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生成、建构及特征

倪京帅，张业安

城市体育公共空间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城市变迁和空间文化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体育文化空间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是参与城市发展、塑造城市品格的重要力量。体育文化空间随着近代体育的传播、交流而逐渐形成的，作为近代体育的发源地，在中西体育文化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具有鲜明海派文化风格的上海体育文化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密切结合，培育了最具活力的城市体育公共领域。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梳理了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内容，着力探寻体育文化空间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存在意义，并且要回答以下问题，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生成脉络是什么？上海的公共领域中存在哪些体育文化空间？体育文化空间的特征是什么？回答以上问题对于培育城市公共空间意识，提高公民的公共素养水平，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 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生成

体育文化空间在上海是伴随着西方的生活方式出现的。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侨民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中就包含着体育生活。19世纪早期来沪的外国侨民以英侨和美侨为主，运动成为英美侨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公园、跑马场、戏院等文化娱乐空间开始涌入近代上海租界，它们既是公众消遣游憩的场所，也是体育运动的重要场所。

20世纪早期西侨在租界中的体育生活方式开启了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建构，虽然部分国人作为观众见证了西侨的体育生活方式，但是早期体育文化空间的建构西方侨民始终是处于主动一方，而国人是处于被动一方，在开始时期，租界中的洋人是禁止华人参与西方人的体育活动。其后这些具备体育功能的公共活动空间自然引起了国人的羡慕，诱发了国人建立自己的类似公共活动空间或者在已有的传统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体育活动的想法，其表现为体育团体的兴起和新式体育学校的创办。

20世纪初经过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在体育团体和新式体育学校中初具形制，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等体育空间。上海作为近代全国的经济中心，拥有着全国最大的都市文化场和社会舆论场，生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市民社会，[1]虚拟的体育文化空间也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近代上海社会媒介信息的发达而逐渐发展成型。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出版26种体育期刊，21种体育特刊，各种体育教科书和体育书籍不胜枚举。近代上海体育期刊的兴起，丰富了体育文化空间的构造，成为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的重要载体。

2 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建构

2.1 公园体育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空间拓展

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以现代公园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日益成为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据统计，至1936年，上海公园有30余座，戏院81家，书场52家，溜冰场6家，跑狗场3家，回力球场1家，这些娱乐场所每天接待的人数就高达40多万。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后，随着一批现代公园的应运而生，人流、商流汇聚于此，文化体育娱乐中心亦随之形成。公园成为商民休闲娱乐首选之所，乃至城市的文化地标与代名词。

西侨在虹口公园、胶州公园、汇山公园就建有各种体育运动场地和设施，建立各种体育运动俱乐部，举办体育赛事。虹口公园建立之初主要是运动场所，公园里设有草地球场、高尔夫球场、足球场、网球场等场地，运动场一般由俱乐部租用，举办各种体育赛事。从表1和表2虹口公园参加运动的人数统计中，可以看出体育活动在近代上海公园的繁荣和受欢迎程度。此外，公园还举办了各级、各类的体育比赛。1915年和1921年，虹口公园举办过第三届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和观众总数高达94 015人。[2]广泛的社会关注及社会参与表明，公园中的体育生活已经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占据了城市集体记忆的中心地位。

表1 1927年虹口公园参加运动和观众的人数统计

Table1StatisticsonthenumberofparticipantsandspectatorsatHongkouParkin1927

月份参加运动人数观众人数总计1------------23 06513 50516 570346121167241 3836 9218 30452 60124 34626 94764 66313 79118 454741 9038 27050 17386 53130 64937 18094 92414 08819 012105 13027 50532 635115 20514 46919 674124 2174 1618 378

依据The Municipal Council Gazette(1927-1928)中Parks and Public Spaces Reports 相关内容统计。

表2 1933-1937年虹口公园参加各项体育运动的人数统计

依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3-1937)“园地报告”中相关内容制作。

2.2 跑马场与公共领域的物化标志

跑马是近代上海租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活动之一，而跑马场是多功能的活动场所。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平时可以去跑马场开展骑马、赛跑、棒球、网球、马球、足球、棒球、游泳等体育活动。跑马之余也有众多体育、社会、文化等活动在这里举行。因此跑马场对于上海来说还起到了城市广场和公共场所的作用。跑马场的多功能同样启发了中国人开始进行类似跑马场的正规或者非正规公共运动场地建设的尝试，这些公共运动场所的建立固然同外侨体育运动的兴起和传播、各种外侨运动总会和俱乐部的影响分不开，但是追根溯源却和当年跑马场的辐射作用和体育运动示范效应分不开。

公共空间以公园、跑马场等为载体，其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示范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改变以后模仿西方的结果。由于跑马场是上海非常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活动场所，它在租界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作为一个重要平台，跑马场为日益增长的市民政治表达、救灾济困等公共利益诉求、公共舆论的发展提供了从实施到公众聚集等多方面的起码条件。这些活动中的体会、参与有利于塑造人们关注时事、热心公共事务的品格，增强了市民的社会责任感。例如1947年收回跑马厅的公共事件中，跑马场就成为了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

市政当局大鉴：近日报上载有上海跑马总会呈请贵当局开放赛马。兹因赛马之事害人害国，使国内青年以大好光阴作赌博之用，既费时又费钱，且使一般有为青年堕入深渊，弄得家破人亡，甚者自杀，诚属可惜，且把金钱流入外人之手，与目前防止外币之事毫不相符。虽能增进市府收入，却始终未一不合理且违反民意之事。若将此跑马厅改作运动场藉以提高市民体格，提高我国体育水准且可藉票价充市政府收入，又可防止国货外溢。一举数得，何乐不为？谨请贵当局三思，则我辈小百姓感恩也。谨祝。努力事业 小学生上。[3]

这封署名为“小学生”的市民来信历数了跑马厅赛马的种种弊端：害人害国，金钱外流，违背防止外货政策和违反民意，希望将跑马厅该做运动场，有理有据，所反映内容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市民和有识之士的愿望。信件反映的内容非常清晰，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和责任感。但是当时由于正值内战，上海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自顾不暇，终究没有收回跑马厅。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城市体育文化空间同样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都市政治脸谱的情态，体育文化空间一方面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另一方面通过公共事件中的个体表达实际上也塑造市民品格，体育文化空间也成为了重要的载体。

2.3 创设新式体育学校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平台

跑马场不但可以举行赛马，还可以进行各种体育活动的公共活动空间自然引起了中国人的羡慕，诱发了中国人建立自己的类似公共活动空间或者在已有的传统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体育活动的想法，其表现为书院与新式学校中的新式体育项目、体育团体的兴起和体育学校的创办。公共空间还意味着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规则与秩序的建立与传播，无形中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20世纪起官方、士绅和教会开始创立专门培养体育师资的学校。1908年徐一冰在上海创设中国体操学校，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专门培养体育师资的学校。1910年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设立，王季鲁主持工作。1916年上海青年会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近代著名体育家郝伯阳、凌希陶、吴蕴瑞等都出自于体育专门学校，这批体育学校培养的具有公众精神的公众，未来成为了体育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力量。此外青年会还积极创办女子体育培训学校。1915年8月，在上海成立“青年会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我国第一个留美的女体育教育家陈英梅女士曾任该校副校长。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培养了一批女子体育的师资人才，为我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上海相继创立了圣约翰、沪江和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西方传教士来沪办理的教会学校为体育置于上海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也为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公共体育文化活动的平台。

2.4 体育社团与公共领域的组织建构

社会组织的管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的体现，这种软实力需要通过社会公共空间来培养和形成起来的。作为一个政治环境宽松、经济文化发达，且对各种新势力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大都市，近代上海一直是新式社团的重要孵化基地。作为社会成员聚合、交往的纽带和依托，新式社团在国家体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内存在和发展，其组织形式、组织活动和组织功能，延续了近代变革振兴的精神命脉，培育和建构了城市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公共性，成为公共领域赖以拓展的活动空间。[4]

体育社团一直是新式社团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尚武是其重要的社团符号。尚武之风是近代救亡思想浸润的产物，1903年，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初名义勇队)，以养成军国民资格为宗旨，早晚进行军体训练，首开沪上社团习武之风。“国民有尚武之精神，而后国家有自强之基础”。基于以上的认识，沪学会、群学会、人镜学社等团体也“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为自强之起点”，设立体育会、体操会，或体育部，“以锻炼体魄，陶冶军国民为目的”，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和军事训练。随着时间推移，尚武风气逐渐弥漫至社会其他阶层。沪西、沪南相继出现了以商人为主体的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沪学会体育部，并称“五体商会”，组织商界同人于经商之暇，练习体操、兵操。近代上海的新式体育社团组织数量、种类繁多，宗旨不一，功能各异。体育社团的组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共生活的状况，公共观念和公共秩序形成和发展开拓了上海的体育文化空间。

2.5 近代报刊期刊体育报道与公共领域的舆论表达

哈贝马斯建构的公共领域构成因素中，公众舆论是公共领域的记忆方法和表达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主要表现为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等，而在历史上，它们曾经以沙龙、剧院、宴会、咖啡馆乃至街头集会、广场演讲等形式出现。[5]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素质的影响，报刊、译书等近代大众传媒具有周期短、便利快捷、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等特点，所以，它们也就成为近代公共领域中公共群体进行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报纸、期刊、书籍等平面媒体作为传播体育文化的主要载体，通过文字、图片、线条等来传递体育信息，受众者凭借视觉来进行阅读。

随着西方体育生活方式进入到国人视野后，近代上海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媒体，包括报纸、期刊、书籍等相继在教育、社会等栏目中开设体育栏目或者体育版。其中近代上海的体育期刊60余种，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体育界》《体育杂志》2本体育刊物；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版的11种体育刊物，包括《东方杂志》《体育世界》《体育月报》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26种体育期刊，21种体育特刊，包括《体育季刊》《勤奋体育月刊》等。在近代报刊中最有影响力的申报在《教育与人生(周刊)》开辟了体育栏，以报纸副刊形式连续出版体育期刊，促进了上海其他的报纸开设体育版的热潮。同时平面媒体在传播外来体育观念和体育思想的基础上，还以解释性报道、述评新闻等深度报道的方式探索体育信息传播。如在《学海周刊》和《勤奋体育月报》中的评论员文章中，作者不仅详尽介绍了美国体育基本概况，还思考和探寻我国的体育制度及未来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社会动员和政治批判功能的报刊、学会等公共传媒的出现，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业兴起的标志之一。

3 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特征

3.1 体育文化空间的开放包容性

上海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丰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海派体育文化是海派文化演进和发展的直接结果，由于海派体育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海派体育文化吸收了古今中外的体育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成就了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传统和现代结合、中西结合的特征。由西侨建立的公园早期未对华人开放，1928年后公园中的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场地开始对华人开放，参与人群踊跃；又如赛船是西方侨民流行的体育项目，在引入到近代上海后，赛船与民俗体育项目龙舟结合，既体现了西方大型体育竞赛的某些特征，又展现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赛龙舟的盛况。1860年，侨民们又在苏州河边乌镇路处建立了划船总会大楼及游船停泊处，划船运动有了正式的体育组织和体育竞赛。每逢春秋之交，当时的苏州河及其附近空阔水面上已经成为弥漫着浓郁的赛舟文化的空间，赛船由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容性，很快进入国人的生活。

3.2 体育文化空间的创新示范性

近代上海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城市，由于特殊的城市地位和包容性格，使得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相对于其他城市，有着更强烈的创新示范性。体育场所的建立是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使体育文化以物质的层面展现。海派体育文化在激荡的社会变迁中，留下了众多丰富的体育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也成为近现代上海体育文化的见证。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西侨青年会大厦，就是建筑文化的创新，也是体育文化空间的创新。该建筑建于1928年，竣工于1932年，是一幢具有多功能性质的现代体育建筑，一层设滚球房和室内游泳池；二层设健身房、弹子房、棋牌室和交谊大厅，三层为餐厅。西侨青年会大厦建成后，经常举办青年体育比赛，成为了西侨青年们的体育文化空间和社会活动中心。体育场地设施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近代上海都市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3.3 体育文化空间的社交商业性

商业化和大众化可以说是解读公共空间的两把钥匙，商业化能够为不同阶层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制造适合其需求的空间，虽然较高的消费无形中将不同阶层分割开来，但即便是底层民众也拥有其自己的空间。早期来沪的外侨，以商人居多，因此体育文化空间也成为商业周旋和人际交往的手段，甚至成为一种标榜身份的象征，这些体育文化空间和其他体育组织成为社交、商业周旋的重要基地。体育项目的主要载体是体育竞赛，晚清上海世风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社会心态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海派体育文化空间的商业性，大多数体育文化空间是一种商业经营；体育组织都具备固定的活动场所。由外侨引入的跑马场、赛狗场和回力球场等场所，体育文化空间成为在租界盈利的工具。1850年、1854年和1861年，短短11年间，西方侨民就曾在大马路和静安寺路边上修建了3个跑马场，可以说，跑马场在租界的发展见证了体育文化空间商业化的经营。[6]

3.4 体育文化空间的政治启蒙性

近代上海在新式体育学校、体育组织和体育期刊等公共领域，初步构建起体育文化活动空间。城市体育文化娱乐空间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上海近代公共领域的发生形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的政治主题密切相关，一些活动还带有民族救亡的政治意味，但从文化的传播功能来看，由于西方文化的广泛介绍，在传统文化母体中植入了体育文化因子，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型。尽管早期军国民体育思潮下，以“尚武”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传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方面，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城市社会的成长为体育文化空间的产生培植了土壤，并为其变化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和舆论背景，而体育文化空间的兴衰则表征着都市现代化、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折射出都市生活的活力以及都市政治生态变迁。近代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阶段，当代海派体育文化继承了近代上海的多元体育文化，必然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而正在发展完善中的现代体育文化空间与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建构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总结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空间的形成、建构及特征，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并行发展与交流融合中，使上海逐渐成为联结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大都市的一个缩影。在一定意义上讲，大众体育文化空间不仅是城市声望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而且逐渐成为城市的符号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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