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源的慈善活动及其思想基础

○刘 锋，黄 丹

(邵阳学院 文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又字默深，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爱国志士和实干家。魏源不仅在治学方面成就突出，其在州县为官时政绩也颇多。他施善政，恤贫弱，关心百姓疾苦，致力于防灾济贫、扶弱助困、保幼育婴等慈善活动。魏源在“改建书院，储卷籍，置义冢，设义学，整饬育婴堂、恤嫠会，传种牛痘，兴水利，培地脉”[1]638等方面的善举，不可胜数。他的慈善活动推动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及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本文拟对魏源的慈善活动进行考察并对其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进行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魏源的慈善活动

中国慈善事业源远流长，从商代商汤的“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故天下归汤若流水，[2]218到西周的“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的“保息六政”，以“保息六养万民”；[3]22从宋代慈善事业快速发展，到明清时期慈善事业日趋兴盛，我国传统慈善事业连绵不断。

清代慈善事业比较发达。从地方志记载可以看出，清代各地均有义仓、社仓、常平仓等救荒赈灾的仓储设施，城市还设有普济院、养济堂、育婴堂、保婴局等养老育婴场所，另外像恤无告堂、施药局、漏泽园、义学、义渡等慈善机构也比比皆是。《世宗实录》中记有雍正皇帝的话：“所谓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者，大抵于水旱饥馑之岁散财发粟，赈救穷黎；又或于平常无事之时，造义仓以储米谷，修桥路以便行人，或置敦宗赡族之田，或立养老育婴之所。凡此善事多端，必须出自本人之诚心，而又亲身经理，谊同休戚，始可以惠乡闾而收实效。”清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构成了清中期以后魏源从事慈善活动的历史背景。魏源出生于乾隆后期，经历乾嘉道咸四朝。乾隆后期，清朝由盛转衰。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凸显，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痛苦进一步加深。魏源目睹百姓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卖儿鬻女、背井离乡的悲惨生活，经邦济世的情怀以及扶危济困的家风促使他勤政爱民。在州县为官时，他赈灾黎，济苍生，积极从事防灾救荒、济贫扶弱、兴学育婴等慈善活动。魏源的慈善活动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兴水利，防灾荒

我国自古以来就灾荒不断，清代是自然灾害频发时期，邓云特认为当时“灾害最多者为水灾”。[4]21水灾过后往往是荒年。嘉庆十八年(1813)，魏源赴京求学，行至中原，一路上只见庐舍无烟，哀鸿遍野，河水泛滥，田地荒芜。目睹荒凉情景，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在梦中，他“手持水利书，副以沟洫图。拜献神禹前，冀免斯民鱼”。他认为北方地力未尽，应该兴修水利以防灾害。为治理水灾，魏源参与黄河治理工作，他对黄河的水情地势进行考察，提出黄河入海的路线设想：“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丘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5]348他说：“使当时河臣明古今，审地势，移开渠塞决之费，为因势利导之谋”，就能创造“千载一时之机会”。[5]350在长江流域，清代随着人口增多，农民为了生存，修筑堤垸，围湖造田，与水争利。魏源指出，长江中游南岸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监利、沔阳县亦长堤亘七百余里，尽占为圩田”；长江下游“自黄梅、广济，下至望江、太湖诸县，向为寻阳九派者，今亦长堤亘数百里，而泽国尽化为桑麻”。这种“人与水争地为利”的做法，导致“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5]365一旦遇到洪水，则堤毁垸塌，田淹庐漂。治理长江流域水患，魏源提出退田还水，让地与水的主张。在长江两岸建立分洪区、禁止围湖筑圩、拆毁江中堤垸等办法预防洪灾的发生。“让地与水，不与水争地”的主张，既能预防洪涝灾害发生，也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

魏源认为救济水灾，不仅在水灾发生后对灾民施粥、施药进行救济，更重要的是在平时兴修水利，预防水灾。他提出对水利工程进行“岁修”，重点是设立科学合理的治水机构，提高办事效率。要裁撤治水冗员，节省治水经费，减轻百姓负担。以治理黄河为例，他提出在山东张秋设河道总督，管理黄河南北两岸诸河官及河标数十员，这样既可“裁冗员大半”，又能节省银两五百万用于治河，提高治水效率以防水灾。[5]351

魏源兴修水利的目的是为了防灾救荒，但他提出的“让地与水，不与水争地”的主张，也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大江大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施善政，爱百姓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魏源有着民本意识和仁爱情怀，他重视底层百姓，尤其是贫弱者。在兴化任知县时，县衙厅柱上有他撰写的一幅“民不可欺，常忧获戾于百姓；官非易作，唯愿推恩到万家”的对联，从此联可以窥见他的为民情怀。

兴化一带地势低洼，每年夏天雨季来临时，河官因担心河道冲决堤坝获罪，都要先期启闸放水，致使兴化等七县农田全被淹没，一年收成付之东流。当地百姓屡遭涝灾，生活十分贫困。魏源到任时，恰遇暴雨袭击，河水初涨，他勘察水情，率领全县军民奋力抢险，加固堤坝，昼夜巡护。当时“河帅将启闸”放水，魏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6]13429他到南京求见两江总督陆建瀛，总督下令河官不许任意放水。魏源从南京回到兴化时，又遇西风大作，倾盆大雨两昼夜不停。高邮湖水猛涨，大风卷起浪花拍打着湖岸，岸上泥土不断地被湖水冲刷，堤坝有决口的危险，魏源“冒风雨，伏堤上哀号，愿以身贷民命，自辰至未，屡为巨涛所漂”，但他没有后退，依旧在堤岸上指挥护堤、固堤。连续几天没休息，再加上大雨的浸激，他“目赤肿如桃”，[1]633身体疲惫，并且得了黄疸病。由于魏源与河官力争不让启闸放水，并率领兵民奋力加固堤坝，兴化这年没有遭受涝灾，秋后收获完毕，“岁竟大丰”，当地百姓把收获的稻谷叫“魏公稻”。[1]633

魏源在东台任知县，体恤民众疾苦，东台前任知县曾向县民预征漕银4000两，在其去任后，欠款悬宕无着。魏源接任后，逢上司追征，他不忍再给民众增加额外负担，乃倾尽私囊赔垫，以至在其母亲去世后，窘迫得连扶柩归乡安葬的资金都没有。

咸丰元年(1851)九月，魏源任扬州府高邮知州，在知州任上对狱政进行改革。他对嘉庆以来地方官吏办事拖沓，敷衍塞责，案件积压越来越多之事非常不满，决心加以改革和整顿。他认为，百姓一涉诉讼，往往经年不能解决，以致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因此，他对于百姓的诉讼案件尽量从速秉公处理，不让狱中囚犯长期羁押。他认为让在押犯人获释，使他们早日从事生产，不致因此荒时废业。魏源反对虐待囚犯，他尽量改善监狱条件，他为官的州县，“牢狱皆深檐敞牖，暖室凉棚，给衣施药，囚逸且安，无殃折者”。[1]638

(三)完善传统慈善机构，开拓新的慈善领域

魏源在淮北协助陶澍进行票盐改革时，为了备荒救荒，加强仓储建设。广设义仓、常平仓，做到有备无患。他让常平仓“遇丰年，多积米麦”，到灾荒时“以常价粜之”。[7]1085-1086因为淮北三个盐场“地皆斥卤，即遇丰年，收成亦薄。又兼距海不远，水患频仍”，晒盐扫盐之灶丁“平素生计本属困苦，一遇歉收，则冻馁流亡”。因此，他改造原有的义仓，“复还盐义仓旧制，酌量变通，专己灶丁，以冀仰副轸恤灾灶、务期实惠均沾之至意。”[1]274他与海州分司童濂“捐储仓谷，以备荒歉”。[1]272为让贫寒士子有书读，魏源协助童濂改郁洲书院为敦善书院，并建藏书楼，从扬州陆续购买书籍，“分经、史、子、集，共一百三十八种，凡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卷，并时文选本、馆阁诗赋等部”藏于书院藏书楼，“俾诸生童各量材质，就院记诵”。[1]291因“灶籍贫户幼稚无力从师”，魏源“于板浦镇之南首添设义学一所，延师授读，以正蒙养之始”。两江总督陶澍称赞说：“新建敦善书院及添设义学各缘由，俱见体恤寒儒，振兴文教之善政，殊堪嘉尚”。[1]291

在兴化县，魏源重修育婴堂，修缮明伦堂，抢修尊经阁，扩大兴化县书院，将书院学宫中的尊经阁向平民百姓开放，作为士子聚会、学习、交流的场所。

在高邮任上，魏源重视民生，在高邮湖心修筑救生港，保障湖中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还购置义地、办义学，整饬恤嫠会和育婴堂，给百姓传种牛痘。并于咸丰三年(1853)，将高邮文游台扩建为文台书院，为书院购置大量图书。在高邮，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地方的善事。

二、魏源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

人们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是在一定思想支配下的自觉活动。魏源从事的慈善活动也不例外，也是建立在一定思想基础之上。魏源慈善活动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仁爱观念，乐善好施的家风为其慈善活动提供了价值取向，而西方近代社会救济思想为其慈善活动增添了新的思想资源。

(一)仁者爱人观念：魏源慈善活动的理论依据

慈善活动是人们自觉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建立在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西方社会救济活动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中的众生平等观念和博爱思想基础之上，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则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儒家“仁者爱人”观念之中。民本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被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学派思想家继承并发扬光大，逐渐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提出“仁政”主张。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为“仁”，“仁”就是要“爱人”，由仁而趋善。无论是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思想，还是孟子主张的“仁政”思想，这些思想都能激发人内心善的一面，在人心中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敬老慈幼观念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并且由内而外把敬老慈幼观念与大同思想外化于行，在世俗生活中践行。

魏源对“仁”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用植物的果仁形象地解释人性本善的观点。他说：果实之内有果仁，“迨仁既成而不因树以荣枯矣”，人的身体内有心，人心之内也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5]30他认为“仁”乃万物的核心，果实之内的仁形成后，果仁就不会因植物的生死而荣枯，同样道理，人的仁心一旦形成，仁心也不会随人的外在形气的生死而存亡。魏源形象地运用果核与树的荣枯、人心与形气存亡之间的关系解释儒家“仁”的内涵。他认为生物界的仁可以繁衍扩展于无穷，“一粒之仁，可繁衍化育成千百万亿之仁于无穷”。[5]30在人间，要是把人内心之“仁”性生发于人的知、情、意、行之中，则可孕育出千百万亿颗仁爱之心，人世间有了千百万亿颗仁爱之心便可众善齐归，天下归仁。

从仁爱观念出发，魏源在著作中多次对有着济贫、放生、赈灾、恤老、慈幼、施药、施棺、瘗骼、义渡、修桥铺路等义举的乡绅和热心慈善的官员进行赞扬。安徽庐江有章氏捐田三千亩赡养族人，建义仓、义学，并且“廪其谷若干”，周济宗族中的“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粜谷为钱，帮助宗族中那些“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的贫困户，魏源得知章氏善举后，赞扬道“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恃”。[5]475-476他赞湖南按察使傅鼐“岁修城堡暨神祠、学校、养济院、育婴堂”等善举是有功德于民的行为。[5]278魏源对“仁”的阐释和对义举的赞扬反映出其亲民爱民的仁爱思想。

像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魏源认同儒家思想，不断从传统民本和仁爱思想的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儒家的仁爱观念是其从事慈善活动的理论依据。

(二)乐善好施家风：魏源慈善活动的价值支撑

任何慈善活动的背后都需要有一个价值体系进行支撑，魏源慈善活动的价值支撑是魏氏宗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家风。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家风包括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训、家规、家教等内容，是家庭或家族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行为规范和人生态度的结晶。良好的家风有利于家庭成员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先辈们乐善好施，慷慨助人的行为在后来的岁月里影响着魏源的为人与为官”[8]20，良好的家风让魏源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他施善政、恤贫弱，离不开家风的熏陶。

魏源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魏家“累世好施予，敬斯文，至席儒公尤笃”。[1]618席儒公即魏源曾祖魏大公，魏大公以种田为本，兼营商业，由于善经营，家庭富裕。他乐善好施，修桥补路，做了很多善事。“每挟棉袄複裈，出遇褴褛者，辄与之。尝自郡返，值石马江桥将成，缺费，即捐金三百金，落之”。[9]1946魏源祖父孝立公与席儒公一样，隐居不仕，在家农商兼营，会持家，家产可观，孝立公曾建“万石谷仓”，人称“万石君”。他为人慷慨，扶危济困，“虽庸佃，有子弟就傅者，亦捐其租入之半给膏火；有全不纳者，亦听之”[1]618，其“笃行著邑乘”。[1]617邵阳县在嘉庆八年(1803)夏秋之际遭遇灾荒，“有司责赋急，合县惊骚，几致变”，这时孝立公义无反顾，代替全县农民缴纳田赋，“毁产代输，邑众以安”[1]618，一场即将爆发的民变消灭于萌芽状态。孝立公还慷慨助学，《邵阳金滩魏氏族谱》载，安化人陶澍早年由于家庭贫困，求学受阻，孝立公慷慨解囊资助陶澍学习。陶澍做官之后，为感谢孝立公，专门派人备礼送还所借钱款，孝立公拒绝接受陶澍还款，并对还款人说，钱财是流通之物，借出钱财不是为了谋利，希望陶澍“在官清廉，爱百姓”。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魏源先辈有着乐善好施、慷慨助人的善行。

魏源父辈继承了先辈乐善好施的家风。魏源伯父魏辅邦和孝立公一样，生平乐善好施，邻居中那些贫穷无依无靠的人，他“必月有常给，以养终身”。他在家乡兴办学校，发展文化事业，魏源家乡邵阳隆回地处大山深处，文化落后，风俗闭塞，“素少力学者，辅邦首为之倡”。魏辅邦慷慨助人的品行得到地方官员的赏识，地方上如果有重大的事情，地方官往往依靠他“倡其首而董其成”。[10]10魏源父亲魏邦鲁在江苏吴江、嘉定、荆溪、海州等县的巡检司任职，关心百姓疾苦，任职江苏惠泽时，“值岁大灾”，他“捐赈施粥施药，昼夜在厂与饥民同寝食者数月”。“调任去日”，惠泽“夹盐河两岸送者十余里不绝”。魏邦鲁有着妙手回春之术，救死扶伤心肠，所到之处“为人诊病，施药饵”，经常是“讼者甫退，诊者盈门”。他“好施予，所得微俸有余，辄以济人”，在江苏任职时，新化的邓显鹤和其谈到同县的毛万秋、曾承谦生活困难，魏邦鲁即“各寄二十金为炭资”，对于未曾见面的人如此慷慨相助，可见其扶危济困的品质。[9]1829

家风体现出一个家族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家族最为显著的价值标签，对家族子弟价值观的形成，对他们做人、做事、做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魏家乐善好施、慷慨助人的家风“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魏源，为其慈善活动提供了价值支撑。

(三)西方近代社会救济理念：魏源慈善活动的新资源

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局面，中国与西方世界开始接触，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涌入中国，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也传入中国。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曾亲赴浙江前线抗英。战后，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方面资料，编撰整理成《海国图志》一书。在编撰《海国图志》过程中，他了解到欧美各国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机构设置和救助方法等内容，并通过《海国图志》把欧美的社会救济理念介绍到中国。

魏源介绍欧美各国救济事业资金来源时指出：欧美因受基督教影响，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临终前“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份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或以赎敌国所虏，或以修饰天主殿庭，一切仁事，悉从病人之意”[7]1085-1086。这是民间对慈善救济事业的捐助。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救济事业也有资金投入。如英国赋税分为四种，其中之一专用于赡养“瞽目废疾”[7]1412，英国民众分为五等，其中“贫乏之人”每年须“赒恤银一千二百万两”[7]1396。美国各州由“教门赈济贫穷”之事，“义学馆”和“修整道路桥梁”则由官方主持。[7]1629

魏源也介绍了西方各国设立的多种慈善救助机构。各国均设有“专养一方鳏寡孤独”的“贫院”和收养弃婴的“幼院”；医治病人的“病院”也非常普遍，“大城多至数十所”，分为医治“中下人”的“中下院”和医治“贵人”的“大人院”两种。西方各国与中国一样也设仓储备荒，“各城邑遇丰年，多积米麦，饥岁以常价粜之，如所谓常平仓者”。[7]1085-1086葡萄牙设有“恤孤寡茕独”的“仁会”，[7]1111首都“利士本”(里斯本)有善士设立的病院，每年收养、治疗病人约16000名，育婴院收养婴孩1600名。法国“设养济院，以济贫民”[7]1199，普鲁士首都“伯邻”(柏林)设有“孤子院”，收养孤儿千余人，“武艺院”和“医院”收养旅客、贫民约五千人。[7]1548英国设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故通洲无鬻子女者”。[7]1412美国设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助人戒酒的“节饮会馆”和劝息纷争的“劝和会”等救济机构。[7]1616-1618

魏源还介绍了西方各国对病人、弃婴、贫民和残疾人的救助办法。欧洲各国救护病人的病院房屋华美，设专掌药物之人，“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并提供衣被帐席等生活用品，设专人看护，病愈出院的人还可酌情领取路费。病院一般由国王或贵族设立，或民众合力创办，“月轮一大贵人总领其事，凡药物饮食，皆亲自验视之”。收养弃婴的“幼院”墙壁开洞，设有转盘，耻于送婴入院的父母可乘人不见之时，“置儿盘中，扣墙，则院中人转儿入矣”。如果父母以后想领回自养，“则按所入之年月，便得其子”。为救助贫民和残疾人设立“贫院”，“贫院”给贫民提供衣食保障，还教给他们谋生的技能，俾其自食其力，使“残废之人亦不废”，让“瞽者运手足，痹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7]1085荷兰、比利时把乞丐“送工作坊差使，其不能工作者则令戽水”。[7]1149在美国，贫民做佣工维持生计，找不到雇主的贫民收入“济贫院”安置，在济贫院做事“所得之项，全数入官”，贫民如果生养子女，则有“塾师教之，府、省亦然”，城乡各地没有乞丐四处流浪。美国还设有教育残疾人的机构，“国内立仁会设馆训习”聋哑人和盲人，对于聋哑者“以手调音而教之”，给盲人“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7]1616-1617

在编撰《海国图志》的过程中，魏源认识到西方慈善救济理念颇有可取之处。特别是西方教养并重的救济手段值得中国学习，中国传统的慈善救济事业偏重于消极施舍的办法，救助的层次较低，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救济手段要积极得多。如在救济贫民和残疾人时，西方各国除给予生活救助以维持其生存外，还要求有劳动能力者学习技艺，对其进行职业培训，使其自食其力。魏源对这种做法表示出赞许和肯定。魏源提出中国慈善救济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建设，他介绍美国济贫政策时提到：“然非先立一济贫之法，又安能禁人之乞食乎？凡有国者所宜留意。”[7]1616并对荷兰、比利时两国“无游民、寡盗贼”的济贫效果非常赞赏。[7]1149另外，魏源认为西方的救助机构也值得中国借鉴和模仿。近代西方的病院即医院，与中国古代的同类机构——施药局、惠民药局——的形态有很大差异。而像“节饮公所”“劝和会”这类机构，是中国传统慈善机构中所没有的。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建立这样的救济机构。魏源通过介绍西方的救济方法、救济制度、救济机构等内容，倡导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救济理念。他身体力行，在进行慈善活动时，学习和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救济方法和理念，这些先进的救济方法和救济理念为魏源的慈善活动增添了新的思想资源。

总之，魏源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施善政、恤贫弱，积极从事防灾救荒、兴学育婴等慈善活动，他不仅不断完善传统的慈善机构，也不断开拓新的慈善领域。他的慈善活动植根于中国民本思想和仁爱观念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乐善好施的家风为他的慈善活动提供了价值支撑。尽管仍具有传统慈善的特点，但不可否认，他的慈善活动已带有近代社会救济的萌芽。鸦片战争后，近代西方社会救济观念已经碎片化地传入中国，魏源触碰到一些粗浅的、片段化的西方社会救济理念，对西方的救济思想也有了粗浅的认识。他通过《海国图志》简略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机构设置、救助办法等内容，虽然魏源对近代西方慈善救济事业的认识比较浅显，介绍也比较粗略，但毕竟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开启了学习西方救济事业的先河。特别是随着中西交往的日渐增多，晚清国人对西方慈善救济事业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中国传统慈善救济事业也开始慢慢地向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