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
——资源诅咒视角

王旭东， 余吉祥

(1.安徽科技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2.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资源型城市可以通过自然资源的开采获得额外收入，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但近年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反而落后于资源贫乏的城市，这是否与资源诅咒效应有关，以及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值得深入思考。文章以安徽省9个资源型地级市2000～201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对安徽省资源型城市是否陷入资源诅咒陷阱进行验证，并进一步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来探讨资源诅咒的效应和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在经济下行期，过于依赖资源产业的资源型城市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并且资源禀赋通过阻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限制地方政府的对外开放行为、科技支出偏向行为和其它社会性支出偏向行为间接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安徽省是一个矿产资源大省，截至2015年底，已发现矿产158种(含亚种)，列入资源储量表89种，其中煤、铜、铁是安徽省的优势矿产，拥有资源型城市11个，其中成熟型8个、衰退型2个、再生型1个。作为全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淮南、淮北、马鞍山、铜陵等资源型城市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随着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甚至是掠夺性的开发，资源型城市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正逐渐衰弱和消失，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逐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接续产业薄弱、经济发展落后等一系列严重问题[1]。以上内容涉及到“资源诅咒”命题，即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缓慢甚至停滞的，而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此命题是否成立仍无定论[3]，尤其是对于我国资源型城市究竟是由于资源诅咒还是其它原因而导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着很大的争论[4]。那么安徽省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滞后是由资源诅咒，还是由其它因素导致的？另外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如果是资源咒诅导致的，它是否会通过地方政府行为来限制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首先对安徽省资源型城市是否陷入资源诅咒陷阱进行验证，并进一步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来探讨资源诅咒的效应和传导机制。结果发现，资源型城市是否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与我国经济整体发展形势有很大关系，经济上行期安徽省资源型城市并未显现出资源诅咒效应，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城市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进入经济下行期后，我国经济生产投资需求不足，尤其是制造业的疲软，使自然资源供大于求，进而使过于依赖资源产业的资源型城市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并进一步发现资源禀赋通过阻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限制地方政府的对外开放行为、科技支出偏向行为和其它社会性支出偏向行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中介效应，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1 安徽省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1.1 城市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状况

2011年安徽省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共有16个地级市，其中有9个资源型城市，7个非资源型城市。按照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来代表城市的资源依赖度[5]，选取2000～2016年平均资源依赖度最严重的4个地级市(淮北、淮南、马鞍山、宿州)，比较它们与非资源型城市的人均GDP增长率(图1)。

图1 2000～2016年安徽省资源依赖最严重的4个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人均GDP平均增长率(%)

图1显示，安徽省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呈倒U型曲线，2000～2007年经济增速整体上都在加速，资源型城市的平均经济增速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平均经济增速差距不大，甚至部分年份还要略高于非资源型城市；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影响，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但资源型城市在2008年的增速却比2007年要高，这与我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有关，国家投入4万亿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使矿产品需求逆向猛增，刺激了矿产品价格上涨，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速不降反。但2008年后，安徽省的资源型城市的平均经济增速基本都低于非资源型城市，并且下滑更快。虽然这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经济进入下行期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源型城市单一的产业结构[6]，导致其在经济危机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资源诅咒的效应开始显现。以2008年为界，2008年前安徽省资源型城市不存在资源诅咒，甚至应该为资源祝福，2008年后安徽省资源型城市陷入资源诅咒。于是，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在经济下行期，资源型城市陷入资源诅咒陷阱。

1.2 城市资源禀赋与地方政府对外开放行为状况

FDI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7]，但以资源为导向的FDI又不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采矿业吸纳FDI的比例一直很低。201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 262.67亿美元，采矿业吸纳比例仅占0.08%，而制造业高达28.17%。另一方面，资源型城市以矿产开采业为主，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制造业不发达，资源开采业缺乏对FDI的吸引力，资源型城市吸引FDI的能力有限。

图2对比了2000～2016年各年度安徽省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平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从图2中可以发现，2006年之前资源型城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比非资源型城市略低，差距并不大，但从2007年开始，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差距正在逐步变大。基于此，提出第二个假说。

图2 2000～2016年安徽省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平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单位：万元)

假说2：资源禀赋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开放行为，挤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并进一步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

1.3 城市资源禀赋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偏向行为状况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性支出会直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而社会性支出则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8]。由于各类支出之间高度相关，本文重点观察资源禀赋与地方政府社会性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2008年后，资源型城市的科学技术支出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并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原因可能是发生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我国进入经济下行期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试图加强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资源型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其科学技术投入受限。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第三个假说。

图3 2000～2016年安徽省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公共财政中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

假说3：资源禀赋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科学技术支出，进而影响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

2 研究与设计

2.1 模型设定

为了弄清楚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法[9]，该方法常被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过程和机制。基于Sachs等建立的资源诅咒效应模型，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1)

(1)

(1)

其中，Y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RD表示资源禀赋变量，M表示中介变量向量集；i对应各个市的截面单位；t为年份；系数c为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总效应；系数a为资源禀赋对中介变量M的效应；系数b是在控制了资源禀赋的影响后，中介变量M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效应；系数c'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M的影响后，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e1、e2、e3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选取

解释变量的选取考虑到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采矿业从业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作为衡量资源禀赋的指标。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比越高，说明城市经济对资源产业的依赖越大。同时，由于城市之间的采矿业从业人数比重差异较大，为使数据尽量平缓，本文用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万分比，并对其取自然对数，以减小数据的波动性。

中介变量的选取从前文得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地方政府对外开放行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偏向行为均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的中介变量选取如下：

表1 中介变量

将上述中介变量加入到基本回归模型(1)(2)(3)中，可得到最终的“中介效应”模型：

(4)

(5)

(6)

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3年，《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将安徽省9个地级市(淮北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滁州市、宿州市、亳州市、池州市、宣城市)、县级市(巢湖市)以及颍上县共11个城市列为资源型城市，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安徽省9个资源型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为2000～2016年，共153组样本。

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2001-201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6》《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4》。

2.4 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安徽省9个资源型地级市17年(2000～2016)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模型包括Pooled 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Wald检验、B-P检验、Hausman检验等方法来判断选择那种模型，并在估计过程中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处理面板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等问题。对于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Stata的xtscc命令进行估计；对于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本面板数据的结构特征，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GLS估计。

2.4.1 经济上行期和经济下行期的资源诅咒总效应检验 首先对经济上行期(2000～2007年)和经济下行期(2008～2016年)的资源诅咒总效益进行检验，来验证假说1。表2的(1)和(2)列分别为经济上行期和经济下行期的资源诅咒总效应。从结果来看，资源禀赋的系数分别为0.047 7和-0.309，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说1是十分吻合的。在经济上行期(2000～2007年)我国各类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资源型城市带来了巨大收益，从而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而进入经济下行期后，我国经济生产投资需求不足，尤其是制造业的疲软，使自然资源供大于求，进而使过于依赖资源产业的资源型城市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

表2 经济上行期和经济下行期的资源诅咒总效应

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下同。

2.4.2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检验 分析发现在经济下行期(2008～2016年)，资源型城市陷入资源诅咒陷阱。根据中介效应分析法，再估计资源禀赋对中介变量的效应系数a和中介变量对经济发展的效应系数b，进一步对经济下行期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分析资源型城市陷入资源诅咒的原因。

表3 资源禀赋对中介变量的效应

从表3中可以发现，资源禀赋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地方政府对外开放行为、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偏向行为和地方政府其它社会性支出偏向行为等中介变量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再进一步观察资源禀赋与各中介变量对经济发展的系数(表4)，(1)～(6)列依次分别添加中介变量，(6)列添加所有中介变量后可以得到中介变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效应系数b。添加所有中介变量后系数b的绝对值明显变小，说明资源禀赋与中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时模型拟合优度R2逐渐增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度也不断增强。观察(6)列，在控制了资源禀赋的影响后，除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偏向行为外，其他中介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都显著正相关，说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地方政府对外开放行为、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偏向行为和地方政府其它社会性支出偏向行为等都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表4 资源禀赋与中介变量对经济发展的效应

根据表3、4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资源诅咒的中介效应a×b，从表5中发现，在经济下行期，资源禀赋通过阻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限制地方政府的对外开放行为、科技支出偏向行为和其它社会性支出偏向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负的中介效应，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的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占比为：a×b/c=76.64%。综合以上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假说2和假说3。

表5 资源诅咒的中介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禀赋高度相关，在经济上行期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资源型城市带来了巨大收益，从而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而进入经济下行期后，经济生产投资需求不足，使得自然资源供大于求，进而使过于依赖资源产业的资源型城市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为：资源禀赋通过限制物质资本投资、挤出人力资本投资、限制地方政府的对外开放行为和科技支出偏向行为等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3 政策建议

3.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物质资本向非资源产业投入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0]。但由于资源型城市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企业多为资源开采企业，其设备多为勘探、挖掘以及厂房等资源开采专用设备，很难转作其他用途，资源型企业随着资本存量水平的提高，追加资本的边际产量下降，产出水平在逐步趋缓。如果仅仅是加大对资源型产业的物质资本投入，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按照资源型城市的分类，马鞍山市属于再生型城市，淮北市、铜陵市属于衰退型城市，其余像淮南市、滁州市等6个地级市属于成熟型城市，说明各地级市的资源型产业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已经衰退或已经转型，但不论如何，都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支柱型替代产业，逐渐摆脱资源依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3.2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建立起吸纳人才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改善本地的创业就业环境，优化工作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在本市就业；其次要留住本地人才，不能只重视外地人才而忽视本地人才，通过为本地大学生提供回乡就业补贴等优惠政策，让本地培养的大学生积极返乡创业就业；第三，要尊重人才、用好人才，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才的实际情况，将人才用到真正需要他的岗位上，高层次人才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他们更注重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要让人才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3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摆脱对资源产业的依赖

资源型城市可以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由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再加上地方政府往往过多的关注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而忽视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导致资源型城市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引进结构不合理、实际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并没有真正发挥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要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状况，科学制定招商引资政策，积极吸引外资企业进入本地，弥补本地资本不足，同时要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引进，为本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吸引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不断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能力、研发水平和管理效率。

3.4 重视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的比例

重视科技创新，鼓励社会企业积极科技创新。加大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支出占比，引导企业对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方法、工艺进行大胆地改革，积极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业竞争力，实现资源城市的主导产业延伸。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大大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经济发展。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资源型城市是以资源开采而兴起的城市，大量的劳动力在资源开采企业就业，而资源开采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资源开采企业负责员工的社会保障，存在既办企业又办社会的现象，企业压力巨大。政府加大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就业等社会保障支出，保障居民生活水平，一方面为资源企业减轻社会负担，使资源企业可以更加集中精力于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提高研发和产品深加工能力，加快企业向高科技企业转型；另一方面使居民逐渐脱离对资源企业的依赖。长期以来，居民不愿脱离资源企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不愿失去资源企业提供的各种保障福利，现在要让他们转变观念，社会保障福利不应该由企业承担，而是由政府来承担，让他们相信政府有能力比企业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福利，进而摆脱对资源企业的依赖，向其他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