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

袁 龙， 胡银萍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3.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彼时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面临马来主权国家敌视，西化的实用主义风行，中华传统文化和华文教育因英语兴起不受重视，传统价值观面临破碎的危险。面对这种危机，建国后的新加坡文学“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洋溢着热爱新加坡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的主题也由过去的抗日救亡转为民族和谐，由怀念故土转为扎根本地，由描写受难的华工转为描写成功的企业家等等”[1]1264。希尼尔作为1950年代出生并成长于新加坡的华人后代，人生历程既衔接新加坡过去的历史，又亲历新加坡的发展与变化；既受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又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因此，希尼尔一方面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摹人情世态，探寻新加坡未来的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焦虑在其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本文以《希尼尔小说选》[2](下文不再标注)为重点，在南治国[3]与金进[4]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根据朱光潜提倡的“创造的批评”[5]114-117，从形象学的视角对希尼尔笔下的华人形象进行分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作品中的表现。

一、“孝子贤孙”形象:唤醒孝道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源远流长。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孝”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孝”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6]173说明孝是老幼一体，子女应承担养老的义务。《诗经·小雅·蓼莪》中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7]295，更是生动表达了“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建国后的新加坡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主动学习西方，新加坡的年轻人也以实用主义为宗旨，传统孝文化中的一些愚孝观念在西方父母与子女平等观念的冲击下被视为一种约束或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的体现。家庭人伦孝道逐渐被华人后裔所忽视。针对这一社会现象，希尼尔创作了《五香腐乳》《远航的感觉》等微型小说，塑造了一批“孝子贤孙”的形象。

《五香腐乳》讲述外孙孝顺外婆的故事。从小与外婆长大的“我”长大后离开外婆居住，在公事繁忙的间隙去给外婆七十岁生日祝寿。“我”在杂货铺买礼物时巧遇老板抓住一名偷五香腐乳的小孩。小孩因自己外婆忌日，无钱购买外婆生前爱吃的五香腐乳才出此下策。五香腐乳这一意象承载了小男孩对外婆的深情，既打动了“我”，也让人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恸。“我”对久未看望外婆的愧疚之情也溢于言外。

《远航的感觉》则讲述“我”去国三载，才回家两次。有次因飞机延误而辗转回国，母亲准备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肴，并在晚饭后给“我”看了她收藏的我从世界各地写来的家书——“都是我仓促在车上，在餐室，或是急等钱用时写的。”母亲将“我”匆匆写就的家书珍藏在她的梳妆盒中，体现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与此相反，“我”一回家就忙于同学聚会而疏于陪伴母亲，有违孝道。因此“我”决定多留些时间陪母亲。

上述作品中“我”的形象具有新加坡新生代华人的群体特征：忙于工作生计，疏于陪伴父母长辈。这一方面反映出新加坡社会经济腾飞带来激烈的社会竞争，另一方面反映了传统家庭孝道人伦因生存的巨大压力而陷入逼仄的境地。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比的手法塑造出“我”的形象都有一个前后转变的过程：从疏于陪伴父母长辈，转变为意识到父母长辈需要子女晚辈的陪伴与关爱。这类孝子贤孙的形象表现出作者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华人传统孝道文化受到冲击的敏感和担忧。同时作者也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能够及时行孝，避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二、“不忘国耻”形象：抒写爱国情怀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东有马六甲海峡，北有柔佛海峡。国土不大，却有着复杂沉痛的历史记忆。1819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建立第一个贸易港口，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侵略暴行激起华人社会的一致反抗。新华文艺界关于抗日主题的作品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爱国主义成为新华文学的创作主题。代表性的作品有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到铁抗(原名郑卓群，1913—1942)的《试炼时代》(1938)、张一倩的《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等。[1]1259-1260这些作品间接或直接描写日军侵略恶行，或书写战后记忆，控诉黑暗的时代，塑造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人物形象。但与这些抗日题材的爱国主义中篇小说不同，希尼尔以微型小说为载体，受篇幅限制，无法承载更多的历史背景与悲壮故事，所以他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没有刀光血影，通过日常小事和只言片语表达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愤怒，塑造了一批平凡却又生动的“不忘国耻”的中国人形象。

《退刀记》和《野宴》是较具典型性的作品。《退刀记》中的老妇人买了一把刀，过了一段时期却要求店员退货，这让店员十分迷惑，于是询问老妇人原因。老妇人的回答紧张且断断续续：“我知道。我知道的。不过，以前被用来杀了不少人呢。”店员以为老妇胡言乱语，可老妇人很认真的说：“没有！不可能的……凶手还歪曲了真相……”店员好奇询问屠杀发生地点，老妇人说：“南京。”店员突然明白了什么，在刀锋处发现了一排小字：“日本制造”。这样一件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却深刻地反映出历经南京大屠杀的华人幸存者，在和平时代对那段暴行刻骨铭心的记忆和伤痛。老妇人退刀的原因，是个体对历史创伤的记忆，个体经历生死劫难的历史真相并未因为凶手的粉饰歪曲而改变，这种对国族历史的个体经验具有还原历史的鲜活意义。那场三十万民众遇难的南京大屠杀，在老妇人退刀这件小事上得以昭示。希尼尔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选取的角度是极其巧妙的。老妇人回答“南京”两字，却道出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对日军暴行的恐惧和愤怒。忘记历史即是背叛，个体对历史的真切感受也使老妇人退刀的举动具有了反抗的意义。这种反抗是不忘国耻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生活化表现，老妇人的形象在简短的篇幅中便生动立体起来。

《野宴》中的“神州”遭受“野宴”更是明确控诉日本对中国的暴行。《野宴》讲述“我”的日本朋友吴国良，多年后回新加坡与“我”相聚，吴与朋友们聊到在日本神户的一次“野宴”，并自称毫不费力抓了八只肥鸡，但他想在自己实验室也体验一把却被组长驳回，原因是在自己的家乡干不得这样的事情。正当他们好奇之际，“我”提醒他们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大规模野宴——在神州，共八年。那位日本朋友便满脸通红局促难安。“神州”即中国，“我”把日本侵华描述成野宴，让人想起日军侵华时杀烧抢掠的暴行。如果说日本组长驳回吴国良的野宴请求具有掩盖历史的意图，“我”平静而又凝练的回答则直指历史真相。小说在简短的篇幅中形成一种矛盾的张力，凸显了“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国耻的爱国情怀置于个人友情之上的形象。

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希尼尔微型小说“以个体体验代替国族叙事”[8]122-127，通过个人对民族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言行来捕捉历史河流中的浪花，抒写笔下人物不忘国耻的爱国情怀。

三、“反思传统”形象：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认知

新加坡是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历史上，下南洋的华人不仅为新加坡带来了劳动力，也带来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华人的存在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存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远荡于此，二战前后二十年，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南下，在新加坡办报纸，编杂志，搞文运。新加坡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血脉联系。但是在新加坡建国后的西化过程中，华文难学无用论的流行以及上层精英以会讲英语为标准的筛选机制，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窘境。希尼尔对中华母体文化的眷念贯穿在其创作理念之中。他曾说:“文学创作犹如一场无止境的举重游戏，生命在一次又一次的举起的当儿，那一些支撑‘难以承受的重’的因素，究竟是个人特殊的文学信念?是对迷失的传统根源的唤起?还是对社会带有批判式的关怀?……我已不胜负荷!那激发我的原动力呢?”[9]188在他自我的追问中，对迷失的传统的找寻与叩问无疑是激发其创作的动力之一。《咖啡小传》《让我回到老地方》等微型小说是反思传统的华人形象的代表作品。

《咖啡小传》讲述一家三代坚持传承咖啡店老口味的故事。“我”年纪小的时候不理解爷爷和父亲为何一辈子都只卖咖啡，一心想到城里去读书，并出国留学。“我”在大学毕业后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中年的“我”回到幼年糊口的咖啡店，最终选择“什么都不改变”，深深地感到“这朴素的村落，这三代单传的咖啡香，哪里去找”？如果说父辈坚持卖咖啡，只是单纯地继承一种谋生手段，那么“我”选择坚持卖咖啡则具有坚守传统的意味。“我”的形象最初是崇洋媚外的，对传统的东西不喜欢也不理解。父亲理解“我”，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我”出国留学，做了大半辈子的西式快餐后，终于理解到只有三代单传的咖啡店才是值得珍惜，值得永远做下去的事情。“我”从“崇洋媚外”的形象变成了“坚守传统”的形象。“我”的形象具有典型意味，代表着西化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加坡青年向复归新加坡本土传统的中年的转变。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意象具有象征意义：西式快餐，是西方实用主义的物质表现，追求速度和效率；三代单传的咖啡店，象征着新加坡东西不同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本土传统。一方面，咖啡为西方饮食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三代单传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小说以放弃西式快餐而选择三代单传的咖啡店塑造了“我”的形象，虽然西式快餐和咖啡店都具有西方文化的渊源，但由于父辈的传承，选择后者具有复归中国宗法传统的文化意蕴。这一方面表现出希尼尔笔下人物坚守的并非纯粹的中国传统，而是泛化的具有中国因素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希尼尔对结合本土历史文化因素与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具有“鱼尾狮”特征的新加坡本土传统的一种自我反思与认知。

《让我回到老地方》通过父亲“失踪事件”讲述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故事：“我”把父亲从安老院接回家，父亲却接二连三“失踪”。第一次失踪是因为父亲听到屋外有水晶包的叫卖声，当我找到父亲时，父亲说：“黑皮的——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给你吃。”“我”只应付父亲“回去，回去”。第二次找到父亲时，父亲在和一个更年长的老人促膝长谈洪宪年间蔡锷将军同小凤仙的风流韵事。这次“我”被故事吸引，同时暗想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听懂这个故事。最终“我”理解父亲的想法，送父亲重返安老院。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深爱自己的孩子，始终惦记着孩子的喜好，另一方面，他又不适应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而选择出走。这又有深层的原因：第一，“我”与父亲沟通较少，并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第二，父亲既有对过去生活的怀旧，也有对历史文化的怀旧。但是子孙后辈因历史文化的代沟而无法了解父亲，父亲只能出门找老一辈的人讲古。而“我”从父亲的角度反省自己，具有两个转变：一是对父亲行为的理解有变化。“我”从催促父亲回家到聆听父亲讲古，并重新送他回安老院表明“我”理解了父亲失踪的原因是希望和老人们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这一转变的基础既是“我”对父亲怀旧情结的认同，也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二是对文化教育的反省。“我”的孩子一直看英语节目，接受西式教育，当“我”听到蔡锷故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可能听不懂了。这种文化即将断层的危机感令人警醒，这种警醒表明作者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在西方教育文化冲击下的一种忧虑和深思。

要言之，希尼尔一般通过新老华人双重形象的对比来刻画反思传统的华人形象。这表明希尼尔在继承小说“史传”传统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反思新老华人在西方教育文化冲击下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态度，也从这种迥异的态度中实现了新老华人多重文化身份的建构。

四、“现代野蛮”形象：他者眼中的大陆华人

在《希尼尔小说选》中，除了上述三类华人形象，《三十里路中国餐》中出现的“现代野蛮”的华人形象比较特殊。小说讲述“我”和夫人在中国的一次旅行经历。我们为了吃中国餐，乘坐中国的士，却被一位彪形大汉“敲诈”车费，绕了很远的路，在历经惊吓后终于吃到了晚餐。相较于前三类新加坡华人形象，这类华人形象是希尼尔以他者眼光审视大陆人的结果。在小说中，“我”对大陆人的生活状态的感受是：“满街都挤满了车与人，在这傍晚时分，好像不赶在太阳下山以前回去，会活不了命！”中国的士司机是“满身横肉、彪形大汉”，“沿途总紧跟着别人的车，一有小空间就把车移了进去，一看到前面塞车，喇叭不停地响着”。他一路上还聊着自己打劫入狱的往事，让“我”提心吊胆，让我的夫人“双眼直瞪远方”，只能“任由摆布”。大陆华人这种野蛮的形象颠覆了作者笔下对中国人形象的想象性认知。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这篇小说写于1989年，发表于马来西亚的《南洋日报》。彼时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但在社会、经济、政治与国民综合素质等方面与经济腾飞的新加坡存在很大差距。主观方面，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希尼尔对大陆的中国人形象具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因此当希尼尔以他者眼光近距离审视中国的士司机的野蛮行为，自然会有一种因比较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落差。大陆的中国人便在异国的华人笔下呈现为“现代野蛮”形象。这为我们研究海外华人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提供了鲜活的反思个案。

五、小结

曾有论者认为希尼尔作为“末代华校生”，以华文写作应对“浮城”新加坡华人无根的遗弃感。[10]46-52但通过分析其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我们发现与其说希尼尔是对抗西化背景下的异化，不如说他是以小说“史传”传统记录现实：“现实中的故事仅仅是一系列未完成的情节在等待延续、群众是创造事件的原创者；在物换星移的过程中，‘现实’已转换成‘历史’，为了防止过度的时空健忘及心灵上的无限麻木，微型小说往往是记录这些片段的最佳工具。”[11]59-63

透过历史的迷雾，希尼尔在微型小说中塑造的“孝子贤孙”“不忘国耻”“反思传统”等群体形象反映了新加坡华人在国家独立之后，在西方文化教育的渗透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身份认知逐步向本土主体意识的多元文化性格转变的历史进程。他们身上一方面具有孝道、爱国主义、宗法观念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也有对吸收西方文化形成的新加坡本土传统的认知与反思。而“现代野蛮”形象则折射出特定历史条件下他者视域中的大陆华人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下)[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2]希尼尔.希尼尔小说选[M].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3]南治国．探访“浮城”——希尼尔作品的一种解读[J].华文文学,2010,1：70-75.

[4]金进.新加坡作家希尼尔笔下的“城”与“人”[J].外国文学研究,2013,53(3)：133-142.

[5]袁龙.创造的批评[J].怀化学院学报，2017，36(12)：114-117.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王秀梅译注.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袁龙.异质同形：大陆与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之比较[J].中国文学研究，2017，(1)：121-126.

[9]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M].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

[10]宋晓英.“异托邦”还是“乌托邦”？[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2(3)：46-52.

[11]黄万华.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5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