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理论框架、变量关系及效果评估

1 媒介化社会双刃剑:媒介传播对青少年影响

近30年的调查结果[1]显示，尽管我国青少年形态发育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体力活动呈下降趋势，静态生活方式日益增多，超重与肥胖比例明显增加。同时，低体重和营养不良率青少年比例仍保持较。与此同时，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呈下降趋势的近30年时间内，伴随着媒介(本文的“媒介”均特指“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也迅速进入“媒介化社会”[2]。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深度嵌入青少年日常生活，其健康行为与网络行为的交集在不断扩大，媒介传播深刻地改变了其生活方式。

一方面，媒介传播对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方式的产生具有正面影响，从而对提升其体质健康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青少年可以在媒介收视行为中获取锻炼方法的技术指导、体育项目的有益知识、体育赛事观赏后的身心愉悦、进行体育活动的动力等，也可能在媒介收视行为本身时已经达到了体育活动的强度，如进行活跃的视频游戏。ALLANA G L等[3]研究显示，活跃的视频游戏(AVGs:active video games)已经成为一种增加儿童及青少年体育活动量的有效方法。

另一方面，媒介传播内容、青少年媒介收视频次等也可能对青少年体质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青少年对于媒介收视“度”的把握极为重要，如果媒介视听信息过多、增长过快,不仅会使其产生认知疲劳，而且会加剧其媒介沉溺程度，挤占其体力活动时间，对体质健康产生危害。MULLIGAN D A等[4]指出，诸多研究发现媒介使用行为与儿童青少年的肥胖有关，导致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媒介因素表现为：青少年的“屏幕时间”(Screen Time)替代体育活动时间，垃圾食品和快餐食品广告增加了青少年对这些食品的需求，看电视、看电影时青少年吃零食增多，MITCHELL A等[5]的研究跟踪1 336名14～18岁青少年的屏幕时间，表明屏幕时间与BMI正相关，超重和肥胖青少年的屏幕时间缩短可以改善肥胖症状。在屏幕时间对青少年体力活动参与的影响中，“久坐行为”成为重要的中介变量(一般指看电视、电脑游戏、电视游戏、上网冲浪等的行为)，久坐行为的增加是媒介传播导致青少年体力活动减少的重要内在机制。

然而，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如何发掘媒介促进青少年运动参与的优势与契机，化解媒介传播的消极因素？如何让青少年从“屏幕”回到“运动场”，实现运动健康促进的目标？如何通过互联网技术重构的环境生态为青少年参与体育、增进健康提供支撑和服务？基于以上问题的考量，本文拟以“运动健康传播”的概念为逻辑起点，以“媒介传播—运动—健康”逻辑主线，厘清青少年健康、运动、媒介传播各变量间的关系，构建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的理论框架，为从实践层面探寻媒介传播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为的运动健康传播路径提供参考，进而实现从媒介使用到体育参与的“跨越”，在“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为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工程、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2 运动健康传播：媒介化社会实现健康传播与健康促进的重要工具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其目的旨在通过传播对人们的态度、知识、行为等进行影响，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工作部”[6]认为：通过传播与健康相关的知识，积极改进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可以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进而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此传播过程即健康传播。国内部分学者[7]认为，健康传播是指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运用各种传媒渠道及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散、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健康传播是影响人们健康行为和提升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其核心是传递健康知识及相关信息，提升人们的健康意识和防病能力，降低乃至消除影响健康的不良因素。健康传播研究以个人、健康、社会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为核心，重点关注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组织健康传播、以“医患关系”为主的人际健康传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内容。然而，随着媒介(特别是新媒介)传播逐渐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运动在健康促进中的正向效果被逐渐认同，科学揭示媒介传播与运动、健康的关系，进而通过媒介传播促进个体运动、提升健康水平，逐渐成为健康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即运动健康传播应成为健康传播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工具。

运动与健康的关系以及运动的健康促进作用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在媒介传播技术日益发达和运动健康功效得到科学验证的社会背景下，运动成为增进健康的重要手段，而媒介传播则成为提升运动参与水平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基于此，基于健康传播、体育传播等相关概念和相关文献，在征询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笔者首次提出运动健康传播(Sport Health Communication)的定义，即：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工具，以运动与健康信息为核心内容，以提升运动参与水平及科学性为目标，进而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一系列传播活动。运动健康传播定义的提出基于媒介化社会背景，遵循“媒介传播—运动—健康”的理论逻辑主线，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利用媒介传播的优势，化解媒介传播的弊端，提升人们的运动参与水平及科学性，进而为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服务。

3 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的理论框架

在运动健康传播定义的逻辑框架内，笔者基于HBM、EMPA等相关理论，在经过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包含“一背景、三维度、三因素”的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图1)，旨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维度呈现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媒介传播和体育运动因素，在理论层面揭示各维度和因素中具体变量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图1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

Figure1Adolescentsportshealthcommunicationmodel

如图1所示，在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社会背景—维度—因素”是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的3个层面：(1)处于顶层的社会背景呈现媒介化特征，即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介(电视、报刊、广播等)信息和新媒介(网络、手机等)信息对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的“三维度”和“三因素”全方位渗透，媒介化社会是该模式运行的基本社会场景预设。(2)处于中间层的“三维度”通过影响“三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运动健康传播效果产生影响。(3)处于底层的“三因素”以“青少年”为主体，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基于“三维度”的规制，通过“媒介使用—运动—健康”的逻辑路径，最终形成运动健康传播效果。

3.1 社会背景：媒介化

社会背景是任何个体社会现象产生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场景”，将拟分析的社会现象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是准确把握其性质、特征及其因素关系的前提条件。基于SPENCE J C构建的EMPA将社会背景(城市化、现代化等)置于模型的顶层，本研究构建的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亦基于现时代的社会背景——媒介化社会(它指一个全部社会生活、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都可以在媒介上展露的社会,其重要特征即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童兵[2]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已快速进入媒介化社会，基于三重逻辑：首先，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及可能性；其次，信息对于受众的渗透及受众对于信息依赖性的提升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再次，媒介在信息社会中对于“环境”影响力不断提升是媒介化社会特征与结果。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与时代的整体变迁及个体变化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媒介化发展趋势突出表现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迅猛发展，《KPCB：2015年互联网趋势报告》[8]显示，全球互联网用户数从1995年3 500万发展至2014年的28亿，在全球人口中的渗透率从不到1%上升至39%。媒介化社会中青少年无可避免地置于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包围之中。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9]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7.9%，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9.6%。青少年手机网民规模达到2.43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青少年网民手机上网的比例为87.6%，比网民整体的手机上网比例高出1.8%。青少年的生活、学习等活动无一不深受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影响，并且相对于上一代人，他们更会主动适应或迎合媒介化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因此，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的构建必须基于媒介化的社会现实，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不仅覆盖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的宏观(政策、法律、法规)、中观(学校、社区、家庭)和微观(青少年个体)维度，而且对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的因素(媒介使用、运动、健康)及其关系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3.2 模式的构成维度

(1)宏观维度：政策、法律、法规。

政策、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属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宏观顶层因素。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及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青少年健康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且多以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范和监督执行。例如，美国CDC推出了“VERB青少年运动计划”以及SPARK、CATCH等项目，旨在增强美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日本政府提出的“增强儿童体力计划”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体育、娱乐和游戏”中建议将青少年儿童体育纳入到国家方案中，动员各国政府制定全面的战略，确保每个青少年都有享受体育和游戏的权利。

我国也在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2007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2011年)等旨在提高青少年健康水平的重要政策文件。然而，基于媒介化社会背景，仅仅制定相关促进青少年健康方面的政策远远不够，在宏观维度设计上还应体现政策、法律、法规治理的系统性和保障性：不仅应针对青少年健康问题出台各层级促进青少年健康、运动、媒介传播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而且应通过各层级的政策、法律、法规保障青少年利用媒介(特别是新媒介)提升运动参与水平，进而促进身心健康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同时，政府也应提升利用多媒介传播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重视度和实践度。在宏观维度层面，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应保障“利用媒介提升运动参与水平和体质健康水平”，在中观维度(学校、社区、家庭)和微观维度(青少年个体)顺利执行，同时规范媒介传播行为，净化媒介传播环境，进而为实现“媒介传播—运动—健康”的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目标起到引导和保障作用。

(2)中观维度：学校、社区、家庭。

①学校： 首先，在体育教学层面，可积极利用媒介传播工具提升体育教学效果。例如，在保证体育课堂教学连贯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可通过相关媒介技术实时监测学生脉搏、心率，制作脉搏曲线图等，实时监控学生的身体运动负荷和教学质量。又如，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环节，可运用媒介大数据手段结合运动手环、手机运动APP等新媒介技术，将学生的体育课堂教学数据和课余体力活动数据相结合，建立各项指标数据的“学生健康档案”，再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揭示增强每个学生体质的内外在因素，形成高效、精确的学生体质测试系统，真正实现学生健康水平的个性化提升。其次，在学校教育中凸显“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地位。媒介素养教育即利用媒介及其所传递的信息作为教育素材，培养受教育者成为具有批判性地选择、分析、辨别、吸收媒介及媒介信息的能力的人，通过媒介更准确地传递信息。在媒介化社会，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愈加凸显，因为只有懂得利用媒介信息及资源的人，才能在媒介化社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欲通过媒介传播提升青少年的运动参与水平和身心健康程度，媒介素养教育意义重大。在具体教育环节，可丰富青少年学生的常规媒介知识和技能，培养其借助媒介获取运动、健康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利用媒介进行运动和保健的能力，为提升自身身心健康水平服务。

②社区：截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1.3%，300万以上特大城市增加到20个[10]，单位原有的体育职能开始向社区转移，人们的体育利益取向开始由单位转向社会，社区体育的作用正在得以强化。然而，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发展不仅面临“经济”问题(如1995—2004年省一级群众体育经费投入不升反降，1995年经费为97.6万元，占全部体育事业财政经费的2.69%，而2004年经费仅为66.8万元，仅占全部体育事业财政经费的0.76%[11])，而且面临“精神”问题(在“社区”这一代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里，淳朴、情感、熟悉、交往、体谅、包容和传统的习俗等普世价值观，却被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革命剧变所产生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公约、计划合约和市场契约的无限威力的共同生活所取代)。鉴于解决社区体育发展面临的“经济”和“精神”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可综合运用媒介传播手段，完善青少年社区体育组织，使青少年在课余或周末以社区青少年体育组织的形式参与运动，保证学校体育教育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增强其健身、健心效果；同时，可通过微信、qq等社交媒介搭建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和健康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新媒介的“圈层”传播，提升传播和健康促进的效果。

③家庭：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中的最早、最直接的环境，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影响致深、致远。家庭体育环境，特别是家长的体育健康态度、体育健康意识和体育健康行为，对青少年体育健康习惯的养成及其后续健康成长意义重大。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影响下，虽然决策层多次重申“全面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要求“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但如何帮助家长提高认识，指导家长科学地进行家庭体育及健康行为，并无硬性要求和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家庭成了“学校—社区—家庭”三结合体育健康体系中的一大短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因此，家长不仅要转变教育价值观，重视青少年的体育健身行为，也应创造条件与孩子一起运动。同时，在新媒介环境下，家长不仅要在媒介收视行为和习惯上为青少年做好示范(如控制媒介收视时间和频率、防止网络沉溺等)，而且要在利用媒介促进运动和健康方面(如制定并通过媒介监测家庭运动计划、利用媒介学习运动和健康知识及技能等)，为青少年树立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榜样。

(3)微观维度：青少年个体。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发育及形成良好健康行为习惯的重要阶段，该时期进行合理运动对个人的健康和生长发育有着积极的作用，是重要的健康促进行为之一。在媒介化社会，青少年的运动参与及其身心健康受多元维度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青少年个体居于模式的核心，其既是“三维度”中宏观维度(健康、媒介、体育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和中观维度(学校、社区和家庭)作用的对象，也是“三因素”中媒介使用因素和运动因素的作用主体和健康因素的目标载体。因此，欲实现该模式的预设功能，应对青少年维度涉及的相关变量(如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等)及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以年龄为例，处于青春前期、中期和后期青少年的身体形态、机能、心理以及其对媒介和运动的偏好等均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基于不同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的青少年，应揭示其在利用媒介促进运动和健康方面的路径和效果差异，同时在微观层面也应针对不同个体设计有针对性的运动健康传播促进方案，以使得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的青少年均有提升健康水平的可能性。

3.3 模式的构成因素

在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三因素”(媒介使用、运动、健康)并非相互孤立的并列关系，它们以青少年个体为中心，形成延续“媒介使用—运动参与—身心健康”理论逻辑的非线性递进关系，即媒介使用既可能促进或阻碍青少年的运动参与，也可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同时身心健康又反过来对青少年的运动参与和媒介使用行为产生影响。

(1)媒介使用因素。

在媒介化社会，媒介信息呈几何数增长，与运动健康的相关信息不仅大量呈现于媒介中，而且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习惯开发的运动健康传播软件和硬件层出不穷(如健康猫、乐动力等运动APP、运动手环、运动微信、QQ群等)，相对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人，这一代青少年被打上深深的“媒介烙印”，其媒介使用习惯也在不断变化。例如，《“90后”媒介使用习惯研究报告》[12]显示：目前，72%的“90后”人群每天接触手机时间在2小时以上，平均每天接触各媒介时长，手机长达3.8小时；49%的“90后”人群每天使用笔记本电脑超过2小时；22%的“90后”人群不看电视，54%的“90后”人群看电视在0.5小时以内，79%的“90后”人群不看报纸，57%的“90后”人群不听广播，“90后”人群的“去传统媒介”特征非常显著。

基于媒介化社会青少年媒介使用行为对其运动参与和身心健康的重要影响，发达国家率先对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为进行了政策性规范和引导。首先，在促进青少年的运动参与和体力活动方面，美国推出的《大众媒介促进计划》(Mass media campaigns)旨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唤醒青少年的体力活动和健康意识；美国外科学会于1996年推广的《每日半小时体力活动的健康建议》中明确要求“开展促进体力活动的媒介传播运动”，旨在通过媒介传播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所有大众的体力活动和健康水平。其次，在应对媒介使用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方面，2013年美国儿科学会(AAP)[8]要求：青少年的“娱乐性屏幕时间”应小于1～2小时；将电视和网络接入的电子设备移出儿童卧室；监控儿童进入和使用媒介的行为和内容，包括访问的网页、社交媒体网站等；睡觉时间禁止使用媒体设备，包括手机；建立合理且严格的有关青少年手机、网络和社交媒体使用的规定。

因此，在国内对青少年运动健康相关媒介使用行为相关政策性规范缺失的状况下，在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首先，应对青少年媒介使用的科学性进行规范，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青少年利用媒介提升其运动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方面予以鼓励和保障，使其通过媒介学会运动。其次，应从政策和实践层面，分别对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合理性进行引导，对其媒介使用的频率、时间、内容等进行规定并监督，使其健康地使用媒介。只有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合力”，才能最终达成利用媒介、通过运动，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的目标。

(2)运动因素。

在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作为衔接“媒介使用”与“健康”二个因素间的中介因素，“运动”因素(特别是运动素养或称体育素养)对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机理与效果已被国内外大量研究所证实。然而，如何基于媒介化社会背景，综合运用媒介传播因素，优化青少年媒介使用行为，进而促进其运动参与和身心健康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鲜见。基于此，在本文构建的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通过设置“运动”因素中的运动素养、运动项目、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等变量，使之与“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和“健康”因素的变量相衔接，指引青少年媒介使用的方向，奠定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基础。

在“运动”因素的诸多变量中，本文将运动素养作为首要变量，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运动素养内涵的综合性特征(包括体质水平、体育知识、体育意识、体育行为、体育技能、体育个性、体育品德等)使其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意义重大，如果能使青少年运动素养的各要素均能取得进步，其身心健康水平提升是必然结果。其次，青少年运动素养的提升与媒介传播的关系愈发密切。青少年运动素养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而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作为影响青少年的重要环境因素，自然对青少年运动素养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体育知识、体育意识、体育行为、体育技能、体育个性、体育品德等在内的运动素养均可通过媒介(特别是新媒介)传播得以形成和发展。再次，青少年运动素养对“运动”因素的其他变量(包括运动项目、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等)的发展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青少年的运动素养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对运动项目和运动量、强度、时间等进行科学控制与设计，为其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3)健康因素。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因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遗传、环境(政策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个体行为等。为应对环境变化、食品安全、生活方式变化等对青少年健康的不利影响，青少年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社会组织、政府和相关学者探讨的焦点。然而，在媒介化社会青少年健康越来越受到媒介环境的影响，其健康促进也越来越依靠媒介传播手段。例如，《渥太华宣言》规定的健康促进五大领域(制定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创造支持性环境、加强社区的行动、发展个人技能、调整卫生服务方向)均涉及媒介传播手段的支持，以提升健康促进的效果。媒介传播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社会和环境因素，媒介使用也成为影响其健康的重要个体行为因素。

在通过媒介传播影响青少年运动参与、进而影响其健康水平的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健康”是媒介传播和运动参与的目的和“终点”。基于健康传播理论，受传者接收健康信息使其在情感、态度、行为等层面发生转变，是达成健康传播效果的普遍路径。因此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效果的达成(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提升)，首先必须依赖于青少年健康素养的形成。因为健康素养既是青少年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做出正确的与健康相关决策的前提[6]，也是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保障。在媒介化社会，通过媒介手段可以有效地加深青少年对于健康素养的认知元素(如健康知识、健康理念)的理解和内化，亦可以通过“媒介+运动”的手段强化青少年健康素养的行为元素(如健康技能、健康行为等)，从而为提升其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奠定基础。

4 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的变量关系及效果评估

4.1 模型变量关系及研究重点

4.1.1 媒介使用—运动

在青少年媒介使用与运动变量的关系中，应重点揭示以下变量的关系：首先，应研究青少年使用媒介形态变量(如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介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对其运动因素的变量的影响，即揭示何种媒介对促进青少年的何种运动变量最有效。其次，应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内容变量(社交、新闻、体育、娱乐等)比例对其运动因素的变量的影响，即揭示何种媒介内容对青少年的何种运动变量产生影响。再次，应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频率变量(如每天的媒介收视时间)对其运动因素的变量的影响，即揭示媒介使用频率对青少年运动变量的影响。最后，应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时间变量(媒介使用的年限)对其运动因素的变量的影响，即揭示媒介使用时间对青少年运动变量的影响。

4.1.2 媒介使用—健康

在青少年媒介使用与健康变量的关系中，应重点揭示以下变量的关系：首先，应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对其健康素养变量的影响，即揭示青少年使用何种媒介、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内容等对其健康知识、健康理念、健康技能、健康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其次，应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对其身体健康变量(如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等分变量)的影响，即揭示青少年使用何种媒介、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内容等对其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等产生的影响。再次，应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对其心理健康变量(如智力、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分变量)的影响，即揭示青少年使用何种媒介、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内容等对其智力、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产生的影响。

4.1.3 媒介使用—运动—健康

在媒介使用—运动—健康变量的关系中，应以运动因素的变量为中介变量，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对其健康因素的变量(如健康知识、健康理念、健康技能、健康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运动能力；智力、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分变量)的影响，即揭示青少年使用何种媒介、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内容等对其运动认知、运动态度、运动情感、运动行为、运动技能、运动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等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这些影响分别对青少年的健康知识、健康理念、健康技能、健康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运动能力、智力、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产生的个体影响及综合影响。

4.1.4 人口学因素—媒介使用—运动—健康

在人口学因素—媒介使用—运动—健康变量关系中，应重点揭示以下变量的关系：首先，以人口学因素的变量(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为协变量，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对运动因素变量的影响。其次，以人口学因素的变量(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为协变量，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如媒介形态、使用频率、使用时间、使用内容等)对其健康因素的变量(如健康知识、健康理念、健康技能、健康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运动能力；智力、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分变量)的影响。再次，以人口学因素的变量(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为协变量，以运动因素的变量为中介变量，研究青少年媒介使用因素的变量对其健康因素变量的影响。

4.2 模式效果的评估

对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的效果应进行科学评估：一方面，通过评估可以掌握影响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的关键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动态数据，为通过媒介传播促进青少年运动与健康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评估可以对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的维度、因素和相关变量及其指标进行修正，以达成在实践中优化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理论模式的作用。评估内容包括：维度评估、因素评估和综合评估。在维度评估中，应重点考察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中的政策、法律、法规效果，学校教育效果，社区组织效果和家庭培育效果。在因素评估中，应重点考察青少年媒介使用的运动促进效果，媒介使用的健康促进效果，媒介使用的运动健康促进效果。在综合评估中，应重点将维度效果和因素效果进行加总，测评青少年运动健康传播模式对促进青少年健康的综合效果。

5 结束语

基于健康信念模型、锻炼行为生态学模型，在媒介化社会背景分析影响青少年健康的三维度(宏观、中观和微观维度)和三因素(媒介使用、运动和健康)，以及相关变量的关系，构建旨在促进青少年健康的运动健康传播理论模式。然而，在实践层面中推进该模式还应以青少年的媒介使用为关键，化解消极因素——社会联动，引导青少年从“屏幕”回到“运动场”，放大积极因素——运用互联网技术为体育参与、增进健康服务。同时，应以青少年体育信息的内化与转化为核心，综合以圈层传播主导的多元传播方式，构建媒介传播社会支持网络，促进青少年形成以媒介技术为支撑的运动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健康促进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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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adolescent sports health commun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resent paper put forward the definition of sports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the mediated society and constructed by referring to relevant theories such as HBM, EMPA and experts suggestions the adolescent sports health communication model which includes "a background (mediated society), three dimensions (macro-, meso- and micro-level), and three factors (use of media, sports, and health)" .The mode reveal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ports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dolescent health.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dimensions in the model on adolescent heal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effect evaluation help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quantitative research (large sample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adolescent sports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adolescent;sportshealthcommunication;model;theoreticalframework;variablerelation;effectevaluation

CLCnumber：G80-056Documentcode：AArticleID：1001-9154(2018)02-00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