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抗战时期文学创作对女性话语的坚持

陈红玲， 谢莉君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1936年11月，丁玲辗转来到延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玲因此投入新的火热的生活中。丁玲早期的作品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创作的。1927—1930年，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很鲜明，对禁欲思想、性别歧视、包办婚姻、旧式家庭产生怀疑，对性爱和新式婚姻认可的同时，又认同独身、女同性恋。《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女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她们有思想，不再甘愿在男性阴影下蜷缩自己，女性意识得以苏醒，但是社会的黑暗使她们找不到出路，导致迷失自我。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丁玲塑造的女性形象逐渐从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女性的自我觉醒，过渡到表现女性在进一步认识社会后不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自此，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革命息息相关。1931年创作的《水》是丁玲新作风的开篇。

1936年到1942年这个特殊时期，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高扬革命意识，民族国家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话语受到冲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话语往往会被忽视。这一时期，丁玲笔下的人物往往在时代的召唤下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初到延安，丁玲创作了大量的宣传、鼓舞士气的作品，符合当时主旋律。代表作品有《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入伍》《压碎的心》等。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体验中，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的女性视角变得更为敏锐。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中，她主要表达了革命战争环境下对女性生存困境以及女性的自我救赎等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话语、民族国家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丁玲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选择忽视女性问题，而是站在女性立场上，大胆而犀利地揭示和批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制约与偏见，真实客观地反映当时女性生存的艰难，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真切关怀与思考。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深化、成熟。

一、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交融

丁玲是一个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立场的知识女性。几经波折逃离南京来到光明的延安，丁玲的政治意识非常活跃，使她能够很快地投入到革命文学的阵营中。毛泽东给予她高度赞扬，称她为昨日的“文小姐”，今日的“武将军”。在当时延安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革命话语不断强化，女性话语逐渐弱化，但是丁玲的文学创作却能够突破这个重围，实现女性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完美结合，这得力于1940年前后延安文学政策的相对宽松。丁玲深入了解社会，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女性性别话语、女性立场意识再次被激发出来，其女性意识也从早期的“叛逆”转向深层次的思索。

抗战时期，文艺作品大多为政治服务，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如何从文学角度引导大众，这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当时文艺的工作核心是“工农兵大众文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也表明红色革命文艺的话语方式正沿着“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艺术轨道强力推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丁玲顺应时代的需要，将文学创作置于革命话语之下，尽力用革命话语来规范自己的创作意图。但随着对解放区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的深入了解，她的创作由单纯的讴歌和赞美开始转向对现实的冷静思考，开始批判和审视自己与社会，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结合的作品。其中《三八节有感》围绕延安女性的生存现状、婚姻选择、女性自强这三方面展开议论。在这篇文章中，丁玲对解放区女性的生存状态做出了全面展示。在延安，女性作为第二性，不管是结婚的还是未婚的，自始至终都受到社会的各种非议，这表明即使在解放区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女性婚恋自由还是很艰难，这也从侧面透视出革命政权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人们的一些陈旧思想观念，女性解放很大程度还停留在表面的呐喊上。女性如何才能立足社会，丁玲在文章中做了详细的分析。

二、“现代”思想挑战传统的贞操观

贞操观是旧社会用以剥夺女性爱情、婚姻权利，对妇女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得力武器，它严重束缚了女性对平等、自由爱情的追求。丁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始终与封建传统进行着抗争，从“莎菲”到“贞贞”一直受到封建传统的制约，生活在农村的“贞贞”尤甚。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性之身体”遭受着更多非议。战争对女性的伤害比对男性的伤害大得多，女性的生存不仅面临身心的疾病，还要承受社会的舆论。

《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一个是年过半百的中年妇女，一个是如花似玉的18岁未婚少女。她们都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犯，被抓去做了“慰安妇”，不仅身体上带着无数伤痕，回到家还要受同胞的讥讽和谩骂。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让那些流血的妇女们流泪？他们遭受到的这一切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灾难，为什么他们还要被自己的国人和家人讥讽、嫌弃？但面对这一切，她们并没有选择死亡，而是坚强地活着。

《新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婆可以说是一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典型农村妇女形象，她不像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那样有着自觉的自我意识，完全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入侵者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式。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性虐后，陈老太婆没有选择“以死谢罪”，而是坚强地站了起来。然而世俗的看法，却几乎要了陈老太婆的命。连她自己的儿子都认为她是不洁的一家之长，应该自我了断来结束自己的耻辱，来保全家人的颜面。作品中有这样一段话：

“娘！你尽管安心的死去吧！你的儿子会替你报仇！要替你，替这个村子，替山西，替中国报仇，拼上我这条命！我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干净我们的土地，来做肥料，我要日本鬼子的血。”

在自己的儿子都认为死是最好选择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活下去勇气，陈老太婆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复仇上，一种想要活下去的信念，使陈老太婆的身体迅速恢复，她投入战斗，开始四处讲述她所经历的事，以此来鼓励群众，激发他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以此来降低自己的耻辱感，来确定自己活下去的价值。她自我剖析、自我解放、自我救赎，进而挑战封建传统。她的这种行为让人们觉得她是“疯了”，家人对她的行为也感到羞耻，并且想阻止她，但她并没有停止她的演说，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家人的支持，当共产党想要她加入妇女会时，她更有了新的希望。正如作品结尾所描述：

她看见了崩溃，看见了光明，虽说眼泪已模糊了她的视线，然而这光明，确是在她的信念中坚强地竖立起来了。

文中所说的“信念”既包含了对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期望，又有对自己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自我的救赎，在坚持中她渐渐变得自信，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初步具有现代女性独特的意识，也有一定的独立人格意识，成就了全新的自我。

《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人公贞贞相对于陈老太婆，可以说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她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恋上了穷小子夏大宝却遭到父母的反对，想把她嫁给米铺的小老板作填房，她不愿意但是也改变不了父母的想法，无奈之下她想和夏大宝私奔，但是被夏大宝拒绝了。她没有死死哭求夏大宝，也不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一气之下跑到教堂去当修女，这是贞贞反抗精神最鲜明的表现。却不料遇到日本人扫荡，贞贞被抓去做了慰安妇，种种灾难接二连三扑面而来，她很痛苦，心里无数遍地想到：难道死了才是解脱？但是她不愿就这样死去，她要有意义地活着。她主动利用这层身份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使战争获得胜利，自己却染了一身病，游击队把她送回家乡，她却受到乡亲们和家人的异眼看待。

丁玲把贞贞放在一个落后的农村的背景下，表现了贞贞的苦闷、孤独、希冀和追求。小说通过“我”这个旁观者连接贞贞和其他的人，把他们的言论很好地贯通并展现出来。“我”的到来使贞贞有了倾诉的对象，她并不像表面那样对什么都不在乎、冷漠、乐观，她痛苦的主要来源是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家人的不理解也困扰着她，社会舆论的压力更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这也让“我”很气愤，她们不去憎恨日本人禽兽不如的行为，而是对一个年轻并且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弱女子施以精神上的压力与折磨，为什么呢？无非是贞贞失去了“贞洁”。“饿死事小，失节是大”这种变态的禁忌一直活跃在社会舆论道德中，彼时贞洁是一个女性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它，流言蜚语都会杀死一个人。以杂货铺老板为代表的乡亲们，甚至还有很多女人，都看不起贞贞，文中这样对话和描述：

“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

“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但像杂货店老板那一类的人，总是铁青着脸孔，冷冷地望着我们，他们嫌弃她，鄙视她，而且连我也当着不是同类的人样子看待了。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这是多么残酷的“贞操观”啊！为了全村、为了父母、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有多少这样的女性遭到迫害，然而却被认为如果不死就是“缺德”，就是一个品行有污的人。女人何苦难为女人，高尚和自信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贞贞用自己的“不贞”成全了别人的“贞”。什么才是“圣洁”？丁玲认为贞贞是干净的、纯洁的，虽然她的身体被玷污了，但她的心灵无比纯净。小说的名字命为“贞贞”也反映了丁玲对贞贞的肯定，文中有一段对贞贞外表的描写，突出贞贞的眼睛，突出她那双明亮的、坦白并且没有尘垢的眼睛。在她的眼中我们看不出来她就是那个比“破鞋还不堪的女孩”。贞贞虽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她没有向这个社会屈服。她并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可怜，所以她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她为自己而活，不为家人、不为社会，只为自己。虽然她身上还是保留着传统思想，她也因为自己的不洁而伤心，但是她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污名已经存在，也已深刻在她的心中，绝望的死，还不如有价值的活。自尊不是别人给的，就算她嫁给夏大宝，她也不会获得幸福，还是一样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在这种社会状态下，适应环境只会使自己堕落。她渴望新的生活，她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正是作者对女性获得尊重、实现自我价值道路选择的认可。

三、知识女性寻求发展空间

《在医院中》这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抗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地区的真实生活情境，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从大城市来到偏远地区，自身带着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和当地封建习气浓厚的环境产生的各种冲突。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有的心怀大志，但因为当地的条件有限不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他们因此彷徨而迷茫。文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有理想、乐观、积极的女性知识分子。丁玲试图通过陆萍的处境呼吁人们向狭隘保守的陈规陋习、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发起冲击，为知识分子，更为知识女性争取合适的发展空间。

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医院，因为战争的需要，她在伤病医院服务过一段时间，辗转来到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以为自己可以做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但是党组织却把她派到延安刚刚创办的医院，并且要她终身从事“产婆”的工作。陆萍是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延安医院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人们能享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她是以新生活的主人面貌出现的，是一个“穿着男人的衣服”的女人，也许在她心里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法改变社会，所以想以一个强者的姿态面对环境。她渴望在抗战的后方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试图以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按照她的人生理想来建设规划医院，并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令人窒息的、愚昧的、缺乏温情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但没有成功。本篇小说表现了丁玲对政治和女性问题的思考，陆萍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但是她的党性很强。她喜欢文学，想做一名政治工作者，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她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父亲要她学习医学，党组织要她服从安排，最后她还是妥协了，这是丁玲政治意识的表现。陆萍来到的这个地方和她所想象的有一些出入，她用心工作得不到理解，在他人眼里是“怪人”，她依然我行我素，身边没有知心的朋友。这里的妇女让她无法忍受，化验室的林莎不屑她，她也觉得林莎太过于傲慢；张芳子太过于平庸，芳子虽是抗大的学生，但很安于现状，没有追求，陆萍不想与她为伍；产科主任王俊华医生，陆萍评价她是“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病人、产妇像个孩子一样依赖她，但是又不听她的话。这些都让这个只有20岁的年轻女性感到无力，她想斗争，该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她竭力安慰自己，给自己建造新的希望楼阁，让自己不至于崩溃。最后她遇上自己人生的第一位导师，他的话让她豁然开朗，她转变自己的思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去学习的机会，离开了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从陆萍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对这个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她们不完美，她们有缺点，正是这些缺点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写出了真实的人性。陆萍身上有“五四”时期女性的特质，但她比“五四”时代女性更主动更积极地争取她们想要的生活，有信念、有目标，不再彷徨，敢于斗争。陆萍最后离开医院，她并没有灰心，而是对将来的生活充满信心。就在小说的结尾，丁玲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总结：

“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这意味深长的结尾，既概括了文章的主旨又点明了陆萍今后的道路方向。女性不应该局限自己，如果陆萍没有勇敢走出这一步，也许她就会慢慢被同化，像这里的妇女一样慢慢地失去自己的信仰。

四、小结

丁玲在抗战时期的一切政治、文学活动在文学史上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她是解放区文艺的开创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延安的文学创作起了标杆的作用。作为坚强、富有思想的现代知识女性，丁玲生活的艰辛反映了现代知识女性的不幸与抗争。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丁玲创作的女性形象都具有反抗精神，丁玲对女性思想、心理的把握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是丁玲对时代的深入思考和反思的结果。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丁玲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慢慢地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转变。四十年代，她通过自我反省，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学，克服自己思想上的缺陷，去除一些旧的思想。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洗礼，她认识到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她开始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上去看待文艺，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从身到心进行了全新的蜕变。但是她并没有完全失去一个女性作家的敏锐洞察力，在政治立场下，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不断滋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阅历使她对女性意识、女性思想、女性心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刻画出一个个具有时代灵魂的女性形象，使她们成为不可超越的永恒。“贞贞”“陆萍”就是这个时代折射出来的特殊人物。

总之，丁玲对女性意识进行积极探索，把中国女性的解放、权利平等作为她毕生追求的事业，她的创作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丁玲是抗战时期的文学“先驱”。在延安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在政治意识的引领下紧跟时代步伐，把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时代意识结合，通过作品反映当时女性的生存之艰。但是此阶段，丁玲作品不像早期那样直接、大胆地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而是在战争和国难危机中表现女性关注点的变化，表现她们怎样逐渐把自身的“小我”融入国家、民族的“大我”之中，运用革命和女性双重话语来诠释，着重从侧面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使得作品更富有感染力，使得女性的自我解放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结合在一起。因此，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具有非同一般的先锋性和深刻性，同时也折射出女性在确立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艰难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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