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化现实看莫言作品中意象的美学重构

齐金花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意象本出自中国古典诗词，被借鉴到西方后从诗歌转向小说，并以在小说中的广泛运用成为小说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通过诗化现实赋予读者一种美妙真切的情感体验。莫言在其史诗般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尤其擅长运用丰富多彩的意象表现他的现代审美价值追求和风格特色取向，所以意象可谓莫言创作风格的起点和亮点。他笔下的“象”多来自农村生活中对自然、人和牲畜的情感体验，经其点化纷纷成为虚实结合，出神入化的“至理”“至境”审美意象，为其创作风格注入一股新奇的魅力。本文立足“象”的类型，从莫言作品中梳理出感觉意象、动物意象、身体意象和文化意象，由此分析莫言诗化现实的独特美学旨趣。

一、从感觉意象见其融中西美学重构后的意境美

感觉意象是莫言最早为人熟知的创作标签，曾以“新感觉”蜚声文坛。科学意义的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它依赖于外部刺激，兼具客观与主观属性,这为感觉意象的虚实相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莫言热衷挖掘感觉的主观层次，并从这里延伸自己丰富神奇的想象。他在创作初期重视感觉的探索与描摹，他认为：“那些伟大作家的虚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就在于他们写作是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的感官，并且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1]4他赞赏对各种感觉的开发，热衷对新奇感觉的捕捉，更常以感觉意象置于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核心地位，率先从感觉的陌生化出发开垦表征其创作个性的文学领地。

在莫言最擅长的感觉意象中，对视觉意象的审美建构最先冲击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他作品呈现的视觉美吸引了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张艺谋，由此有了将文本转化成影视表达，助推他作品海外传播的契机。看完小说《红高粱》后的张艺谋曾赞叹道：“电影里面的色彩小说里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2]135的确，他时而挥毫泼墨，一展作品格调的狂放、自由，透出中国美学的“骨、气、韵”[3]136-152；时而着亮色于画面中一点，诡谲而富有诱惑力，凸显现代派的神秘与怪诞气息。将中国画的水墨丹青意境与西方现代画派的浓烈色彩的洒脱铺排调和于笔下，散发出一种东西方皆能接受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依托了本土色彩美学去制造视觉冲击，莫言首选中国红，以写意的气韵，时而大面积泼洒造势，时而择一点破势，将其在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中被设定了的功能意象创造性地发挥，如狂放写意的《红高粱》，将山东大地上的这种从未被审美关注到的粮食作物，以整体的红色美隐喻出历经战乱仍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恣意狂欢的酒神精神，被读者推向了民族精神的象征。当评论界不断开掘红高粱的崇高美学意义时，莫言继续开掘其“意”的多元性。《红树林》中的那种生长在水中盘根错节的植物生态群，颠覆性地指向了女主人公的欲望深渊。而以点破势的《透明的红萝卜》，却在黑暗中承载了黑孩对温暖和饱腹的美好希望；《罪过》中漂浮在污浊河面的那朵“红花”引诱幼小的福子坠入湍急的河流溺亡，而这点红隐喻的却是大福子心中那团压抑的妒忌之火；《怀抱鲜花的女人》在阴濛的雨天捧着一束暗红色的花，驱动了“我”欲望的引擎；《四十一炮》中在午夜庙里述说人生的罗小通，无法逃脱象征俗世欲望的那位“鬓边簪一朵红花的女人”[4]1的牵系。这些晦暗背景中所凸显的红色让画面充满了极具诱惑感的神秘，由此莫言赋予了传统一维的平面美学以多元的意象价值，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写意手法的现代美学重构。

和色彩意象相比，声音的意象更加玄妙，能在氛围的营造上更具新奇感。沃尔夫冈·韦尔施说：“视角是个性的感官，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伴有这一景象参与者的孤独和自足，而听觉则不同，它属于社会的感官。它联系着民众，联系着我们的社会存在。”[5]223-224可见声音是一种更易于诗化的存在。如果说视觉意象可以让读者建构一维的画面，然后贯通其他感觉来转换为立体多维画面，那么听觉的不确定性一开始便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莫言采撷听觉意象牵引读者或踏入唯美的感觉狂欢世界或跌入奇妙的魔幻意境。建构出的意象跨越时空，兼容虚实，追求至道家物我两忘的灵动境界。客观的“象”通过声音进行了非理性的物理组合和化学反应，将跨界狂欢的新“意”跃然纸上。如《透明的红萝卜》采用客观之“实”表现主观之“虚”。这本取自中国传统诗学常见的借景抒情，在莫言的建构中却一改微言大义，让“情”从感官的神秘体验中生发。作品中那个苦难无语的黑孩凭感觉灵性享受大自然的爱抚，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中，他虽失去了感受人的温暖的能力，但他那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却在与大自然的草木虫鱼交流中释然。于是他能听到黄麻地里“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像火车过铁桥”[6]6，他能听到萝卜的细根被拔离土壤时发出“水泡破裂”样的声响。有评论家以东方审美之“幻——神异而美丽的心象”进行了分析，借用释晓莹《罗湖野录》中“耳中见色，服里闻声”[3]136-152解释这种酷似东方神秘主义哲学里的某些直觉审美方式，不禁使人想起诺贝尔颁奖词中提及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但追溯这一术语的起源会发现Hallucination(幻觉)是一种人潜意识中的谵妄，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在现实刺激产生的精神状态，与黑孩经一叶所感受的奇妙世界有所不同。黑孩的感觉是从现实的一草一木延伸出一个融东方虚幻意境的整体美(如描写的黄麻地)与西方超现实之个性美(如雾气碰撞黄麻叶子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于一体的幻界，这种幻界美正是莫言东西美学重构后的个性显现。还有从听觉转化到视觉的意象，如《金发婴儿》中对瞎眼娘的一段描述：“视觉丧失了，听觉便加倍灵敏起来。……她听到神秘莫测、窈窈冥冥的夜色。……也许是夜游神在胡闹哩。夜游神应该是个邋邋遢遢的小伙子，面孔黑黝黝的，穿一袭玄色长袍，头发梳成一百条小辫，两只大眼散漫无神，左手提一把黑陶烧酒壶，壶里装着陈年老酒；……”[7]118将声音转化成了夜游神，一个基于《山海经》流传民间的形象。这里将听到的化为看到的，看到的又化为超现实的，从幻觉走向了魔幻。就这样感觉意象虽从现实出发，可作家时而让它停留在现实界，时而延伸至一个崭新的审美境界，而这个境界正是莫言创作风格个性化的一个重要标识。

二、从动物意象见其注解现实的隐喻

动物与人类共存于同一世界，与人类有着许多共同的自然属性，它们在人的驯化中不断社会化，在社会化中记录了人性变迁的轨迹。莫言作品中的动物意象反映出他儒教和佛教交融的众生平等观，且从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身上辟出一条揭示人性的蹊径，让动物意象成为他注解现实的一个新航道。他曾说：“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牛的视角，也许比人的视角更加逼近文学。”[8]

贯穿莫言作品的动物意象从标题看就有《红蝗》《牛》《蛙》《狗道》《白狗秋千架》《马语》等。首先这些“象”源于现实生活，与其所表现的人物同处一个语境，由此扎实的现实基础决定其传达的现实意蕴注定贴近了民间，贴近了读者。而且承载了因受制于各种限制的人所不能言说的苦闷，实现以动物“象”传达人“意”。以《蛙》和《狗道》为例，《蛙》描述了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发生的悲剧，莫言谈到这部作品时说：“我为什么要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而《蛙》便涉及到了生也涉及到了死。”[9]“蛙”这个不起眼的动物如何承载这样的功能呢？追溯“蛙”字，《说文解字》解“女娲”的“娲”，声从蛙，在源头上链接起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造人母神；“蛙”与“娃”同音，缔结起隐喻的链接点；“蛙”的孩子蝌蚪与人类的受精卵同形，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比拟，具备外“象”相通；最后“蛙”声与“娃”的哭声又颇为相似，直击故事悲剧的本质，至此取得了从“蛙”与“娲”到“娃”意象的文化同构基础。此外，作品现实中的“蛙”声又是姑姑内心深处对未出世婴孩歉疚的幻象，由此让姑姑的经历引发读者重新审视集体理性下宏观的“得”与个体感性中“失”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人类学视域下反思文化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中付出的生命代价意义。

其次，动物意象反映了作家超越意识形态的民间创作立场。《狗道》中描绘的高密东北乡村民与日本鬼子的高粱地战争之后，村民所剩无几，社会骤然倒退回原始状态。但莫言并未让战争结束，他又继续设计出一场争夺人尸体的人狗大战，以“狗”这个具象点出人性中兽性的样态。狗从它们的驯养者人类那里获取了战争的智慧，也获取了人性的弱点：自私。从而注定了它们在不团结中以毁灭自己告终，为人类竖起一面镜子。不仅如此，莫言通过人狗大战的结局又为战争的价值提供的新解：“那座埋葬着共产党员、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的白骨的‘千人坟’，……坟坑里竟有数十个类狗的头骨……。再后来，我发现人的头骨与狗的头骨几乎没有区别，……。”[10]191曾经的你死我活，最终不过同是一堆白骨，战争的意义何在？当然动物意象最为丰满、成熟和深刻的作品必须提及《生死疲劳》，莫言在这部作品中运用动物意象经典表现了他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后的幻觉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其中的驴、牛、猪、狗、猴五类动物作为主人公西门闹的变“象”存在，将“象”与“意”化为“畜身”和“人神”(人的精神)，构成现实逻辑上的荒诞，实现了新时期中国式魔幻艺术完美呈现。作者赋予每一种动物本能的表层行为，深层上却在揭示人的七情六欲、勾心斗角，并担当了世事变迁中人生百态的见证者。这个过程中，人性与动物本性之间时合时分：合中感慨人世的牵绊和诱惑，情义和情欲的纠结；分中体验肆意的狂欢，简单的自由。由此时而“意”在“象”中，时而“象”在“意”外，传承了蒲松龄的传统美学，借鉴了马尔克斯的魔幻思维，将中国元素、西方元素化入莫氏美学，以此表征莫氏特色，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最真实地呈现，主题最鲜明的阐释。

再次，在读者熟悉之象外，还有自创之“象”，恣肆挥洒原始思维下的魔幻。莫言的短篇小说《翱翔》中反抗换婚而逃离的燕燕“挥舞着双臂，并拢着双腿，像一只美丽的大蝴蝶，袅袅娜娜地飞出了包围圈”[11]124，地面上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她便停栖在松树上。这段飞蝶意象没有运用《聊斋志异》中那种人与动物幻化形成的婉曲美，较之马尔克斯笔下裹着床单径直飞走的女孩的骑士神话美却多了重中国元素，这样在蒲松龄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的重构中完成了属于他的新魔幻意象了。与此类似的还有《丰乳肥臀》中三姐上官领弟的“鸟仙”形象。总之，采用动物意象切实实现了莫言逼近现实揭示现实真实的目的。

三、从身体意象见其探求人性的深度

身体本是人的物质形式，文学审美来自它，审丑也离不开它。莫言小说创作的视点焦聚人性，观察到人因自身身体条件对人性的影响，由此发掘出一类以身体残缺的意象投射人性的管道，揭开潜伏于人性中的另一股心理力量，将残缺造成的外在“丑”所激活的别样人性以新的美学形态呈现给了读者。

其实以局部表现整体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常见技法，而莫言采用冲击传统美学认知的身体局部的“象”去建构了对人全新的理解。如《辫子》中的郭月英以辫子为系住丈夫的爱情意象；《祖母的门牙》中门牙成为祖母权威的意象；《红耳朵》中，主人公一对大耳朵浓缩成他传奇人生的意象。而最受热议的当属《丰乳肥臀》，这部以“乳”与“臀”命名的作品一闯入读者视野，便引发文化争议，而作品史诗般的叙述却与世俗语境中的意义指向大相径庭。这样的意象来自作家两次视觉形象的触动：一是意在表达对母性生殖崇拜的女性雕塑的幻灯片，一是在北京某地铁站出口目睹到一位枯瘦的母亲哺乳两个孩子的场景。两次视觉印象的重合强化了母性形象的特点，最后促成了丰乳肥臀为代表母性的身体意象。作为上天赐予母亲养育后代的血肉基础，延续民族希望的伟大母爱让《丰乳肥臀》摆脱了传统情色的染缸，在莫言的审美导向中重构了它的内涵的价值比例，走向了圣坛。但更多更令人震撼的是身体残缺意象激发出人性中黑暗的部分。

身体残缺较之身体健全的人在面临的肉体和精神压力下，会对人生和人性有着更深的体悟，所以更能显示人性内涵的深度。莫言对残疾人群的关注开拓出一个考察人性深度的视角，让读者从残疾者的身心经历中认识到正常人未必能体会到的人性力量。身体残缺者要达成自我实现往往在主观上依赖强大的甚至偏执的自尊心驱动，对于目标的执着常常会因超出健康的度而导致心理失衡的变态悲剧。这人性中难以把握的微妙尺度，让身体残缺者时常在寻找平衡中的失衡，进而叠加了他们的苦难。莫言创作这样的意象是对身体残缺者寄予了关怀与理解，让读者去认识他们所付出的艰辛，理解他们的困惑。以《丰乳肥臀》中的哑巴孙不言最为典型，作者让他伴随整个故事三分之二的进程，超过了沙月亮、司马库等这些时代枭雄，给予他足够的历史跨度去展现其人性的深度。他因母亲将大姐许婚于他而狂喜，因大姐逃婚另嫁而挫伤自尊；他以战场上不惜性命的勇猛赢得社会地位，再凭借地位实现他黑暗的复仇，最终被不堪其虐待的大姐打死而结束生命。作者围绕他一生情感动荡逐层剥开他的心理内核，通过弗洛伊德性本能驱动下的非理性在生命轨迹中的还原得到合乎逻辑真实的文学诠释，以此丰富了残疾人物的文学审美意象。还有一类身体残缺意象，他所拷问的不止是自己的人性，还充当他人人性的探测器。《酒国》中的成功商人侏儒余一尺便是这类意象的代言人，作者没有关注这位侏儒背后走向成功的苦难，而是让他以酒国成功者的形象出现，由他揭示出这个腐败环境的成因和腐蚀他人的秘诀，让读者看到一个泛滥着人性丑恶的生态圈，这个本是社会弱者的无害的“丑”象在莫言笔下成了代表诱发社会走入腐败的诡异撒旦意象，用他身体的残缺将社会的残缺揭露得体无完肤，而莫言就是这样突出奇兵，在人们常常忽视的群体中找到揭示现实的新斗士。

如果说动物的视角更逼近现实，那么运用身体残缺意象引领的价值批判往往更深入骨髓。《天堂蒜苔之歌》中的瞎子张扣是能用心看用语言揭开黑暗的现实、拆穿腐败的斗士。他身处社会最底层，靠说唱艺人身份接受施舍糊口，以贴近民间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内容而拥有受众。莫言以他的唱词串联篇章，袒露天堂县百姓的心声。他的坚持与莫名的死亡，是作家为那些用生命与腐败对抗的斗士们送上的挽歌。《战友重逢》中主人公钱英豪的断腿父亲形象驱动了读者对战争的重新思考。人们在战争题材的故事中习惯关注战争的残酷，生命的短暂，英雄的壮举，甚至为逝去的生命慨叹，但很少关注逝去英雄背后延续的悲怆。莫言依旧在常人止步处继续延伸他的视线，看英雄身后的现实，加深对战争本质的注解。这位在朝鲜战争失去一条腿的父亲在越战中又失去了独子，曾是战士的他能坚强接受儿子的死，却无法释怀儿子远葬异乡。于是断腿的父亲不远万里来到儿子的墓地想把儿子的遗骸盗回家乡。于是暴雨中：“……一个瘦弱的身影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墓地里。”[12]335一夜忙碌敲凿的父亲“手扶着墓丘艰难地站起来。他身上的骨节叭叭地响着，弯曲的腰久久伸不直。待到伸直时，他又歪倒在地。他的嘴啃着泥土，额头上渗出一线血。那条木腿从他膝盖上脱落下来，露出了变色的塑料和凌乱的绑带。他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坐起来。他挽起裤腿子，暴露了结满老痂又渗出新血的断腿。他揪一把野草，擦拭着断腿处的泥土和血污。木腿默默地直立在他的身旁，像一条忠实的小狗或者一个忠诚的哨兵”[12]338，这段描述直击失子之后父亲的贫穷，父亲的孤独，父亲的坚强，父亲对儿子的思念。战争的记忆在历史的云烟中很快消散，可父亲却用他剩下的漫长人生去承载失子之痛，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中艰辛度日。莫言从这位残疾父亲的形象中完善了对战争的完整的文学诠释，让读者从痛彻心扉的感动中走向对战争价值与其背后责任的全面理性判断。由此可见身体意象成为通过人物形象冲击主题的一个重要能源场，是莫言人物形象创作陌生化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探索成果是将其悲剧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从“种”的意象见其醒世之忧

“种”是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中郑重提出的一个命题，反映出在他创作早期所呈现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对人类“种的退化”走势的思考，从中投入他悲天悯人的入世态度和对人类的终极走向的隐忧。

“种”作为生物学概念，本身是生存延续的物质保障，在人类掌控的这个星球上，很少用这样表述指向人类自身的危机。而作家却将其作为深化主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种”的退化是莫言所持的观点，这种观点以他描绘的现实为前提条件，从而构成醒世之言。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分析来看，人性居于神性和兽性中间，兼具了超我和本我的要素，所以莫言笔下人种的进化和退化取决于人性中神性和兽性博弈的结果，这实际上承载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儒道释价值观，用以寄托他的“大苦闷、大报复、大精神、大感悟……大悲悯”[13]的宏大主题。可是这里“种”的退化从提出到演绎中似乎总被一个逻辑悖论纠缠着，影响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红高粱》中他高调提出自己的祖先，“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里叙事者对先辈英雄事迹的敬佩，来感叹今人勇气的缺失，野性的消逝，进而得到“种”的退化感觉，但这些似乎无法确立足够的立论基础。钱理群也曾分析过的“中国人没有野性了，民族的反抗精神消失了”和“人在退化，出现了返祖现象，人越来越凶残，……”两个极端走向的国民性，莫言对此都做了文学化探索。《红高粱》毫无争议地强调了人的原始生命力，展示了战争中人兽性因素的激活，野性的回归。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叙事者因为不能像祖先那样释放暴力、裸露兽性便视自己为“种”的退化，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是抱怨了文明的进步。生物学上生物体某些退化总会以某些进化补偿来平衡，文化学上野性的消逝一定以文明的提升来寻求替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莫言笔下种的退化态势是消极的。《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生死疲劳》中轮回到最后的大头婴孩、《食草家族》中的六个梦,皆是如此，《马驹横穿沼泽》发出“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这样的悲歌。[14]351一方面我们看到作品中很多对承载家族血脉传承的男孩形象都被设定成羸弱或根本没有种族延续能力的残障者。其中人类伦理退化，后代暴力丛生，理性消解，现实的荒诞离奇，最后在荒芜的精神世界和愚蛮的暴力神话中终结。而换个角度看，作家创作出的这些精神和身体的畸形儿都在警示后人种的灭绝与人性纵欲的代价密不可分，虽观点存在悖论,但从原始的野性、无节制的贪欲两个维度叩问人自身延续过程中的存在问题，不乏对人当下现实生活的批判与警示。

在“种”的延续之外，莫言笔下还触及混血的“种”的元素。对于讲求血统纯正为尊严的中国传统文化，常对传统习惯逆袭的莫言创作出的混血儿形象，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一个多义的、新鲜的审美文化意象。莫言作品中出现过两个典型的“杂种”形象，一个是《梦境与杂种》中的树叶，一个是《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一女一男。树叶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上官金童的一个铺垫，除了混血赋予了她超出一般东方人的美貌之外，她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与其他中国女性形象无异。而上官金童这个人物则以宏大的历史跨度，细腻的人物内在和外在成长演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富有特殊意味的新形象。莫言本人解释这个形象的“意”时说，从母亲为孩子哺乳联想到社会上某些腐败的党员干部“根本不是要为老百姓做事，而是要向党要好处。这些吃‘党饭’的寄生虫，一旦党给他们断了‘奶’，那就活活饿死。……这样一个故事，我感到含有丰富的象征，当然，究竟象征着什么我还是说不清楚，我只是感觉到这里有深厚的意味。……那个离开了乳房就没法生活的男人的故事，就变成了上官金童的故事”[15]70-71“这些吃‘党饭’的寄生虫”促使莫言创作出了一个“得了恋乳症的男人”形象，这个“象”进入读者阐释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赋予了这个形象不同的文化解读。在日本“一个看过此书的和尚对我说，他认为这个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怪胎。他认为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迷恋，他认为我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是对在中国流行了许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文化，如果不彻底地扬弃封建文化，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16]62，由此上官金童的混血出身让他有了在更宏大的文化语境下更多元的阐释基础。的确，从仅仅实现莫言的本意出发，这个人物可以不必是混血出身，但这个出生在中国传统中原腹地上的中西混血儿，不经意间总会触及中国的殖民历史及历史遗留下的中西文化交融。《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和西方传教士生下的这个混血儿子，在母亲那寄托了对他性别蕴含的希望，但最终教与养的文化湮灭了母亲的希望，母亲不得不承认：“几十年了，我一直犯糊涂，现在我明白了，与其养活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头上的窝囊废，还不如让他死了！”母亲希望的儿子是“……要的是像司马库一样、像鸟儿韩一样能给我闯出祸来的儿子，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17]454，立足文本呈现的人物人生轨迹来分析，上官金童失败的人生不是出于他的中西混血身份，而在于他的养成方式。母亲过度的保护扼杀了他精神成长空间的教训也在告诉读者：一个缺少精神力量的人是懦弱而懈怠的，一个缺少精神文化的社会是脆弱而没有活力的，一个缺少民族精神的国家也是羸弱而没有竞争力的。东西方的血脉融合本应具有一种强大的潜力，可是没有给予足够的空间在社会实践中去激活，这种潜力也不能得到开掘，上官金童最终成为这样的废人便是一个例证。可见精神缺失相对较于以智慧立足于世的人类而言才是导致自身“种”在退化的关键。由此激励人们只有不断推进精神世界的建设，做到与时俱进，汲取全人类的文化精华，兼收并蓄，韬光养晦，才能不断地促进个人、民族、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可见出作家借助“种”的文学意象传达宏大主题内涵的意图。

综上所述，作为成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家，莫言受到西方文艺思想和美学的影响，他透过艺术形式的表层追寻到成功艺术背后的哲学之道；他秉承中国本土的美学基调，以清醒强大的自我将一切外来的养分融铸其中，远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些大师，开创自己的文学王国，张扬自己的独特腔调，成就自己的中国风格。这种风格是将传承的中国传统诗学、借鉴的西方美学通过个人的灵感与想象力进行重构，造就了他笔下意象的写意性、灵动性和多样性。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经他意象编织后的诗化现实，更深刻地认识他通过人感觉的曼妙、人身体的缺憾、人共存的伙伴动物、人自身之根“种”的意象演绎中主题的深刻性、敏锐性和先锋性，感受到他表露其中的“盯着人写”的创作观，守持民间的创作立场。凭借这些意象他的作品禁受住时间的砥砺，获得世界文坛的理解、接受、传播与赞誉，由此在世界文学殿堂留下一座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成果的丰碑。

参考文献：

[1]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2]莫言.选择的艺术[M]//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3]胡清河.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G]//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莫言.四十一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5]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6]莫言.透明的红萝卜[M]//欢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7]莫言.金发婴儿[M]//欢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8]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J].文艺研究,2004,(4):34-38.

[9]王研. 莫言：文坛很像巨大的池塘 我是在比较底层的[N].作家报，2010-06-10(02).

[10]莫言.狗道[M]//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1]莫言.翱翔[M]//与大师约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2]莫言.战友重逢[M]//怀抱鲜花的女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3]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EB/OL].[2017-12-31].http://cpxsxk.com/forum/2786.html.

[14]莫言.马驹横穿沼泽[M]//食草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5]莫言.《丰乳肥臀》问答 [M]//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6]莫言.我的《丰乳肥臀》[M]//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17]莫言.丰乳肥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