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中的政治
——以1959年国庆节为例

陈可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1949年12月2日，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宣告：自一九五零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1]此十月一日之新国庆节是代替民国时期双十节之旧国庆。自传统社会，我国就十分注重国家庆典，古时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登基、寿辰，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现代社会多数国家则将本民族国家建立的日子作为国庆日。1949年至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十年岁月，从统一大陆、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合作化运动，再到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等，这十年建设注定将载入史册，而1959年的国庆节也比往年得到更多重视，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味。因而，在仪式空间之外，群众的文娱活动也同样被政治的塑造所渗透。

一、文娱重塑

国庆节作为重要的社会宣教场域，往往试图将各种政治价值观与国家建设的话语融入和编织于一般的文体活动中，力求发挥其寓教于乐的功能，歌曲与舞剧的表演也被赋予了歌颂党、欢庆解放、鼓舞人民建设热情和创造新生活的内容，使人们在有意识地参加文娱活动的同时，又无意识地被纳入到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教育体系之中。

据中共北京市委文化部扩大部务会议纪要指出，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要求文化工作全面跃进，包括群众文化工作的跃进，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跃进，队伍的跃进[2]。为了保证正确跃进，文化部还提出一系列指导方针，要求政治挂帅为先，全面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在这些文件与指示面前，各文艺工作部门纷纷投入到为国庆十周年创作献礼的风潮中。另外，此时虽然仍存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右”等风暴，但毕竟没有发展到文革那种阶级统治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程度，许多民间传统的文艺节目仍然存在，如《白蛇传》、《墙头马上》、《追鱼》等。传统娱乐形式如经典戏剧、相声、变戏法、大鼓、杂技等，与官方娱乐形式如反映时代主题的歌舞、戏曲等相比，仍占据着不小的比重。国家主导下的革命娱乐与民间流行的传统娱乐始终存在着博弈与张力。从此时官方的角度出发，文艺活动要为政治服务，并接受党的领导，因此中央政府极力地引导和推动其意识形态化，试图将其改造为革命娱乐，但民间显然更遵循传统的惯性。然而，即便有民间传统的博弈，这种国家主导下的文化娱乐活动还是会深入日常社会生活，通过编排许多反映革命、政治、生产，建设等主题的新戏曲、新歌舞、新评书等，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其政治话语和价值观灌输到市民的意识中。本身作为政治节日的国庆就更加成为了这种宣教的重要场域。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文艺界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献礼演出9月21日开始，并且持续二十天。“来自祖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将在这个期间准备献演一百多个古今中外、不同风格的戏曲、话剧、音乐、歌舞和杂技”，“今晚，首都十二个剧场将分别上演梅兰芳主演的’贵妃醉酒’，以及歌剧‘青年近卫军’、汉剧‘二度梅’、话剧‘槐树庄’，还有其他精彩节目”，“今天以后，首都每晚将有十八个剧场同时上演献礼节目。参加这次献礼演出的二十多个省、市的文艺大军连日已先后云集北京”。[3]如此大规模、高频次的演出，必然会更加激起人们的节日热情，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产生一种广泛的既愉悦身心又深受教化的作用。许多的节目虽然是传统故事，却突出了时代价值观，如传统越剧剧目《红楼梦》边演边改，突出宝玉和黛玉同封建礼教的斗争。还有许多新的节目，如彝族舞蹈“披毡献给毛主席”，表达了奴隶解放的欢快心情。除了在城区的大规模演出外，政府也照顾其他地方，要求：第一、在全市统一安排，首先确保招待外宾演出任务的完成和不影响献礼演出的前提下，动员各剧团适当增加场次，尽可能下去巡回演出；第二、安排重点是尽先满足郊区的重点厂矿、院校和机关，城区各单位一般不再安排；第三、部队的需要由部队艺术团体自行安排解决，不足的部分，由本市作适当的支援。[4]这样使演出覆盖到尽可能多的区域，文娱活动成为了政治教化的仪式，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越感到认同，对各种演出活动越满足，对解放者“共产党”的感恩也会越强烈，节目中的苦难和现实中的欢快形成对比，一种教化下产生的集体记忆被整合凝聚，对官方的信仰也灌输到了人的内心里。

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时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5]历史记忆都是由无数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组合而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都成为组成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集体记忆中以政府、政党为主导的政治记忆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舆论工具，可以借助于诸多手段和方式，强化某一方面的记忆，弱化另一方面的记忆，使他们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性的历史记忆，最终影响个体记忆与社会整体的历史认知。国庆纪念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形式，而文化娱乐活动又是培养、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宣传教化之下，党和政府成为了它所希望的样子，人们传承的革命记忆就是一个再建构的过程。在政府主导下建构的集体记忆中，革命历史不仅被高度浓缩，而且高度简化为共产党的诞生史、奋斗史。在纪念双十节时孙科曾说“纪念国庆，其义不仅在纪念满清之推翻与民国肇造而已，尤当追念吾党先烈创造艰难之丰功伟绩；且吾人不仅在追念先烈之丰功伟绩而已，尤在能继承吾党先烈之志行，准备为党国牺牲，以完成先烈未竟功业，否则徒为形式上庆祝，又何贵乎而有此虚仪哉。”[6]国庆纪念的各种仪式成为了凝结强化集体记忆的手段，这使得政党和政府更加注重利用这个公共教化场域，来传达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统治思想，动员民众。

二、民众的反应

国庆节还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倾向或其他某种意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和场所。国庆活动除了政府主持的庆典仪式外，其余的活动基本都是由群众参与组织的，这在民国时期表现非常明显，而共和国建立之后，政治逐渐统治了一切，即便是群众活动，也笼罩着官方的色彩，人们看似已无法真切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事实是，这种情况下，人们更需要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官方此时也希望不同思想的人跳出来，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了思想武器。

1959年国庆节中这种政治表达的渠道并不单一，如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评论、纪念文章，各机关单位的庆祝活动、学习会议，各文艺部门的献礼展览和演出，地方对中央、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拥护歌颂活动等。通过符合政府倡导的价值观和表现形式，用饱含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表达自己的衷心拥护和政治服从。如新闻媒体方面，报抵、广播、电影、画报和各种期刊，要求对于国庆十周年的宣传都要行动起来，在形式、风格上应该是生动活泼、百花齐放、形象解明、形式多样，在宣传报道上,既要充满热情，又要实事求是。以新疆地区为例，当时要求“不管是报纸和广播，也不管是新旧日报、青年报和自治区各专业报抵，都要围绕国庆十周年来大作文章”，对于“国庆十周年的宣传，总的来说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传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一方面是宣传当前迎接国庆的实际行动。要把国庆十周年的宣传和当前任务的宣传结合起来进行”。[7]而北京文化局的要求也很明确：在国庆期间，要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宣传工具和形式结合当地实例，通俗、准确地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歌颂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好、宣传十年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本市各方面工作的成绩，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8]这些对成就的讲述以及对党和政府的歌颂就是一种鲜明的政治表达，歌颂越热烈就是对社会主义越热爱，拥护党和政府就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就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因此，在“讲成就的时候还要很好地宣传这些成就是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特别是党提出总路线以后，大家鼓足了干劲，解放了思想，使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股的大跃进。在宣传上要充分地体现和反映这种精神，说明今后仍然要发扬这种精神，克服困难，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投”。[9]

此外，大众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活动传达出自己的政治愿景。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就曾有鲜明的体现，民国建立之后，政局纷乱、社会动荡、共和艰难，而人们对政治民主化和思想自由化的追求则愈加热切。国民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值直奉战毕、1922年双十国庆节之际，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范围的裁兵运动。如浙江各界民众组成的国民裁兵运动会10月10日举行大游行[10]；上海各界民众10月10日举行“裁兵运动游行大会”； [11]北京在10月10日这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裁兵运动大会；[12]“武汉学生联合会所属中等以上四十余校、湖北全省工商联合会所属二十余工团及各界人士”约25000 余人在汉口举行“国庆纪念露天国民大会”[13]等。张国焘就认为，“这次群众运动是由厌恶内乱、反对军阀的心理激成的”。[14]经过民主共和十年的洗礼，此时人们已更为觉醒，这些活动表达了民众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表现了各界民众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注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而历史车轮走向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刻，境况早已天翻地覆，全国范围的反对之声不会再现，代之而起的则是各地热烈的献礼活动。

每年的国庆前后都会有丰富的向党和国家的献礼活动，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热爱感激、努力奋斗、衷心祝愿之类的感情。如，为向国庆献礼，“标志着我国电影事业获得空前大丰收的‘庆祝国庆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将从9月25日起到10月24日，在全国二十七个省、自治区首府和大城市举行”[15]，“大兴安岭林业职工向国庆献礼 提前超额完成三季度生产”[16]，“庆祝光辉的十年，首都各画报增刊国庆画页”[17]，江苏盐城公社社员普遍反映：“事在人为，地在人种，有了跃进的思想，就有英勇的劳动，就有辉煌的成就。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用辉煌的成就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18]上下都沉浸在这种报喜不报忧、纷纷献礼的氛围中，社会各界都把自己所进行的活动和国家的路线方针结合起来，借助于国庆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感情，国庆活动因之承载了远多于本来意义的功能。国庆献礼运动成为了各方表达政治忠诚和政府检验各方思想的场域。

结语

通过十周年国庆日，政府使社会联系焕然一新，变得公开、永久和不可触犯。政府在节日期间利用威权进行的文娱重塑、社会整顿、偶像塑造等，体现了政府对民众节日生活的管控，也收获了大众的各种热烈回应。政府刚柔并济的引导，民众的坚守与改变，共同造就了建国初北京节日文化的新特点。

而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开放，节日中政治因素不断弱化，今天的国庆节不再是“虚假”地欢庆天下太平与和衷共济，而真正成为了民众自发庆祝的日子。人们逐渐在休闲娱乐中度过国庆，特别是1999年起，国庆节有了“黄金周”假期，旅游休闲业兴起，国庆所显示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淡化。作为政治节日的国庆节在经济市场化的潮流下，淡化了为政党、为国家服务的意义，逐渐有了更多本真的资源滋养。

注释：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来自“中国人大网”。

[2]孙刚：《北京市文化艺术工作迎接国庆十周年史料选》[J].《北京档案史料》，2009年第3 期。

[3]《八方歌舞会京华 首都国庆文艺演出今日开始》，《人民日报》1959.09.21 第8 版。

[4]《北京市文化机关党组关于在国庆期间组织专业艺术团体到郊区厂矿、机关演出安排情况的报告》（1959年9月29日），选自吕和顺主编：《北京档案史料2012.2——档案中的北京文化》，新华出版社，2012年。

[5]【法】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 页。

[6]孙科：《双十节意义之认识》，《中央日报》1929年10月9日“双十节增刊”。

[7]富文：《国庆十周年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新闻战线》，1959年17 期。

[8]《北京市文化局关于基层文化工作在国庆期间安排意见的报告》（1959年9月8日），选自吕和顺主编：《北京档案史料2012.2——档案中的北京文化》，新华出版社，2012年。

[9]富文：《国庆十周年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新闻战线》，1959年17 期。

[10]《浙江国庆日之裁兵运动》，1922年10月12日，《民国日报》（上海），第7 版。

[11]《国庆日之盛况》，1922年10月12日，《民国日报》（上海），第10 版。

[12]《今日之国民裁兵运动》，1922年10月10日，《晨报》（北京）第2 版。

[13]《国庆日之湖北国民大会》，1922年10月13日，《民国日报》（上海），第6 版。

[14]国涛：《国庆日裁兵运动》，《向导》1922年第5 期。

[15]《向国庆献礼的国产片丰富多彩，二十五日开始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展览月》，人民日报1959.09.17 第8 版。

[16]《大兴安岭林业职工向国庆献礼，提前超额完成三季度生产》，人民日报1959.09.15 第2 版。

[17]《庆祝光辉的十年，首都各画报增刊国庆画页》，人民日报1959.09.22 第8 版。

[18]《一定实现粮棉增产指标，用辉煌的成就迎接国庆》，人民日报1959.08.31 第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