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北部沿海维鲁河谷原始国家的形成

[加]让-弗朗索瓦·米拉尔 郭璐莎 陈淳

城市生活和功能国家的起源是人类考古学中最引人入胜的两个研究问题。在过去四十年里，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定义和论证六个地区国家社会的发展，它们被公认是第一代国家形成的地方，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华北、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国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它们是被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认为在政治上独立的政治组织，其中，专职领袖拥有控制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活动以及使用武力的权力。国家在考古学上通过许多物质标志，包括四级聚落系统、防御工事和扩张的证据、寺庙和宫殿、贡品的收集和再分配系统以及手工业专门化生产而从考古学上能被识别。这些不应该被作为定义国家的要素来理解.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从考古学上来分辨人类学和政治现象的线索。

虽然安第斯学者已经为探索原始国家形成做出了贡献，但对该地区早期国家的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安第斯史前史的中间期早段（Early Intermediateperiod公元前200年～公元800年）见证了秘鲁北部沿海城市生活和功能国家的出现——这是一片东起安第斯山脉、西抵太平洋狭长地带的沿海景观。之所以能在这里生活，多亏了向西流淌的一系列河流，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形成了肥沃的绿洲。每条河谷在水资源的可利用性、海洋和陆地资源、自然灾害前的脆弱性、接近贸易通道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会对史前政治景观的塑造产生影响。

最近几十年，在这个地区进行的许多田野研究项目有助于论证莫切作为一种主宰文化的崛起，以及该社会的主要中心瓦卡斯·德·莫切（Huacas de Moche）城市生活和国家机构的出现。莫切首都建在莫切河谷的南缘，距今天的特鲁希略市（Trujillo）仅几公里，以方格形规划布局的一个大型居住区为特点，含有大小和质量不等的住宅区和作坊。住宅区建于两座用于民众和仪式活动的大型建筑之间，包括公众集会和人牲祭祀。该遗址最近的工作表明，该聚落在公元二世纪被栖居，它看似经历了一段持续不断的城市增长，直到8世纪被废弃。这个城市是莫切河谷中一种复杂聚落系统中等级最高的中心，以四级行政等级为特点，从事灌溉、贸易和防御的集中管理。

虽然瓦卡斯·德·莫切的政治影响仍有争议，但证据表明，它在公元300年左右发展成为一个跨河谷的扩张型国家。安第斯学者近年来提出了许多关于莫切艺术和建筑传播的解释.这些解释从统治两个以上连续地域的独立政体到沿海地区扩张的一群政体，由拥有一种共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竞争政府系统的阶段性联盟为标志。

虽然广泛的共识认为.瓦卡斯·德·莫切是一个早期古代国家，但仍不清楚它是否代表了一个原始国家形成（第一代国家）的例子——其国家机构出现在“非国家社会的背景中，与已经存在的国家没有接触”——抑或代表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国家的例子。同样的问题是，秘鲁北部沿海是否是单一中心的国家发展，抑或是相似条件和过程导致功能国家在多个地点的平行起源。在对南美国家社会起源的回顾中，斯坦尼什断言，在公元一千年的上半叶，安第斯地区有三个国家（莫切、瓦里及蒂亚瓦纳科）独立形成而非一个。这使他对原始国家发展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同样，比尔曼指出，这个争论现已从莫切社会是否已发展成一个功能国家，变成了中间期早段的秘鲁北部沿海究竟形成了多少个共存的莫切国家。

在几年前进行的一项发人深思的研究中，福格尔指出，事实上莫切的首领仅仅是延续已有的政治体制，而安第斯国家在更早时候已在维鲁河谷出现。在此，她声称，维鲁（加伊纳索）政体已经建立起功能国家的许多典型机构，包括一个全河谷的复杂管理系统，以及位于伊纳索群遗址的一个都城。虽然福格尔的研究令人关注，但她有关维鲁国家发展古老性的观点仍然非常薄弱，因为这个古代政体还没有绝对年表。确实，她的说法基本立足于陶片的排列法断代，最近受到了一些安第斯学者的质疑。不过，总的来说学者们同意，维鲁政体已经发展出许多传统上与古代国家相伴的物质标志，并指出需要在这一地区进行更多的研究，为维鲁政体建立一个绝对年表。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些看法.回顾目前拥有的对维鲁政体的信息，包括为加伊纳索群遗址的年表提供独一无二的数据，当时维鲁河谷的主要中心，以及区域领导权最可能所在的地点。

对维鲁河谷中间期早段统治维鲁河谷政体的研究是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贝内特、拉科·霍伊尔和威利发起的。维鲁政体在河谷栖居以一种独特陶器类型（加伊纳索反彩陶）的出现为标志，这种陶器饰有反彩花纹。聚落中这类共同形制的陶器遍及整个河谷，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该社会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并对其复杂的历史进行重建。

作为维鲁河谷项目的一部分.威利对聚落形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有力地显示，在此阶段河谷的史前人口规模如何达到顶峰，以及维鲁的管理者如何将耕地扩展至原先不用的地区——包括加伊纳索群周围的那些土地。这是通过扩大現有的灌渠系统，并在中部河谷建造位置较高的进水口来实现的。威利还显示，维鲁领导人是如何成功地通过建立一个四级聚落系统来统治整个河谷的，包括一个规模超常的城市中心（加伊纳索群），中型的行政或防御聚落，村落和小村寨。

为了检验威利的模型，2002年，作者和秘鲁及加拿大同事在瓦卡·圣克拉拉（Huaca Santa clara）启动了田野工作，这是由维鲁政体成员在位于河谷底部中心一个小丘的侧面建造的一个中型行政聚落。发掘工作在山坡上发现了一批壮观的储存设施系统，以及坐落在山顶和较低山脊上的中型公共建筑。从该遗址获得的放射性碳年代范围为距今2010±50-1350±60年。表明该中心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八世纪被栖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有证据还表明，瓦卡·圣克拉拉在整个维鲁河谷行政网络中的功能是一处重要的枢纽，它包括其他中型聚落，其中四个在河谷的颈部形成了一个统一防御系统——这里是高地的唯一入口，也是主要灌渠的人口。

维鲁的主要中心无疑是加伊纳索群：位于下河谷北侧的一批集中的土墩，是由数百年人类栖居材料堆积和之后的侵蚀所形成。30个以维鲁共同陶器形制（加伊纳索反彩陶）为特征的30座土墩中，只有6个见有公共建筑，而其他基本上代表了规模不同的抬高居住平台。这个遗址的工作是由贝内特发起的，他的大规模发掘提供了关于这个政体首都的大量信息，揭露了紧凑的以蜂窝状排列的房间单元网络，并暗示着一段漫长而持久的栖居历史。尽管加伊纳索群遗址在研究城市化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河谷的这一地区，只有少数几个田野后续项目得以相继进行。值得指出的是福格尔1990年在该遗址的调查工作，以及她对地表陶片和建筑的分析。

2008年，作为对维鲁政体较广泛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团队在该遗址进行了田野发掘。我们在加伊纳索群的第一项任务是绘制高精度差分GPS的土墩分布图，以制作一个精确的古代废墟和周围景观3D模型。随后，旷野发掘和深层的地层沉积发掘在瓦卡·加伊纳索（V-59）展开，这是该遗址最大的一个土墩，为贝内特在该遗址的开创性工作增加了大量资料。通过使用梯度计使得埋在地表之下几厘米的建筑被识别，并通过铲子进行清理（用铲刃和大毛刷清扫表面以揭露墙体的顶部），让我们得以一瞥该遗址早期的城市化。根据现有的遗址平面图，我们了解到，这片地方被許多建筑复合体所占居，其中每个复合体都有一个紧凑的多间住宅单元的网络，其中既有起居室，也有储藏室，还有露台。发掘揭示了存在各种不同的建筑式样和房屋质量，其范围从普通住宅到带有庭院的豪宅。

有些土墩主要是非住宅建筑，指向一种稳固权力的存在，拥有手段、资源和为公众或仪式用途的大型纪念性工程。的确，大型建筑的设计涉及大量工作，其采用的建筑技术都表明存在一个清晰的公共建筑规划。最大的公共建筑（约82，000 m3）位于瓦卡·加伊纳索的中心位置，虽然它被盗掘者破坏严重，但是该建筑在一层薄薄的泥砖土层下保存良好。这座壮观的建筑是由充填的房间和由成百上千块堆砌泥砖垒成的柱子组建而成，这是莫切遗址群常见的一种建筑技术。它主要是高台和一条毗邻的台阶（南台），面对一个宽阔的广场——可能用于大型的公众集会和仪式活动。该建筑形态（面对广场像舞台一样的平台）在莫切遗址群也很常见。

加伊纳索群的规模非常之大，许多土墩分布在约600公顷的地面上，虽然这些土墩的总占地面积只有约40公顷。人口估计十分复杂，考虑到该群的城市景观以密集的居住环境为特点，由数千个小房间组成，以聚集的方式挤在一起。采用为其它密集聚落开发的参数，表明其人口规模从14，400-28，800人不等，取决于某时段居住的总空间多少而不同。

总之，维鲁的中间期早段以重要的社会（人口规模增加），经济（生产能力增强）和政治（建立全河谷的管辖）转变为标志，从大量相关的物质材料能够从考古学上进行观察。这些包括河谷中聚落总体数量的增加，耕地总面积的扩展，新灌渠的建设，一个四级行政系统的建立——其中各附属中心参与对资源的日常管理，并对其竞争的邻近政体进行防卫——还有庞大和密集的人口聚集，以可能用于大型公众集会的壮观的城市建筑为特征。从原始国家形成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资料很有意思，因为它们看来支持了福格尔的假设，即维鲁领导人成功地发展出了传统上与古代国家相伴的机构，而且他们的政治首都是一个城市聚落。这就引发了许多问题，包括世界这一地区早期国家的性质问题（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国家；发展出单一还是多个中心）。但是，维鲁河谷在这个政体的年表建立之前，任何深入的讨论都是推测。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自2008年以来作者在瓦卡·加伊纳索进行的一项放射性碳年代测定项目的结果，目的是重建史前安第斯山区这一重要遗址的年表。

结果

在最近两个田野发掘季中，我们在瓦卡·加伊纳索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是从不同栖居层位提取放射性碳断代的有机质样本。对成层的沉积挖出探沟，同时对空地进行发掘，以研究较晚的栖居层位——揭露整片房间部分，同时沿探沟两侧保留大块墙体，以确保地层的控制。我们还清理了位于很高泥砖平台上的一条巨大盗沟的一部分，该平台是瓦卡·加伊纳索的枢纽，可以论证公共建筑的营造。这些发掘提供了大量适合放射性碳断代的“短寿命”（short-life）有机物，并有机会观察物质文化的历时演变。放射性碳断代的样本采自住宅区和公共建筑复合体上及其周围的10个发掘单位。20个样本做了测定，通过放射性分析得到5个年代数据，其余的则用加速器质谱法分析。

住宅区从住宅区获得了14个放射性碳年代。在该区域深挖探坑和在空地进行发掘。在所有发掘单位中，陶器组合包括实用器皿（主要是河谷素面陶、卡斯蒂略素面陶、卡斯蒂略切刻戳纹陶和卡斯蒂略模制陶），还有加伊纳索反彩陶片。

先前的发掘是通过该遗址的深层沉积物进行的，揭示了一段跨越几个世纪的不间断的栖居，但是直到最近没有绝对年表可以对瓦卡·加伊纳索的栖居断代。发掘两个深层探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该遗址栖居的“终点”（ternnnus ante quem）。但是，由于工作安全原因，我们不能到达这两个单位的最深处。第一个探坑从一个小型储物室地板向下发掘，深达5米。分辨出4层粘土地板和6个垃圾层。虽然每层中都存在有机物，但仅采集了2个样本用于分析。这些样本采自第一层地板下（Beta-253100：1720±40 B.P.）和第二层地板下（Beta-253101：1860±40 B.P.）的充填物。第二个探坑不寻常之处，在于我们重新打开了一个早年考古探沟，向东扩大50厘米，并对每层进行采样。分析了5个样本。它们来自第一层地板下（Beta-233868：1680±40 B.P.）、第二层地板下（Beta-233867：1900±70 B.P.）、第三层地板下（Beta-233866：1960±50 B.P.）、第四层地板下（Beta-233865：1870±60 B.P.）和第五层地板下（Beta-233864：1720±40 B.P.）的充填物。因此，从这些探坑获得的结果表明，瓦卡·加伊纳索的住宅区可能在公元前50年（校正年代）被栖居，虽然未能达到最早的栖居层。

住宅区也在空地进行了发掘。第一个单位是一个位于建筑复合体中心的大型露台（约9.5x10.5 m）。在此我们分辨出4个连续的粘土地板遗迹。从第三层（Beta-253104：1750±40 B.P.）及第四层（Beta-253105：1820±40 B.P.）地板之下采集了有机质样本。同时发现了两个墓葬：一位成年女性以及一位不到两岁的儿童。尸体被裹在用藤条扎紧的裹尸布里。在分析时，两个墓葬的藤条得到了相同的放射性碳年代数据（Beta-253102：1650±40 B.P.；Beta-253103：1660±40 B.P.）。第二个居住面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房间（4x14m），紧贴贝内特发掘的V-59A北面。它以连续堆积的八条独特垃圾层为特点，压在地表下2米处一层不平的粘土地板之上。在该地板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火塘，并采了样和进行了分析（Beta-233871：1820±40 B.P.）。

在住宅区发掘的另两个单位是两个小型房间（约160x160cm），粘土地板里放置着储存罐。对每个房间第一层粘土地板下的层位进行采样。由于这些堆积较浅（样本采自现代地表下不到1米），我们认为这些样本可以对该遗址的最后栖居断代。这两个样本的分析得出了相对较晚的传统年代（Beta-233869：1550±70 B.P；Beta-233870：1540±70 B.P.），表面该住宅区很可能最晚一直栖居到公元650年，该年代根据二标准差统计（95%）进行了校准。

公共建筑我们在瓦卡·加伊纳索樞纽公共建筑的周围发掘了四个单位。在该建筑西北角附近挖了一个很深的探坑，以确定其始建的年代。沿该泥砖建筑的外墙，我们挖到了现代地表下5.5米处，分辨出紧贴着该建筑五个连续的居住面。从这些居住面下充填层中采集的有机物样本，第二层为（Beta-253106：1750±40 B.P.），第四层为（Beta-253107：1780±40 B.P.），第五层为（Beta-253108：1880±40 B.P.）。结果显示，该公共建筑复合体建造于该遗址历史的早期，可能大约在公元50年，虽然尚未达到最早的栖居层位。

还有两个年代数据来自于该公共建筑（南部台地）顶部一个高台地上的发掘，它们以不同大小房间组成的网格为特征。单位8的发掘揭露出一个长方形房间，有三条连续的粘土地板和垃圾层。第一条地板下充填物中采集到一片藤条分析年代为（Beta-260854：1730±40 B.P.）。从一个小型储藏室中采集到的一粒普通菜豆（Phaseolus vulgafis）也做了分析（Beta-253109：1690±40 B.P.）。这两个样本来自南部台地可能的倒数第二栖居层，因此为该公共建筑的废弃提供了一个最晚的时间。

最后一个发掘单位被设计来通过清理一个大型盗坑的一部分来研究主导该公共建筑的那座塔形平台。在4米宽的剖面上清除瓦砾，揭示出营造的顺序。朝剖面的底部，采集并分析了该建筑连续堆积中一处明显标志中断的碳化物层（Beta-260852：1720±40 B.P）。在此地层之上，剖面显示了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营造阶段，每个阶段用松散填充物与泥砖砌柱相结合来增加平台的高度。

从该公共建筑顶部获得的三个放射性碳年代大致相同，在公元230至420年之间。事实上，从10单位剖面底部获得的样本与来自南部台地接近栖居晚期的样本同时，可以从一般营造的顺序来解释。虽然不能肯定这些样本来自时代相同的地层，但是它们来自基本位于平均海平面以上的相同海拔高度（32.84-33.22米之间）。基于初步分析，看来有可能南部台地原来还要向北延伸，而这座塔形泥砖平台是后来添加上去的。

讨论

这些放射性碳年代数据为瓦卡·加伊纳索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区的长期和不间断栖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该遗址很可能最早在公元前一世纪被栖居，最晚一直到公元七世纪。但是，如果这些结果考虑二标准差统计的全部范围，必然有些会超出校准的范围。尽管如此，目前证据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在公元一千年的上半叶，加伊纳索群被栖居，而其聚落建立的时间更早。实际上，根据我们从勘察中收集的信息，我们估计最深分析样本之下至少3米的栖居沉积，很可能代表了100年以上的垃圾沉积和建筑填充物。看来有理由认为，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某个时候，瓦卡·加伊纳索最早被栖居。这与先前在中等规模的维鲁行政中心瓦卡·圣克拉拉获得的结果相符，那里最早的分析样本也表明，建立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二世纪。

这些结果对于观察秘鲁北部沿海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提供了有关加伊纳索群遗址栖居的重要信息.而且有助于建立维鲁政体控制河谷的年表。的确，根据威利的说法，该遗址的建立与河谷北部边缘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与扩大现有灌渠系统所需的巨大公共劳作密切相关。根据这种情况，该遗址的建设是维鲁领导人政治成功的物化标志，以及有可能是社会新秩序的出现。因此，从这个放射性碳断代项目获得的数据似乎证实了福格尔的假设，即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某个时间.维鲁形成了一个早期区域国家，这些证据要求重新评估该地区早期国家的性质。

这些结果提出了有关秘鲁北部沿海原始国家发展的概念问题。根据现有的年代学证据，有人可能会认为，维鲁政体的领导人是“没有与其他先前国家接触”而第一个采取步骤建立起一个功能国家的。但是，考虑到这一地区其他主要聚落的年代学仍然存在较大的缺环，这里早期国家迹象已经从考古学上得到了论证，其中包括瓦卡斯·德·莫切这一公元300年后的最重要中心，这样的结论似乎为时过早。实际上，虽然托皮克、沙普德莱纳和乌西达在城区部分进行的发掘工作揭示了一种长期和不间断的栖居.最深栖居层的绝对年代——与这个引人瞩目的首都建立相伴，并可能与另一个早期国家的本地形成相伴——尚未获得。同样的困境也影响到早期的莫切河谷聚落，在那里，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迹象已经从考古上做了论证，包括塞罗·阿雷纳（Cerro Arena）和塞罗·欧瑞佳（CerroOreja）。

未来另一条可能更有成效的研究路径是，可以将原始国家发展的概念先搁置一边.直到更多的放射性碳断代数据公布，不是探索秘鲁北部沿海国家是否是单中心的国家发展，而是探究多中心国家发展的可能性。从那里每条沿海河谷的环境、资源、贸易通道等方面都略有不同的背景，将讨论从莫切社会是否是安第斯地区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国家.转向在几个世纪里秘鲁北部沿海同时出现的许多不同原始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方法

通常情况下，发掘根据遗址的地层学进行，一般以如下顺序为特点：压实的粘土地板、垃圾充填层、平整的充填层、压实的粘土地板，如此反复。除了其中一个样本外，所有的样本都来自封闭的地层（粘土地板下面），以保证结果的质量。此外，所有样本都是“短寿命”的有机物（如食物遗存或屋顶茅草），减少因“旧木效应”（“old wood effect”）而得到过早年代数据的机率。所有的样本都由作者用干净的不锈钢工具从其考古学背景中提取，并直接用箔纸包好。在野外实验室内，每个样本都被检查，放在干净的箔纸里并装袋。瓦卡·加伊纳索样品的所有放射性碳年代数据都根据INTCAL04转换为日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