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逻辑实验室建设策略初探
——以俄罗斯科学院及其相关机构为例

史天彪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逻辑实验室作为重要的科研探究手段已于近几十年来被西方逻辑学界所广泛应用。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内的逻辑学研究水平与本就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逻辑学研究更进一步地拉开了距离。若考虑到逻辑实验室对逻辑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为尽快缩小与西方学界的水平差距，那么“建设具有中国科研特色的逻辑实验室就是一项蕴含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1］。若想从战略性高度来研究我国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思路，首先就要对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高水平研究机构及其相关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考察。本文拟对俄罗斯科学院及其相关部门之历史沿革、机构建制、运作模式与研究成果等重要方面加以分析，旨在参照性地借鉴并梳理我国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思路和一般策略，从而抓住该领域之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机遇。此外，对科学实验以及一般实验室的形成和发展史做了回溯，旨在为国内逻辑实验室之建设思路研究提供必要的历史基础和可能的知识背景。

一、实验室以及科学实验的发展简史

毋庸置疑，实验室的核心任务就是进行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一种极为古老的人类专属的复杂智力活动，“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也就开始了科学实验的历史”［2］。这种活动早在古代的希腊、埃及、印度以及中国就已经非常普遍。非严格地说，可以将古代从事科学实验的场地视为实验室的雏形，而将那时从事科学实验的器具看作实验室的设备。

英国著名学者罗杰·培根（Roger Bacon）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其大意是，那些倚仗权威和传统来表达意见的人并非真正的学者，他们除了用抽象的争论来遮掩无知以外什么都不做，而真正的学者应该凭借实验来探究医学、自然科学以及炼金术等学问。由此可见，培根在13世纪就已经把实验摆在了科学研究之工具的高度。

培根的友人皮埃尔·德·马里库特（Pierre De Maricourt）同样是科学实验的拥护者和实践者。马里库特对当时的磁学有深入研究，其最擅长的是著名的“磁球实验”。后来的英国人吉尔伯特通过对该实验进行改良之后得出了“地球即磁石”的结论。事实上，当时的科学实验已经得出了一些与那时的科学发展水平相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宗教势力的阻挠甚至迫害，有望进一步发展的科学实验之风气被无情地压制了。

众所周知，伽利略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的先河。在他的理念中，实验乃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手段。伽利略在许多领域都做了彼时较为前沿的实验，如单摆实验、碰撞实验以及光速测定等。此外，他还是第一个自制望远镜用于观测行星的人，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伽利略最为人知的是“自由落体实验”和“斜面实验”，这两个实验对物理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早期的科学实验及其实验室基本上是由个人创办并由个人来使用或管理的。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实验室认识的不断加深，实验本身以及实验室的模式开始由私人组织转变为团体组织。较具代表性的有建立于1657年的意大利齐曼托学社和创建于1672年的德国实验研究学会。法国于1666年成立的巴黎科学院最为著名，为17世纪的实验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19世纪初叶，随着科学的不断前进以及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现代实验室的样态已具雏形。它们的最初用途是用于大学中的专业教学。1807年，“托马斯·托马森（Thomas Thomason）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创立了英国第一个用于教学的化学实验室。当托马森于1819年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工作的时候，他又在那里创建了同样的实验室”［3］。此后，威廉·托马森（William Thomason）又于格拉斯哥大学创建了第一个物理教学实验室。与此同时，后来享誉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也在剑桥大学落成。在这个时期，以欧洲为主的著名大学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科学实验室。这些著名实验室的共同特点是，无论是学科带头人还是普通科研人员，基本都是当时的优秀学者。在距今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许多奠定学科基础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出自这些实验室。

从当代来看，实验室已经成为理、工、农、医、师等专业院校的重要科研创新部门。此外，文、史、哲、政、经、法等文科院校也逐渐意识到实验室对研究创新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利用实验室的现代科学技术来拓宽自身的科研道路。

上文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通过回溯历史可知，从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悄然兴起，直到18乃至19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全面铺开，这个阶段出现了现代实验室的雏形。具体来说，文艺复兴运动涌现的“自由开放精神”加之思想启蒙运动孕育的“科学理性态度”，二者拧成一股合力对西方实验室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实验室的发展仍然以西方为主导。事实上，随着欧洲近代持续了几百年的殖民活动遍布全球，其源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时期的科学观、方法论和学术传统也随之扩散到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由此形成的一种积极影响是，这些遍布全球并受西方影响的逻辑实验室具有很高的建设发展水平。因此，为了与这些高水平的实验室缩小差距，就必须对其代表性机构给予多层次、广角度的反复研究。这样，才能发现我国逻辑实验室建设方面的不足，从而抓住该领域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机遇。

二、俄罗斯科学院及其相关机构考察

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渊源，俄罗斯与我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近缘性”大大提高了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可比性”。因此，以“俄罗斯科学院”及其“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为考察对象，可以为我国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思路提供参考和借鉴。

18世纪的俄国正值彼得大帝当政。彼得大帝在欧洲考察时意识到科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产生了将他国模式照搬过来从而推动俄罗斯的科学发展的想法。1724年，他发布了在圣彼得堡建立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命令，并于次年正式实施。该机构最初名为“科学艺术院”，1803年改为“帝国科学院”，1836年更名为“帝国圣彼得堡科学院”，1917年2月正式名为“俄罗斯科学院”，该名称一直持续到1925年。1925年至1991年，该机构被称为“苏联科学院”。1991年之后才更名为当代意义上的“俄罗斯科学院”［4］。

俄罗斯科学院是政府直属的国家级科研单位，自建立之初就与欧洲的同级别研究院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享受俄罗斯国家财政的支持并隶属于国家，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型科研机构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行政方面也更加独立。根据相关章程解释，俄罗斯科学院是国家的非商业性科研机构，对于自身的科研活动有自主管理权，并可以自行支配和使用科学院的财产。此外，俄罗斯科学院还有权组建、改组以及注销内部的分支机构。而且，俄罗斯科学院不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工作，同时还参与起草及制定国家的重大政策，充分彰显了它的“国家智库”特征。

粗略来看，俄罗斯科学院约有500多个分支科研机构。机构的类型多种多样，诸如研究所、科学中心、天文台、植物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服务于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约5.5万，其中包括约500多名院士、800多名通讯院士。

在俄罗斯科学院的众多分支研究机构中，与逻辑及逻辑实验室最为相关的当属坐落于圣彼得堡的“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

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由俄罗斯乃至世界闻名的数学家弗拉基米尔·安德烈维奇·斯捷克洛夫（Vladimir Andreevich Steklov）而得名。2014年，以俄罗斯科学院的尼克雷·库兹涅佐夫（Nikolay Kuznetsov）为代表的几位世界知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为斯捷克洛夫诞辰150周年专门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名为《斯捷克洛夫的学术遗产》（The Legacy of Vladimir Andreevich Steklov）。文章开篇如是说：“作为俄罗斯的杰出的数学家，斯捷克洛夫在数学研究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5］

该研究所的治学方向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即“数学”和“逻辑”。具体来说，是关于理论物理的纯数学及数学模型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数学逻辑和算法理论、代数、数字理论、几何和拓扑学、数学分析、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连续力学的数学问题、量子物理、地球物理学和地震学。

依据上述领域，研究所下设10个与数学和逻辑相关的实验室：第一，数学分析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所长基斯莱亚科夫，共13名科研人员；第二，数理逻辑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爱德华·赫尔奇（Edward Hirsch），共13名科研人员；第三，数学物理实验室，学科带头人为赛力金·格雷戈里（Seregin Gregory），共9名科研人员；第四，统计方法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伊布拉吉莫夫·艾达尔（Ibragimov IIdar），共7名科研人员；第五，代数与数论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帕宁·伊万（Panin Ivan），共11名科研人员；第六，几何与拓扑学实验室，学科带头人为布拉格·尤里（Burago Yury），共7名科研人员；第七，关于物理学的数学问题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塞莫诺夫·米克哈尔（Semenov Mikhail），共15名科研人员；第八，关于地球物理的数学问题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巴比奇·瓦斯里（Babich Vasiliy），共11名科研人员；第九，表征理论与动力系统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威尔史克·阿纳托利（Vershik Anatoly），共11名科研人员；第十，算法方法实验室，科研带头人为福民·费多（Fomin Fedor），共2名科研人员。

俄罗斯虽然远离欧洲腹地，但一直以来其逻辑学研究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具特色的。由此而论，俄罗斯并不缺乏高水平的逻辑相关实验室。而在上述众多实验室中，与本文致力于研究的“逻辑实验室”最为相近的当属其中的“数理逻辑实验室”（Laboratory of Mathematical Logic）。

数理逻辑实验室的科研带头人为爱德华·赫尔奇。赫尔奇的研究旨趣从他的自我评价中便可窥得一斑，即：“我是一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也就是所谓的数学家，我对计算复杂性和证明理论充满了研究热情。”①http：／／logic.pdmi.ras.ru／～hirsch／teaching.html.目前，赫尔奇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学术大学的数学与信息技术系教授，他还曾在2000至2010年受聘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副教授一职。事实上，赫尔奇不仅在俄罗斯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欧洲的相关学术界也是较具知名度的学者。他目前是圣彼得堡数学学会（St.Petersburg Mathematical Society）的理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和欧洲理论计算机科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的成员。

依托数理逻辑实验室合理的梯队建设、雄厚的科研实力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将这些宝贵的研究资源整合在一起便能够对如下领域展开极具针对性的研究：复杂性问题（complexity）、希尔伯特第十问题（Hilbert’s Tenth Problem）、丢番图方程（Diophantine equations）、群论（group theory）、证明论（proof theory）、电路复杂性理论（circuit complexity），关于“NP难题”的算法（algorithms for NP-hard problems）、证明的复杂性（proof complexity），平均复杂性理论（average case complexity）、图论（graph theory）、理论密码学（theoretical cryptography）、计算复杂性理论（computational complexity）、机器习得理论（machine learning）、结构复杂性理论（structural complexity）、算法理论（algorithms）、密码学（cryptography）、组合学（combinatorics）、数学逻辑（mathematical logic）、算法与复杂性（algorithmic and complexity）、精确算法理论（exact algorithms）、学习能力测试算法（algorithms for SAT）、瞬时逻辑（temporal logic）、自动推理（automated reasoning）、描述与验证形式理论（spec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formalisms）、算法与计算复杂性理论（algorithms and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将逻辑应用与哲学的理论（applications of logic to philosophy）、核心化研究（kernelization）、近似算法理论（approximation algorithms）、算法博弈论（algorithmic game theory）、组合学与几何学研究（combinatorics and geometry）、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互联网研究（web research）以及算法设计（algorithm design）。事实上，上述这些相互关联且彼此促进的科研领域正是数理逻辑实验室通过多年的摸索和探究从而沉淀下来的优势学科。

通过对上述研究领域的不断钻研与探究，该数理逻辑实验室于近些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2016年，赫尔奇和库利科夫等人在《电子计算复杂性讨论会议文集》上发表《关于淘汰门限的研究》（On the Limits of Gate Elimination）；2015年，赫尔奇在《欧洲理论计算机科学协会通讯》上发表《欧洲理论计算机科学协会俄罗斯章》（Russian Chapter of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2014年，赫尔奇和索洛科夫在《电子计算复杂性讨论会议文集》中发表《关于明确的松散层次结构的概率闭合》（On the probabilistic closure of the loose unambiguous hierarchy）；2012年，赫尔奇与伊萨克森等人在《计算系统理论》上发表《在最优的启发式随机半随机化过程中，应用于验证复杂性和密码学》（On Optimal Heuristic Randomized Semi decision Procedures，with Applications to Proof Complexity and Cryptography）；2011年，赫尔奇与斯马尔等人在《电子计算复杂性讨论会议文集》中发表《单射函数图像的最优启发式算法》（Optimal heuristic algorithms for the image of an injective function）。

综上所述，“数理逻辑实验室”无论是科研水平还是整体实力都在国际同类实验室中处于领先地位。从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成果产出的高效性，甚至机构建制的合理性等方面来看，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数学逻辑实验室都对我国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行文至此，便能够看到一个由大到小、由高至低的完整的部门建制结构：顶层的“俄罗斯科学院”，中层的“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基层的各个“专业方向实验室”。俄罗斯科学院这种“院下设所”“所下设室”的建制结构与我国的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来自“所下设室”这一环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例，它的下一级机构设置是研究室，如逻辑学研究室、美学研究室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室等。反观俄罗斯科学院的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它的下一级机构设置是实验室，如前述的数理逻辑实验室、数学分析实验室和数学物理实验室等。

事实上，通过将以俄罗斯科学院为代表的西方科研机构与中国的相应机构在机构建制层面进行对比可知，二者映射出来的乃是关于科研的思维与认知的不同。具体而论，就“科学实验”以及作为其物质承载者的“实验室”来说，西方学界对于它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实验这种科研模式以及实验室这一事物在西方的学术机构中极为普遍且认同度很高。毫不夸张地说，当下的西方学界，无论是诉诸客观经验与实际验证的自然科学还是诉诸思想生发与观点论证的社会科学，它们对“实验室”以及“实验本身”都是极为看重甚至依赖的。正因如此，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得到了迅速提高，并在21世纪的今天呈现出异常繁荣和活跃的发展态势。反观国内学界，目前还没有与西方就如下“观点”达成共识，即：

科学实验是加速知识积累、促进学科发展并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研究方法，而实验室则是有效实现这一方法的必要物质手段和平台。

三、国内逻辑实验室建设的初步构想

通过详细论述“俄罗斯科学院”这一俄罗斯国家级的重点科研机构，并细致考察其下设的“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和“数理逻辑实验室”，我们不仅得出了“海外学界对实验科学以及实验室本身具有很高的依赖和重视程度”的观点，并且还发现了我国逻辑实验室建设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和紧迫的问题如下：

如果暂时忽略那些与人工智能或计算机科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实验室，而单就较为紧缩和聚焦的纯逻辑领域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以逻辑研究为主导、以理论创新为宗旨的“科研型逻辑实验室”。

举例说明。就目前国内的逻辑实验室发展状况来看，其中较具影响的有两个：其一是中科院李未院士的“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二是南开大学李娜教授的“逻辑推理实验室”。然而准确地说，前者是以计算机科学为导向的关于技术开发的“应用型逻辑实验室”，后者则是以教育教学为导向的用于知识传授的“教学型逻辑实验室”。由此而论，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那种旨在进行逻辑理论创新的“科研型逻辑实验室”基本上还处于“零设立”的状态。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我们认为那些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应该也必须承担起填补这一空白的历史责任，进而为中国逻辑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适时的表率和贡献。我们将这一“希冀”或“观点”凝练地表述如下：

就目前逻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那些享受国家财政拨款以及科研政策优惠的“国家级重点研究机构”和“国务院直属科研单位”应及时且全面地铺开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工作，竭力拉近我国在此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为那些较小的或地方的学术机构之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做出“示范”。

之所以得出上述观点，乃是源于以下两方面因素：

1.国家级科研院所设立逻辑实验室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

（1）国家级科研院所设立逻辑实验室具有政策上的优势

国家发布的各种科研政策的第一批惠及者通常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级重点科研单位。甚至，国家会根据这些机构的学术特点和科研优势为它们“量身定制”一些重大的扶植政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2005年5月，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社科院关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报告。2011年3月，国家颁布《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①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就在数月之后的2011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便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率先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由此而论，如果说逻辑实验室在国内尚属新鲜事物，那么若由国家级科研单位率先承担起它的建设工作，自然也会得到一系列政策上的支持从而推进该项工作的进程。

（2）国家级科研院所设立逻辑实验室具有财政上的优势

国家级研究机构往往能够在科研经费和财政拨款方面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毋庸置疑，这一优势对于逻辑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研工作实施”来说乃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依据2017年7月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度部门决算》②http：／／cass.cssn.cn／tongzhigonggao／201707／P020170721605821362237.pdf.显示，该机构于2016年得到中央财政实际拨款207 882.93万元。其中，用于完善科研设施建设的“科技条件专项经费”为3 292.41万元，用于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为152 191.55万元。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的消息③http：／／www.gov.cn／xinwen／2017-06／06／content_5200360.htm.，中央财政在2017年将继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一年预计得到中央财政拨款约216 400.00万元，比2016年增长4.1%。事实上，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必然会影响实验室的建设质量并连带地波及实验室的成果产出。由此而论，率先由国家级单位承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建设的质量。

（3）国家级科研院所设立逻辑实验室具有人才上的优势

无论是人才的“储备”“培养”还是“引进”，国家级科研单位都显示出相应的实力和远见。这就为建设与国际水平比肩的逻辑实验室提供了基础。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在科研人才储备方面：截至2016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完成高质量的专业著作12 938部，学术论文147 003篇，研究报告27 140篇，国外译作3 724部，基础教材1 108本④http：／／www.gov.cn／xinwen／2017-05／05／content_5191336.htm.。从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就可见其人才储备的厚度。在科研人才培养方面：单以博士后的培养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6年支出的“博士后日常科研经费”高达1 747.96万元⑤http：／／cass.cssn.cn／tongzhigonggao／201707／P020170721605821362237.pdf.。从博士后科研经费的数额上可见其人才培养的力度。在科研人才引进方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样不惜花费巨资来吸引海内外顶尖人才。事实上，其他国家级单位同样重视上述三个方面的运作。

2.国家级科研院所设立逻辑实验室能够起到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1）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相关工作

国家级科研机构具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较高的学术声誉。由此类机构来建立初期的逻辑实验室进而将相关经验向下传授给地方的科研院所或高校，不失为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构建模式。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派遣相关人员前往国外学习逻辑实验室的先进建设经验，亦可以通过“请进来”的办法把国外著名专家请到国内直接参与到我方逻辑实验室的建设中来。事实上，凭借国家级科研单位在海外学界的声誉，加之我国政府为其提供了涉外交流的便利条件，真正履行“请进来”与“走出去”的策略并非难事。由此而论，让国家级科研机构扮演逻辑实验室建设之“实践探路者”和“经验传授者”的角色是再适合不过的。

（2）能够充分彰显出当代之逻辑实验室建设的现实价值

国家级科研机构能够更加顺畅地将逻辑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生活中从而彰显其现实价值。此类机构通常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和业内知名度，并由国家最高政府部门直接领导，在科研政策和资源方面也容易得到更多支持。而且，它们还承载着“国家智库”的职能，如前述的俄罗斯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均如此。基于上述特点和优势，国家级科研单位不仅可以在建设自己的逻辑实验室的时候获得更多资源协助，而且在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民用或商用的同时能够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支持。由此而论，逻辑实验室的社会现实价值能够通过国家级科研机构这个平台得到充分彰显。

（3）能够广泛产生对中国逻辑学研究与发展的积极影响

国家级科研机构建立逻辑实验室能够对中国逻辑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就国内层面来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国家级科研机构通常具有国内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如果由此类单位率先建立逻辑实验室，那么将对地方科研单位或高校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且很有可能以此为基点进而推动整个中国逻辑事业的发展。从国外层面来看，由于国家级科研机构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地位，因此在国外学界的知名度也相对较高。如果它们在逻辑实验室的建设上表现出色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便必然会被海外学界迅速知悉从而在国际上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科研形象，而且还将推动中国逻辑事业的整体发展。

对于国家级科研机构来说，建设科研型逻辑实验室乃是一件“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事业。该事业的挑战性显而易见，它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更要做好向海外知名实验室进行潜心学习和长期尾随的准备。而说它蕴含机遇是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哪一个国家级科研单位率先担负起这项任务，它所建立的都将是我国“第一家”用于基础研究和前沿创新的“科研型逻辑实验室”。

毫无疑问，无论是成功化解挑战还是充分抓住机遇，一个敢于率先而为的科研机构必将被载入中国逻辑事业的发展史册。一言以蔽之，为了赶超国外的相关研究发展进度，以我国国家级单位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应该迅速且妥善地投入到逻辑实验室的建设中去。

四、结语

21世纪的今天，“逻辑学研究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兴盛态势，各个现代逻辑学分支发展得异常活跃且深入，可以说是自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2 400年以来真正的逻辑学科的理论丰收期。”［6］在逻辑学科全面向好发展的大趋势下，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一场关于逻辑实验室的“建设竞赛”。若想加入甚至赢得这场竞赛，我国逻辑学界必须对逻辑实验室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迅速开展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从智能科学的深入发展对当代逻辑学总的转变需求来看，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仍然有在纯理论的怪圈中转悠之嫌，当代中国逻辑学与社会生产实践结合得仍然不够紧密……”［7］事实上，具有鲜明的实践和应用属性的逻辑实验室也许是将国内逻辑学研究“救出”纯理论怪圈的一股“奇兵”。毫不夸张地说，逻辑实验室建设的“迟与早”和“优与劣”直接关系到我国逻辑学未来发展的整体布局和体系结构，也影响到它的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率。由此而论，尽快设立逻辑实验室具有重大且长远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