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劳动、雇佣劳动与社会劳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概念的逻辑层次

2018-03-17 16:37王一成
关键词:资本论生产力资本主义

王一成

当代国外左派学界的不少学者致力于通过新概念来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种学术努力值得肯定。但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如果要将这种理论努力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就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深刻思想。哈特和奈格里是当今国外左派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家,他们在《大同世界》中提出:“与其说资本提供协作,不如说是剥夺协作,这是剥削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核心要素。这种剥夺不是发生在个体工人身上(因为协作已经昭示着集体性),而是发生在社会劳动身上,以信息流动、交往网络、社会符码、语言创新以及情感和激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他们从生命政治劳动的角度理解社会劳动概念,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传统的可计量的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等概念基础上的。以上观点揭示了从多重层面剖析和梳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必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际上也运用过“社会劳动”概念,但他对这一概念的把握与哈特、奈格里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仅关乎他们之间是否都能运用新概念的问题,而且关乎谁能抓住剖析新现象的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三重内涵的揭示,来凸显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深刻性。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三重逐渐递进的逻辑层次:首先,从最抽象的层面上来讲,劳动是劳动者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的特殊活动,它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历史形式所共有,即“一般劳动”;其次,就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而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指挥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劳动力商品作为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反映的是“雇佣劳动”;再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变,特别是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革,社会化大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发展为实际上的从属,单个工人只有通过社会化劳动才能发挥作用,此即“社会劳动”。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站在“社会劳动”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才能从内在矛盾运动的维度出发对资本本身进行科学的揭示与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的生产过程”为研究主题,并且严格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来展开这一论题。因此,在论述“商品”“货币”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抽象”阶段,现实的“劳动”问题还未进入马克思的论述范围。在这里,“劳动”概念扮演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以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形式构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另一方面,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凸显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性质的转变。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资本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进而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就成为创造价值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马克思一旦将分析视域从“嘈杂的”交换领域推进到“隐蔽的”生产场所,现实的劳动过程就成为首先要面对的对象,这是因为,只有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真实运行机制,才能透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奥秘,并加以科学的批判。那么,什么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呢?马克思没有直接切入这一问题的分析,而是仍然秉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首先考察了一般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对劳动过程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一般劳动过程与他在早期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所依据的一般劳动过程有着本质的差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且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仅仅理解为一种纯粹个人的直接劳动过程。基于此,当时的他无法发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在本质,而只能以外在悬设的人本主义价值支点来批判工人劳动的异化性质。经过唯物史观的思想过渡,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再仅仅从笼统的抽象层面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了。在他看来,作为特定历史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规定性,它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层面:“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说,尽管承认一般劳动过程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历史形式所共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也不例外,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抽象”层面的论述。“抽象”层面的存在之所以重要,就是为了更好地辨别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能够对“具体”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劳动过程而言,论述一般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想要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首先是一般劳动过程,是抛开了内在的差异、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一般劳动过程。但问题是,仅仅从一般劳动过程出发是无法准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内涵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体,它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增殖过程,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与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商品,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15、229-230、217-218页。

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由“一般劳动”发展为“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典型形式,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性。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第一,从前提的角度看,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22页。使得劳动力占有者失去了赖以独立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得不作为“自由工人”在商品市场上寻找与自身相对立的资本,为之吸收,进而成为资本自行增殖的价值源泉;第二,从过程的角度看,雇佣工人的劳动过程不再是个体劳动者借助于自己的劳动资料进行独立生产的自然劳动过程,而是表现为在资本支配下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就价值增殖而言,它构成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第三,从结果的角度看,雇佣工人在资本的支配下所生产的产品只是表现为资本的产物,体现着资本本身的生产力,而不再是劳动主体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资本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一种特殊形式,既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劳动产品普遍商品化的体现。对于劳动力商品而言,它既然已经失去了独立进行一般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就只能作为资本的可变部分参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力商品的意义就在于它自身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增殖的源泉,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就表现为雇佣劳动在资本支配下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

从“一般劳动”推进到“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已经彰显出来。然而,这还没有触及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劳动力商品同资本相交换,进而成为可变资本,在资本的指挥下创造剩余价值,或者说资本开始消费自身所吸纳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一阶段看似已经进入了现实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但实际上仅仅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仅仅是劳资交换的延伸过程。如果把资本主义批判的落脚点置于此,认为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就是资本对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残酷剥削,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像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那样,把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理解为改变“劳动”的组织形式。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变,特别是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革,实际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社会化大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时,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了彻底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3页。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为主体性活动的劳动部分已经逐渐趋于消解,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愈发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对于此,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阐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达,并且谈到了自动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但由于对具体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他仍是主要从一般劳动过程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59页。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此时的马克思必然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关系,更无法把握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复杂性质,而仅仅把“资本”看作是以物质形式呈现的“积累的劳动”,与之对立的“劳动”就成为人类主体自身活动能力的展现。这一问题在稍晚的《哲学的贫困》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有所突破。一旦马克思将“交往关系”明确界定为“生产关系”,那么唯物史观视域中的“资本”就不再是“物”,而是具有特定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劳动”也就不再是抽象的一般劳动过程,而是具有丰富历史规定性的特殊劳动过程。但要注意的是,与后来的《资本论》相比,马克思在上述两个文本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探讨还是从哲学历史观层面出发的,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具体化。

这一工作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由于讨论的是简单流通关系,仍处于“抽象”阶段,还没有进入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转入“资本章”,马克思就开始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并且明确把资本的生产过程看作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的交换,其结果就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即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指挥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对资本来说,雇佣劳动存在的意义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显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从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层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了,并且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理解为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但进一步而言,这仅仅代表着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劳资交换的延伸过程与实现形式,还没有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立意义。

而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情况有所改变。通过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特别是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自动机器体系的形成,马克思开始逐渐越出直接生产过程阶段,进而挖掘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自身性质。马克思指出,在自动的机器体系中,“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如果说在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过程还占据着生产过程的主导地位,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还不那么泾渭分明,那么到了以自动机器体系占主导的生产过程阶段,作为有主体性的劳动过程就发生了剧烈的转型,工人的简单生产过程或“雇佣劳动”的实现形式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成为自动体系中的从属环节,仅仅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部分。换言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95页。因此,现实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已经不再是“雇佣劳动”的实现形式,不再是劳资交换的延伸过程,而是上升为一种社会劳动过程,这种“社会劳动”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表现形式,内含着“社会知识”的积累、自然科学的运用以及社会劳动组织的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挖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内涵,并且把对现实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解从“雇佣劳动”层面推进到“社会劳动”层面。然而,作为试探性的研究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理解还是不够成熟的,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对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譬如说,此时的他还是在一般性层面上谈论作为劳资交换结果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工人的简单劳动过程仍然是劳资交换过程的延伸。只是到了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才涉及到更为复杂的代表资本主义特殊性质的社会劳动过程。另外,他对“协作”的历史性质也没有展开分析。实际上,只有到了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才真正理解了代表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的本质内涵。

首先,马克思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为视角,明确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两者的区分标准,建立了成熟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趋势体现为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力求延长工作日,然而这种延长会遇到自身自然限制与社会限制。因此,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力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就成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内在要求,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它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自身的起点,又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3页。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由资本支配下雇佣工人的独立劳动过程发展为具有更加丰富内容的“社会劳动”过程。

其次,马克思深入挖掘了“协作”的社会历史意义,并进一步将“协作”“分工”与“机器”作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特征理解为“社会化大生产”。在简单协作中,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创造出了一种超出单个劳动者力量总和的集体生产力,这种集体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以资本对雇佣工人的生产指挥权为前提,工人一进入劳动过程,就成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式(可变资本),他们在协同行动中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他的独立劳动过程已经完全消解,每个工人都被固定在相对狭隘的局部范围内,只是作为生产中的机器部件起作用。在工场手工业分工条件下,雇佣劳动本身转化为终身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器官,工人只有作为“片面的局部工人”才能在生产过程发挥作用。进一步而言,在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工厂中,工人劳动方式的革命显现得更为彻底。在融合了“社会知识”、自然科学与社会劳动组织的现代工厂制度面前,单个工人的劳动过程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只有作为“社会化的工人”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能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最后,在上述两者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与实际上的从属之区分,揭示了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过程的根本改变。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中,资本仅仅在形式上指挥工人,每个工人的劳动过程相对独立且没有发生质性变化,雇佣工人的劳动方式仍然按照以前的模式,资本只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整个劳动过程不具有独立的历史意义;而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下,资本已经渗透到工人的劳动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劳动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劳动过程,而这种新的社会劳动过程则代表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形式。因此,马克思说:“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

问题至此还未结束。对于马克思而言,仅就分析“社会劳动”在资本关系中是如何运作的还远远不够,这是他始终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47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除了要知道“社会劳动”的具体内容与运行机制之外,我们还必须以历史发生学的思路在资本本身的运动中研究如下问题:它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它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以及它的未来发展路径究竟如何?

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时,他指出:“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还是和它自己的界限相矛盾的。因为,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是迄今为止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对立性质而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87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代表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在极大程度上发展了物质生产力,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意义,但是它由于其自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必然包含着两点特征:一方面,“社会劳动”自身的矛盾性包含着生产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要冲破这个界限,因而引发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等等;另一方面,在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劳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相对立的单纯物质财富的生产。也就是说,“社会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产物,同时又为更高阶段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基础。这些观点都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作为从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向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过渡,《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第一册第六章即“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承接性章节。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从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变化中再次强调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发展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39页。而且还在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中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劳动”的本质属性与历史意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劳动”的历史性。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有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因而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35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式为前提的,但劳动过程即实际生产过程的方式与方法并不会一开始就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质的改变而发生本质的变化。相反,实际情况却是当劳动过程开始从属于资本时,资本是在现有的劳动过程与技术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增殖运动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下,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指挥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这还是劳资交换过程的延伸阶段。然而,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发展为实际上的从属,一种不同于以前的、蕴含着复杂内容的“社会劳动”发展起来了。这种以“社会劳动”为底色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它既使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又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构成资本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因此,“社会劳动”并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天然属性,它是随着资本自身运动的推进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社会劳动”的物化性。由于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被并入资本,所以“社会劳动”所体现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非雇佣工人的主体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如果以一般劳动过程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么这一过程确实是工人在使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耗费自己的劳动能力、从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就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即不变资本吸收活劳动,使之从属于自己并服务于资本自身的增殖运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化性”特征。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方式发生剧烈的变革,特别是由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化性”特征将会变得更加复杂与神秘。他指出:“不仅这些物——这些劳动产品,既作为使用价值,又作为交换价值——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且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这样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作为这样的社会力,这些物同劳动相对立而‘资本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37页。也就是说,工人作为可变资本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它仅仅是“社会劳动”的构成要素,然而这种“社会劳动”却不属于工人。恰恰相反,以协作、分工、机器的应用等等为基础的“社会劳动”,只是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发展形态,作为剥削剩余劳动的手段同工人相对立。

第三,“社会劳动”的再生产性。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发展为实际从属,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愈发表现为“社会劳动”,资本的生产力也愈发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改造了生产方式,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生产的新形态;另一方面,也正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资本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运动过程的历史发生学分析,揭示了工人劳动与资本的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把劳动的生产条件作为资本生产出来,资本把劳动作为使自己当做资本来实现的手段,作为雇佣劳动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作为资本,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也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治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7、544页。由此看来,资本关系的形态是与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劳动”作为资本的发展形态,其生产与再生产实际上只是工人自己劳动的异化式表现结果。正是在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的“物化性”特征才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四,“社会劳动”的矛盾性。如果说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性质出发阐明“社会劳动”的对立性和物化性,那么在这里,他则是基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揭示出“社会劳动”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关系不仅被再生产出来,以越来越大的规模生产出来,不仅给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工人,不断地席卷从前不从属于自己的生产部门,而且,正像叙述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在对于资本家这一方越来越有力,而对雇佣工人那一方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再生产出来的”。然而特别要注意的是,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矛盾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并非像许多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资本霸权逻辑的单向度布展与扩张。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体现为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生产力,“社会劳动”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提供现实条件;与此同时,“社会劳动”又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44、547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一般劳动”过程,而且是资本占有“自由”的劳动力商品,进而指挥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过程,在以“雇佣劳动”为历史特征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自行增殖运动;进一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不仅仅是劳资交换的延伸过程与雇佣劳动的实现形式,而且是内含诸多复杂要素的“社会劳动”过程,在以“社会劳动”为典型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同样如此:如果只是站在“一般劳动”层面,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般劳动过程,那么我们就无法把握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性,而且往往会将其视为与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加以斥责;如果只是站在“雇佣劳动”的层面上,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仅仅看作是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只能从剩余价值剥削的角度批判劳资交换的不公平性。换言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异化性质的批判,而且是对作为历史性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不仅仅是对资本家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批判,而且是对作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2页。我们只有站在“社会劳动”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才能从资本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出发对其进行科学的揭示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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