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的几个问题综述

杨群茹, 刘建和

运动训练方法是运动训练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其固有的重要性，引发人们长期的、高度的关注。目前对运动训练方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内涵、结构、分类、体系构建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1-5]，尚未建立成熟的运动训练方法理论体系。实践方面，学者们用量化的方法探讨专项运动训练具体应用情况较多[6-9]，大都集中于对单一实践问题的解决，缺乏多学科交叉综合，对运动训练方法细节过度剖析,导致新的理论构建匮乏[10]。面对运动训练方法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欠缺，急需从运动训练方法的起源考察其历史过程，对运动训练方法的演进进行梳理，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提供指导。基于此，本文从一般理论层次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亦是展望未来的基础。

1 运动训练方法的论域问题

1.1 运动训练方法论域问题的两种观点

梳理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过程，需对运动训练方法的概念与论域进行辨析。综观国内外学者以及相关著作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定义，学者们比较趋同的看法是，运动训练方法是运动训练当中为达到一定竞技目的所采取的途径与办法的总称。然而，在讨论运动训练方法的论域时却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运动训练方法应用的范围。

一种观点认为，运动训练方法应用的范围应囊括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的整个过程。如前民主德国学者哈雷在《训练学》教材中，系统阐述了发展训练状态、竞技能力、评定运动成绩和迎战比赛的手段与方法[11]。我国学者过家兴[12]、李志勇[13]、王伯中[14]、李宗浩[15]等将运动训练方法界定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完成训练任务，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办法。这种观点将运动训练方法应用的范围延伸到与提高运动成绩相关的因素群中，拓展到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有利于从整体考虑影响运动训练方法发展的各种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运动训练方法的应用范围界定于运动训练过程中。如田麦久等[16]编著的《运动训练学》、杨桦等[17]主编的《运动训练学导论》以及刘克军等[18]主编的《运动训练》。在这些论述中，把运动训练方法分为整体控制方法与具体操作方法，强调运动训练方法在教练员的“训”和运动员的“练”的过程中被运用，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在双边活动中共同完成训练任务的方法。田麦久等从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获得途径来界定边界，有利于提炼专项训练经验并应用在运动训练实践中。

1.2 论域问题辨析

从运动训练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可知，长期以来，运动竞赛被视作运动训练的一部分，因此运动训练方法覆盖这两个领域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随着对竞技体育认识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越来越注意到这两个领域虽有密切联系但也有巨大差异，两者之间在实践中可以划分出相对明显的边界，这种差异和边界使运动竞赛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运动竞赛学亦应运而生[19]。尽管竞赛和训练的最终目的都是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但运动训练的直接目的是培养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而竞赛的直接目的则是使运动员通过训练所获得的竞技能力得以表现并转化为运动成绩[19]。最终目的和直接目的虽有关系，但存在着明显的时序差异，即运动训练是竞技能力的“获得”过程，而运动竞赛则是竞技能力的“再现”过程[20]。这种“获得”与“再现”的转化不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因此将运动训练方法置于运动成绩与运动竞赛的框架下进行定义，因素庞杂指向不明，不利于运动训练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一言以蔽之，运动训练方法应主要服从运动训练的直接目的，即培养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综上所述，所谓运动训练方法，是指教练员与运动员在运动训练活动过程中，借助不同的手段与途径为获得、提高、保持、恢复竞技能力所采用的一切活动方式总和。

2 运动训练方法历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即对历史时期进行划分，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是从历史过程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揭示历史变化的规律”[21]。某种程度讲，历史是连续的但不具有一般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期或多或少带有主观的可选择性。但如果没有进行分期，过去的事件仅仅是分散的事件，没有理论框架来将其系统化，难以厘清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进行历史分期，可以将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置于其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加强认识的深度，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历史问题。

同运动训练实践一样，运动训练方法也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对其历史进行分期，是梳理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的重要前提，有助于将其复杂多变的影响因素置于较为合理的分析框架中，有利于解析运动训练方法演进进程与研究的系统化。当前学界对运动训练方法进行历史分期的研究较少，且研究质量有待提升(见表1)。

表1 研究者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分期研究

学者们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分期的划分依据各不相同(见表1)，映射出运动训练方法演进因素的复杂性和过程的动态性。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划分依据来进行运动训练方法历史分期是正常的,但是总的来说，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分期研究是目前较为薄弱的环节。且相关研究对运动训练方法演进进行历史分期的依据、标准、理论基础以及分期原则并未做出全面的论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毋庸置疑，运动训练方法演进的历史分期必须具有合理的分期依据才能在清晰的思路和科学的框架中进行运动训练方法演进的研究，才能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有待于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发展的分期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3 运动训练方法的理论研究缺乏问题

3.1 基于一般理论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的研究

3.1.1 基于体育史学科视角对运动训练方法的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运动训练理论长期从属于体育理论中，因此，对于其历史，部分见诸于体育史。纵观国内体育史研究，对竞技体育的历史发展研究篇幅较少，运动训练方法并未以独立的章节或者内容出现。如周西宽[26]、谭华[27]、郝勤[28]、崔乐泉[29]、谷世权[30]等编著的各版本体育史，对竞技体育或者运动竞赛的历史发展有相应的研究，但均未涉及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研究。仅颜绍泸[31]编著的《竞技体育史》对运动训练方法形成的原则进行了简略的阐述。

国外，日本学者岸野雄三[32]在《体育史学》中确定了运动训练史和运动设施用具史的研究领域，对运动训练概念的由来、变迁进行了论述，但未涉及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研究。前苏联出版的《苏联体育史》系统地叙述了从古代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期的体育史，论述了依托于社会形态的竞技体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作用，但依然缺乏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的研究[33]。美国体育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项目的演进史[34]、不同历史时期运动对美国公民生活的影响[35]以及专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研究[36]。Nicholas David Bourne[36]对田径运动训练方法历史进行研究时指出，美国目前对运动历史研究较为缺乏，研究视角狭窄，缺乏综合历史研究。

由国内外研究可知：(1)对运动训练方法发展史缺乏专门性研究，研究深度不够；(2)已有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历史、运动竞赛历史与运动单项历史的梳理，缺乏对运动训练方法整体演进脉络的研究；(3)国外主要集中于田径与游泳项目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梳理，缺乏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或许因为历史文本的缺乏、史料佐证的困难或运动训练方法历史影响因素的庞杂，中外学者从体育史学科的视角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研究都不太充分。

3.1.2 基于运动训练学学科视角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的研究

1977年哈雷[11]主编出版的《训练学》，标志着运动训练学学科的成立，对运动训练方法的研究从专项过渡到一般理论的研究，研究维度递增。前苏联的马特维耶夫[37]对运动训练分期理论发展简史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其“训练周期理论”提出了周期安排训练计划的指导模式，实质是对运动训练分期训练的方法指导。虽然维尔霍山斯基认为“板块训练”更为适应现代运动训练与竞赛，引发了对“训练周期理论”的质疑与争论[38]。然而“训练周期理论”对世界运动训练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B.H.普拉托诺夫[39]在《周期——运动训练的理论与方法》中提出了模式化训练方法，通过不断的控制与反馈修正，加强了对运动训练的整体把控。图多·博姆帕[40]从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多个维度论述了运动训练方法的理论基础，系统阐述了运动训练和赛后机体恢复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综观国外研究，对运动训练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较为深入，但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演进却缺乏相关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运动训练学因其独立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从体育理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学科构建内容，运动训练方法自此以独立的章节和内容出现，研究得以发展。首先，系统地介绍运动训练中常用的运动训练方法；其次，对运动训练中常用运动训练方法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实践应用进行了研究；再次，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分类、体系构建以及训练方法之间的相互移植进行了探讨；最后，多学科交叉融合，从生物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三个维度，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实践进行实证研究。

然而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我国运动训练学缺乏成熟的学科作为母学科，使其在构建学科内容时，缺乏严谨的逻辑性与理论指导的超前性。运动训练方法作为运动训练学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样如此。首先，我国对运动训练方法的研究独创性不够。目前较为经典的运动训练方法(如持续训练法、间歇训练法、循环训练法、模式训练法等)均为国外原创。其次，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研究极为缺乏。自运动训练活动产生，运动训练方法就相伴而生，其历史渊远流长，然而学界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演进的研究却较为匮乏。最后，运动训练方法由于历史研究的缺乏导致理论指导的超前性不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已演进为运动训练方法创新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纳米生物技术、生物芯片技术、材料科学、信息技术等无一不将对运动训练方法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相关研究并不充分。

3.2 基于专项视角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的研究

国外，大多数国家对运动项目的历史研究，以单个运动项目作为切入点，注重强调运动项目当中的人物、事件或者赛事的梳理，是典型的“微观体育史”研究范式。如Bourne Nicholas David[36]对优秀田径运动员的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注重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运动员以及教练员的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学研究。Richard O.Davives[35]对美国体育竞赛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与更新，以著名的运动员为个案研究，对影响运动竞赛的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专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的梳理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史料考证较为严谨，史论结合，比较符合历史研究范式。

国内，学者们主要对田径和游泳训练方法的历史演进进行了相关研究。李金海[41]以医学发展为主线对田径的运动训练方法进行了梳理，认为初期运动训练方法从教育、医学领域吸取营养，处于稚嫩的发展阶段。后期，以Hill(英国)[42]关于肌肉和运动中人体生理规律的理论知识发展，使运动训练方法跨入科学训练阶段。陈小平[43]等对20世纪初田径经典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详尽梳理，认为法特莱克训练法与间歇训练法是现代运动生理学应用于运动训练领域的经典训练方法。陈小平将田径方法理论推广到一般项目的方法理论，突破了专项研究的狭窄视野。何庆忠[44]以中长跑和马拉松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主线，总结、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马拉松运动的训练方法，构建了马拉松运动训练方法体系，深化了专项训练方法理论体系。梅蕾放[45]以编年体式论述了自19世纪中叶开始到现代竞技游泳运动训练方法的演进，重在对速度方法进行探讨，如间歇训练法、重复间歇法等以及80年代开始借助能量代谢理论的具体训练方法。

综上所述，对专项运动训练方法的历史研究，部分研究者采用编年体形式有利于对同一时期运动训练方法的演进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运动训练方法演进的某一历史截面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运动训练方法演进的具体情况，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如何从历史的视角，将运动训练方法不同历史时期串联起来，从多个视角综合研究运动训练方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还需继续深入研究。对此，胡海旭[22]以科学史内外史的视角，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不同的交织维度对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具有创新性。然而运动训练方法与运动训练理论的演进融为一体，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

4 对运动训练方法历史演进的思考

4.1 运动训练方法的产生植根于对“人”的认识

从某种角度看，体育科学属于人体科学范畴。运动训练方法在实践中的产生及理论研究的作用对象都是“人”——运动员、教练员。因此，“人”的三维属性或即生理、心理、社会三维架构理应成为研究运动训练方法的思维框架之一。

20世纪初以前，运动训练方法简单、自然，缺乏科学理论支撑。30年代后，生物学理论的引入催生了“法特莱克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经典运动训练方法。学者们认识到生物学理论是运动训练方法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训练过程中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选择运动训练方法和手段的依据[29]。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学者发现人的“社会属性”对运动训练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认为生物学和教育学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维度对运动训练理论形成支撑，是教练员选择训练方法和手段以及控制训练过程的重要依据。[46]早在古希腊奥运会时，教练员就已经注意到心理训练方法对运动训练影响较大。特别在竞赛中，运动员在高应激的状态下极易诱发心理异常而导致发挥不佳。时至今日，“研究最复杂客体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将成为后来崛起的高峰，并在更远一些的年代里可能成为新的科学革命中心。”[47]国际运动心理学界聚焦于运动员心理潜能和脑潜能的开发。国内运动心理学界力图解析训练型与比赛型运动员的心理学测试指标、运动心理疲劳的界定与监测、形成最佳竞技状态的心理条件以及运动智能等[48]。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将对运动选材和运动训练方法的科学化应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竞技体育中，如马特维耶夫[49]所说“面临着深入综合性地揭示竞技活动的生物—心理—社会本质”，运动训练方法在此框架下，结合运动生物学、教育学和运动心理学的前沿，在方法理论进行突破，将得到极大发展。

4.2 医学发展构建了运动训练方法的生物学基础

追溯医学对运动训练方法的作用，发现古代奥运会，运动训练活动记载甚少，与巫术混杂，[50]运动训练方法还未成型，医学并未向运动训练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自希波克拉底“四体液病理学说”后，医学才开始对运动训练方法进行指导[51]。直到盖伦[36]将运动与医学结合，才开启了运动医学之路。1543年维萨留斯[52]的《论人体结构》和英格兰解剖学家哈维[53]《论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的出版奠定了运动生理学作为运动训练方法发展的生物学基础。而后运动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大量引入，催生了“法克莱克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经典运动训练方法。塞利[54]的“应激适应理论”，为运动训练构建了一个宏观的生物学基础，将运动训练方法应用的学科基础拓展到哲学、教育学与生物学等多学科当中。

随着医学生物技术的发展，运动训练方法将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基因组计划，能从基因上寻找决定运动能力的基因，对运动训练的科学选材方法、运动损伤的预防提供可能[55]。蛋白质组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克隆技术、脑科学等大数据的集合，以计算机为工具实现人体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到整体的精确模拟，有助于揭示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作用机制，建立运动员运动素质的诊断系统[56]。从生命的本质寻求人体的功能机制，生物技术将成为未来最迅猛的科学技术，对运动训练方法的创新与科学应用提供精确的量化依据。

然而生物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当使用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不容小觑。 “人类个体获得成功的意义在于在追求幸福过程中彰显其长期的努力”[57]。但基因改造技术、基因兴奋剂、基因克隆等生物技术给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以及竞技体育伦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威胁到人性，其终极表现则是对人类行动的全然机械式理解，将人类自由和道德责任抛到脑后”[58]。因此国际体育组织如何利用规则的契约效应，趋利避害是医学生物技术助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3 科学技术的进步保证了运动训练方法的创新

第一次科技革命，生物学和人体医学理论对运动训练方法作用有限，运动训练方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运动器材的使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生物化学、生命科学等渗透到竞技体育领域，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运动训练方法的应用拓展到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三个维度。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劲动力，催生了许多经典的运动训练方法。学者们按照不同的视角展开了相关研究。吴贻刚[59]认为科学技术是运动训练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陈小蓉[60]则认为影响运动训练方法创新的因素“主要是器材设备改进”。无疑，器材设备是运动训练方法创新最活跃的因素之一。目前仿生学、材料科学和纳米技术在体育器材的广泛应用，避免了部分传统运动训练方法带来的运动损伤。

21世纪大数据、计算机算法、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正不断创新运动训练方法。大数据改变了一些传统运动训练方法、信息等的“封闭性”，通过海量数据处理，挖掘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制胜因素指标，预测竞技比赛以及项目发展的趋势；深度剖析运动训练方法之间的本质联系。计算机算法以及人工智能对竞技体育的渗入已然显现。AlphaGo大胜人类棋手引发思考：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引入运动训练将会产生怎样的效益？运动训练方法又将产生如何变化？不难想象，计算机算法植入神经网络后对运动训练方法模型的精确建立以及随时更新的大数据对运动训练方法创新的强大推动，将成为运动训练方法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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