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社区研究的新范例
——评《元宝山西麓的苗族三村：广西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社区调查研究》

生态博物馆是欧美国家在工业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类环境保护意识觉醒、文化民主诉求以及对博物馆社会角色反思的产物。它强调遗产的原生地保护及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并关注遗产所在地社区的发展。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的博物馆形式，它与早期北欧、北美出现的露天博物馆、邻里博物馆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这一名称与理念直到1971年法国学者雨果·戴瓦兰、乔治·亨利·里维埃在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次大会时才正式提出。之后，生态博物馆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是各国展示多元文化、维护文明多样性、提升地方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博物馆”思想与理念首先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介绍到中国。1998年，中国首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竣工开放，标志着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受国际新博物学运动和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影响，广西从2003年开始启动生态博物馆的试点建设，并以试点逐步推进，历时8年，至2011年共建成了10座生态博物馆的工作平台和保护区域，形成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态博物馆群。广西生态博物馆的特色在于专业化指导和持续性互动，即学术界普遍认可的“1+10工程”模式，该模式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10座生态博物馆有机结合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展示与传承。在指导与管理10座生态博物馆的过程中，广西民族博物馆逐步探索出了一些工作亮点，其中“文化记忆工程”是最大特色。

“文化记忆工程”的意义非常重大，尤其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有透彻、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基础之上的。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文化记忆工程”，其目的就是要挖掘和整理社区的文化资源，他们手段多样、内容丰富，既有社区村民视角的自我表达，又有专业角度的田野调查；既有文字材料的整理，又有视频、照片的记录。从2013年起，广西民族博物馆每两年举办的“广西民族志影展”就是对上述“文化记忆工程”成果的一个展现。而最近，由龚世扬、蒙秋月著，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元宝山西麓的苗族三村——广西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社区调查研究》一书则是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文化记忆工程”的意义。

该书不拘于传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而是进行了适当的创新。一是，资源环境篇，作者不是单纯介绍当地的资源环境，而是将环境、资源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如讲到社区的植物时，将植物与苗族的建筑、饮食、医药、服饰等联系起来，分类介绍，以反映苗族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地方性经验；二是，注重博物馆“以物说话”的原则，将文化事项中的实物载体，如生产生活用具、饮食、服饰、织锦、乐器等一一展现，以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三是，强调跨学科的介入与合作，参与调查的人员既有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人员，也有民族植物学的人员，写作过程中还充分利用了历史学、生态学的知识；四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诉求，专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调查和个人生活史访谈，增加了些许生活气息；五是，利用了大量的图片来展示和诠释文化现象，很多图片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民族学意义，这是撰写调查报告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导向。

总之，作为一种新颖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此书将民族志书写的要素与生态博物馆建设、当地社区民族文化良好的结合在一起，将生态博物馆保护社区内的人文景象全面系统地展现出来，有利于社区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与传承，为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民族志撰写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