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中的理想主义

☉ 许纪霖

“大时代”与“小时代”

什么叫大时代？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所谓大时代，就是一个不是死就是生的时代。我读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大时代。这个生和死，不仅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人的。80年代的时候不是每个人没有梦想，而是自己、个人和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法撕裂。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小时代”。小时代意味着什么？郭敬明在接受新浪娱乐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段表白，他说：“我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梦，核心就是要成功，要白手起家，一路飞黄腾达，最后站在财富和地位的最高点。我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我是真正从四川一个小镇来的，什么关系也没有，长得也不是说惊人的帅，个子也小小的，我有什么呢？只有凭我的脑子，这是我唯一拥有。所以我一路走到今天，会激励很多人。”

读了这段话，我突然明白了郭敬明之所以这样红，这不仅仅是小女生的梦幻式的向往，而是代表了中国相当一批年轻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成功。成功的标志通常是物欲化的，用某些稀缺的财富和资源来衡量的。

郭敬明很自豪，如果他是官二代，他爸是李刚，或者他是宗庆后的子女，那不新奇。他是凭着他自己的才智和能力站在了那个位置上的。所以他对很多中国底层的年轻人，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后革命时代”与“后理想主义”

我是文革之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大学生，俗称77级。现在回顾80年代，我把那个年代称之为“后理想主义”的年代。文革结束了，80年代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氛围还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把改革也看做一场革命，以革命激情方式搞改革。对改革就像对革命一样，有一种像热恋一样的献身精神。革命和恋爱实际上是一回事，革命者永远是浪漫的，浪漫的人也最容易去革命。

我将这些非常纯粹的革命精神称为青春的精神。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青春精神在毛泽东年代才出现，不，从晚清就开始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青年人的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三代（夏商周）是最美好的，最重视的是长老的经验。但是到了晚清以后就不一样了，世界发生了变化，三代的理想被摧毁掉了，取代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进化论。未来是美好的，年轻人代表着未来。所以从梁启超开始就热烈地歌颂青春。你看，晚清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最后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梁任公开始，中国出现了一种精神，叫“少年中国”，后来五四有一个著名的团体，就叫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发扬光大的，就是青春的精神。

今天五四被简单化约为爱国运动，其实五四不仅是爱国运动，还是一个青春运动，有一种青春的精神，开创了青年学生主动参与国家大事的现代传统。五四精神当中，除了民主与科学之外，还有一种青春精神，当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发扬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自己的青春来改变社会，改造国家。五四的精神导师李大钊先生在五四之前就写过一篇文章《青春》——那个时候他还在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如此写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五四的时候，毛泽东在湘江畔，也发出了如此豪言壮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青春精神后来延续到革命者那里，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与五四有一脉相承的精神，革命精神也是从青春精神中发展演化而来的。

80年代是一个“后革命”的年代，也把青春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延续下来，以理想主义的浪漫从事改革。然而，在现实之中，却遭受了很多挫折，理想幻灭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内心是很痛苦挣扎的：理想主义是我们的宿命，但是理想的实现又是那么地虚幻，究竟怎么办？在什么意义上来确证自己的理想？

在90年代的时候，我读到了现在已经去世的北京作家史铁生的作品，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我与地坛》。《我与地坛》，与其说是文学性的，不如说是精神性的，史铁生写出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创伤和受伤后重新寻找理想的心路历程。理想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何确证我的生活意义？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人就没法确证自己。看不到有成功的时候，那怎么办？史铁生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理想主义，我称之为“后理想主义”。

史铁生讲得非常好：“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获得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这些话是需要体会的，你没有经历过深刻的创伤感很难体会这些话，这需要人生的一些阅历去感受它。

史铁生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后来因为生病成为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就像一头猛狮囚禁在牢笼里面。在最绝望的时刻，他每天独自驾着轮椅到地坛公园沉思默想：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生与死的问题。最后史铁生想明白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你最后实质性地获得了什么，真正的意义在这个理想的过程。至于最后你是否实现了理想，这不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生过程论的理想主义看上去好像比较荒谬，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他让我想到，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加缪写过我最喜欢的《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因为得罪了宙斯，被罚每天推着沉重的石头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顶，石头就会隆隆地滚下来，他的命运就是周而复始地、每天重复做着一件似乎没有结果的劳作。西西弗的人生是够荒谬、够悲惨的，但是西西弗有一天想明白了，自己的命运的确很荒谬，但是只要他意识到这个荒谬，他就战胜了这个荒谬，他就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因为他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当中，而是他能够向这个荒谬的命运抗争。

西西弗的精神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这个意思。孔子也很悲惨，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去传播儒家之道，但没有君主把他当回事，但是孔夫子还是坚韧地去实践他的理想。激励他与后来无数代士大夫的，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精神与西西弗的精神是相通的。鲁迅曾经写过一篇《过客》，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散文，他笔下的那个过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坟地，人家都劝他不要往前走，前面都是死亡和鬼魂等着他，但过客依然要往前行。

这就是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义。在史铁生、西西弗、孔夫子和鲁迅身上，有这样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成为反抗虚无的英雄。到了80年代后期，能够支撑我与一批80年代的过来人，大概就是这种“后理想主义”。我们受到的挫折实在太多，如果我们坚持过去那样在乎结果的实质论理想主义，大概是支撑不下去的。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正是这种带有虚无感和荒谬感的“后理想主义”。我不在乎是否成功，我在乎的是自我价值、自我意义的确认，不管结果如何，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过了，奋斗过了，就乐在其中，为信念而活着，为享受过程而活着，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如此而已。我之所以交代这个心路历程，就是让读者朋友知道80年代不全是玫瑰色，全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也是从废墟里面爬过来的，有过激烈的天人交战。

“工具理性”与“傻子精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世俗社会。正式告别了“革命年代”，整个社会开始市场化、世俗化，这是中国从晚清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所没有过的。80年代知识分子对民众搞启蒙，到了90年代，上海一个学者如此忏悔说：“原来我们以为老百姓需要我们启蒙，搞了半天原来老百姓比我们更懂生活，谁启蒙谁呀？我们这些读书人才是最不懂生活的，最迂腐的！”从此他就开始拥抱世俗，把国家的富强、百姓的物质满足作为评价现实的最高尺度。应该说，像他这样到90年代发生大转向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个别的。

社会发生了大变化，理想主义变得非常可笑，社会上下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叫做工具理性。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世俗社会里面，上帝死了，一个统一的价值也死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神，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不再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工具理性来说，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具体的、功利的目标，理性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说许多人要当公务员，但他不会去考虑当公务员有什么意义，是否适合自己，他考虑的只是为了考公务员，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人的一生就变成设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具体人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努力步骤。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这样的工具理性人生，同样从社会影响到大学。学校今天就成为一个职场。

然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而是制订一个理想的大目标，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将自己打造成器，然后顺应机遇，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而可能有多条。今天这个社会千变万化，人生不会跟着你的设计走，而是设计跟着人生走。因此，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设计出来的，不是设定一个一个具体的目标，关键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有理想，有抱负，但是这种理想和抱负又不能太具体。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

智力中等的人也能干大事，只要你不那么功利，有一份兴趣，有一点勤奋，就OK了。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聪明人太多，总是在窥测什么是时髦的，什么是赚钱的，自己就在后面跟风。如果你要成就人生大事业的话，比拼的不是看谁更聪明，而是谁更傻，是傻子精神。所谓傻子，就是对某个东西有兴趣，以游戏的心态去钻研，动力不是要以此换来世俗的好处，而只是自己喜欢。游戏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在游戏里面，你才能超越平日的焦虑感，以一种喜悦的心态来欣赏自己的努力。

今天看起来是为聪明人准备的时代，实际是为傻子准备的时代。你看乔布斯傻不傻？一定要去搞一个工艺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玩意儿，精益求精到了极致。这只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的追求，一种在所不惜的完美主义，这也是一种理想。

在小时代，理想主义如何可能？

青春精神是什么？在我看来，青春就是对内在价值、内在品质、内在卓越的追求。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中国代表团旗手，是之前并不出名的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她从小一个眼睛和耳朵的视力和听力都不好，脚还开过一刀，几乎是半残废的人，但她喜欢大海，喜欢帆船，不计功利去努力，还很动脑筋。她英语一流，最后战胜了众多好手，在西方人的强项、东方人从未称雄过的帆船项目上，拿了金牌。在2012年“CCTV体坛特别贡献奖”的颁奖现场，她发表获奖感言：“我赢或者不赢，团队都在那里，不怨不悔。我开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不悲不喜。我安康或伤痛，父母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贵或平，帆船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去玩。”在这段充满文艺范儿的获奖词轰动网络之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青年，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唯一特殊的是我对帆船的那份热爱。”是的，热爱与玩的心态是最令人珍贵的。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内在利益，能够不计功利地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这是真正能够让你安身立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内在利益，即使你一生在外在利益上很成功，可能也会很痛苦、很彷徨、很纠结，因为你总是在与别人比，觉得无论是名誉还是权势，总是有不满足。比起无穷的欲望来说，你所得到和拥有的，总是有限的。然而，一旦你有了爱好，有了自己的内在利益追求，就会有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

在一个小时代里面，理想主义如何可能？不一定要像我们当年那样胸怀祖国、心系天下，你是否关心家国天下，是你个人的选择，无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范仲淹、王安石。但是理想主义这种精神，如果抽离出具体的时代，作为一种精神传统继承下来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小时代里，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对内在价值、内在利益的追求。这种内在价值，正是你的志业。马克斯·韦伯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志业与传统的天职有关。基督教讲天职，在人间从事的事业都与上帝的使命有关，是为天职。革命年代搞革命，也具有某种神圣感，是一种革命的天职。但是到今天，那些宏大叙事已经消解，天职已经世俗化，转换为一种世俗的志业。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品味和专业价值，如果你喜欢它，对它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计功利地将它做得完美，从而获得自己的内在利益和内在快乐。如果我们都能够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得完美，做到极致，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而且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志业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新理想主义精神了。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记者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学者崔琦。记者问：“你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崔琦回答说：“哪里！我每天都带着好奇的心情进实验室，不知道实验的结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每天的实验就像过节一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