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建筑发展相关驱动因素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

(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300401)

1 引言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包括节约能源、节约土地、节约水资源、节约材料等，能做到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物。因此，建筑业在满足社会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建筑业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因此导致碳排放、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1]。从全球看,建筑业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40%、淡水总量的1/6、木材总量的25%和所有原材料的40%[2]。为了降低建筑物产生的负面影响，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建筑应运而生,成为建筑领域倡导的解决方式。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在过去三十年多间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1978—2017年我国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58.52%。大规模的城市化意味着房屋建筑数量的大量增长,目前我国每年新增房屋建筑面积超过20亿m2,新建房屋占全球1/2以上,预计未来15年我国的建筑能耗和相关排放量将继续增加。2017年,我国发布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城镇在新建建筑中的绿色建筑面积比重超应过50%,绿色建材应用比重超过40%,进一步确定了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绿色建筑理当成为我国建筑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广绿色建筑刻不容缓。

由于绿色建筑自身不同于传统建筑的特征和要求,比传统建筑面临更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同时，绿色建筑技术注重低耗、高效、经济、环保、集成与优化，是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共享，是可持续的建筑手段。因此,绿色建筑的开发和供给必须充分发挥多方面驱动因素的推动作用，才能真正建成绿色建筑。各方面的驱动因素是确保开发商、施工人员、设计人员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不断参与绿色建筑实践的关键[3]。本文在系统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分析绿色建筑的概念与特征,并从外部(法律法规、政策激励、评价体系、市场需求)和内部(道德责任、声誉形象、人类福祉)两个维度对绿色建筑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整理归纳。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以期为后续绿色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2 绿色建筑的概念及其特征

1999年,Cole将绿色建筑描述为一种“比典型的建筑更具有生态环保的建筑设计策略”[4];Kua、Sugiura等将绿色建筑定义为“一种符合环境绩效标准的建筑”[5,6];Hoffman、Henn将绿色建筑扩展为比传统建筑污染程度更低的建筑策略、技术、产品和施工的概念[7];Howe详细描述了绿色建筑的内涵,主要包括有效利用土地和能源、节约用水和其他资源、改善室内和室外空气质量、增加再生材料的使用[8];Robichaud、Anantatmula指出,绿色建筑的核心在于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居住者健康状况改善,开发商和当地社区的投资得到回报以及规划期间对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考虑[9]。

当今，绿色建筑的概念得到不断完善,人们普遍认同的概念是:绿色建筑作为一种自然和谐的建筑形式,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高效的生存空间,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能源、土地、水、材料),保护环境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减少污染[10,11]。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绿色建筑的概念不应只以环境可持续性为重点,而是应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问题。即绿色建筑的广义概念拓展为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可持续性的建筑实践[12]。相对于传统建筑来说,绿色建筑的发展将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诸多效益。Ahn等认为绿色建筑的效益包括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量、保护生态系统、利用可再生自然资源、改善健康、提供舒适的场所、减轻贫困、改善经济增长、提高租金收入、降低医疗成本等方面[13]。

3 外部驱动因素

绿色建筑发展的外部驱动因素主要分为政府层面驱动因素和市场层面的驱动因素。政府层面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由政府方面对绿色建筑开发所带来的驱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激励和评价体系。政府通过采取一些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激励措施来促进绿色建筑的开发建设,即“胡萝卜+大棒”模式[14]。同时,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健全的评价机制,有利于发挥绿色对建筑评价工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指导各地对绿色建筑建设。消费者层面的驱动因素主要是指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市场需求情况。

3.1 法律规范

绿色建筑的发展离不开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在绿色建筑发展较早的欧盟国家,所有成员国被要求通过《欧盟建筑能效指令》,以达到更高的建筑物能效标准。该指令要求有关国家强制为建筑物建造、出售或出租时提供能源性能证书。美国多数州针对建筑节能、废物管理、碳排放等方面,采取立法、行政命令和政策规范来促进绿色建筑的建设和发展。法规和政策已被证明在改变和提高建筑行业环境意识方面具有有效性和影响力,但法律法规制定本身要依据国家或地区而异[15]。众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可对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成为推动绿色建筑强有力的外部驱动因素。Sui等对新加坡新建和现有建筑的相关群体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表明,包括开发商、承包商、建筑师、项目经理、工程师等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政府立法和相关政策在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6]。在马来西亚,Khoshnava等对包括业主、承包商、设计师、供应商和制造商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以确定在工业化建筑建设中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力比其他驱动因素更具有影响力[17]。

3.2 激励措施

由于绿色建筑具有外部经济性,通常需要由政府出面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进行干预,政策激励是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Olubunmi等对不同类型的政府激励措施进行了全面评估和描述,他将政府提供的外部激励分为经济激励和非经济激励措施,并提出非经济激励措施比经济激励措施更加有效[21]。对绿色建筑而言，经济激励措施是较常见的政策激励措施,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开发申请费用折扣等。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了绿色技术融资计划(GTFS),旨在吸引绿色技术的创新者和用户,这种激励措施对促进相关企业的建筑绿色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22]。此外,Hendricks、Calkins的研究表明,诸如开发奖金和赠款等激励机制提高了芝加哥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筑业主和建筑师通过建设绿色屋顶(屋顶花园)等措施来实现建筑绿色化的意愿[23]。非经济激励措施包括容积率奖励(FAR)、技术援助、许可审批流程加快、商业计划援助、营销援助、监管救济、担保计划、建筑规划部门设立专门绿色建筑管理人员等[24,25]。在实施非经济激励措施时,政府通常会授予满足特定条件的开发者超越通常允许范围的权利。例如,容积率奖励为绿色建筑项目在规划审批时给予一定额外的面积奖励。新加坡的绿色建筑面积奖励计划规定,获得“白金级”和“黄金级”绿色建筑标识的开发者最多可获得项目总面积2%的奖励[14]。虽然这是一种非经济激励措施,但业主可通过增加的可出租或可售面积来回收部分或全部的绿色建筑的增量支出。此外,Choi等学者指出,加快审批流程加快或技术援助等措施有助于业主缩短开发周期,减少开发风险,以便及时把握市场时机,降低开发成本[26]。

除了激励措施的具体内容外,一些学者指出政府在实施绿色建筑激励措施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激励措施的执行力、激励程度、激励对象等。首先,绿色建筑的激励措施要增加在违约情况下的强制执行力。Ghodrati等认为,在绿色建筑尚未普及的发展中国家,绿色建筑可能不会达到规定的标准,绿色建筑的经济激励措施对政府来说是一种高成本的举措[27]。当政府前期对绿色建筑的投入过多而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政府的资源使用效率将被受到质疑。其次,要确定最佳的激励力度。Retzlaff等认为如果激励程度过低,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激励程度过高,就会浪费不必要的政府财政投入[28]。Chen等建立了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模型,提出为建造两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的开发商提供政府补贴可提高居民的福利,同时提高政府声望,节约能源和改善全球环境[29]。刘佳等通过建立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模型,提出政府要以资源、环境和社会等长期收益为重,加大对开发商的激励力度以弥补因绿色建筑开发的增量成本。但同时要把握好激励力度,以“恰好能将绿色建筑的外部性效果内部化”为原则[30]。李明、李干滨基于生态学视角,将绿色建筑的生态环境效益作为重要补偿因素,对绿色建筑开发者收益损失和绿色建筑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构建了绿色建筑开发者损失型补偿模型和绿色建筑生态环境效应型补偿模型,分别探讨了两种模型的补偿额度[31]。第三,要注意对开发商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措施。林敏等学者提出要分析绿色住宅财政补贴对象和补贴阶段,明确对不同对象的补贴程度、补贴环节等问题,提出随着绿色住宅的不断发展,政府应逐步降低对绿色建筑的激励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建筑中的调节作用[32]。

3.3 评价体系

绿色建筑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是引导绿色建筑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由于国外对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自1990年以来许多国家才陆续推出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当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主要有:英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BREEAM)、美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LEED)、加拿大绿色建筑评估体系(GB Tools)、法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HQE)、日本建筑环境综合评估指标(CASBEE)等。2006年,我国发布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ESGB 2006),并于2014年修订了该标准(ESGB 2014)。科学而完善的绿色建筑的评估体系对绿色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Ali、AlNsairat提出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的设计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则:一是评估框架的设计应以科学、系统研究为基础。二是利益相关者应参与制定评估体系,这样才有助于各方参与者在绿色建筑过程中的协作。三是应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主要目标;四是评估框架应适应当地的背景情况,各地以不同的方式来设计评估指标;五是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对绿色建筑方面的经验[33]。

一些学者提出，与国外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相比,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较符合中国国情,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进行深入有效的探索,为该体系的完善提供基础和依据[34]。Ye等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的现状,提出我国绿色建筑标准的改进措施:一是在评价体系之间要相互融合,国家一级最好将绿色建筑相关评估标准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标准体系；省级和地方评估标准应引用国家标准的规定,在对绿色建筑进行评估时应充分考虑建筑节能等其他标准,并尽可能地引用其他标准的评估结果,减少重复评估;二是除了评估标准外,还需要具体的设计、施工、改造、运营和维护甚至拆除方面的规范,这些规范应指导设计者、建设者、设施管理者等的行为以及如何达到评估标准中的相应规定;三是需要制定更多其他领域的标准,以辅助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需要考虑的指标包括土地利用效率、周边环境质量、建筑功能等[35]。

系统而完整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包括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制度方面。在评价内容方面,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都以环境可持续性为主要评估内容,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应考虑包括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Doan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和新西兰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进行对比,指出这些评价体系都以节能、节水、节材、选址和户外环境、室内环境质量指标为核心内容,目前只有BREEAM标准考虑到经济方面[36]。社会可持续性意味着建设过程中应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如建筑人员、用户、运营商),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环境。Valdes-vasquez、Klotz认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考虑的内容包括最终用户的利益相关者、评估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和当地社区[37]。Sarkis通过向LEED框架嵌入社会可持续性的相关指标,为承包商选择和评价提出一个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框架[38]。Berardi指出绿色建筑需要达到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方面的标准,包括教育、支付能力、经济价值、室内健康、文化感知等方面[2]。杨光明提出生态住宅综合性能的有效评价应综合考虑生态住宅的生态技术水平、经济效果和运营管理水平[39]。在评估方式上,自1990年以来全生命周期评估(LCA)在绿色建筑的环境影响评估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可应用于整个建筑物或各个组件或材料,以评估建筑物对环境的影响,从而改善建筑设计[40]。一些学者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进行了绿色建筑评估的实证研究。Mahlia等人在马来西亚大学照明改造项目中进行了全生命周期成本估算,研究发现照明改造项目有助于将能源消耗降低17%—40%[41]。在绿色建筑认证制度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的认证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和时间。因此,绿色建筑评估体系需要透明性、公平性和开放性的认证体系,以及专业的认证人员和详细的认证指导[42]。美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LEED)采取第三方认证,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评估人员积极与利益相关方合作,从而优化了绿色建筑的认证过程。

3.4 市场需求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需求对绿色建筑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建筑,绿色建筑具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更高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和租赁价值。对专注盈利的开发者而论,绿色建筑的市场前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绿色标示可使自身的产品差异化并实现市场溢价,有助于为开发者带来更多的盈利。Arif等通过案例研究和半结构式访谈调查了实施建筑项目废物管理的主要驱动因素和挑战,表明消费者需求和法规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43]。此外,在一项英国的研究中,大多数建筑设计师认为实施可持续性建设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客户需求,市场需求最终决定了绿色建筑发展的程度[44]。Kahn、Kok研究了提供建筑能效信息在消费者选择可持续性住房方面的影响,发现具有绿色标示的房屋相对于其他无绿色标示的房屋存在市场溢价。从开发商的角度看,在同一地区能源效率更高的房屋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45]。

要提高绿色建筑的市场需求,首先需要了解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期望与偏好。Hu等运用离散选择模型评估了我国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对绿色住宅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购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绿色住宅的购买力和支付意愿,只有经济状况良好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绿色住宅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舒适度[46]。Luo等运用联合分析法分析了消费者对绿色公寓属性的偏好,研究表明由年轻消费者组成的最大消费群体将绿色能源看作最重要的绿色建筑属性,绿色能源属性在我国市场显示出巨大潜力。然而,由于当前消费者对绿色建筑仅关注环境方面,不利于公众理解和接受绿色建筑在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整体概念,因此为促进绿色建筑市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应向公众传播可持续概念和绿色建筑的新价值体系[47]。杨晓冬、武永祥分析了绿色住宅的选择行为机理并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北京市房地产公司和居民调研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心理对绿色住宅的购买具有重要影响,意味着消费者的行为受外界影响较大,当周围绿色住宅项目多且售卖较好时会形成辐射效应[48]。Zhao等通过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了公众对绿色建筑的接受和支持程度,提出绿色建筑不但要以能源效率提升为导向,而且要以人为本为导向,这意味着在绿色建筑的概念提出、规划设计、运营和维护等方面考虑对用户的人文关怀,以提高用户的幸福感和生产率[49]。

部分学者指出，由于绿色建筑市场上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如果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产品信息,使公众对绿色建筑整体概念更加了解,可能会增加对绿色建筑的接受程度,因此对公众在绿色建筑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就成为提高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50]。Zhang等的研究发现我国消费者获取绿色建筑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开发商的宣传和政府的官方信息(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认证),但约90%的受访者对绿色建筑认证体系知之甚少,主要信息来源来自开发商的宣传广告[51]。由于我国的商品房预售制造成了开发商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预售过程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会降低购房者对绿色建筑的支付意愿,因此官方信息在克服市场信息不对称、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Zheng等运用谷歌搜索创建了一个指数模型来评价北京市地产项目的绿色营销策略,发现绿色地产项目在预售期获得的溢价在转售或转租时会大打折扣,这是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52]。一方面可能是预售时期消费者高估了绿色建筑的节能性能,在居住后的实际节能低于预期;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开发商仅仅以绿色宣传作为市场策略,但并未采取实际的绿色建筑技术,导致后期能源消耗更多。因此,政府可帮助建立绿色住宅市场的信任机制,使消费者能辨别真正的绿色地产并购买,更多的利润也会促进开发商进行相关开发,由此实现绿色住宅市场的良性发展。Wong指出,为了更有效地提高绿色建筑的市场渗透率,需要增加绿色建筑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意识和对绿色建筑的了解程度[53]。

4 内部驱动因素

4.1 道德责任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一个内在动机是基于利他主义或个人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亲环境行为理念[54]。Aliagha等认为,建设项目业主对绿色建筑的开发可能不完全是由于节约能源和节约成本等带来益处,而是由于一种利他主义的信念。即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是真实的,他们可采取行动减少对环境方面的影响[22]。Olanipekun通过对150位绿色认证专家(GSAPs)进行调查来研究开发者建设绿色建筑项目的动力,发现除了政府提供的经济激励政策或非经济激励政策,以及市场吸引力等外部驱动因素外,对绿色建筑开发者而论,内部驱动因素往往更为重要,包括开发者的价值观、环保主义以及对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倡导,因此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要注重激发开发者的环保意识,以增加开发者参与绿色建筑实践的动力[55]。Mulligan等指出,企业、非盈利组织和教育机构是市场中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他们的愿景是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并提高公众对可持续建筑技术和实践的认识[56]。即绿色建筑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既要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又不能忽视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57]。

4.2 声誉形象

在社会中获得认同感和提高声誉是绿色建筑实践的另一个内在驱动因素。充满竞争和复杂性的商业环境已影响到企业的运作方式,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已成为企业在行业中生存的必要条件。随着技术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关于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信息很容易被传播开来,使企业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和形象。Zhang等通过对我国绿色住宅项目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开发商认为开发绿色住宅可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获得有利的土地价格和更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绿色品牌的声誉[58]。Li等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对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委员会(2004—2011年)批准的24栋绿色建筑的媒体文章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竞争对手中的崇高形象”是澳大利亚高校决策者实施绿色建筑项目的核心动力[59]。Andelin等通过调查北欧国家的租户和投资者对接受可持续建筑的驱动因素,发现这两大利益相关群体最显著的驱动因素是房地产企业形象和文化[15]。最近南非的一项研究表明,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建筑公司实施绿色建设项目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60]。通过宣传自身的绿色形象,房地产企业可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获得更大的产品需求和更高的利润潜力。

绿色建筑可进一步体现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诺,通过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房地产企业可提升自身形象。社会责任是影响房地产企业竞争力和形象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保持行业的竞争力。许多处于领先地位的房地产企业通过积极传播、深入实践绿色低碳地产理念,使他们获得大量的媒体宣传,从而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品牌并实现了企业差异化价值[61]。实施绿色建筑实践不仅可帮助房地产企业实现高水平的环境绩效标准,同时房地产也有助于实现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因此房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开发绿色建筑的关键驱动力[16]。

4.3 人类福祉

建筑物是人类日常生活、生产、娱乐和工作的主要场所,因此人们对建筑物追求更高层次的舒适性和健康性。绿色建筑可为人们提供更令人满意、更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增加个人福利,从而提升业主对绿色建筑的开发意愿。Devine、Kok比较分析了绿色建筑和非绿色建筑的租户在居住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发现绿色建筑中的租户比非绿色建筑中的租户满意度高4%[62]。对绿色商业建筑业主而言,这意味着更少的租户流失率,更低的空置率和持续的投资回报。此外,通过开发绿色建筑可减少工作人员的病假和旷工人数,提升员工的组织承诺。根据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报告,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和能源效率的建筑设计特点可提升员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Edwards通过对英国政府与企业的绿色化办公场所进行了考察,发现这种建筑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例如,当大型企业绿色办公室的企业员工生产率提高3%时,增加的效益可支付建筑照明和供暖的年度能源成本[63]。Ries等提出绿色建筑在提高生产力和降低缺勤率方面的经济效益不应被忽视,发现当员工从常规建筑搬迁到绿色建筑内,生产率将提升25%,缺勤率显着降低[64]。由于绿色建筑对健康和生产力等人类福祉方面的积极影响,项目业主在本质上或内部被鼓励开发绿色建筑。

5 结论与研究启示

5.1 结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和整理,首先对绿色建筑内涵和特征进行了辨析,其次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从法律法规、激励措施、评级体系、市场需求、道德责任、声誉形象、人类福祉七个方面对相关研究展开文献综述。通过分析发现:①外部驱动因素为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因素或压力因素。其中,法律法规和激励措施在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初期至关重要。随着绿色建筑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公众对绿色建筑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会有所加强。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对各利益相关群体都是最重要的公共信息来源,因此评价体系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对绿色建筑市场的发展尤为关键。②内部驱动因素主要是利益相关群体出于自身意志而不受约束的行为,开发企业的亲环境理念促进了对绿色建筑的建设和供给,通过绿色建筑产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的环境以提升居住者健康水平和员工的生产效率。

5.2 研究启示

首先,从相关研究文献中可见目前对绿色建筑发展的驱动因素影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部驱动因素。原因在于绿色建筑内部驱动因素研究多数属于心理学研究范畴,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之中。有关能源效率的相关主题已进行了许多心理方面和行为方面的研究,但还缺少专门对绿色建筑方面的研究。因此,对绿色建筑开发的内部驱动因素有待进一步探索,以提出对绿色建筑利益相关群体的内部激励措施。其次,文中绿色建筑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并未限定为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区,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各自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绿色建筑发展程度不一致,所以绿色建筑发展的驱动因素和驱动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为了充分发挥驱动因素对绿色建筑的推动作用,不同驱动因素在各地的有效程度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是政府方面的激励措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对所实施的激励措施必须具有实际效用才能避免人力和资金浪费。第三,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建筑的环境方面,绿色建筑可持续性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绿色建筑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对绿色建筑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部分文献强调了其重要性,但关于绿色建筑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关于绿色建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研究有待加强,如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中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指标设定,利益相关群体对绿色建筑决策及建设的参与机制研究等。第四,绿色建筑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具有关联性,如何通过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的互动推进绿色建筑的进一步发展有待深入研究。在绿色建筑的发展中,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对推动绿色建筑意义重大,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法规并实施有效的激励政策,以刺激相关企业内部驱动因素发挥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