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国际管制的先行者
——尼尔斯·玻尔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及其实践(1943—1944)

刘 京

尼尔斯·玻尔是丹麦籍物理学家，对于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玻尔在物理科学上的建树，以及其在物理学史及哲学方面的贡献，此前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研究。*从搜集到的现有文献来看，对玻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物理学以及物理学衍生领域方面的贡献，其中尤以玻尔文献馆长芬·奥瑟若德以及戈革的成果最为众多。另可参见戈革：《有关尼尔斯·玻尔的文献概况》，《物理》1985年第11期，第644—649页。然而，还很少有学者关注玻尔所提出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从现有成果来看，只是在讨论玻尔“开放的世界”的思想与活动时才会偶尔涉及。*涉及到这一内容的著作有：芬·奥瑟若德：《引言》，载[丹] 尼尔斯·玻尔：《尼尔斯·玻尔集 第11卷，政治论坛：1934—1961》，戈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派斯：《尼尔斯·玻尔传》，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丹麦]尼尔斯·布莱依耳：《和谐与统一》，戈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张来举：《寻求和谐的世界——哲人科学家尼尔斯·玻尔》，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年。论文有：Barton J. Bernstein, “The Quest for Secur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1942-1946,”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0, No.4(Mar., 1974), pp.1003-1044；Finn Aaserud, “The Scientist and the Statesmen: Niels Bohr’s Political Crusade during World War II,”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Vol.30, No.1(1999), pp.1-47；李胜凯：《二战后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失败》，《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第70—75页。其中，《尼尔斯·玻尔集 第11卷，政治论坛：1934—1961》(以下简称《玻尔集》第11卷)，汇编了众多玻尔政治活动的档案文献，是本文主要的史料基础。本文利用已有的文献史料，探讨二战期间玻尔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及其实践历程。之所以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二战时期，主要由于玻尔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了其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并加以实践；而在二战以后，玻尔只是延续着这种思想与实践路线。

一

1885年10月7日，尼尔斯·玻尔生于哥本哈根。1903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系，主修物理学，也由此开启了在物理学诸多课题领域开疆拓土式的征程，一次又一次取得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玻尔也因此而获得了很多殊荣，1916年，年仅31岁的他就成了哥本哈根大学物理学的教授，次年当选为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并于1921年创建了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并在此后长期担任所长。玻尔将青年时代的精力都投注在物理学领域难题的攻关，在中晚年则主要致力于“开放的世界”这一理念的宣传和推广。概括说来，“开放的世界”是玻尔在面对核时代的到来，为避免军备竞赛以及由此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而提出的一套理念的总称，涉及到军事、科技、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核心则是通过分享与合作，创建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关于玻尔的“开放世界”的内涵，可参看Erik Rüdinger、赵从龙：《尼尔斯·玻尔的开放世界》，《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85年第1期，第22—24页。而玻尔于二战期间所提出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则是其“开放世界”理念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玻尔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前就率先提出了原子能管制思想，其实质性内容是主张在核技术领域实现信息开放与情报分享，从而达成国家间的合作。实际上，玻尔此时提出的这种理念，既是对时局所做出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此前已有思想的一次全方位的整合与概括。开放、分享与合作这些构成他思想的内核，并非短时间内同时迸发出来的，而是以其科学事业为基础，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互动中不断累积形成的。玻尔在哥本哈根大学建立起来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因其创办国际研究所的理念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物理学家们前往，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风格。国际研究所成功的创办经验增强了玻尔的信心，因此20世纪30年代，当一部分苏联籍物理学家的国际交流受到来自苏联政府的阻挡时，他便试图通过疏通与苏联的关系，来继续科学领域的自由交流。1934年在苏联召开的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促成了玻尔的访苏之行。苏联国内的科学发展环境令玻尔印象深刻，他在当时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一方面呼吁在国际交往层面，科学家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更加开放，另一方面，他就已经表达出了对于推进国际间合作的想法，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推动。

作为多年投身于科学事业的资深工作者，玻尔始终认为，不管在任何时候，科学都应是一种国际性的事业。但二战前夕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玻尔在推动“开放的世界”理念的实践中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摆脱国际科学界所面临的困境，玻尔进行多方尝试，以期打破由于纳粹横行而阻断的科学交流，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玻尔萌生并形成了自己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1939年9月发端于欧洲中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火速推进着。1940年4月9日，德国占领了丹麦，战火由此蔓延到了玻尔的祖国。1941年9月，德国原子弹研制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沃尔纳·海森堡以开会为由，前往哥本哈根。玻尔于海森堡而言亦师亦友，在这次交谈中，玻尔第一次得知德国正在进行中的原子弹研发工作，但他当时并不看好原子弹的研制前景。1943年玻尔接到英国政府的邀请于10月6日乘轰炸机到达苏格兰，次日到达伦敦，在伦敦短暂停留后于1944年元旦到达了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并在那里展开了为期三周的活动。而正是这段时间不长的英美之行，直接促成了玻尔原子能管制思想的成型。

玻尔在1943年秋刚到伦敦时，就从英国实验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那里了解到了原子弹当时的发展状况，并很快得到英国原子能工程负责人安德森的接待。而他到美国之后，更是亲眼见识了美国浩大的曼哈顿工程，他一方面亲身参与解决了曼哈顿工程中的技术问题，更意识到“一种特别的危险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Margaret Gowing,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 London: Macmillan, 1964, p.348.1944年2月16日，玻尔通过致信安德森，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这些思想包括：其一，如果不实现对原子能的管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考虑到科技领域的可能发展，任何常规的手段都无法达到真正安全的目标。其二，要实现管制，就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普遍的协议。这种协议，不仅涉及技术和行政问题，而且要求信息交换，要求开放军备方面的努力，同时要保障各参与国的共同安全。若非如此，就不可能达到共同管制的目标。其三，具体的管制途径，可以通过联合国家内部的合作来完成。但对这一点，玻尔说得比较模糊。其四，在这种管制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科学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信的结尾，玻尔还借助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里法克斯，表达出解决此问题需要及早注意，从而不错失时机。*玻尔致安德森的信，1944年2月16日，[丹]玻尔：《玻尔集》 第11卷，第78—79页。

二

玻尔2月16日的信中所提及的原子能国际管制的问题，很快就在英国高层政治人物的通信中得到了回应。1944年3月21日，安德森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针对英国的核研制计划即“合金管”(Tube Alloys)的政治意义提出了他认为英国可以做出的两种选择：一种是“形势特别凶险的军事竞赛，那时美国或是美国和英国结成的同盟将在一段时间之内在竞赛中享受一种脆弱的、不可靠的优势”；另一种是设计出一种国际控制的形式，“这种国际控制将保证，亚原子能量如果最终能够应用的话，必须只应用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作为一种军事的或经济战的武器来应用”。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两种选择，尽管“设计任何一种有效的国际控制方案都将是一件困难性极大的事，”但他确信，英国必须要致力于有效的国际控制，而且任何国际组织的计划都必须将“合金管”的潜力考虑在内。从这一段内容来看，玻尔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原子能国际管制的思想得到了安德森的认同。对于玻尔16日信的结尾所提及的倡导国际管制的时机问题，安德森在如何处理同美国关系的问题上感到犯难，因为他根据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认为美国可能不愿意通过共享而实现管制。“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在这个方向上有任何动作。事实上，甚至只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将很难带头行动”。安德森希望前往美国的玻尔能够发挥他在信中所说的科学家可以起到的一种作用，从而促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

安德森的认同更让玻尔信心倍增。玻尔从美国返回后，4月29日在与苏联科学家卡皮察的通信中，对达成国际合作的前景非常乐观。玻尔在信中说：“当我在英国和美国旅行时，我曾见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对国际科学合作的热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舞；你知道，我一直在这种合作中看到一种真实的普遍理解的最光明的希望。”而且玻尔认为，由于苏联在二战中抗击德国方面的重大贡献，这种合作会更为顺利地达成。*玻尔致卡皮察的信，1944年4月29日，《玻尔集》第11卷，第194页。

5月9日，玻尔致信安德森，希望能在返回美国前见到丘吉尔，并转达美国总统的信息。*玻尔致安德森的信，1944年5月9日，《玻尔集》第11卷，第195—196页。玻尔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满足。16日，玻尔在唐宁街10号得到丘吉尔的接待。由于丘吉尔当时正忙于诺曼底登陆的准备工作，而且会谈的大部分时间丘吉尔都在和他的私人科学顾问彻韦尔爵士谈论“合金管”方面的英美关系，玻尔陈述观点的时间并不多。在玻尔半小时的发言中，丘吉尔一直沉默不语，而后突然站起来并打断玻尔的讲话。他转过身对彻韦尔摇了摇头，问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是关于政治还是关于物理？”丘吉尔强烈反对告诉斯大林原子弹的事。他告诉玻尔，原子弹不会改变战争的原则，战后问题可以由他自己和罗斯福来处理。当玻尔问是否以后可以给丘吉尔写信时，丘吉尔答复说，收到玻尔教授的信他“永远会感到荣幸，但他希望那不是谈政治的信”。*[德]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钟毅等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18-119；芬·奥瑟若德：《引言》，《玻尔集》 第11卷，第26—27页。

尽管如此，玻尔还是在5月22日给丘吉尔写了一封“谈政治”的信。在信中，他再次强调了原子知识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能造成的军备竞赛，以及政治家在实现原子能国际管制中的作用。*玻尔致丘吉尔的信，1944年5月22日，《玻尔集》第11卷，第86—87页。但是，丘吉尔批示说：信没有什么新意。玻尔劝说英国高层接受其国际管制思想的路径就这样中断了。

但是玻尔继续为其管制计划而努力着，他把目光转向了当时核研制最先进的美国。7月3日，他撰写了一份内容涉及众多方面的备忘录，其重点在于强调要通过原子弹的管制计划来实现国家间的互信。他称，在战争的这种特殊时刻，要进行管制计划似乎不合时宜，但如仔细考虑，这种计划作为鼓励互相信任的手段却很重要，如果等待战争的发展、新武器的完善，对这种信任只能造成破坏；要预防原子武器的可怕竞赛，就要倡议强国之间的合作；如果联合国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大国要在合适的管制安排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备忘录，1944年7月3日，《玻尔集》第11卷，第94—95页。玻尔把这封备忘录给了他的密友、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同时也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7月5—6日，玻尔在给法兰克福特的信中说，希望听取后者的建议。*玻尔致法兰克福特的信，1944年7月5日，《玻尔集》第11卷，第201页；玻尔致法兰克福特的信，1944年7月6日，《玻尔集》第11卷，第201—202页。

7月10日，法兰克福特回信说，玻尔的备忘录非常妥当，“准确地适应于它所应适应的目的。”不但如此，法兰克福特还不无夸赞地说：“我不禁要说，你正在用一种不负事业之所望的精细和智慧引导着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一些事情。我确实希望事态会渐入佳境。”*法兰克福特致玻尔的信，1944年7月10日，《玻尔集》第11卷，第202页。在与玻尔多次长谈后，法兰克福特也开始相信，美国的核事业无法向苏联保密。理由有三个：1.苏联有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是像卡皮察，通过此前的经验，他们对这些问题完全熟悉；2.即便不是结果或者方法方面的泄露，知识一定也不可避免地会慢慢渗透进俄国；3.德国人也开展了的积极研究，很快他们的知识就会向俄国人开放。法兰克福特认为，恰当的坦白不会有任何风险，相反，保守秘密或许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的建议是，在确保有效的保护措施和制裁建立前，不泄露根本性的知识，在此话题上对俄国公开，将不会让他们得到任何他们尚没有准备好或短时间也不可能准备好得到的实质性东西。*Letter from Felix Frankfurter to President, September 8, 1944,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 pp.295-297.而玻尔的备忘录，经法兰克福特也转到的罗斯福手中。

8月26日，在法兰克福特引荐下，玻尔与罗斯福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出于安全的原因，也为了避开新闻界，玻尔从后门进入了白宫。他督促罗斯福，美英应告诉世界关于原子弹的情况，以便努力达成一项国际管制计划，停止致命的武器竞赛。*Richard G. Hewlett and Oscar E. Anders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Ⅰ1939-1946: The New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0, p.326.罗斯福当时的反应如何，档案未详细记载，据《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推测，他显然是不同意玻尔的，因为罗斯福觉得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而且因谈话时间太短，玻尔也未把问题展开。*[德]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第121页。不过，也有一些资料表明，罗斯福对玻尔的陈述很感兴趣。罗斯福说他已经阅读了玻尔之前的备忘，他给玻尔解释观点的机会，对玻尔的观点充分赏识。他甚至同意，早日同苏联接触不会有什么损失，反而会有很多收获，同俄国人的谅解可以达成。在罗斯福看来，斯大林是“现实主义的思想者和有理性的人”。玻尔自己总结，会晤“在每一方面都十分令人满意”，罗斯福愿意再接见玻尔。*玻尔致安德孙的信，1944年9月12日，《玻尔集》第11卷，第209—210页。实践证明，玻尔的这些想法未免过于乐观。

不论此前在会谈是通信中的沟通进行的有多么热火朝天，中肯地说，玻尔的活动并未有很多收效，不仅如此，对于玻尔来说，一份备忘录的签署让情势急转直下。在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美英名义上是讨论军事问题，实际上是协调战后的欧洲政策，主要是如何抑制苏联扩张的问题。这次会议进一步定下了严防苏联的调子。紧随其后，9月18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了《海德公园备忘录》，该备忘录内容短小精悍，总计达成了三项内容。*Hyde Park Memorandum, September 18, 1944,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 p.298.针对玻尔此前主张的“公开”，备忘录的第一项内容就针锋相对指出不接受向世界公布“合金管”情况的建议；而第三项更是明确将矛头直指玻尔，规定对玻尔的行动进行调查，采取措施保证他不泄露任何情报，尤其是不能将消息泄露给俄国人。这份两国最高首脑签署的备忘录，正式明确了英美反对在核问题上信息“公开”、反对与苏联进行合作的立场。因而，《海德公园备忘录》的签署能够被视为官方意义上宣布了玻尔将近一年的多方奔走活动的失败。

可以想象玻尔对此结果的错愕，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对盟国能够达成合作感到信心满满。10月6日，玻尔也以一份备忘录的形式，对《海德公园备忘录》针对自己的第三项内容进行了辩驳，“关于我有欠忠诚的整个问题，依据的一定是美国政府这边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起源于我的一种责任，即把我在仅和英国政府及美国政府有关的一些微妙问题上的那些活动，和我在计划的技术工作中的参与完全分开。事实上，我曾用最大的谨慎在我的机密关系方面保持忠诚，从而当美国组织的官员们用我不知道的方法来了解我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得到了错误的印象，认为我可能违反了‘安全规则’，因为我和一些人士谈到了计划，而他们认为那些人是无权知道这一计划的。”*玻尔的备忘录，1944年10月6日，《玻尔集》第11卷，第214页。无论玻尔感到如何不公，如何愤懑，他推动英美两国政府实践原子能国际管制的实践，到此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

三

玻尔的原子能国际管制实践在1944年之所以会遭遇失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要因素来源于社会制度的差异。自十月革命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看成是洪水猛兽，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确立。二战中，也只有到了十分危急、别无选择的时刻，西方才会考虑与苏联进行合作，即便如此，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猜疑与防范仍随处可见。丘吉尔曾向美国进言，“威胁来自东方”，*[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曼哈顿工程”的军事负责人格罗夫斯的说法则为“东方”做了注脚：“俄国是我们的敌人……曼哈顿工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Barton J. Bernstein, “The Quest for Secur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1942-1946,”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0, No.4(Mar., 1974), p.1004.临近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局势，大到外交战略的部署，小到具体事件的处理，基于社会制度的分野而形成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让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核问题上向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享资料，那无疑是天方夜谭。

其次，源自于原子弹之于保障大国地位的意义。当时美国举全国之力，从事耗资巨大的“曼哈顿工程”，英国也参与了美国的原子弹研发工程，贡献了大量的脑力资源，即便如此，英美两国之间在情报分享一事上都龃龉不断，更不用说是与苏联谈合作。更重要的是，临近战争尾声，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原子弹在保障大国地位和增加对苏心理优势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然而，玻尔的想法与英美政治家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玻尔始终强调，无论英美奉行何种保密政策，苏联人迟早都会研制出来，既然不存在秘密可言，不如早些进行公开和分享，还可以借此来增进国家间的信任。在二战末期，原子弹是用于将来政治谈判重量级的砝码，因而玻尔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中的分享一说也无从实现。

再次，从玻尔的管制思想构成来看，他没有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从始至终，玻尔的原子能管制思想只是提议要寻求彼此的信任以及在情报方面的交换，建立起管制的程序，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中缺乏可用于实际执行的内容。另外，玻尔在宣传管制思想的策略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过于倚重了私交所发挥的作用，过高地估计了这种非正式的私人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玻尔始终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他的建言献策对政治决策者的影响。

玻尔的实践在这时遭遇失败，还与其提出的时机不无关系。玻尔提出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时，主要国家还在全力研制原子弹。正如高英所说，当时参与战时工程的科学家们还在与时间赛跑，将精力全部投入在他们正在解决的技术问题上。*Margaret Gowing,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 pp.95-98.而各国政治家们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原子弹研制成功所能够带来的军事效果和国际影响力。在原子弹还尚未研制成功之前就提出要进行管制，这一思想尽管具有前瞻性，但想让政治家们去接受，不免有些为时过早。

即便如此，玻尔在1944年所提出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及其实践依旧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他使得政治家们第一次注意到了东西方之间信息开放的必要性，以及开放对政治世界的稳定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尽管当时的政治家们不愿听取，也没有真心接受，但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看到这种伟大的思想在实践中为不同的人所接受、延续和改进。

在之后的1945年，其他科学家也陆续提出类似问题，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无论是政府外的科学家，如匈牙利籍科学家利奥·齐拉特等向政府请愿不对日使用原子弹，*U.S.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77, Records of the Chief of Engineers,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Harrison-Bundy File, folder #76. http://www.dannen.com/decision/pet-gif.html.还是政府内的科学家如罗斯福的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以及化学家、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向政府做的国际管制建议，最终都归于失败。科学家群体对科学本身的透彻了解，让他们深切地知道技术和工具理性具有的局限性甚至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们通过呼吁，希望带动整个社会去了解，也试图通过政府决策以及政策实施的渠道来更好地解决这种困境，但这通常只是科学家们的一厢情愿。玻尔所面对的制度对立、大国利益考量、方案的具体化以及时机、策略等因素，也是导致这些科学家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如日后实践中所表现的那样，只有原子弹研制成功并用于对日作战，只有在公众的关注、科学的反思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各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家才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玻尔及其他科学家有关原子能的国际管制思想才真正为人所重视，并带动着原子能国际管制机制的初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