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华裔学者视域中的中国道路
——基于熊玠(James C.Hsiung)《大国复兴》的分析

王怡尧

(1.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四川 南充 637009；2.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一、熊玠中国道路论的缘起

国外华裔学者观察中国的视角一般来说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因为他们既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又较为了解西方思想文化。有的国外华裔学者同时拥有国内外生活经历，甚至有些学者在学术界还十分活跃。

(一)思想基础

作为美籍华人的熊玠(James C.Hsiung)，“学贯中西”，其思想与知识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政治思想，这样的知识背景有利于他形成别具一格的思想体系。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熊玠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他1935年7月23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逐渐伸向华北平原，熊玠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战争环境中渡过的。从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先是面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后是解放战争的爆发，在1949年全国解放之际熊玠迁往台湾。熊玠在青少年时期既充分感受到了旧中国的羸弱、普通民众生存的艰难，又切实领会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与智慧等美德。熊玠于1949—1958年在台湾生活并且完成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业。熊玠在台湾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大陆和台湾，为其日后从海外观察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2.西方政治思想

熊玠深谙西方政治思想精神。熊玠通过努力学习取得了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新闻系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是亚太国际关系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熊玠于1958年移居美国，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熊玠在取得学术成就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据悉，熊玠以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的身份指导马英九于1976年获得硕士学位，此后在1979年参加起草了《与台湾关系法》[1]，并于1981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2]。熊玠在求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中不断加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为其日后以国际视野看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现世情势

这里的现世情势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发展变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态势。

1.中国发展迅速

中国发展迅速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从纵向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以罕见的毅力坚持、战略定力，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使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上升。这样的成就让世人看到了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从横向来看，即使参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等方面都是令人赞叹的。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不忘初心、登高望远，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利完成和实施了“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形成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新局面。

2.西方发展困难

这里所说的西方发展困难主要指的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发展问题，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发展速度明显下滑，且长期走不出困境。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发展衰退、经济危机，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的崛起，在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局部战争与恐怖主义的兴起。

二、熊玠认识中国道路的3个维度

熊玠认识中国道路的维度主要有3个：中华文明维度、指导思想维度和改革开放维度。通过这3个维度，熊玠分析了中国道路形成的文明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他提出中国复兴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复兴，在复兴过程中国家的指导思想实际是从古代的儒家思想过渡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文明背景维度：中华文明的自我复兴

熊玠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华文明何以延长至今而历久不衰，并且简要回顾了古代中国的辉煌之路。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力量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文明基因。

1.文明基因

熊玠认为，生态因素、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造就了中华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就生态方面来说，中国地理环境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客观条件，“特定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扩张和绵延”[3]7。熊玠提出中国的生态因素有3个特征：广阔的水网既是服务于交通的运输网络也是人们加强联系的纽带；广袤的土地保障了农耕经济能够承载中华文明抚育下的大量人口；古代中国人聚集地比同时期人类其他聚集地更加寒冷的状况造就了中国人的勤劳美德。针对中国生态因素的第3个特征，熊玠作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古代中国人聚居在属于北方较高纬度的黄河流域，北方气候十分寒冷，而同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则生活在温暖的南方，客观生活条件造就了中国人勤劳的优良传统。就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来说，熊玠认为古代中国“天”的观念是一种世俗宗教，与“天”的观念密切相关的是兼容并蓄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所包含的世界观“使得非汉族地区的族群融入中华文明成为可能”[3]8。与这样的文化相伴随的是，中国的教会政治没有发展起来，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宗教战争。换言之，熊玠强调，宗教战争在西方历史上频繁发生并成为了导致许多西方古文明消亡的重要因素，因为宗教战争是一个对文明有着类似连根拔起的破坏性的人类行为。熊玠还认为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所注重的文化吸收以及示范效应等方法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兴盛的原因。熊玠认为古代中国统治者采用的分封制有助于游牧族群文明的保留，这也使得中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没有出现“文化断层”。通过蒙元和满清两朝的例子，熊玠得出结论，由于前面所述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包容性，少数民族即便在古代中国建立起统治政权，最终也是“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3]9。此外，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包容、吸收和借鉴。正因为如此，无论朝代的更替发生在汉族内部还是发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中华文明都得以传承而非被取代。总之，在熊玠看来，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就是其自身的包容性，以及其兼容并蓄的能力”[3]13。虽然熊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因素、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的诠释还有待进一步证明，但是仍然应肯定熊玠跨学科、跨文化思维的丰富性。诚然，中国广阔的水网、广袤的土地和勤劳的品德是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基础性”因素，但是影响中华文明的因素显然不止这些。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在中国没有形成的土壤，但是小范围的宗教矛盾与宗教纷争却是存在的，这需要更详细的说明。此外，在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文明传承不仅是因为文化包容性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文化传承要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来观察，还有政治、经济和制度等因素需要考虑。

2.思想与制度

熊玠认为，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为古代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在历史变幻中得以延续提供了思想及制度保证。其中，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引领与社会整合的作用，它促使古代中国社会走向紧密团结而不是分裂和战争。这样的文化统一和社会整合作用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一是儒家思想注重人文关怀和中庸之道。儒学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周朝衰落的背景下其实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制度转型，即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儒家思想以人文关怀和中庸之道为核心，其思想体系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穿越时空般的影响力，在逾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始终“受到大家的尊崇”[3]19。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便是缓和社会矛盾。日益膨胀的大地主豪强势力，不仅与中央皇权的对立加剧，而且使土地更加集中、社会更加分化，因此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来“制约不断增长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势力”[3]20，换句话说，儒家思想体现出了一种有利于平衡豪强的权势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变化。鉴于地主豪强所据有大量可继承的土地财富并且不断坐大的社会形势，汉武帝为维护皇权统治从而调整社会制度以限制豪强，使得民众可依赖自己的品德与才华来获取权力和财富，“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3]22。其二，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思想。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其主要指标是知识而非权力、经济和血缘等，科举制度有利于推动精英流动与政治稳定。这样的选官制度保障了有才华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地主豪强依靠权势和财富持续坐大。这批文人士大夫群体千年延续，依靠科举制度不断更新力量来形成治理国家的生力军，因此“文人阶层的领导是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3]24。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紧密联系和相互支持，儒家思想在思想、理念、精神和道德等方面发挥了引领社会和维护统治的作用，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的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

3.超级强国

尽管熊玠认为古代中国在公元713—1820年“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也是超级强国的地位”[3]47，但是西方对古代中国地位的认识依然存在争论。西方的争论源于其对中国的误解，熊玠认为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主要是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和古代中国知识狭隘的眼界等因素所导致。事实上，古代中国强大的原因有很多并且有一定层次性。在西方对中国误解的众多原因中，居于主要的无疑是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之后日益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熊玠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并长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3]49。古代中国在贸易、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领先于世界。古代中国是游走在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世界贸易大国，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其GDP总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在哲学、科学、技术、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均有重大成就。

4.文明大国的复兴

中国的迅速复兴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含了文化的复兴，尽管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古代中国的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古代中国的优秀文化。熊玠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复兴之路。一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所涵养的思想、理论和精神传承了数千年，其生命力十分强大。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4]，深厚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基本精神与其独有特征未因时过境迁而有本质上的蜕变”[3]198。熊玠从整体上概括出来的中华文明的主要精神为：天下情怀、和合共生与教化民众。就天下情怀而言，无论是古代中国“天”的概念，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体民众谋福利的天下情怀始终如影随形。就和合共生而言，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兼容并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学习与借鉴，中华文明秉持的是和合共生的理念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就教化民众来说，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独尊儒术、教化众生，还是当前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展现了国家教育民众和引导社会的不懈努力。

二是中华文明国家的复兴。中华文明国家的复兴主要涉及中国的制度因素，这方面的特征主要包括积极政府、科考选官、教育优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等。就积极政府来说，中国政府历来都有追求积极作为的基因，“国家具有指导经济和百姓生活的责任”[3]200，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无论是古代中国社会中“入世”“仁政”“担当天下”等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都体现了政府追求积极作为的深厚基因。就科考选官制度来说，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得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充实到政府机关中，加入到官员队伍中的年轻人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保证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旺盛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公务员制度坚持“凡进必考、凡晋必考”，这种考录行政人员制度也带着古代中国科举选官的影子。就教育优先来说，放眼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得到传承，这或许有科举制度的因素，也或许有官本位文化的因素，无论在社会、政府还是家庭，中国到处弥漫着教育优先的氛围。就国家统一来说，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从统一与分裂的时间对比来看，还是从统一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来看，甚至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来看，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张力始终强大。就社会稳定来说，无论是古代中国追求盛世与大治，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着力追求“富起来”和“强起来”，社会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中华文明与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正如熊玠所看到的，古代中国与新中国之间的文明联系是十分深厚的。

(二)理论基础维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中国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的，或者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道路得以开创的思想基础。熊玠认为，中国道路形成的根本政治前提就是中国执政当局的指导思想从儒家思想过渡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儒家思想的衰落

近代以来，自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急遽僵化与衰落。中国也在应对西方侵略中逐步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史是一部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探索救亡图存的奋斗史。熊玠简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失利过程、外交事务的屈辱过程和内部改变的艰辛过程，这也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即儒学和科举制度的衰落以及多元社会思潮的兴起。自1840年以来，西方侵略者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持续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领海、关税、贸易、司法、军事、外交等主权。面对战争上的失利，中国最初的应对是学习西方军事和技术。“从此，‘师夷长技以制夷’(如由工业化和精密技术支持的现代火器和军事力量)的决心使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道路。”[3]79中国在这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洋务运动中，以汉族官僚为主的洋务派围绕军事工业的发展建造了兵工厂、造船厂、码头，创办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了留学生，等等。戊戌变法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大批忧国忧民者上书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光绪皇帝在103天内连续颁布了包括上层政治领域在内的许多改革措施。清末“新政”始于1898年，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以及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采取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和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在立宪派失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清政府彻底绝望，于1911年领导革命志士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迎来了共和制的新纪元。

2.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于中国命运的重要性类似于思想之于人的重要性，没有思想就会迷失，有了思想就知道方向，对于这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证明。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命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熊玠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奠定了中国道路的根本政治前提。在清帝退位、满清王朝结束之后，国家迎来的不是理想中的和平与繁荣而是北洋军阀的混战。在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寻找新的民族解放道路之际，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取得了革命胜利，而且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坚持国际主义，致力于建立俄中平等关系，宣布结束殖民政策。苏俄新政府的东方政策 “宣布放弃沙俄在华一切侵略特权，拒绝接受庚子赔款”[5]，这对先进的中国人触动很大。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长期侵占中国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上肆意践踏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合法权益。他们不但背信弃义地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一边是苏俄新政府主动放弃业已占有的巨大侵略权益，一边是西方帝国主义肆意欺凌。苏俄与西方帝国主义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公平与正义，两者的对比让任何一个具有良知的世人都能看出苏俄公平正义内涵的真实性与西方帝国主义公平正义内涵的虚假性。苏俄新政府公平正义的指导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正义，这有力地促成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走共产主义道路。在熊玠看来，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阶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广泛代表性以及“致力于消灭国家的阶级敌人”的理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变中国命运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但能通过革命为民众带来和平，而且“正好符合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向往”[3]10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熊玠的这些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展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中国的宏大历史。

(三)现实路径维度：改革开放开创中国道路

1.改革开放开启中国道路

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困难局面，正是因为中国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和对外全方位开放，中国道路才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改革开放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探索前行，激发中华文明活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僵化缺乏活力，失去了古代中国辉煌时候的万千活力。邓小平强调中国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激发古老文明活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生之路。熊玠对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作了极高的评价，“‘中国道路’确实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3]122。由于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相同的情况，所以中国道路的开创性显著。对于中国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中国道路会有试错的情况。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思想路线、经济体制、对外政策、民主法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一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发展混合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二是废除人民公社，坚持家庭联产承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对外开放，学习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先进经营管理制度；四是加强法制，拨乱反正，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顾，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自主与开放、局部与整体等关系。“实施的政策都是以人民的利益和被人民拥护为基础的。”[3]110熊玠对邓小平领导改革、艰辛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虽然不是很全面，但是他的视角值得借鉴。

(2)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更不是杂乱无章的激进，而是继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探索。熊玠从4个方面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一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党和国家在一百年内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判断即是社会主义排斥贫穷、封闭和分裂，国家要“重新融入世界体系并收复香港、澳门和台湾”[3]108。三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是由邓小平的伟大眼界所决定的，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引领社会变革的推动力”[3]109。“从历史角度看，邓小平所做的只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重新规划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而不是彻底推翻原来的目标。”[3]107此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密切相连的。邓小平领导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局面，但始终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毫无异议地指出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直到1976年他去世)的贡献要大于他所犯的错误”[3]108。四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者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只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外，坚持马克思列宁正义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熊玠围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作了一定的阐述，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然而，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理论，也应当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2.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说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一般会涉及另一个概念——“中国模式”。熊玠认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是过程与目的的关系，“中国道路是过程，中国模式是目的”[3]114。中国道路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并且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避免了有损制度整体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兴起，同时也实现了上下同心同德‘一条鞭’效应的产生”[3]120。二是国家治理体系较为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构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来推动社会治理。三是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中央与地方只有合理分权才能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层面在经济调控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先后通过税务、银行和公司制等方面的改革逐步调整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关系。四是经济发展优先。这里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反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盲目模仿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五是“隐性因素”。熊玠列举了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工作努力且自律、吃苦且互助、聪明且学习能力强、低工资、热情而高效、节约且坚持集体主义等。熊玠对中国道路独特性的认识反映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赞美及对中国道路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熊玠对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把握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认为政党“直接治理”国家治理模式中，“共产党是决定政治参与的终极权力，是合法性的来源”[3]120。很明显，熊玠对中国道路的理解还不到位，存在一些偏差，缺少对另外一些更关键的因素的考虑，如对党和人民作用的足够认识，殊不知中国道路发展史终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开创史。

3.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历来追求为世界作贡献。中华文明成就斐然，古代中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近代中国衰落了，中国道路为中华民族开辟了光明前景。熊玠认为中国道路为世界作出了3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坚持公平与正义。一方面，历史已经表明，中国具有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传统而没有滥用权力的传统。“中国第一次崛起一千多年，并未滥用权势。”[3]205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把公正与和平联系起来，中国主张“没有正义的和平必定不会长久和稳定”[3]207。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复兴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崛起。由于184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史，中国从屈辱史中对公平正义有了更好的理解。二是和平崛起。坚持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在国际行为的重要特征，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国内发展的重要条件。三是合作共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是合作共赢的行为而非试图制衡美国的权力”[3]212。在朝核问题、伊朗问题、利比亚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都不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色。

三、对熊玠中国道路论的评析

(一)研究评析

1.认识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

熊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肯定，相比业已消失的其他古文明来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十分鲜明。熊玠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明，因此可称为‘文明大国’。”[3]1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此外，熊玠认为中国生态地理条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并将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归结为生态因素与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尽管熊玠对中华文明的溢美之词未必十分严谨，对中华文明内涵的界定及其影响因素的分类未必科学，但是熊玠观察中国道路的文明复兴视角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对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无疑是有帮助的。

2.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

熊玠认为中国革命者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历史选择，有一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日本明治维新模式都曾经进入中国革命者的视野。结果正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帝国主义为追求各自的私利不惜肆意侵略中国，从而加快了中国在这两条道路上失败的速度，打断了当时中国的学习和发展进程。十月革命之后，许多中国革命者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继续革命的武器和工具”[3]97。熊玠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性，但是未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性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识。

3.肯定了中国道路的开辟，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

历史已经表明，改革开放在影响中国命运的命题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熊玠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开辟中国道路过程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3]105，不仅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还推动形成了经济发展奇迹[3]110。邓小平领导推动改革开放，既统筹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又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3]115。熊玠还对中国道路的未来进行了乐观展望，认为中国复兴后不会与美国争夺霸权，而是采取共同治理世界的模式，在那时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迅猛提升，台湾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熊玠对开辟中国道路的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肯定，这有利于中国坚定道路自信。

(二)研究的局限

1.未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适当位置

熊玠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是“对‘天’的崇拜以及‘阴阳’两分的思想”[3]6，将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生态因素与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对“天”的崇拜以及“阴阳”两分的思想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将这两者定位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就未必能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此外，虽然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区别两个概念的异同也不是熊玠关注的重点，但是如果在研究中华文明的时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适当的界定也许是件锦上添花的事。

2.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有待商榷

熊玠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在适当位置，更未能充分认识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甚至少有提及。熊玠对共产主义内涵和历史的把握不准确，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发现无异于‘革命民族主义’的变体，成为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出现的应对西方挑战以及救国存亡的最激进的途径。”[3]97尽管共产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着眼于“改造世界”，对于改变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是共产主义却不是“革命民族主义”的变体，而且两者有根本区别。共产主义探索人类解放的一般规律，自然对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探索解放道路大有裨益，但难找到合适的标准来认可共产主义是“最激进”的途径。如果把“激进”理解为较为强调事物变化速度的话，明显还有更“激进”的思想学说，比如太平天国时期的拜上帝教、纳粹主义等。此外，熊玠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绩，但却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将意识形态视为儒家思想的替代品”[3]104。如果就各自时代在国家中央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来说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儒家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无论是从性质、宗旨来说，还是从内涵等范畴来说，两者都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有着本质区别。

3.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道路的内涵及其与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关系

熊玠肯定了中国道路的开辟与发展，展望了中国道路的光明前景。尽管熊玠话语中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相连，也有学者将两者等同起来，但存有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更为具体，而中国道路的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体现。在熊玠的论述中，他实际上将中国道路概念基本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念。即便如此，熊玠未能进一步对与中国道路密切相关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予以适当的说明，尤其是中国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以便更加清晰和准确地表述中国道路。

(三)研究启示

海外华裔学者看待中国道路有其独特的视野，他们的思想和认识可以给国内学界带来一定的启示。熊玠关于中国道路思想的研究对于国内研究者在坚定文化自信、提高研究水平、加强学术交流、相互比较借鉴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很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和魅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性的关注甚至认可，是国外学者关注中华文明及中国道路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该更加自信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吸纳和创新发展。因此，要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道德及其时代体现，找出其持久魅力所在，有效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着眼于坚持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近代百年屈辱使得中华文明原本具有的自信荡然无存，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长期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虚心学习的心态是值得赞美的，但是带着充分的文化自信去学习或许更能激发人们的智慧。

2.坚持马克思主义，深化国外中国道路研究

国外有一批华裔学者在持续关注中国道路，熊玠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对于国外华裔学者的有关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跟踪研究，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现实意义。熊玠从中华文明维度考察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自我复兴，从指导思想维度梳理了从儒家思想过渡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略历程，从中国道路维度厘清了中国道路开创史并展望了中国道路的繁荣前景。此外，熊玠还探讨了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区别与联系。熊玠的这些探索无疑对本领域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应该说，国内外关于中国道路研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还没形成定论，比如内涵、实质、缘起和发展等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深入拓展中国道路的研究主题。

3.加强学术交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

加强学术交流有助于提高国内外中国道路研究水平。中国道路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现实意义较强，能着眼于服务经济社会实践，为走好中国道路提供一定智力支持。一方面，中国道路在国内外都是研究热点，这使得交流具有较好的基础。以王伟光、陈学明、张维为、姚洋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论著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以美国学者熊玠和沈大伟、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白果与法国学者米歇尔·阿格列塔、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也长期关注中国道路。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都有交流的需要。国外学者的观点在国际上有较强的话语权，虽然他们的观点十分庞杂，既有积极的、客观的，又有消极的、主观随意的。尽管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出现偏差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逐步消除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也是必要的，并且这种误解的消除有利于国内外学者将中国的积极面貌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给世界。而且从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角度来看，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华裔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到了向世界宣讲中国故事的“外围”队伍中。虽然不能说国内学者就一定能全面地认识中国，但是国内学者在空间距离、文字识别、情感把握等方面与国外学者相比具有较好的条件。因此，加强学术交流有助于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有助于世界更好地听到中国故事。此外，国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的认识中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成果，合理借鉴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内学者提升研究水平，为走好中国道路和提升国际形象发挥促进作用。

中国人民在中国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巨大，或者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实践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无疑是引起国内外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道路的一个有力支撑。国外学者之所以关注和研究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对中国道路形成了较好的事实支撑。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任何全球问题的解决如果缺乏中国的参与无疑是不完整的。此外，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关注和研究良莠不齐，真知灼见与肆意曲解并存，所以学界必须要深入分析国外对中国道路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进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性，助力中国道路展现更好的前景。换句话说，国外学者的认识就如同一面镜子，中国人民在中国道路上的实际姿态类似于镜子中所呈现的事物。尽管影响镜子呈现事物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道路上的实际姿态却是影响镜子呈现效果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中国道路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条件之一。

[1] 凤凰读书.马英九老师熊玠的非典型化的“主旋律”[EB/OL].(2016-03-24)[2017-10-19].http://book.ifeng.com/a/20160324/19038_0.shtml.

[2] 中国网.美学者熊玠:邓小平力主发展中美关系极富远见卓识[EB/OL].(2008-12-31)[2017-10-19].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12/31/content_17034830.htm.

[3] 熊玠.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M].李芳，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5] 李士峰.从《对华战争》看列宁早期俄中关系思想及其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62-66.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