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非遗”前后的旋鼓舞

西北民族大学/王晓珍

甘肃省天水地区的武山县，古称豲道，《后汉书》载：“豲，古代少数民族，其居区为道。”在夏、商、周及春秋时代，为戎、羌部落所属。每逢端午节就举行一种民俗活动——旋鼓舞，也叫羊皮鼓、扇鼓，是一项具有长久历史的民间集体舞蹈，其命名是由参加者所用的道具之一——扇形羊皮鼓而来。

随着现代社会中农耕文明的劳动模式发生转变，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端午节的旋鼓舞活动发生了很多变化：自发性的旋鼓舞活动规模在2000年前后十年明显在民间萎缩，但是在官方转而产生了另一种的兴盛势头。2008年，武山旋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确定了具体的传承村落与传承人，从此这一民间活动正式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之后，有了政府的大力宣传导向与支持，同时随着县乡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具有了参与此活动的经济实力，使得这一民间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又焕发出新的活力。笔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至2017年前后的旋鼓舞活动进行考察，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梳理与对比。

一

武山县端午节的旋鼓舞是一种由广大农村青壮年进行的集体舞蹈民俗活动，在舞蹈中，他们左手举扇形的羊皮鼓，右手挥舞着由羊皮荆条编织的鼓槌，敲击鼓心或环敲鼓边，发出震耳的鼓声，边敲边舞，舞步旋转，以各种队形变换，表演队伍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或上千人，具有粗犷、豪迈、雄浑的风格。

1. 传承历史：就如大多数民俗文化活动一样，旋鼓舞的起源没有明确记载，很难确定其具体的产生年代，传承人们也仅记得自己的祖辈就在这样跳。《武山县志》对其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清朝，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在《汾阴扇鼓傩戏的形成时代与文化蕴蓄》文中考证：扇鼓由周朝的大鼗、汉魏鼙（或作鞞）鼓而来。《乐府诗集》卷五十三《魏陈思王鼙鼓歌·序》引《古今乐录》：“鞞舞，梁谓之鞞扇舞……鞞扇，器名。”“鞞扇”就是今天的扇鼓。三国时期著名诗人曹植《鼙鼓歌》中有“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林赞若惊”之言。但是根据旋鼓舞的表演特色和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历史，旋鼓舞是古羌族人民农牧文化的一个体现，以娱神、娱人为目的内容，以舞蹈、祭祀活动为表现载体的传统民间舞蹈。

对旋鼓舞的起源与作用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震狼说。武山县滩歌地区历史上是原始森林覆盖的地区，在河滩附近生活的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环境寻求生存，当地流传着歌谣： “二月二狼儿子，三月三引上山，四月四引到羊群里试一试，五月五狼娃儿做的苦。”据说狼是二月产仔，三月到处活动，四月危害羊群，五月害天花，如果这时受到鼓声的震慑，大部分就会死去，从而求得人与牲畜的生存。第二种民族祭祀说。武山县历史上是不同民族不断占领和杂居的地方，《史记》记载此地：“杀戎之豲王”，可见此地是早年属西戎族的地域。后又有羌族、吐蕃族在此地生存，而这种旋鼓舞是戎、羌、吐蕃等民族人民古代祭祀、禳灾祈福的一种文化活动——目前在古羌道沿线的藏族地区过年还保留着跳“龙鼓舞”的传统，其舞蹈道具与旋鼓舞的羊皮鼓形制一样，在陇南北部也有“羊皮扇鼓”傩舞的记载，[1]只是他们的传承现状没有武山县这么具有延续性与规模化。三是军事起源说，历史上甘肃、青海一带的羌民族在迁徙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战乱频繁，人们用鼓声来传递军情信号，以防外敌。

这三种说法中，第一种基于人类在生存中对现实的自然界的敬畏乃至掌控；第二种基于早期舞蹈的巫术来源与精神诉求，即对神灵的祭祀等；第三种又结合了当地历史上多民族杂居的现实。也许在历史长久的变迁中，在不同的时间与文明阶段，这几种作用都曾有过。

2.道具：羊皮鼓，又称鼙鼓，是旋鼓舞中的主要道具，因此武山旋鼓舞又称“羊皮鼓舞”或“扇鼓舞”。其制作方法是：先铸成如芭蕉叶面的扇形铁圈，单面蒙上经过熟化处理的羊皮，鼓面直径一般为30厘米，在鼓的手柄部分缀置三孔配九环，俗称“九连环”。旋鼓时配合厚重的鼓声发出铁器响亮的环佩之声；天气越晴朗，太阳越晒，敲击的声音越响亮。做好鼓后，有些是素面，有些在扇面上绘有八卦太极之类的图案，这又与甘青藏区的藏传佛教图案有所区别。鼓槌由藤条或羊（牛）皮制作，将羊（牛）皮分割成细荆条，进行编织，做成柔韧的鼓槌，敲击时又有力量，又不易把鼓面敲破，最后在上面系有红黄等色的樱穗做装饰——这一系列的工艺制作都由当地匠人完成——这些匠人也有些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每个鼓手的鼓背后插着一杆用红、黄、绿三色纸制作的三角旗子，叫做鼓旗，似乎与最初军事作用有关联。据说各村的鼓手们都要插这种统一而各有标志的旗子。每个鼓队的队旗打在队列的最前边，旗帜是绘有龙的图案的三米多长的三角布旗，周围是用红布做成的火焰边子。

另外一个重要道具是彩色高幡，每队都有自己的高幡，在旋鼓前就矗立在场地周边（图2）。它是由专门做纸花的工匠用彩色纸扎的高幡，幡高约7米左右，直径约2米，顶有仙女骑鹤或其他形象，下连三角旗，旗下是一个12角形（平年12个，闰年13个）的大宝盖，下面用各种彩画花朵飘带做装饰。每个角上挂一串用绣球花、古寿字、八仙人、刘海撒金钱等相间组成的花串直坠到地。每串12层（润年13层），上边还写着“万马奔腾”“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吉祥话语。宝盖中间是一条又宽又长的大莽旗，人头蛇身。

图1：手执扇鼓、鼓槌，身着刺绣白褂、头戴“野鸟花”帽的旋鼓传承人

3.服装：据武山县滩歌镇文化站长王中元、传承人曹真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物质条件艰苦，旋鼓舞的活动量很大，旋鼓者极易出汗，端午节前后天气已经转热，旋鼓的鼓手一般上身穿白衣黑夹，下身穿深色灯笼裤，头缠青色布条或戴小麦秆编的草帽（当地人称十八旋）用来遮阳，脚蹬当地妇女都会做的红缨麻鞋（当地人称扁扁麻鞋），具有柔软吸汗的特性。

4.舞蹈过程：旋鼓舞一般在端午节前的一个月就陆续开始了，旋鼓者从四月初一开始就集合练习，以村为单位，陆续开始旋鼓，到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达到高潮，汇集四乡八村进行赛鼓联欢，各村组成几十人到几百人的鼓队，围绕着幡边舞边打，鼓声铿锵、坠环“嚓嚓”。

整个活动由大家推选出的“鼓头”指挥，这个鼓头可是当时的执行官，指挥队伍、掌控节奏、维持秩序都听他指挥。端午节那天，首先要“迎鼓”，做好的扇鼓，尤其是保存历史较长的扇鼓，人们认为是有神力的，所以由“鼓头”及相关的组织者去迎鼓；其次是“请幡”，将请人提前做好的彩幡“请”至会场，接着才是正式的旋鼓舞开始。

旋鼓手们个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勃。旋鼓舞中以行进、旋步为基本步伐，他们边跑边鼓、边鼓边舞，在鼓头的指挥下进行许多变换的套路队形（图3），各个套路的击鼓声点、节拍和步伐各不相同。如鼓锣交替各敲两点，迈步前进，中间队列组成球状，外边单列侧身横跃，交叉变换队形，此叫“狮子滚绣球”；三列纵队跳跃上前，中队旋成球，两侧队犹龙翻腾，鼓击五响，九页环环两响，此叫“二龙戏珠”；若是鼓击七响，队列“S”形的旋舞，此叫“烟雾缠山”。鼓声从一响直至十一响，步伐队列变换出奇，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套路和名称。还有“十字填梅花”“八门套九星”“齐王乱点兵”“白马分鬃”“太子游四门”“蛇蜕皮”“旋蜗牛”“旋八字”“九连环”等，每变换一个套路，都由领队的“鼓头”用鼓声点示，不同的名称对应不同的队形与鼓点节奏。这些名称有些具有吉祥或禳灾避祸的寓意在其中，有些来自军事战术，与三种起源说暗合。那粗犷奔放、剽悍威武、雄浑热烈的气势真是如千军万马，灵动多变又协调统一，有气吞山河之势。

图3：旋鼓队形变化

图4：“点高山”

端午节的旋鼓舞从早晨一直持续至傍晚结束，然后将彩幡引至村头点燃，叫做“点高山”（图4）。把端午节前全村人准备好的柴草垒高，观看完旋鼓的观众们围在“高山”周围，由“鼓头”反穿皮袄扮成羊倌的模样，带领着鼓手们烧香许愿，祭奠山神，辟邪驱魅。再由村上德高望重的老人点燃“高山”，鼓手们围着火堆再次“旋鼓”，往火堆中投象征着“五谷丰登”的“高山馍”，直到“高山”燃尽，整个活动结束。然后人们全部封鼓，羊皮鼓再不许乱敲，收藏好一直等到来年春末才能开鼓。

5.地域范围：这一活动活跃在武山县的十几个乡镇几十个村庄，沿着渭河南北地区有滩歌镇、洛门镇百泉村、龙泉乡、龙台乡、马力乡、新观寺、南峪乡、山丹乡、咀头乡、四门乡等乡镇村庄，其中尤其以滩歌镇的最为集中，规模最大，差不多每个小伙子都有一面鼓。观看旋鼓舞的观众更是广泛，四里八乡的男女老少人都会去看，多时达到上万人，也是民众们集会、交友的重要活动场合。

二

这种传统的旋鼓舞方式在武山县各乡镇一直保留延续着，因此2003年我国加入联合国非遗公约，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以后，通过武山县政府文化局的积极申请，2008年该民俗活动因其保存的完整性与活态性，被顺利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些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进程中，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新的问题，旋鼓舞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变化，从参与者、主办者、参与规模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图2：纸扎彩幡

1. 旋鼓舞的参与者。参与者的身份在以前很简单，就是当地的农民青壮年，大部分是25—45岁之间的农民。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因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旋鼓参与者的身份也有所变化。成年的农民青壮年少了，而政府部门又比较重视这一文化活动，很多大型活动中需要这一活动的表演或助兴，因此当地的学校将此活动引入校园，进行有组织、成规模地训练。1990年8月甘肃省中等学校文艺汇演和1991年8月甘肃省第八届运动会开幕式中由武山县秦剧团曹真、令建民编导的《丝路扇鼓》和《扇鼓新韵》大型集体舞蹈表演获得成功，从此开始，武山县一中的学生、大专院校的学生，甚至小学生等各年龄段的学生都参与到这一民俗活动中来，到现在逐渐将这一活动作为体育活动课程的一个项目保留下来，作为传统体育项目的校本课程开发，而体育老师则扮演了“鼓头”的角色。

图5 女性与少年参与者

图6 兽皮纹服装

还有一些年龄在40—50岁左右的表演者，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已经是较为熟练的表演者，现在因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得到政府文化部门认可，很多被确定为非遗传承人，例如代家沟的代三海为国家级传承人，代思贤为省级传承人，以他们为代表的鼓手们成为旋鼓舞的领导者，他们的队伍就属于较为专业与权威的队伍。其中有些舞蹈者还具有甘肃省职称改革办公室颁发的“甘肃省农村特殊技能职称资格证书”，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他们现在都是当地旋鼓舞的领头人。

另外，原来具有娱神与军事功能、体现西北雄风的旋鼓舞活动主要由男性做鼓手，女性不能参加，现在因其表演性的增加，力量性的削弱，因此女性也参加进来，经过训练成为鼓手，增加了这一队伍的新面貌，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图5）。但是在端午节的正式活动中，鼓手去庙上跪拜敬香这个环节中，女性鼓手们是不去参加的。

2.服装。武山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贫困县，到90年代经济才逐渐得到发展，随着民众生活条件的好转，物质资源相应丰富，就开始对民俗文化活动有能力投入资金。同时因为舞台表演效果的需要，上下各方面对原来的表演服装进行了创新改造，专门请人设计了不同款式风格的表演服装，而这些服装在端午节活动中没有严格限制，不同村的旋鼓队伍各自确定服装。主要有以下几类服饰：

第一类，表演者头发长披，上身穿模仿翻毛羊皮袄的衣服，下身着深色裤子外搭兽皮纹裙子，小腿裹绑带，脚穿草鞋——当地人戏称为“野人服”（图6）。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县文化表演团去北京演出之后，某些专家认为该舞蹈的粗犷风格具有一定的原始祭祀性质，因此认为表演服装应该具有原始性，进而设计了这种风格的表演服装。但是从现实情况看，这类服装比较适合西北当地的冬天穿着，如在春节期间的表演，而在春末夏初的端午节，当地已经甚为暖和，这种皮毛服装是显然不能适用的。现在这种服装由村委出资购置以后，多在春节期间，为政府文化活动的小型表演活动中才穿着使用，在大型的端午节民间活动中一般不使用。

第二类，全身为黄色或红色的绸缎质地，上身为对襟立领，下身为灯笼裤，宽松而有垂感，头戴头巾或发圈，脚蹬麻鞋或运动鞋，有点类似很多武术比赛中的服装。这种服装最初是在1990年8月甘肃省中等学校文艺汇演和1991年8月甘肃省第八届运动会开幕式中设计使用的，自那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这一类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服装，不同的表演团体会在此基础上变化，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等区分，增减一些细节，如在帽子、腰带等方面有所变化。

第三类，是在传统的白褂子、青布灯笼裤的基础上改进的，白色坎肩上衣，滚边斜襟，下摆处绣有一圈三块长方形黑底的彩色图案，刺绣的图案多为花卉等吉祥纹样，都由自家媳妇手工制作完成。头上戴有蓝黑相间、八瓣的无檐帽子，当地人称“野鸟花”帽子，形制来源于野鸟的窝，代替了以前常见的草帽。这类服装比较曾经的白色褂子具有更多的装饰色彩与纹样，具有了表演服的特点，同时比较适合温暖的表演季节，帽子也来源于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与提炼，只是无檐帽不具有遮阳功能。

而在一些非官方的自发性活动中，比如各村自娱的旋鼓，就会像普通的练习表演一样，旋鼓者穿着统一的白色上装，黑色或黄色的灯笼裤，运动鞋，较为随意。

3.活动时间及作用。传统的旋鼓舞仅仅在端午节前才展演，在端午节后再不能去碰鼓。自从1990年的几次大型表演之后，除了在端午节仍然保留着该活动之外，在元宵节、二月初二、四月初八等传统节日中都会有集会表演，只是规模大小有所差异。

另外一种变化是，旋鼓舞逐渐更多地出现在大型的舞台活动、运动会开幕式等表演比赛中，甚至在不定期的一些政府文化活动、商业活动中也会请旋鼓舞队伍去表演。例如在2000年7月武山旋鼓舞参加了“敦煌百年、黄河风情”旅游节表演，获最佳鼓乐奖；2000年8月武山旋鼓舞参加了甘肃省第二届“群星奖”比赛，获银奖；2000年12月参加全国第十届“群星奖”广场舞蹈比赛，获金奖；2001年10月参加了“北京第四届国际旅游节开幕式”表演；近些年经常参加中国各届艺术节、伏羲祭祀、水帘洞祈福等大型文化活动，并跨越国界作为我国民族艺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播到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因此该活动的表演性、娱乐性增强，而原本民俗的祭祀禳灾意义在消退。

4.活动过程。在2009年的采访中，当时的武山县文化旅游局局长王京生回顾，2000年左右武山旋鼓舞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经济大潮与城市化的冲击，曾经面临着萎缩与失传的危险。很多年轻农民的外出使得组织一场大型的活动非常不易，民间自发性活动的参加者和规模均在缩小。甚至在端午节期间保留的原本传统的活动规程，队形阵势也有所缩减。而在其他表演场合，这一活动更是缩减程序，主要以走、旋、腾、挪等基本的行进步伐和节奏，进行少量的队伍变化为表演内容，或者增加个体表演者步伐的花样，展示个别表演者的技能，将原本具有神秘严肃的祭祀意义或社会意义的那部分程序减少或缩略。

另外一个萎缩的标志就是彩幡制作规模的变化。在过去，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在端午节请的彩幡无论是高度还是制作的工艺复杂细腻程度，都是丝毫不得马虎的，具有对神的精神敬意，具有指挥引领整个活动精神的作用；而在这个阶段的普通表演中，彩幡任由其他材质的华伞盖或简易纸幡代替，高度也有所降低，仅起到统领表演的指挥标记而已。羊皮鼓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神圣——除了端午节其他时候不能敲响，而是经常在各类大小活动中都能看见羊皮鼓的身影。

面对这种境况，文化局与基层文化站适时出现，加大组织力度与宣传力度，使得社会上下对其自身的文化有所了解与认可，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从而在民众层面实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经讲到，“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含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2]民众对自己的文化反思之后，认识到本土文化的可贵，从内心认可自己的文化。“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功用性装备，文化的每一部分都作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存在。”[3]功，已逐渐恢复了正常，甚至出现了一些方面比往昔更加繁荣的现象。

图7：武术式服装

三

“文化既是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体系。人是体，文化是用，体用分明。”[5]在旋鼓舞中，有了对主体“人”的认可之后，才将文化的用处得以发挥。因此在旋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政府部门开始采取具体措施进行保护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评出县、乡、村三级旋鼓舞传承人，并相应发放特殊津贴。各方各级媒体、记录者都来参与记录并宣传，逐年对整体旋鼓舞过程进行拍摄记录，有对熟悉掌握整体旋鼓舞阵势的传承人的采访记录，有对羊皮鼓制鼓手工艺过程的记录，也有对彩色纸幡制作技艺流程等的详细记录。同时，请传承人培养一批技艺精湛、本领过硬的旋鼓舞传承人，实现保护与传承并行；目前，全县有较大影响的民间艺人约有36人，其中代表性传承人5位。代表人物为洛门镇的曹真、滩歌镇的代三海和代思贤等人，他们年纪较大的有70多岁，年纪小的也有50岁了。在他们的带领下，旋鼓舞的参与者也得以扩大，性别、年龄的局限性少了，道具的制作者也欢喜自己的技艺得以广泛流传，不同年龄与技能层次的参与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但相同的是他们均获得了文化与社会价值的认同感，民众对旋鼓舞的参与热情也与日俱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应该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传承是其存续的主要动力，如果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民众所认可、接受，甚至被民众所排斥，那么，对它的保护就丧失了基本的意义。因为，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在于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进而形成和加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尊。因此，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民众应当是主要角色。”[6]

转化投入机制制约了成果能够产业化的前期孵化 在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主要涉及二次开发、中试、小规模生产等一系列环节，而这个过程中呈现出周期较长、前期投入巨大、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就从当前学校在科研方面的实际情况而言，在科研成果转化上经费不是很充足，首先是由于事业经费与其相独立，不作为投资经费支出，而其他的投资渠道还没有建立或形成；其次是社会化的投资主体也十分缺乏，渠道也不畅通，特别是当社会资本投入后，涉及学校知识产权保值增值方面受制度上限制，使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高；最后，一些相对来说大型的企业的有效介入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风险投资方面的有效形成与运作，使得转化过程中所需的环境没有形成。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物质条件得以改善。在民间组织活动时会向家家户户收取相应的经费，村民们也很乐于交付，甚至有些资金雄厚的家户，会主动多交费用，人人都是参与者，从而解决了经济资助的问题。鼓手们所用的羊皮鼓和服装，都由各自的家庭负责置办整套家当，而款式色彩各村的队伍保持一致。与此相应，2008年开始，国家调整了传统节日的假期，在端午节可以放假2—3天，这时候，很多离家不远的务工人员、上大学的年轻人都会回到家乡，拿出家家收藏的羊皮鼓，抖擞精神，积极参与这一大型的民间集体活动，几乎在每个队伍的后面都会跟着小孩在模仿着，旋鼓舞更加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2017年笔者再次进行田野考察，得悉在端午节前的五月初二，在武山县滩歌镇举办了首届旋鼓文化艺术节，由政府部门主办，组织邀请了全县各个乡镇的旋鼓队伍来参加旋鼓舞比赛，而各级各部门的政府要员、新闻媒体都参加并宣传了这一活动。作为观众的县内外各界人士很多，滩歌镇及其周边的民众都来观看这一大型活动，宣传很广泛，艺术节举办得也很成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艺术节的时间选在了端午节前夕，这样既保证了旋鼓舞练习的时间，又避开了端午节各村仍会有的民间活动；另外，在文化艺术节上的旋鼓舞是不能请幡的，只有在端午节这天举行的旋鼓舞才能举幡，鼓手们要去庙里上香，保留与延续其敬神娱神的“仪式”功能。文化艺术节是政府组织主办，而端午节的旋鼓舞，是各村的鼓头自己组织举行。从这些保护工作中可以看到，县文化局通过鼓励帮助组建规模较大的旋鼓舞队伍，基层文化站配合相应的鼓励政策，积极努力组织。逐渐地，民间力量培植壮大起来，文化工作者也就慢慢地退出曾经的主导位置，将旋鼓舞的主导权还归于“鼓头”，由他们进行全盘的组织安排，政府部门只负责安保工作，其他不做参与，彻底的还俗于民，这样更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活态性。

图8：彩幡的变化

目前武山县很多乡镇村庄都有自己的旋鼓队，共有旋鼓队68支，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扇鼓，并且还有向周边乡镇辐射的趋势。各级传承人被请去做师父，教导年轻人学习旋鼓，旋鼓舞已经成为老少村民运动健身、歌舞娱乐、参与社会的一种途径。如今，虽然放羊的不见了，狼也不再见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没有了，但是这一活动已经完全深入民心，成为当代民众节日中的一个保留节目。

结语

旋鼓舞从最初的与自然斗争、娱神、军事等功能作用，到现代社会中已经转变成广大民众可以广泛参与的集体娱乐项目，并且其装饰与规模与日俱变，甚至自我调适后转变性地进入文化艺术节。 “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7]在此过程中，各方面的参与者众多，传承人的技能更是获得政府与民众的认可，其自我的文化认同感得以确立，文化地位与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实现了传承人群的延续保证，并且逐年形成惯例，发展的愈来愈有规模，这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摸索出了活态发展的现实可能。

伴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农耕相关的文化形态逐渐在转变着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模式，而不再去强调其原本的面貌与作用。“我们也常说有某些文化比较‘纯正’，但如果所谓‘纯正’指的是从头到尾的发展都从未有外界干扰，只有当地最古老的传统，那么全球早已没有纯正的文化。”[8]通过武山旋鼓舞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可以看到，在急剧的现代文明冲突中，它也经历了近20年低迷与危机，但因文化传承并没有完全断裂和消失，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虽然其最初的功能与目的已经模糊或者说暗转，组织规模与服饰也有了一些改变，但它在当下却正在发挥其“传统”文化的意义，正如日本人类学家荻野昌弘所讲：“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忠实地传承过去的遗产，而重在当前将某种特殊表演理解为传统。”[9]广大民众对传统的认识，是需要通过各种具体的呈现形式才能得以感知、认可，继而才能谈到传承，而“传统本身是不可见的，只有通过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技巧，才能鲜活地存在于当下”。从旋鼓舞这一具体个例可以看到，传统的、甚至是有着古老面貌的民俗文化，“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10]在当下通过传承人的秉持，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努力，重新唤起了民众的参与热情。“文化是活着的人文世界”[11]，旋鼓舞既保留了“公开游艺发展出来的社会品质——友谊与爱情的联络，远亲或族人的相会，对外的竞争和对内的团结”，[12]又展现出现代人类旺盛的生命力、健康活力、阳刚之气等精神面貌，在今日的青年之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新的调适让旋鼓舞在今天更广泛的传播，实现了传统非物质文化在当代的持续活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