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差距的总体形势与应对思路

施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北京 100010)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比上年提高0.003，结束了“七连降”态势。但如何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人们分歧很大。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我国收入差距是否已经突破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拐点，换句话说，收入差距是否将随经济增长而自发缩小？二是较高的收入差距是市场化改革所致，还是缘于市场化改革不足，换句话说，当前缩小收入差距是否应当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在对我国收入差距总体形势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缩小收入差距面临的条件和约束，形成应对思路。

一、对我国收入差距总体形势的判断

(一)收入差距仍然处于高位平台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图1和图2)。大体而言，收入差距的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收入差距基本平稳并处于较低水平。8年时间，城镇基尼系数从0.16提高到0.19，只增加了0.03；农村基尼系数从0.21提高到0.23，只增加了0.02；前10%群体税前收入占比从27.1%提高到29.5%，也只增加了2.4个百分点。

图1 1978—2016年基尼系数演变

资料来源：① 全国基尼系数：1995—1999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1)，国家统计局于2001年公布了1995—1999年的全国基尼系数、1978—1999年的城镇与农村基尼系数,该数据源得到较为广泛的引用[1]；2000年数据来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报告中指出：“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112/t20111219_16151.html；2003—2015年数据来自《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2016》。② 城镇基尼系数：1978—1999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1)[1]；2011年数据来自新闻“国家统计局局长回应为何不公布基尼系数和调查失业率”，时任统计局局长认为这一数值被低估[2]。③ 农村基尼系数：数据来自《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2013》，其中1978—1999年数据与国家统计局(2001)大体一致，2013年及以后未再公布

图2 1978—2015年不同阶层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第二阶段：1985—2008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且超过警戒水平。全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达0.412，超过0.4的警戒水平，并于2008年进一步增加到0.491。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也大幅增加，但尚低于0.4，说明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不平等贡献很大。前10%群体税前收入占比从29.5%提高到42.4%，后50%群体税前收入占比则从25.4%下降到14.8%，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收入差距缓慢缩小但仍处于高位。2008—2015年，全国基尼系数连续7年下降，但只减少0.029，前10%群体税前收入占比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后50%群体税前收入占比没有变化。2016年，全国基尼系数又回升0.003。可见，近几年收入差距虽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演变呈胶着态势。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趋势看，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平台期，不能认为已经突破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

(二)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存在不确定性

城乡、地区与财产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总体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3个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变化趋势与相对重要性出现重大转变。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轨迹，但降幅趋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1985年，城乡收入比为1.86，较1978年降低28%。但随着农村改革红利消退与城市体制改革推进，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曾因政府提高农产品定价短期下降)，2009年达到3.33倍的顶点，此后得以扭转，2014年重新下降到3倍以内(图3)。但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较高水平，且降幅趋缓(图4)。伴随着差距水平的缩小与城市比重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下降。

图3 1978—2015年城乡收入差距

注：计算方法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其中，1978—2012年数据来源于分别开展的城镇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2013—2015年数据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按可比口径推算获得

图4 1979—2015年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幅度

资料来源：同上

第二，地区收入差距演变也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轨迹，但当前存在再次扩大的可能。以人均GDP变异系数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出现3次趋势性转变。3次转变主要缘于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与板块内部差异的相对变化(图5和图6)。1978—1990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东部板块内部差距迅速缩小，板块间差距大体不变，地区收入差距缩小。1990—2002年，板块内部差距大体不变，但东部板块相对其他板块的差距不断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2002—2014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的推进，东部板块相对其他板块的差距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再次缩小，其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也在降低。但近年来，中西部和东北板块经济增速相对下滑，地区收入差距在2015年再次扩大，未来仍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图5 1978—2015年全国和各区域人均GDP变异系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图6 1978—2015年我国四大地区相对人均GDP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第三，财富占有差距迅速扩大，财产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增加。改革开放后，随着私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不同社会群体的财富占有水平迅速分化。根据WID数据库，1995年，我国前10%群体占有全国财富的41%，而到2010年这一数值已超过60%，之后虽增长趋缓，但2015年仍超过67%；与此同时，我国中间40%群体与后50%群体占有全国财富比重均大幅下降，从1995年的43%和16%，下降到2010年的30%和7%，此后降幅虽然趋缓，但2015年仍降至26%和6%(图7)。财富占有差距会进一步演化为财产收入差距，两者互为加强。财产收入差距已经在城乡间、地区间、不同收入群体间呈现不平衡的趋势，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3]。

综合看，一方面，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虽呈下降态势，但降幅趋缓甚至再次扩大，且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贡献下降；另一方面，财富占有差距仍在扩大，财产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贡献增加。未来我国收入差距是降、是升，抑或维持高位，存在不确定性，不能认为其将随经济增长而自发缩小。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在进一步促进城乡、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遏制并扭转财富占有与财产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图7 1995—2015年财富占有差距

资料来源：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二、当前缩小收入差距面临的条件和约束

(一)跨越刘易斯拐点为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议价能力仍受全球化的制约

劳动收入占比会影响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进而影响财富的敛散程度。其占比下降，是发达国家“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20世纪80年代后”两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共同原因。但两次下降机理不同：第一次主要缘于城镇化初期，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二次主要缘于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增强了资本的议价能力。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跨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也因此受到上述两种因素叠加的冲击，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下降(图8)。

图8 1995—2015年劳动收入占比

注：① 全国劳动收入占比由“分省劳动者报酬之和/(分省收入法GDP-生产净税额)之和”得到；② 2004年劳动收入报酬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实际下降幅度小于图中所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有了客观的推动力，其占比也在2008年以后有所回升。尽管如此，这一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受全球化制约，很多人担心劳动收入持续上涨会导致大量资本向国外转移就是体现。

(二)要素流动正在由集聚转向扩散，但扩散效应对空间发展格局的改善受到市场不完善的制约

经济增长在空间层面表现为要素流动，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分配效应有别。正如佩鲁所言:“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4]在前一阶段，由于规模效应，要素向增长极聚集；在后一阶段，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制约，要素又向周边地区扩散。

作为转型国家，我国的要素自由流动是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步产生的。计划经济时期，要素的空间配置主要是由政府意志决定的，虽然在四大板块间大体平衡(图6)，却违背了效率原则，也导致城乡和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图3和图5)。随着市场化改革启动，要素流动的空间集聚最初促使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生产要素向城市和东部地区继续集中，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近年来，我国要素流动效应正在发生转变。从农民工就业地域分布来看，中西部地区吸纳能力逐步增强：相较于2010年，2015年东部地区农民工增加277万人，占全国比重下降7.5%；中部地区增加1 873万人，占全国比重提高4.6%；西部地区增加1 363万人，占全国比重提高2.9%(图9)。但要素流动的扩散效应受到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在区域层面，一些地区“市场意识”较弱，民营经济发展不足，限制了其要素吸纳能力(图10)；在城乡层面，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仍然不足，限制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农民财产权利的实现。

图9 农民工就业地区分布

注：农民工就业分布，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另有少数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从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图10 2015年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常住人口城镇化比率

注：①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由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计算; ② 未包括西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6》数据计算

(三)国家发展战略由倾斜转为平衡，但公共服务投入仍然分布不均

对于后发追赶型国家而言，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效益较高的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构成倾斜式发展战略，这在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促进经济更快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与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

2000年以后，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更加注重平衡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战略的先后实施，中央政府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大为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先后在2002和2009年出现拐点，国家发展战略转向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中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追上东部地区(图11)，但公共服务投入仍然落后。以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衡量，东部地区仍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图12)。在城乡层面，差距同样很大，2015年城市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达10.2人，而农村仅为3.9人，城市是农村的2.6倍[5]。以上比较仅就数量而言，从质量上看，优质公共资源分布更加不均。随着我国进入后发追赶周期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要由投资为主转向技术进步为主。公共服务不均衡，会导致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缺乏增长的内生动力。

图11 1993—2015年分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人均水平之比

注：① 分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方法是，该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和除以该区域年末常住人口之和;

② 未包括西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图12 2007—2015年分区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务与全国人均水平之比

注：① 本文统计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地方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② 由于2007年财政支出项目口径出现较大变化，没有计算2007年之前的情况; ③ 未包括西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但财富占有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由城镇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社队集体作为供给主体，生产与福利相合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民营经济从业人员脱离了原有的社会保障，而福利压力较大的国有经济难以同民营经济平等竞争，这一保障体系逐步瓦解。为此，我们开始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新体系，并取得较大进展。目前，新体系已经在养老、医疗、失业等多个维度涵盖了绝大多数人口，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不健全、层次低的问题。一方面，保障仍由属地化提供，存在地区和城乡分割，呈现碎片化特征。另一方面，保障水平较低，只能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我国财富占有差距的拉大，马太效应逐步显现。财富占有越多的社会群体，财产性收入越高，越能扩大财富的积累，这一效应也被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与股市的大幅波动所放大。而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部分领域甚至存在“逆向转移支付”，难以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总体思路

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如何认识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的相互关系，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出现转向。

概括地说，市场化改革包含两大维度：一是在产权制度上，保护并细化个人的财产权利，主要表现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二是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拓展要素自由流动的深度和广度，主要表现为统一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市场。在发展阶段早期，一方面，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融入全球市场会进一步拉低劳动相对资本的议价能力，此时民营经济发展会拉大财富占有差距；另一方面，要素的自由流动存在先集聚后扩散的客观过程，此时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也会拉大城乡和地区差距。而这一时期，政府采取倾斜式发展战略与力度较低的再分配政策，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要素流动由集聚转向扩散。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既是转变发展动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条件，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前提。此外，缩小收入差距还要求政府转型。

因此，我们提出当前缩小收入差距的总体思路：在坚定不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促进政府转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第一，坚定不移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加大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生产要素在区际、城乡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要素流动的扩散效应。由于要素流动也受到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公共资源密度高的地区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大。这也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虽已出现一系列“大城市病”，但仍然存在人口流入压力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公共资源在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平衡分布。

第二，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加大再分配力度。当前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进一步推动城镇化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升。而城镇就业新增岗位主要源于民营经济，应当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但在现有财富占有差距已然较大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加剧财产收入不平等，这就要求加大再分配力度。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产权保护，破除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壁垒，这也将为再分配创造空间和条件；另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提高财产税比重和高收入群体税负，加强转移支付，切实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覆盖面，营造有利于“双创”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第三，坚定不移深化对外开放，并更好发挥“成长红利”的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有助于促进增长动力的转换，但由于资本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可能制约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相较发达国家人均资本较低，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其资本回报率更高，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形成“成长红利”。这意味着，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税收的自主空间更大。应当在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更好发挥“成长红利”的作用，这也将为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创造条件。

[1] 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J].中国国情国力，2001(1)：29-30.

[2] 国家统计局局长回应为何不公布基尼系数和调查失业率[EB/OL].(2013-03-0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3/07/c_111618107.htm.

[3] 王雄军.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状况及其趋势判断[J].改革，2017(4):14-26.

[4] 弗朗索瓦·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G]//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