要打掉这个框架，并告诉读者，框架没了，诗依然存在。故而自诗歌现代化转型开始，就与一个问题相伴相生——“什么是诗”，并绵延到今日。

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学事件，他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

从诗界革命的调整与胡适的白话新诗理论的比较中，笔者无意得出“越革命越优越”这样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白话新诗实现了一次诗歌的解放。正如学者的评价：“如果没有胡适们的这一‘散文化’（也可以说是‘非诗化’）的战略选择，中国诗歌的发展将很难超出‘诗界革命’的极限，更不可能有现代白话诗的产生和发展”。[2]

文学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暧昧的关系，但其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仍然不能脱离审美上的规定性。这也就促使白话新诗在文坛立足之时，就走上了一条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追问的道路。而旧体诗词更像是没落的贵族，“行走于古典与现代之间”。

二、让子弹飞一会儿

文学的发展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与政治历史发展并不同步，也很难进行一刀切地划分。然而文学史的书写却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旧体诗词在1921年左右就终止了。现当代文学史在讨论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时并不将20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包括在内的。简单粗暴的“新”与“旧”的对立，遮蔽了很多探讨的可能性。“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梁启超设计“诗界革命”的最初企望也是实现诗歌的现代化，当下的旧体诗词还很难说实现了梁的愿望，但20世纪旧体诗词尤其是网络旧体诗词的确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也包含了一定的现代性因素的。马大勇老师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网络诗词现代性进行了梳理，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以李子的一首词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风入松·出台小姐

大城灯火夜缤纷，我是不归人。浅歌深醉销魂曲，吧台上，君且沉沦。莫问浮萍身世，某年某地乡村。 梦痕飘渺黑皮裙，梦醒又清晨。断云残雨真耶幻，只缠头，别样温存。一霎烟花记忆，一生陌路红尘。

这首词写的是现代人的现代生活，但可以和古典文学中写青楼女子的作品对读。古典文学写倡优妓女有写身世悲惨，渴望被拯救；有以男性视角写女子的曼妙。李子这首词用第一人称，既非居高临下的怜悯，也非将对方置于被看的位置进行观察；对身世只用“某年某地乡村”带过，类似“零度写作”的现代技巧，暗含对现实的批判力量；“浅歌深醉销魂曲，吧台上，君且沉沦”、“断云残雨真耶幻”透露出生命的无意义和荒芜感，而“一霎烟花记忆，一生陌路红尘”不仅道出了出台小姐的辛酸，更抽象出人的孤独感，这些感受是永恒的、普遍的，并不指向具体的社会/历史原因，因此具有悲剧性和现代性。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一定存在着自然选择的力量，既然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就无法视而不见。对于旧体诗与新诗而言，并不存在你死我亡的关系。语言的尽头是诗，诗是祖先留在我们身体里关于美的最动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