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摆渡人”

董 敏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史记》的纪传体特征是由司马迁开创的，是在对《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它完成了由简单记事到复杂写人的转变……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事件的选择完全服从于刻画人物的需要”[1] 58。在《史记》的五体之中，本纪、世家、列传三者结合构成了一个子系统，以金字塔型的格式从三个不同的层次组合、展现人物事迹，使得历史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更加立体化、生命化、有机化。在历史的无限性面前，史书的有限性愈加明显，每一个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物不论贵贱，每一件在当时发生的事件不论大小，史书不可能完完全全记录。那么，出现在史书中的人物，即使只出现过一次，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史记》之《项羽本纪》《伍子胥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中各有出场一次的人物，即乌江亭长和两位渔父。

“摆渡人”即用船载人过河的人，他的存在是让人们从河流的此岸到达彼岸。从概念的外延方面来讲，“摆渡人”即引导人们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不仅指大自然中具体的地方，而且指人类社会中抽象的地方，包括个体价值观、社会意识等。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的小说《摆渡人》赋予了摆渡人更加神秘的色彩，摆渡人崔斯坦对他的身份是这样定义的，“我引导灵魂穿过荒原，保护他们免遭恶魔毒手。我告诉他们真相，然后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2]58。崔斯坦引导、保护的是灵魂，让灵魂从主人公去世的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自己亲人的灵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千千万万个摆渡人，不管他们是真实的存在还是属想象之中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的乌江亭长、《伍子胥列传》中的渔父、《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渔父，他们都是文章主人公的摆渡人。既是现实生活中的摆渡人，也是精神上的摆渡人；既是帮助主人公渡河的人，也是对他们进行心灵疏导的人。同时他们又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一、《项羽本纪》中的摆渡人

乌江亭长是在项羽生死关头之时出现的。在《史记》的记载中他来无影、去无踪，他究竟何时出现，何时离开，或者是否躲过了汉兵的杀戮，文中都没有交代，他的出现仅是助项羽一臂之力。项羽带领800多名强壮兵骑突破垓下重围，且战且走，到乌江边只剩下26人。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步步紧逼，“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项羽想要渡过乌江，渡江就需要工具。乌江亭长和渡江所需工具一起出现，成为项羽的摆渡人。乌江亭长的出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戏剧化场面，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除去摆渡人这一明显身份，乌江亭长还是一位智者的形象。

一是行动上的智者。项羽陷入困境时，“乌江亭长舣船待”[3]285。 乌江亭长的出场伴随着移船靠岸的行为举止，一连串的动作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画面。以亭长为中心，向四周散射，所有人的形象都活了起来。岸边，双方士兵在奋力厮杀，汉兵都想得到项羽价值千金、可以封邑万户侯的脑袋，追随项羽的26名士兵在殊死搏斗中守护着他，项羽精湛的武艺让士兵们心生敬佩与畏惧。在战场上，交织着呐喊声、马鸣声、兵器摩擦声、呻吟声，人人都明白这将是最后的决斗场。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3]285。 “欲”表明在项羽的主观意识里，他是想渡过乌江，摆脱敌人的追杀，项羽驱使着战马奔向江边。乌江亭长的动作和项羽的动作也高度重合了，他用手撑着船桨，平静的江水因为桨的移动产生了波动，形成了一个个褶皱。船在急速前进，亭长知道自己的速度必须快，要在项羽到达岸边之前将船靠岸，这样才能完美地衔接，成功渡江。“乌江亭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的出场只有一次，无名无姓，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他为项羽创造了一次生存的机会，“舣”“待”是两个动词，干净利落，显示着乌江亭长对项羽生命安危的深深关切。其实，在乌江亭长之前，也有一个出场一次的人物——田父，同样无名无姓。项羽逃亡途中迷路，询问田父，他给了项羽错误的信息，致使项羽深陷沼泽之中，被汉兵追上。两相对比，乌江亭长的行动是深明大义之举。

二是语言上的智者。“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3]285。这是乌江亭长对项羽说的所有的话。渡还是不渡，站在江边的项羽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挣扎之中。“急渡”说明当时情况危急，后文明确写到项羽在和乌江亭长交谈结束之后就与敌人交战。生死攸关的时刻，乌江亭长没有粗鲁地拉项羽上船，也没有急急躁躁地喊：“快上船！”反而镇定地逐条给项羽分析。难道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或者他不是真心帮助项羽？都不是，作为智者的他知道面对项羽需要这样做，缺乏智慧的举动不能让项羽上船。先是鼓励项羽，关键的一点在于他的鼓励没有流于表面，用“千”“十万”这样的数据让项羽知道江东虽然地方不大，却也是人才济济，都听从项羽的指挥。他紧紧抓住项羽战败后的心理，有理有据地让项羽重拾信心。后来杜牧也是沿着他的思路写出了“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4]5982的诗句。安抚项羽之后他接着指出当下情形，敌兵快追上了，要抓紧时间渡河，只有我有船，汉军没有，只要你上了渡船，他们就无计可施了。直截了当地告诉项羽，只要渡河，就可以生存下去，就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紧急时刻，乌江亭长的33字简短有力，有情有理。

至此，乌江亭长的智者形象已经完全展现。安抚项羽，有对战败的惋惜，也要树立东山再起的信念，一过去，一未来，再回到现实——上船渡河。而且只要登上船，就完全不用担心追兵。语言逻辑清晰，环环紧扣，而且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亭长是一位有智慧的摆渡人，他要救赎的不只是项羽的生命，更是项羽的精神，渡河既是对生命所附着的身体的挽救，也是在重拾心灵上的希望与动力。

二、《伍子胥列传》中的摆渡人

“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3]1929-1930。忍辱复仇、助吴称霸构成了《伍子胥列传》的主要内容，他的含垢忍辱、刚烈暴戾，他在吴、楚、越三国之间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特征。在伍子胥身边，围绕着不计其数的人，职位不一，形态各异，其中有一位无名无姓的小人物——渔父值得注意，他在伍子胥遭遇追杀时帮助伍子胥渡河，展示了义者的风采。

一是等待的义者。“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3]1927。伍子胥与太子建的儿子为躲避郑定公的追杀逃亡吴国，到达昭关不得不下马行走，追兵在后，河流在前。形势陷入僵局，渔父的出现扭转了整个局面，他用行动诠释了“摆渡人”这一身份所担负的职责，帮助伍子胥顺利渡江。

渔父的出现有着虚幻的色彩，弥漫着巧合性：伍子胥被敌人追赶至江边，渔父恰巧正在江上摆渡，好像他和伍子胥事先已经商量好了。渔父又像是伍子胥的知己，他“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3]1927。渔父知晓伍子胥的处境，没有趁机敲诈，没有多余话语，而是停船，划桨，靠岸，一气呵成。抓住一分一秒，为伍子胥争取生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渔夫，伍子胥能否存活不可知，吴、楚、越三国的战争会成为什么样也不可知。看似没有作用的渔夫却与同时代的历史人物、政治事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的前进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成为一名被载入史册的义者。

二是赠剑不受的义者。渡江之后，伍子胥解下自己的佩剑答谢渔父，并且明确告诉他此剑价值一百金。“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3]1927。根据对话分析，渔父知道自己解救的人是伍子胥，面对伍子胥百金宝剑的赠送，他用楚王的五万粟、执珪爵来婉拒，是在告诉伍子胥自己不是贪财之人。伍子胥的剑与楚王的赏赐，二者巨大的反差衬托了渔父的义，这义中有硬气，有倔强，有他的价值追求。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记载得更加详细，“问其名族，则不肯告……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5]91增加了伍子胥询问渔父名族而渔父不肯说，每次吃饭都要为老人祈福的情节。与《史记》不同的是，这里渔父不知道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是伍子胥，是渔父真的不知道还是作者故意而为之？文末对渔父的评价：“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5]92天地生养万物却无所求，江上丈人做好事也无所求，而且不留姓名，将渔父与天地并提，评价不可谓不高。同时把这一故事放入《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开篇即说“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5]90。古人也有看重的宝物，江上丈人看重的宝物是义，是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不图富贵、不求回报的侠义精神。《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渡过河后，渔父看到他面露饥色，说：“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6]41细心、体贴的渔父形象跃然纸上。伍子胥询问渔父姓名，渔父自称为贼，因为伍子胥是楚贼，而自己渡楚贼，则自己也为贼，在风趣幽默中淡化了逃命而产生的紧迫感。伍子胥离开后，渔父自沉江中，这更加彰显他的义气，即舍生取义。

记载的故事内容不一，但是渡江和赠剑不受的情节没有被改动或者删减，《吕氏春秋》中“丈人不肯受”[5]91，《吴越春秋》中“遂辞不受”[6]41，显示了人们对渔父这一小人物的重视，对他的大义的敬佩与颂扬。身份的显现需要行动当作注脚，作为摆渡人的渔父在他邀请伍子胥上船之时就开始了他形象的塑造与展示，不畏权势，大义凛然，他是当之无愧的义者。

三、《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摆渡人

《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渔父是在屈原心神恍惚、有轻生念头的时候出现的，他扮演了屈原人生引导者的角色。顷襄王的弟弟令尹子兰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屈原在这个与国都距离甚远的地方遇见了渔父。

一是遇见的隐者。“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3]2187。和伍子胥、项羽一样，屈原也来到江边，又和伍子胥、项羽不同，他没有被敌人追杀，是自愿走到江边的。三人的处境是相同的，有性命之忧。屈原的出场有详细的外貌描写和动作描写，“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3]2187。一位披头散发的人在水边行走，镜头拉近：这个人脸色憔悴，形体枯槁，同时有他吟诵的声音传出。渔父是在这种情境之中看到屈原的，政治的失意让屈原失去常态，诽谤、排挤、疏远让他对政治失去信心。

渔父看到异常的屈原，问“子非三闾大夫欤？”[3]2187疑问的句式表达肯定的语气，背后是渔父的惊奇、不可思议，他感到奇怪的是屈原为何会成为这般模样。渔父接着询问：“何故而至此？”[3]2187这句话中的“此”有两个所指，一是此处，代表的是江边；一是此样，屈原呈现出的整体状态。屈原以“三闾大夫”这一官职身份进入以渔父为代表的隐士的生活圈中，未免不让人诧异，“三闾大夫”是作为出世的隐者的渔父对入世的屈原的称呼。王逸注曰：“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7]179一忧一乐，两相比较，屈原忧更忧，隐者乐更乐。渔父出现在江边和屈原相遇，两人开始了一场关于随波逐流还是坚守自我的辩论。

二是失望的隐者。面对渔父的询问，屈原的解释是自己被放逐了，因为没有像大家那样醉生梦死、浑浑噩噩，于混浊中保持清白，于醉死中保持清醒，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格，换来的却是仕途失意，对屈原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渔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饣甫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3]2187先总说一个聪明人不能太拘泥了，而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接着分析聪明人遇到屈原的困境会怎么处理。在渔父看来，屈原是聪明人，聪明人的做法是顺应社会政治的大流，这样才不会被孤立甚至被驱逐。

分析政治时局，罗列解决方案，足以说明渔父并不是普普通通以打鱼为生的百姓，他是像长沮、桀溺那样对社会失望后的避世者。虽然生活在山林之中，但他对社会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作为隐者，渔父跳出了世俗的约束观察整个社会，社会混乱，政治黑暗，世风日下，个人的挣扎是无济于事的，既然个体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被接纳，那就随波逐流。屈原是国家官员，而且和楚王同宗，官员的责任感和同宗的血脉情让他永远怀揣初心，正直爱国，辅佐君主，心系百姓，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7]14。隐者的出世心态是不能撼动屈原坚定的入世心的，理想破灭，屈原不愿苟活于世，和自己的信念一起沉入汨罗江，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归宿。

隐者与屈原的相遇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摆渡人肩负的职责。安抚、救赎屈原那颗忠贞为国却被排挤而无比痛苦的心，反方向引导屈原的观念是为了让他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让被压抑的精神得到释放。渔父成为屈原的聆听者，一问一答之间是屈原的诉说，是他的解脱。

三位摆渡人的特点有同有异，相同点是都与主人公在江边相遇，都认识主人公，都在主人公危难之际实施救助，担任引导者，拯救的都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不同之处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三位摆渡人有着自己的拯救对象。即使他们参与到历史进展中，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小人物，称谓含糊，身份不明，提到他们，读者的反应是他们曾经拯救过项羽、伍子胥、屈原，他们是文学作品中的“扁形人物”。三位摆渡人拯救的结果不同，伍子胥性命无忧，渔父对他的拯救仅仅是停留在生命的层面。项羽和屈原死亡，乌江亭长和另外一位渔父的拯救是生命和精神的双重救赎，亭长简洁的语言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渔父的具体解决方案是情感的疏导。

四、摆渡人的作用

俞樟华在《论传记文学的艺术加工》一文中论述了主题的确立、人物特点的把握、传记的布局谋篇、合理的想象和虚构、细节描写、心理活动描写、对话语言的设计、语言技巧的运用这八种对传记文学进行艺术加工的方法[8]。这些方法的运用都是基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下，传记作家的书写离不开对历史人物事迹的裁剪取舍，人物事迹全部录入就会流于形式。于司马迁而言，他对每个传主的选择，对传主所经历事件的选择都是有自己的标准的，每一个进入《史记》的人物都有他自身的价值，每一位围绕在传主周围的人物都是有他的作用的。

(一)衬托人物性格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决定了个体与个体之间形形色色的联系。个体在与同类的交往中会有语言、动作、神态等行为，它们是个人性格的外在体现。莱辛认为性格是神圣的 ，所以要加强对性格的刻画。刘再复提出性格的二重组合理论，“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9]179。性格处于不断运动之中，空间的差异性和时间的变异性都会导致性格的变化。乌江亭长的存在，让读者知道项羽也是得民心的，江东的十万才俊等待着项羽。项羽对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3]285，可见项羽是尊重老者的。不忍丢弃乌骓，将其赠送给乌江亭长，显现了一代英雄的柔情。这些消减了项羽在读者印象中的残暴、冷酷的一面，避免了片面化，让项羽的性格更加完满，成为一个完整性格的人。渔父的存在，突出了伍子胥知恩报答的一面，消减了后文中他鞭打楚平王之尸的暴虐感，让他的形象更加完满。隐者渔父劝告屈原跟着社会大潮行进，正好衬托屈原的爱国之情、爱民之情，在原有基础上凸显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7]14的精神。

(二)创造典型情节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提出在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思想六者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10]21。情节是构成悲剧的一个主要部分，多章叙述突出了情节的重要性。情节需要人物，需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体的、历史的人物和环境会创造典型的情节。摆渡人的加入让自然环境更加鲜明，宽阔的江面，流动的江水，行驶的船只，划破江水的棹。也让主人公动了起来，两人仿佛在演一场对手戏，一问一答、一举一动深深吸引读者，使人身临其境。项羽与乌江亭长心平气和地交谈，乌江亭长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语言，形成了一种缓和的氛围，如同台风的内圈一样平静，汉军追赶形成的紧急氛围如同台风的外圈，狂风骤起。一缓一紧也显示了人物性格的崇高性。伍子胥与渔父一赠送、一推辞，镜头的缓慢推进让动作代替了多余的言语。报答渔父的恩情，伍子胥没有说话，只有解下佩剑一个举动，从而达到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而且对于渔父这一义者来说，感谢的话语会显得画蛇添足。相比其他两人，和屈原对话的渔父语言稍多，各执一词的双方展开辩论，没有庄子与惠子的诡辩，没有针锋相对，却也互不相让。身份不同、出发点不同、心理也不同让这场辩论成为没有胜方的辩论，屈原用死亡诠释了自身的胜利。

(三)表现司马迁的精神

《项羽本纪》中的乌江亭长是在项羽被敌兵追杀、走投无路时出现的，《伍子胥列传》中的渔父是在伍子胥被郑国士兵追杀至江边时出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渔父是在屈原情绪异常、想要轻生时出现的，他们都出现在英雄末路的时刻。读者会觉得仿佛他们是司马迁派来拯救英雄的。围绕在英雄周围的人很多，司马迁在叙述时描写刻画此三个小人物，体现了他爱惜英雄的精神，就像他在李陵被汉武帝处罚时为其求情一样。

关于伍子胥从楚国逃往吴国的叙述，《左传·昭公二十年》只有简单的3个字“员如吴”[11]1599，《国语》叙述吴越两国的战争，只字未提伍子胥的逃亡。《韩非子》也只是提到了伍子胥逃离楚国。《史记》之前的古书，或者未提逃亡，或者提到逃亡也是一笔带过，渔父的形象更是毫无踪迹，司马迁却在叙述的时候加入渔父，并且加进他的行为、语言，让他存留在史书中。后世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感慨幸亏渔父出现了，不然历史就不是现在的历史了；幸亏司马迁记载了渔父，不然这位在伍子胥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会被忽略了。司马迁不忍让英雄死亡，而英雄也确实没有死亡，渔父连接了司马迁的精神与历史真实。

乌江亭长、两位渔父的记载，一是由于司马迁的取材原则“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2]2735。力求材料完整，以此考察历史人物的行事并且认识成败原因、规律，将不起眼的小人物写入历史，正是司马迁的创举。二是司马迁褒扬人物的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和刘邦相比，项羽是失败者，但是项羽在豪杰并起的时代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是对历史有贡献的，是值得赞扬的。乌江亭长以长者的身份出现后的规劝体现了司马迁对项羽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论述项羽失败原因时是模糊的、迷茫的。“在人类个体成败与天道的关系上，司马迁表现复杂”[13]。他一方面批评项羽将失败归罪于天，一方面又突出项羽在相貌上与舜帝的相似[13]。项羽虽未称帝，却有帝王之相；虽有帝王之相，却含恨自刎，字句间充满着司马迁的悲哀、无奈、不甘。赞扬奋发有为的人，伍子胥鞭打楚平王之尸是被后人诟病的，但行为是为无辜而死的父亲、兄长报仇，所以在司马迁的眼中，这是“弃小义，雪大耻”[3]1935。评价人物，司马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会人云亦云。

三个摆渡人以智者、义者、隐者的形象出现在史书中，既阐明了个人的价值观，又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完成了对主人公的救赎，也成为后人的吟咏对象，南朝梁鲍几在《伍子胥》中云：“日暮江波急，谁怜渔丈人。”[14]2025唐韩愈在《湘中》中云：“萍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弦歌。”[4]3841唐李德裕在《汨罗》中云：“不劳渔父重相问，自有招魂拭泪巾。”[4]5415他们对历史人物的歌咏也让项羽、伍子胥、屈原三位主人公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性格得到进一步地展示，构造情节的画面感进一步地增强，同时更好地传递了司马迁的怜惜英雄的情感立场，表明了他的书写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