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哲学思想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传播与接受

李 晶

(青岛滨海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一、前言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1]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说：“孟子学说的价值是一个复杂而且值得深抠的领域,……，目前，我们还不能了解他们所体现的内心世界。”还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欧洲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中西方学者对孟子哲学思想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也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研究的内涵不断拓展，研究的理论深度不断加强，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拓展。对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孟子哲学思想中的许多主张，如性善论、伦理观、仁政、民本思想等，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因此，对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传播与接受状况的研究有利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自身价值的提升，其研究虽任重道远，但却充满无穷魅力和巨大的社会、人文价值。

二、从《孟子》英译本及发行情况看孟子哲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

根据文献检索结果，目前在西方出版发行的《孟子》英译本共14种，其中影响力最大、最经典的几本多次重印发行，[2]具体情况如下：

(一)James Legge的英译本The Chinese Classics

这是发行时间最早的译本之一(1861年)，发行量也最大，目前已由18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多次重印。其中Trübner&Co.(London)出版发行了6个版本，并多次重印；J.B.Alden(New York)发行的版本已重印5次。Clarendon Press(Oxford)发行较早，发行了2个版本，第1版多次重印，第2版由Dover Books(New York)于近代重印3次。

(二)James Legge的英译本The Four Books

该英译本也属于发行量最早的译本之一(1800s)，影响力较大，目前已由10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最早的版本由The Commercial Press(Shanghai)出版社发行，该版本已重印5次；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Toronto)出版社发行的版本也较为权威，目前已重印6次；The Chinese Book Company(Shanghai)出版的版本已重印4次，并于1966年由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New York)重印发行。

(三)D.C.Lau的英译本Mencius

该译本也被研究者们广泛研究、借用，其中Penguin Books Ltd.(London;New York;Victoria)出版的D.C.Lau的英译本Mencius第一版重印了6次，第二版重印了2次；Chinese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出版了中英双语版，共有2个版本，其中第一版重印2次。

(四)Lionel Giles的英译本The Book of Mencius(Abridged)

该英译本发行也较多，已由4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最早由John Murray(London)出版社发行(1942年)，目前该版本已重印5次。

(五)William Arthur Charles Harvey Dobson的英译本Mencius:A New Translation Arranged and Annotated for the General Reader

该译本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由2家出版社发行，其中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Toronto)出版的版本已重印6次，而且该译本明确指明受众为普通大众。

(六)Leonard A.Lyall的英译本Mencius

该英译本由2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Longmans,Green&Co.(London；New York)发行的时间较早(1932年)。

(七)David Hinton的英译本Mencius

该译本由Counterpoint出版社(Washington D.C.)出版发行，共有2版，其中第1版重印3次。

(八)Reverend David Collie的英译本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该译本发行时间较早(1828年)，由The Mission Press(Chicago)出版发行。

(九)David M.Gordon的英译本Mangtzu

该版本由Firenze：Tip.STIAV于1964年出版发行。

(十)近期出版发行的英译本

1.Bryan W.Van Norden的英译本MENGZI：WithSelectionsfromTraditionalCommentaries(2008年)；

2.Bryan W. Van Norden的英译本TheEssentialMengzi:SelectedPassageswithTraditionalCommentary(2009年)；

3.Irene Bloom的英译本Mencius(2009年)，该译本已于近几年重印3次，是近代较具影响力的一个译本；

4.David Hinton的英译本Mencius(1970年&2009年)，该译本有两个版本，其中第1版重印3次；

5.Daniel K.Gardner的英译本TheFourBooks(2007年)。

(十一)网络电子版

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书版的《孟子》英译本也日益流行，比如Amazon.com、Spastic Cat Press、Kindle电子书版等网络资源，也成为人们了解、研究孟子思想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从众多的《孟子》英译本和出版发行情况可见，两千年来，孟子及其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亦可见其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之高和影响力之大。各种文献与著作表明，《孟子》在西方学界的传播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孟子》在西方世界的翻译始于16世纪下半叶。明末清初，传教士们为传教之目的开始了《孟子》的翻译及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明清以后，《孟子》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研究经历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语种和质量不断提高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成熟的过程。[1]在众多《孟子》译本中，尤以19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和20世纪70年代著名翻译家和哲学家刘殿爵(D.C.Lau,1921—)的英译本认可度最高。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的《孟子》译本的最大特点是忠实于原文，译本附有大量详尽的脚注，脚注的篇幅甚至超过译文本身。因此，他的译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奉为“标准译本”。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思虽曾与理雅各进行长期的论战，但他也被理雅各的勤勉和精确所折服，说：“理雅各的译本是迄今为止对汉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必将为后世人所铭记、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理雅各的《孟子》译本在西方儒学研究领域占有极高的地位，是广大儒学研究者引用次数最多、研究最为广泛的译本。20世纪70年代，刘殿爵教授翻译的《孟子》英译本面世。自面世以来，刘教授的译本一直被誉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典范之作，是目前在海外影响较大，再版次数最多的译本。学者琼克尔评价本书是“理雅各译本的杰出后继者，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当今学者的需求，足以代替理译本”，倪德卫也说“在这个有价值的译本中，仅仅是导论部分就必须被看做是研究孟子的最好的出版物之一”[2]。2009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席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合作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引用了《孟子》中的话为中美关系做注解，其英文原文就是引用刘殿爵教授的译本。总之，无论从《孟子》英译本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我们都不难发现，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的传播始终如一股溪流缓缓流淌，并逐渐形成奔流之势。

三、从西方期刊发表的与《孟子》哲学思想研究有关的期刊论文看孟子哲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

检索发现，西方期刊发表的研究孟子哲学思想的论文共23篇(1980年—2014年)，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角度：第一，论述孟子思想(人性、天命、义、利、仁、中庸等)；第二，用孟子思想来分析时代问题(分配公平、政治合法性、国际关系、战争等)；第三，孟子与中西方其他哲学家的对比研究(孔子、墨子、荀子、梭罗、亚里士多德、杜威、哈奇森等)。现从研究孟子哲学思想内涵的角度探讨西方学界对孟子哲学思想的解读、传播与接受。

西方学界对孟子哲学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命”或“天命”、“性善论”或“人性论”、“道德”或“伦理”。通过分析西方学界对孟子哲学思想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对孟子哲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可见一斑。

(一)“天命”或“命”

在西方学界发表的有关孟子哲学思想的文献中有关“命”或“天命”的论文占所有文献的50%左右，可见“天命”或“命”这一概念在孟子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内涵深刻，历代学者一直对此保持浓厚的研究兴趣，但至今东西方学者对“命”的概念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Willard J.Peterson(1979)在“The Grounds of Mencius’s Argument”中指出孟子强调知天、使天、立命，“天”和“命”被认为是不能控制却能够影响人们生活的。[3]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Ning Chen(1997)在“The Concept of Fate in Mencius”一文中则认为《孟子》关于“命”的含义有其易变性，总结起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人类的幸运与不幸受到非个人力量如上帝或宿命的制约；其次，宿命的力量不能决定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善恶，因为人的意志和行为完全出于个人自主行为的范畴；最后，宿命的力量只对单个的个体产生影响，不能控制一个联邦或一个国家的命运。[4]

A.T.Nuyen(2013)在“The Mandate of Heaven”:Mencius and the Divine Command The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中指出孟子是保守主义者，也是一位神命理论者，他认为天授予统治者以政治合法性，给统治者统治天下的命令。同时，孟子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宣称是人民，而且只有人民体现了天命。孟子并不相信普通百姓能够做出政治判断。孟子认为，通过人民，通过他们所看所听，天命得以知晓。孟子否认人民有反叛的权利，因为人民没有权力授予或取消统治者的天命，所以他们没有权力攻击一个让他们不满的君王。孟子说只有天的合法代表才有权力发起这样一次攻击，而不是人民本身。孟子还认为普通百姓没有能力获知天的旨意。他将获知天命的能力局限在某个阶层身上，并将合法执政的能力局限在少数人身上。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能力看到宏伟的景象，并判断统治者是否依然拥有天命或者已经丧失天命。“天的代表”可以采取行动来推翻统治者。[5]

其实，要理解命运的概念，首先应该分析“命”一词的含义。从有关《孟子》思想研究的诸多文章来看，很多学者认为，“命”除了具有“命运”“天命”“宿命”的含义以外，还有其他的含义，如“寿命”“命令”“发布命令”和“命名”等。当“命”理解为动词“发布命令”时，暗指上帝作为道德之神或非个人力量的具体行为的动作者；当“命”理解为名词时，有时候指上帝颁布的命令。这一用法中又包含着“宿命”和“道德命令”的含义。当“命”作为“道德命令”时，命运并非意味“不可改变”或“命中注定”，因为人类可以服从命令，也可以对命令置之不理。孟子将天视为政治合法的基础，将人民的福利视为统治者拥有或失去天命的标准。孟子并没有暗示人民不能在政治方面变得成熟，也没有暗示自由民主进程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有权利做出政治决定，同时依然宣布他们相信上帝，儒家没有理由不能既相信上天也相信他们自己，但将天视为政治合法的“存在根据”，在原则上并不排斥民主，前提是人民本身是政治合法的“认知根据”。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孟子哲学思想中的“命”“天命”的争论在西方学术界由来已久，有支持、有反对、有对比研究、有细致的剖析，但至今为止并无定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晰地洞见孟子有关命、天命等哲学思想的光辉和魅力。

(二)“性善论”或“人性论”

对于孟子的性善论或人性论的研究是孟子哲学思想研究中讨论最广泛，最日久弥新的话题，对“性”或“人性”的讨论也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特征。

顾理雅认为孟子的理论是一系列同义反复的恒真命题，不可能存在错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顾理雅首先指出对于孟子理论的分析应该以孟子的“人性”为出发点，而不是从孟子的“善”入手，这一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次，顾理雅还指出我们应该将孟子提出的“善”延伸到“德”。因为孟子提出符合道德标准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是令人愉悦和舒适的，就像动物的嘴巴享受到芳草和谷物后一样感到愉快和舒适。对于顾理雅的观点，Philip Ho Hwang(1979)在题为“What is Mencius’Theory of Human Nature？”一文中认为是错误的，其原因有二：其一，顾理雅把“好”说成道德范畴的“善”显得过于牵强；其二，根据顾雅理的解释，孟子的人性论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善本身是人性的属性之一。[6]

理雅各对孟子人性论的剖析如下：孟子理论的正确内涵是被创造的目的是为行善(the practice of good)，即为善而生。孟子所说的人性善的前提是人在理想状态下的表现而不是现世状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理雅各指出两点论据：第一，孟子认为人类都拥有四个自然道德标准，即仁、义、礼、智；第二，人类天生具有良知，这是更高的道德标准。人性本善不仅因为人类遵循自然的道德标准，更因为当人类受到外部邪恶环境的影响时，人类自然地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Philip Ho Hwang认为理雅各的孟子人性论虽然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但基本忠实于原文，而且理雅各更向前迈了一步，他把孟子的理论和基督教的道德学家的理论进行了比较。

那么，人类究竟为什么行善呢？Philip Ho Hwang指出孟子人性论的真正内涵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为善的“种子”或生而向善。这些种子只有精心培育才能生根发芽。这些“善的种子”使得人区别于动物，只有通过培育这些种子，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孟子主张道德修养即种子的培育恰恰是保留人的本性。

Willard J.Peterson(1979)在“The Grounds of Mencius’s Argument”一文中对孟子的人性论解读如下：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即使当一个人做了错事，也并不违背“人性本善”观点。孟子解释说每一个人都拥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与“四德”息息相关，即仁、义、礼、智。孟子通过假设孩子将要掉进水井里的场景来论证这一点，[3]曰：“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Irene Bloom(1997)在题为 “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的文中，从东西方哲学家对比的角度对孟子的人性论进行了解释。Irene Bloom认为：第一，“性”在孟子看来，并非西方的“人性”。因为孟子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学派不同。孟子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形成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他并没有提及灵魂；第二，人性的许多概念转向人类相同点和相异点的设想中。除非二者有清晰的界限，否则会有扭曲。对于罗杰的观点，孟子的“性”在作者看来不包括人类共有的，拒绝承认这一点将完全损害孟子对“性”的解释。正如孟子所言，这是人类共同的趋势；第三，在孟子看来，有很多方式可以证明“性”，并不代表人们共享的一个概念，也不代表人们产生差异的一个概念。[7]

然而，James Behuniak(2011)则对孟子的人性论持批评态度，他在题为“Naturalizing Mencius”一文中指出孟子作为“人性”的理论学家，并非完全客观。孟子认为墨家和杨朱学派都是“动物性”。儒家美德是“人性”，相当于说儒家美德在性质上是慈善的。作者认为称这样的人性为“善”就相当于提供了规范性指导，他的意图是保护儒家圣人的传统。孟子的人性理论很好地支持了他认为很重要的那些善事，这种认可不要求我们丢弃人性的全部概念，也不要求抛弃儒家的“冲动是人类天生就有”的宣言。孟子认为，我们生来是可以为善的，于是，我们就朝着善的方向发展。[8]

综上可见，中国和西方学者在孟子“性善论”或“人性论”的解读上依然存在分歧，但在各自的文化、政治背景下都有其合理性。

(三)伦理

有关伦理的阐释是孟子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早在1958年Carsun Chang就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刊物PhilosophyEastandWest上发表了题为“The Significance of Mencius”的文章，指出孟子对道德的理解。Carsun Change指出孟子认为宇宙从根本来说是道德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也是流行于宇宙之中的形而上学原理，人性便是这些原理的实证。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Carsun Change高度认可孟子四种美德中的“智”，认为“智”是为了“善”而实现的一种美德，道德准则是不能随意制定的，而是要一个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共同认可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9]

Willard J.Peterson(1979)在“The Grounds of Mencius’s Argument”一文中指出，孟子对人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的观点中指出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任何一位古代圣贤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类中的一员，“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认为我们都像尧和舜一样行善，根据仁和礼来行事，便可以成功将自己与禽兽相区分。[3]

Franklin Perkins(2002)在文章 “Mencius, Emotion, and Autonomy”中指出感情和自我修养的关系对孟子而言是一个道德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情感和理智是相同的。情感或感情在道德中不起作用，因为情感不受控制，超出我们的自治。孟子直接解释的唯一关系是心与慈善的关系。我们的情感是可以培养的。道德修养取决于选择把自己置于一定的环境中，环境能激发一定的感情，感情可以迁移至类似的群体中。[10]

Yong Huang(2010)在 “Confucius and Mencius on the Motivation to Be Moral”一文中通过解读孔子的道德修养观，进一步剖析了孟子思想中道德修养的内涵。《论语》中，孔子很明确地指出儒家思想是一门道德修养的学问，自我修养的最高目标是乐。首先，孔子认为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其次，孔子指出道德修养以诗兴、以理立、以乐成，即道德修养始于读诗，从中可以激发道德情感。然而道德情感是不稳定的，除非受“理”的约束：当一个人的行为受“理”的管约时，他(她)才有外在的力，因此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通过乐实现。最后，孔子描述了自己道德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十五岁我决心学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阶段并不完全界限分明，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阶段，孔子行事遵从意愿，不违背道德。依据自己的心愿行事，这就是“乐”。在孟子看来，在这个阶段，人不再行仁义，而是由仁义行，从外在转向内在。孟子还谈论了品性优秀人士的三大快乐：第一，父母健在，兄弟安康；第二，对得起苍天和人们；第三，在天堂有最优秀的学生。[11]可见，孟子把有道德带来的快乐看作是真正的快乐。

虽然西方学者对孟子伦理思想的解读角度不同，但都肯定了孟子伦理思想所包含的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内容，也肯定了孟子对伦理及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充分反映出孟子作为亚圣的高尚品格和伟大情操。

四、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传播过程中存在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西方学者对孟子的研究深受宗教及本土文化的影响

孟子思想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主要基于各国传教士对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其主要目的是为传播宗教扫清障碍。因此，当时的典籍译本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随着新教传教士也陆续加入传播群体，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汉学家的帮助下，译者也由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传教士逐渐开始转变为热爱中西文化的知名汉学家。因此，宗教对孟子思想研究的影响有一定的削弱，但由于宗教在西方国家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宗教的影响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另外，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从西方价值体系和视角出发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无法摆脱西方哲学、政治及价值评判的视角，甚至扭曲了孟子哲学思想，这势必大大限制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界的广泛传播。

(二)孟子哲学思想相对小众，在普通大众中的传播难度较大

虽然有文献记载的《孟子》英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且英译本品种丰富、数量繁多、形式多样，但笔者通过研读文献及在美国访学期间的调研发现，读者对《孟子》英译本的接受不容乐观,传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有四：其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尤其是先秦哲学思想，更是奥妙无穷，对普通大众来讲，理解难度很大；其二，《孟子》英译本繁多,但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汉学家的译本,都不能完全准确地传达儒学精神,有意或者无意地误读《孟子》译文的情况较为普遍，导致了孟子思想在海外不能广泛准确地传播；[12]其三，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西方近现代的价值评判体系来研究孟子哲学思想，这势必导致对孟子哲学思想解读的偏差和主观臆断；其四，西方学者研究孟子哲学思想所依据的英译本材料本身带有译者本人的视角和理解。西方学者翻译的孟子译本具有西方人特有的视角，中国人翻译的孟子译本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者们的视野，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孟子哲学思想的有效传播。综上所述，孟子及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学界的传播任重而道远。

五、结论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内涵极其丰富的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思想体系存在着很大的相融点及差异性。西方学者在对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批判性接受过程中，不仅能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搭建桥梁，而且还能够更深刻地解读孟子哲学思想的实质，不断发掘孟子思想这一对全人类精神财富做出巨大贡献的宝藏。当然，由于中西方学者对孟子的研究和解读存在着方法、模式、视角和纬度等方面的差异，必然造成孟子思想在西方学界的接受和传播受到阻碍，但同时这种差异性反而形成一股合力，使得孟子思想能够在更开放，更广阔的空间和语境下成长。随着孟子哲学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以及接受度的不断提高，孟子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中永恒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将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也必将进一步得以发掘。

参考文献：

[1]包通法，刘翌.《孟子》译本与其翻译研究识度[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5(4):55-58.

[2]杨颖育.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86-87.

[3]PETERSON W J.The Grounds of Mencius’ Argument [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9,29(7):310-320.

[4]CHEN Ning.The Concept of Fate in Mencius[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97,47(4):497-519.

[5]Nuyen A T.The“Mandate of Heaven”:Mencius and the Divine Command The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013,63(2):113-126.

[6]HWANGH P.What is Menci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9,29(2):201-209.

[7]BLOOM I.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97,47(1):21-32.

[8]BEHUNIAK JR.Naturalizing Mencius[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011,61(3):492-515.

[9]CHANG C.The Significance of Mencius[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58,8(1):37-48.

[10]PERKINS F.Mencius,Emotion,and Autonomy[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02,29(2):207-226.

[11]HUANG Yong.Confucius and Mencius on the Motivation to Be Moral[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2010,60(1):65-87.

[12]刘单平.《孟子》西译史述评[J].理论学刊，2010,(8):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