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抗战文物折射其国际统战情怀

洪梦

中国共产党一向具有敞开胸怀广交朋友而海纳百川的大度和气魄，即便是在艰难曲折、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亦是如此。始终抱定一个原则，只要是对中国革命拥护支持、反对战争而追求正义、热爱倡导维护和平者，不分国籍都热情伸出友谊之手，积极扩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广泛热诚结交为至真益友，尽力做好国际统战工作。这一点，仅从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抗战时期同外国朋友交往期间互赠的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上，即可展现和反映出那宽广高远的国际主义精神，“四海之内皆朋友”那爱交友、重情义、讲礼仪的人性化关爱与温馨情怀。许多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正是通过周恩来，才具体生动、丰富细腻地了解了中共及其主张。身为抗战时期党派驻外部世界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所做的外交工作赢得国际友人广泛的信任和友谊，更增进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在国际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

获赠电影机：言说着与荷兰著名电影家伊文思的友情

1937年，拍摄完《西班牙的土地》后，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了解到中国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他义愤填膺，当即与美国几位进步人士露薏丝·蕾娜、李琳·海爾曼、汉门·希姆林等组成“当代历史公司”，决定自费来华拍摄抗战中的中国的纪录片，并且用影片上映所得盈利，购买药品赠送给中国人民。伊文思说过，他来中国拍片是“为了真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使世界公敌的狰狞面目和为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能够尽情地展露在世界人民面前”。

1938年，伊文思与暂居香港的宋庆龄联系，由她介绍给当时因国共合作在武汉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部长的周恩来，又由周亲笔去函介绍给领导第三厅工作的郭沫若。

1月，伊文思一行带了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和两千英尺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从美国起飞，经檀香山到香港、广州来到汉口。武汉电影界人士特意举行茶会热情欢迎伊文思一行。周恩来也特地前往旅馆会见他，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军队抗日的详情。同年初夏，中国半壁河山已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时，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已转移到武汉。但日军步步紧逼，整个武汉也陷在战乱之中。日机空袭的警报伴着炸弹爆炸的轰鸣频繁回响在武汉上空，眼看战火就要烧到这个城市。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伊文思的拍摄工作使尽了刁难和控制的伎俩。但他坚忍不拔地冲破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风尘万里深入前线和后方，置身于背井离乡的难民群中，出入于前线阵地的战士行列里，和普通群众、士兵情感交融，相处无间，拍摄到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和镜头，记录下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史实。宋庆龄也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在拍摄过程中他正确地认识到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满怀革命激情，无视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成功地拍摄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武汉讲解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形势的历史场景。

当时，伊文思在津浦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后回到汉口。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周恩来告诫他：“你在这里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

次日晚，周恩来特地再次到旅馆看望他。这时的周恩来愈加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方面的情况。伊文思把要求去延安拍片但国民党不让他去的苦恼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建议他在汉口拍一组中共代表团研究抗战形势的纪录片，伊文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立刻表示同意。

伊文思要拍纪录片，却没带照明设备，只好把一间采光较好的房间布置成会议室，墙上挂上列宁、斯大林画像和八路军敌后作战地图。又把许多张锡纸贴在几块木板上作反光板。他兴致勃勃地当导演，在办事处找了几个人当助手，爬到窗户外用反光板把太阳光反射到房间里。然后，他要求颇具儒将气度的叶剑英穿上军装缀上中将领章站在地图前面。再要求周恩来、王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凯丰、李克农等入席当“演员”。伊文思一喊开始，叶剑英就拿着指挥棒在地图上指指画画，“演员”们则一齐看着地图，一个个认真得如同小学生。

伊文思后来把这组“精彩”镜头编入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中。这些有关中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活动的珍贵内容，对坚定大后方人民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拍摄完台儿庄一役之后，伊文思一心想去重点拍摄中国抗战的真正中心——延安，拍摄华北敌后八路军的游击战争，可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阻挠等不能实现。他甚至想方设法走到了西安，但宋美龄打来电报进行阻拦，周恩来也从大局考虑劝他不要去延安。在西安停留期间，他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镜头。

不能拍到延安伊文思感到非常遗憾。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破坏，不能改变他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敌后军民的向往和热情。为此，在离开武汉时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他决定把自己的摄影机留给办事处，希望延安建立电影队伍，代他完成未能实现的心愿。

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伊文思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巧妙地把一架埃姆摄影机和数千米胶片，秘密转赠给延安电影工作者，这对正在筹建的延安电影团真如“雪中送炭”。

转交当然只能秘密进行。1938年秋的一天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伊文思乘车来到一个公园前。他跳下汽车等候着……不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开来，中国摄影工作者吴印咸下了车。两人未及互通姓名，伊文思只是悄悄告诉对方说：“延安！延安！”两人握了握手，吴印咸接到了35毫米单镜头电影机和8盒胶卷。双方又默默握了手就匆匆离开了。随后，伊文思在拍摄了广东人民的抗战决心与情景后，离开了中国（未曾想，这样一来他从此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电影事业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应邀访华时，才知道当年跟他交接的人此时已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随即，周恩来动员吴印咸把摄影机和胶卷带到了延安。不久又批准电影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到延安，并从香港买来一架摄影机和一些胶卷，吸收徐肖冰等青年建起摄影队，拍摄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影片。

伊文思赠送的这部摄影机后来成为我们人民电影事业的第一部摄影机。伊文思说：“我没有去延安，感到十分遗憾，但是，用我的摄影机，同样能把延安的现实记录下来。”事实确实如此，延安电影团正是用这台摄影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拍摄下许多动人而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些历史镜头，已成为中国革命极有价值的史料，而伊文思的这部摄影机也作为历史文物，被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周恩来与伊文思的这些接触，成了两人间近40年友谊的开始。

稀有影像：记录主持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茶话会的盛况

国际学生代表团以世界著名学生运动领袖、世界学联秘书长、英国剑桥大学学生詹姆斯·柯乐满为首，成员有英国牛津大学学生白乃德·傅路德、美国女学生莫莱·雅德、加拿大学生聂尔·雷克难。原计划同行的法国和墨西哥学生代表因故未能参加。他们代表全世界进步青年学生，于1938年夏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和实地考察，其主要任务，一是将世界各国青年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带给中国青年，二是“調查中国英勇抗战之实况及日本侵略之非人道的真面目”，并将“所得真相传播于世界青年与学生之前”。

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分两路最终于22日汇合到达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然后再以武汉为出发点到各地考察。

这一来自远方的和平使者团一经落地武汉，众多党派、民众团体和国民政府许多部门的代表，纷纷以各种方式给予热烈欢迎。

5月25日下午，以周恩来为主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在汉口中山路江春饭店举行茶话会，盛情招待国际学生代表团，将武汉各界欢迎活动推向高潮。除赴前线考察的雷克难外，代表团其余3人都出席了茶话会。来宾有邵力子、邹韬奋、郭沫若、李公朴等社会名流，各党派、各团体、各新闻单位代表，还有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以及日、美、英、法、苏、比、荷等国代表，共计400余人。

茶话会首先由周恩来致开幕词。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说：“这个茶话会有各界各方面代表参加，象征了中华民族在全国的大团结。我们谨以这个欢聚团结的象征，来欢迎我们世界的朋友！”接着，长江局书记陈绍禹（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随后，世界学联代表、国际友人和中国各界各团体代表发言。会场自始至终气氛庄严而热烈，讲演声和掌声此伏彼起，呈现一派团结祥和的超越国界的浓郁友谊气息。当茶话会临近结束时，周恩来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指挥大家合唱《大刀进行曲》。

这个茶话会既是对世界学联代表团的欢迎会，又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盛会。正如柯乐满在发言中所说：“日本在各国常常宣传，中国是一个懦弱的国家，是一个内部分裂、自相残杀的国家。”这个招待会却“活画了一幅中国各党各派各阶层统一团结的鲜明的图画”。第二天，《新华日报》以《我国民族团结的图画》和《世界人士联合的缩影》为题，并增版以图文相配的形式进行报道。

5月26日，蒋介石也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并发表《告世界学生代表团书》。在武汉，世界学联代表团不辞辛苦，参观了半数以上的大、中、小学校和图书馆、医院、难民营等。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代表团经九江抵南昌赴长沙相继考察。代表团对中国抗战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从广阔的后方到激战的前线，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到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从最高领袖到普通群众，从政治军事到文化教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到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他们每到一处，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我们支持你们！”“胜利属于中国！”此间，他们学会了唱中国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他们在长沙众多欢迎标语中，特意挑选出“多谢你们的同情，但希望更多实际的行动！”用航空快件寄往美国。6月14日下午，代表团离湘返汉时在长沙火车站面对欢送的人群，诚恳地表示：“现在我们不愿意多讲话，请诸位看我们回国后的实际行动吧！” 17日，代表团自武汉飞赴重庆，20日抵成都，24日又飞往西安考察。27日从西安出发，乘汽车赴陕甘宁边区考察。在延安，他们参观了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与八路军将士和边区青年进行广泛接触。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大会，毛泽东热情致欢迎辞；还会见代表团并与之长谈。

世界学联态度鲜明地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并派出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考察和声援，使中国军民倍受鼓舞，同时也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中国争取更加广泛的国际援助，更加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赠出相片：折射出同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交往

年轻的约翰·S·谢伟思是1944年至1945年间赴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中唯一一名外交官，于是他成了美国与中共的主要联络人，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长谈。

时至1945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经过对陕北和其他八路军根据地半年多的考察，已毫不掩饰他们对共产党军民的好感。

可是在山城重庆，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驻华总部的高官中，事情正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自从担任驻华大使以来，赫尔利渐渐独揽了美国驻华各军政机构的大权。1945年1月，他向美国驻华各机构宣布，美国在华政策是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未经他本人批准，任何人不能将对蒋介石不利的报道送往华盛顿。2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回美国述职。这之前，美国年轻外交官戴维斯因亲共已被赫尔利调离中国。谢伟思也得到了赫尔利的警告：如果再发表同情中共的言论，你的下场将和戴维斯一样。赫尔利希望所有在华美国人对他惟命是从。

嘉陵江南岸建设岗一号的小楼抗战期间曾属美国大使馆。1945年2月下旬，一群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聚集在此开始了秘密讨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阻止赫尔利和美国当局在错误轨道上越滑越远。随即谢伟思执笔撰写了一封给美国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史称“2·28报告”。《报告》指出，美国远东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量的美国人的牺牲打败日本，而国民党政府的首要目的则是保存实力。美国拒绝援助国民党以外的任何集团的做法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国内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可能爆发的灾害性冲突会加速到来。

3月9日，谢伟思随一架美军航班飞抵延安。原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暗示他：中共七大即将召开，欢迎他去延安旁听，他自然不愿放弃这难得机会，因他得知，中共已10多年未召开全国大会了，目前二战胜利在即，此会必对战后中国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开始筹备七大，非常繁忙，但得知这位正直而又才华横溢的美国年轻外交官来了，毛泽东表示，再忙也要与谢伟思谈一次话。在会谈中，毛泽东对他畅谈了二战胜利后世界和中国的局势。毛泽东说，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是互相补充而不是竞争的关系，战后，中国人民欢迎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共同发展。如果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又陷入内战，那将是不利于美国在华利益的。

3月30日，在延安的谢伟思接到命令，要他必须尽快返回华盛顿。中共领导人也很快得知他即将被召回国，于是共同决定向他告别。 4月1日下午，谢伟思被请进了毛泽东的窑洞，周恩来和朱德已等在那里。与中共领导人的最后谈话使谢伟思感觉到，中共是真正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的，但他也清醒地知道美国当局却不会认识到这一点。周恩来遗憾地说道，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日子就好了，谢伟思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中共七大，他本人也非常遗憾。接下来毛泽东主导了谈话，批评了近期美国几家媒体对延安的不实指责，但他强调，中共永远致力于寻求美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

临行时，周恩来送给谢伟思一张签名照片，这张照片与毛泽东赠送给他的签名照片一起，成为谢伟思一生的珍藏。

赠予战旗：记载鼓舞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国支队英勇杀敌的不朽战绩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或又一说：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陈列展出大厅）内，放置有一面由谢唯进1973年9月捐赠的鲜艳锦旗：大红底色的丝绸锦缎、棉布质，四周镶有淡黄色的边框，中间纵长（包括底边穗子）160厘米、纵横77厘米，底边缀着31枚由紫色丝线扎腰的湖蓝色穗子。上镶用黄蜡纸刻制的数行醒目而耐人寻味的中英文文字：“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中文在上，为古式竖写；英文在下，按英文习惯横写。署名处留有朱德、周恩来名字，“彭德怀”三字已脱落。

这一与周恩来有关的珍贵抗战文物，静静地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不寻常的抗战往事。它表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仅有国际友人来支援中国，而且有许多中国人支援外国。战斗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的中国支队便是其中的代表。

1936年7月，以西班牙驻摩洛哥殖民军头目、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在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纵容与支持、策划和指挥下发动了哗然政变，武装叛乱以图推翻西班牙人民阵线民主政府。西班牙人民奋起抗击，德国、意大利先后出兵30余万进行武装干涉。对此，全世界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愤怒谴责法西斯侵略者并积极支持和声援西班牙人民。来自苏联、意大利、法国、美国、加拿大等54个国家约4万余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共产国际号召组成国际纵队，艰苦翻越比利牛斯山奔赴血与火洗礼的惨烈前线，与西班牙人民一道并肩抗击、浴血奋战，保卫共和国政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参加国际纵队的有著名的由法国人组成的巴黎公社百人团、由德国人组成的台尔曼营、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加里波的旅和美国人组成的林肯大队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纵队中还活跃着一支中国支队。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前夕，国内已经弥漫着抗日烽烟，因此没有直接派人参战，但旅居欧美的华侨、华裔等有100余人参加。他们之中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在西班牙化名为林济时），担任国际纵队炮兵纵队政委。

1936年至1937年初，这批华侨千辛万苦，冲破种种阻拦，到达西班牙前线。他们中有参加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的，也有在卫戍部队、工程队、辎重队、救护队工作的。这些中国将士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斗中勇猛顽强，不畏流血牺牲，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受国际友人称颂，多次受到国际纵队司令部的表彰和嘉奖。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着西班牙的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和参战的华侨、华裔。1937年5月15日在延安，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致函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们，对其在保卫首都马德里及在北方和南方前线上的胜利表示祝贺，并指出：“你们的胜利，将要直接帮助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争。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他欣聞中国同志参加了国际纵队，战斗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前线，十分高兴。他在信函中说：“我们很喜欢地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其间。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此函发出两天前，朱德也曾发表了《致西班牙人民书》的慰问信，指出：“我代表中国奋斗了10年的全体人民抗日红军，向西班牙英勇战斗的人民及他的军队，致最诚恳最热烈的革命敬礼！”同时强调：“我们与你们的阵线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你们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军阀搏斗着，我们在远东与日本法西斯搏斗着，你们与我们的胜利，将是国际法西斯蒂的死亡！”当时的共产国际《国际通讯》“中国抗日战争”专号刊登了这一慰问信。

不仅如此，当得知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有中国支队参战的情况后，正在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朱德、彭德怀一起，代表中共和八路军于1937年秋，通过中国海员工会向在西班牙参战的中国支队赠送了锦旗。它不远万里、穿越千山万水从上海经马赛被带至法国，再从法国于这年冬天转送到正在西班牙模尔西亚城国际志愿军医院养伤的谢唯进手中。中国支队的战士们接旗后异常兴奋地欢呼：“中国的战旗送到了！”

中国支队的战士们凝视着这面代表祖国4亿人民心意的火红战旗，个个激动万分。他们将这面战旗悬挂在帐篷里，在战旗前争相合影留念。合影照片还被刊登在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工会和国际纵队的报刊上。

在象征和表达着国内同志无限关爱的这面特殊意义锦旗的鼓舞下，中国支队在战争中英勇善战，冲锋杀敌，多次受到国际纵队司令部的表彰。在西班牙中线、东线大反攻中，在突破厄布罗河防线战役中，在解放肯托城的强攻中，中国支队都表现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中国战士和国际纵队的战友们高唱《国际歌》，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西班牙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战斗，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来，西班牙共和政府失败，中国支队战士也大多在前线壮烈牺牲，为反法西斯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剩余的谢唯进等一小部分人跟随国际纵队被迫退到法国，但反被当局囚禁。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等人面对周恩来等送来的那面锦旗，想到心中装着的祖国和人民及其胜利的希望曙光，浑身增添了许多必胜的信心、勇气和力量，他在狱中团结狱友一道公开以中国支队的名义开展争取释放的斗争。为反抗军警的搜查，他们几次用生命保护下了这面中国战旗，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直到1940年3月，经过国际纵队的多方努力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声援，他们才全部被法国当局释放。后来，谢唯进等7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怀抱，立即投身到国内的抗日战争硝烟烽火中。

难能可贵和令人钦佩的是，谢唯进在回国的迢迢旅途中始终将这面战旗携带在身边，并且一路辗转带回中国。他先后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以后一直在军界任职。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任过排长、 3次负伤的张瑞书回国参加抗战后，曾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任职，活跃在新闻战线上。

在回国后三四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包括10年“文革”的非常岁月，谢唯进都一直精心收藏着这面锦旗；直至1974年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了国家。使这面不朽的血染的战旗，无声却胜有声地记载和倾诉着中国人民反对国际法西斯的那段光荣历史，向后人展示和铭记了中华民族的骄傲。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