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社会价值观探析

朱进芳 尚潇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社会价值观探析

朱进芳 尚潇雨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蕴含和体现着党的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基本奋斗目标；把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根本价值追求；把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作为衡量改革和各项工作是非的根本价值标准；把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尺度；把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党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从党的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角度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价值观；共享发展；公平正义

社会价值观是一种观念模式，核心是反映主体价值追求的社会理想或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信仰明确、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社会价值观主要是由党在选择和评价近期和未来要建立的社会形态以及采取的政策原则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与价值标准、价值尺度等共同构成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将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和蕴含着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这种新的社会价值观既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社会价值观一脉相承，又立足于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学习，对凝聚价值共识，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前提条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国际上来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人类和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诸如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的影响难以消除，发展中的数字鸿沟日益突出等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阴魂不散。另外，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在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全球治理相对滞后，人们在这些问题和危机面前，感到空前的困惑和无助。在这个需要理论可以产生理论，需要思想也可以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理论的创新，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走向全球治理的前沿，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想发展要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出全新的发展经验借鉴。通过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和平、共享发展，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前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又一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总体上步入了“发展起来”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治理面临新挑战、全面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社会矛盾多发、文化和价值观多元、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习近平反复强调，“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2]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带来的新问题？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大智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解答中形成的。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党的历史方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

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进一步搞好党的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重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人既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接力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越时期，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交汇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肩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历史使命，需要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尤其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开始就明确提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3]新形势下，“四大危险”“四大挑战”依然存在，党内政治生态急需净化，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如何应对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切实提高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些也需要我们党作出系统的回答。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现实依据。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和蕴含的社会价值观

（一） 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党的基本奋斗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贯的、不变的、本质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社会理想和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为此，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党又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中国的实际。“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化，但我们党始终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政治目标，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富起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的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他深情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5]此后，他多次重申并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举措，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提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明确提出和细化，是对党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进一步升华。

（二）把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党的根本价值追求

马克思把争取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的最高理想和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但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环境的不同，这一宗旨和根本价值体现出不同的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表现为政治利益，因此，解放人，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保证就成为革命时期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原有的主要矛盾得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经济和文化成为人民根本利益新的诉求。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党的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依然显现强烈的政治色彩，平等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思潮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价值重审，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由于经济建设始终居于突出地位，因此人们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观念。这一发展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全民共同富裕的状况并没有随之出现，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社会发展的价值问题，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使党的社会价值观内涵开始由突出客体向突出主体，由关注人的需求的个别方面向各个方面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朝着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发展。据相关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增加仅只是可能带来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7]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工作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是要在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扎扎实实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生产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分配不公、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却更加凸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顺应这一变化和要求，习近平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8]必须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共享发展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显现化和具体化。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把共享发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拓展了党的社会价值观的内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飞跃，是对人的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这表明，新时代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不是别的，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期盼为准绳，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把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作为衡量新时代改革和各项工作是非的根本价值标准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推动者，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如何，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不能由执政党自身说了算，更不能想当然，必须由人民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由人民作为社会发展成效的评价主体和根本标准来评判社会发展成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说过：“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的对或不对的标准。”[9]工作是否有绩效，发展是否有价值，不能自己说了算，不能主观臆断，关键要看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的富裕幸福被置于标准的首位。1992年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一种东西姓资姓社“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

习近平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民主体性原则，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共享互动互进的新视角，将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及其程度确立为衡量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他指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11]这里，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要使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果。二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应包涵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内容。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一标准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

（四） 把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尺度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并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但由于一度追求绝对的平等甚至平均，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效率的发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注重效率与兼顾公平的有机统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经济在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举世公认成就的同时，社会公正状况不容乐观，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和内在要求，习近平在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提出并多次阐述了共享发展的基本理念，并强调：“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2]“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五）把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和手段

在社会经济领域、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政治发展研究视阈中，治理的价值追求在于寻求一种政府与公民的共治，即“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即可以看做是政治生态从权威政治迈向日常政治的过程。相比权威政治神秘倾向和克里斯玛色彩，日常政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已降格为和经济、社会一样的平等品格，或者说，民众对治者的服从主要是基于法理化、制度化的政治权力。[14]权威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迈进将党和政府置于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我国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为避免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震荡与冲突，保持稳定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需要党和政府的权威，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和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日常政治的兴起又具有去权威化的发展趋向。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通过法治的力量，确立法制的权威。换句话说，必须以政治社会领域内各种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治理国家，以此来增进民众的认同。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我们党合理地吸收国际学术界治理理论的思想精华，并把它与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相结合的一个理论飞跃和创新，也是我们党对政治生态变迁和现代治理发展的一种高度自觉和主动回应。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以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内各种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开展，才能保证我们党牢固的执政地位，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三、启示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党的社会价值观建设

党的社会价值观内在地决定着党的活动，是认识和解读党的历史的重要工具。社会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和选择的党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仅对党自身的形成、存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规范着党的活动的基本性质、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方式，决定着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并与当时的客观条件与社会背景一起，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活动的成败。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多极化的逐步推进，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错综复杂的新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成为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思想文化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党普遍表现出对价值观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意味着无论世情、国情、社情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硬核”部分是不能动摇的，是坚定不移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及其弘扬践行影响至深。因此，进一步加强党的社会价值观建设，把握政党建设的制高点，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需要，也是更好构筑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需要。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

人民主体原则是唯物史观始终坚持的价值原则。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诉求和体现，这种现实利益需求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党对其不同的理解把握，确定的不同的具体价值取向和策略方针等，导致不同时期党的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不同，其理论表现形式也不同，但发展为了人民，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这一点却始终未变。正如习近平所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发展的宗旨就是提升全民的福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的发展规律及价值发展规律的探索的积极成果。其中所展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超越了单纯的或政治层面或经济层面上对人的理解，凸显了对人的尊严、生命、权利、人在社会发展价值中的地位的尊重，增强了党的社会价值观的科学性、现代性、人文性，从而极大地丰富、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观，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价值观在实质上实现了向以人为核心和本质、以社会公正理想为引领的全民共创、共享的普惠型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性跨跃。

（三）坚持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处理好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价值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以人类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展开而不断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必定要经过若干主要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可逾越的社会阶段。“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因此，能否很好的处理好最高理想和最低理想的关系是党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关键。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是党的社会价值观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但其实现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共享发展不是提倡回归平均主义，把改革发展成果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平均分配，而是强调在机会和权利等方面的公平分享。在生产力落后和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因而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性产品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是共享发展成果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否则，共享发展就是空中楼阁。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在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发展决不能偏离其根本的价值方向，“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16]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2] 转引自韩庆祥．准确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浙江日报，2017-10-23．

[3] [5]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网，http：//www．news．xinhuanet．com，2012．11．29．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 [9]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64、372．

[7] 袁祖社．由“增长—进步本位”的物本价值观到“民生—幸福本位”的人本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历史性变迁及其实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05）．

[8]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 (01)．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 -08 -21．

[12]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3-18．

[13]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96-597．

[14] 郝宇青、佟亚洲．服务型政党建设：时代变迁背景下的政党功能转换[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06）．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16]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01).

2018-07-04

本文是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共享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启示研究 (17JD710087 )；2017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直管县改革中的新型市县关系构建研究(2017BZZ006) 的阶段性成果。

朱进芳（1972-），女，河南汝州人，信阳师范学院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尚潇雨（1999-），女，河南信阳人，黑龙江大学学生，主要从事政治与行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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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072（2018）05-011-06

责任编辑：林淑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