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主模式”对建设“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启示

摘要：经济民主有望成为21世纪左翼的“大概念”。在西方左翼理论家队伍中，施韦卡特详细阐明了一种作为资本主义后继制度的“经济民主模式”，它有三个显著的结构特征：工人的自我管理、竞争性市场经济、投资的社会控制。经济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启示我们在建设“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可以在国家层面大胆尝试设立专门性的“创业基金”、“国家投资基金银行”，鼓励创新、创业，尝试组建“工人自我管理型”的“生产者合作企业”。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平等自由。

关键词：施韦卡特；经济民主；超越资本主义；供给侧改革；新时代

“经济民主有潜力成为21世纪左翼的‘大概念”，这里指的是“作为整体的经济民主”，它既被作为挑战不平等的重要方法，又被视为替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视角。“经济民主”由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工厂民主、金融民主、投资民主化、市场体制民主化。有关“经济民主”的由来，李锦峰的《经济民主：文献述评及其理论重构》一文做了很好的文献梳理。“经济民主”是将两个并不必然相连、且存在一定紧张关系的理念——“经济”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经济”通常与“自由”相关联，“民主”则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其实，“经济民主”也就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按照汤姆·马勒森的说法，“经济民主”就是要与“自由市场”原则相竞争。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施韦卡特详细论证和阐释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以“经济民主模式”为核心的“后继制度理论”，集现实批判、替代方案、实现途径、革命实践于一体。“经济民主模式”期望走向一个没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企业由工人自我管理、投资活动由“社会控制”、社会成员间更加平等民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从这一点上看，研究分析“经济民主模式”对于“中国道路”的继续健康前行，尤其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经济民主模式”的三大结构性特征

1. 工人的自我管理。“经济民主模式”下的企业管理层是由工人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制）任命的，而不是由国家任命的，也不是由董事会任命的。因此，“经济民主模式”下的企业，既区别于“国家所有制”下的“国家控制”的企业，也区别于“私人所有制”下的“资本控制”的企业，而是“社会所有制”下的“工人控制”的企业。“经济民主模式”下的企业利润分配原则重在平等与激励之间寻求平衡。企业的全部净利润在工人们之间进行分配，但并不实行平均分配原则，那些对企业经营责任更大、资质技术更高的工人获得的利润分成更高一些，具体分配原则按照民主决策方式进行。

2. 竞争性市场经济。“经济民主模式”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经济民主模式”下的企业从市场购买各种原材料、机器、易耗品等，然后将所生产的产品投放市场，努力最大化总收入和总成本之间的差额。但是，工人自我管理下的企业不把工人（劳动力）视作为成本，“劳动力是剩余索取者。利润一旦补偿了非劳动成本，包括折旧资金和资本资产税，剩下的都归劳动者所有”。这一点正是“经济民主模式”下“工人自我管理”与资本主义企业“雇佣劳动制”的本质性结构差异。

“经济民主模式”下的劳动力不是生产要素而是剩余索取者，这就使工人更具有激励性与责任感。尽管工人可以在不同企业间自由流动（进入企业需要其他工人进行民主决策），但是“经济民主模式”不依靠失业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尽量扩大就业岗位，而且还有一个“政府作为工作的最后提供者”的扩展模式，所以，“经济民主模式”不需要一个“劳动力市场”。“经济民主模式”是一种“投资的社会控制”制度，企业的投资资金唯一性的来源于“国家投资基金”，虽然也需要银行的存在，但银行也是一种工人自我管理的公共机构。所以，“经济民主模式”不需要一个“资本市场”，更不需要“金融市场”，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各种金融资本家。

3. 投资的社会控制。“经济民主模式”下企业的投资机制比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更加简单、更加透明、更加直接。“经济民主模式”的投资资金直接且唯一来源于企业所缴纳的单一税率的资本资产税（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税或可看作企业支付的租赁费），它们构成“国家投资基金”。当然，“投资基金”的资本投资或资金分配将需制定公平、高效的实施程序。施韦卡特指出，“资金被分配到整个社会，先按人均标准分配到各区域和社区，接着按照历史业绩分配到公共银行，最后分配到那些具有赢利性项目方案的企业”。“经济民主模式”的资金配置尽量实现计划调控、市场机制、伦理准则三者间的平衡，既考虑平衡地区之间的平等发展，又考虑企业间的盈利性差距。

“经济民主模式”下的企业从“国家投资基金”获得投资贷款，也可以说是从社会租赁资本资产，并要保存社会托付给它们使用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工人们负责企业的经营、控制车间，通过民主方式按照市场需求情况经营企业，合理使用企业的资本资产。企业缴纳唯一的一项税收“资本资产税”（以租赁费形式进入社会投资基金），还要提取部分“折旧基金”（用于保存既有的资本存量），企业总收入扣除生产成本、“资本资产税”、折旧基金后都是企业的净利润。

“经济民主模式”下的银行属于公共机构，负责管理好“国家投资基金”分配给所在社区的投资基金份额（银行的管理绩效既影响份额的规模也决定银行员工的收入水平）。銀行要提高投资基金的管理绩效既要认真分析申请贷款企业的投资商机从而慎重贷款；又要设立创业部门积极搜寻新的商机，帮助那些想创设“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的个人提供金融咨询与投资贷款。

二、 “经济民主模式”的超越性所在

施韦卡特自信，“经济民主模式”可以治愈资本主义无法挽救的某些绝症，但绝不是要重新开启一个乌托邦时代，而是通过某些结构性调整与改良，走向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世界。从主要方面来说，“经济民主模式”可以实现三方面的超越：消失了资本家的市场经济；不依靠失业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闲暇。

1. 消失了资本家的市场经济。“经济民主模式”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但不是资本家雇佣劳动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工人自我管理下的商品市场经济。“民主化企业”是经济的主体，归社会所有，是“社会所有制企业”；工人是企业的主体，通过“车间民主”方式负责企业的经营，属于“工人自我管理”。“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投资机制的不同：“经济民主模式”依靠“国家投资基金”统一进行投资分配，从而也就不需要资本家的存在；“车间民主”替代资本家选择经营管理者，而不会降低经济效率。

“经济民主模式”下的市场经济不具有内在的扩展倾向（克服了资本的盲目扩展），因为“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不是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最大化总利润，而是努力最大化每个工人的剩余所得。或者说，民主型企业用工人平均利润的增加代替边际利润大于零作为企业规模扩张的决定性因素，民主型企业只有在经济效益非常明显时才会扩张，而且只试图扩张到最优技术效率那一点为止。从而也就决定了，民主型企业的规模往往比较小，企业间的竞争也不会过于激烈，而且不会发展到垄断局面。当然，民主型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发展为大型的“联合体”企业，但各合作企业之间仍然具有民主自治权，这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间的资本兼并与恶意收购。

2. 不依靠失业促进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能过剩和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特征。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依赖于失业，因为失业风险使工人时刻处于内部竞争状态，失业恐惧使工人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资本的剥削。那句“今天若不努力工作，明天就努力找工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经济民主模式”下的“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并不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因为它们更不情愿招收更多的员工。但是，“经济民主模式”下的“投资的社会控制”却可以弥补民主化企业控制员工规模所产生的就业或失业缺陷。这是因为，作为公共机构的投资银行的职责就在于全力扩大就业或创业，专门负责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这些都将大大扩大就业或群体创业，从而使“经济民主模式”比资本主义有更低的失业率，但也并不能保证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只有“经济民主模式”下的扩展模式中的“政府作为工作的最后提供者”很好的运行，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总之，“经济民主模式”并不需要依赖失业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投资的社会控制”会努力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水平，“政府作为工作的最后提供者”会尽量实现充分就业。

3. 注重闲暇分配促社会和谐。与失业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是过劳与贫困，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总希望工人尽可能多的工作，过度工作的补偿方式就是通过沉溺消费而获得短暂的快感以填补空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可以用以下三句话描述：靠过劳防止失业；用消费替代闲暇；以物欲满足精神。与资本主义企业普遍存在的过劳（工作）与失业（闲暇）二选一的组合方式不同，“经济民主模式”下的“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工作—闲暇”组合。民主式企业的目标在于提升工人的平均剩余所得，工作与闲暇可以相互替换，每个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与闲暇的分配方式，每个企业也可以民主协商采取某种比例的“工作—闲暇”组合。

更进一步，“经济民主模式”下的政府会“敦促企业以闲暇替代消費”。一方面，用闲暇替代消费可以部分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闲暇的再分配或曰合理分配，避免过劳与失业问题的双重出现；另一方面，用闲暇替代消费可以减轻自然环境的破坏，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利于人类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与延续。总之，“经济民主模式”注重闲暇的合理分配，既满足个人的“工作—闲暇”选择意向，又可以使失业者获得合适的工作从而减轻其贫困并获得生活的意义，这些都将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个体幸福。

三、 “经济民主模式”对“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经济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20世纪60年代的“鞍钢宪法”算是我国“经济民主”建设的第一个宣言，但因时代原因没能在经济领域中发展下去。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底，邓小平又着重提及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后来，蒋一苇提出了以确立“企业职工主体地位”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论”，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与职工的“民主主体”地位。

从“经济民主”的实践上来看，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制时发明创造的“诸城模式”（企业负责人和职工按照不同职级共同出资买下整个企业，注册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有点“蒙德拉贡模式”的影子，但这种“全员持股、全员分红”的模式并没有很好的执行发展下去。这种“股份合作制”可以认为是一种渐近的经济民主模式，但离“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的“劳动分成制”还很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企业员工持股改革问题，有人认为，“只有让持股员工同时介入企业治理，才能真正体现和维护员工利益”。如果能够实现“全员持股”“全员介入治理”，那将逐渐迈向“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治理模式。当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离“努力最大化每个工人的剩余所得”的“社会所有制”仍然有很大差距。前者或许仅是一个缓和劳资矛盾、盘活社会资本的策略，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工资与分红也互为消长）。

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模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仍然显得过于激进。但是，中国有必要在“经济民主模式”领域内大胆尝试、大胆试验，开创更具活力、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施韦卡特也曾预测或预言，中国有望走上“经济民主模式”之路。但大卫·哈维却说：“尽管中国经济或许属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列，但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为此，在“新常态经济”下，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收入差距极大的问题，为了消除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为了激励创新、创业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在“供给侧改革”时代要大胆尝试“经济民主模式”，因为“制度创新与供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民主模式”启示我们可在以下几方面逐渐开展：

（1）为鼓励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创业精神，国家可以设立专门的“创业基金”，鼓励组建“生产者合作企业”（具有合伙企业性质，但不用私人投资，不是雇佣员工而是彼此合作），企业缴纳“贷款本息”“资本资产税”，当贷款还清后，企业的资本资产属于全体企业职工所有，因为是全体职工的共同劳动实现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企业只需缴纳一种综合性的“资本资产税”，“资本资产税”注入“国家投资基金”账户。同时设立或改组专门的“国家投资基金银行”进行试点，由其对创新、创业项目进行严格的审核、投资。“国家投资基金银行”系统负责“国家投资基金”账户的收入（“资本资产税”）与支出（“生产者合作企业”的再投资）。

（2）设立“国家投资基金”，用“国家投资基金”购买那些倒闭破产的私营企业，然后租赁给新的拟设立“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的创业者，或者与相关“经济民主模式”的企业进行联合。这算是一种“国有民营”方式，但这里的“民营”要执行“工人自我管理”的内部民主管理模式。

（3）“数字货币”制度的开发运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政治腐败与资本炒作，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投资基金”制度的实施，为全面实现“投资的社会控制”打下基础。

由上看出，“经济民主模式”試点唯一的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措施就是改组或设立专门的“国家投资基金银行”，由它负责“国家投资基金”的投放、投资创业项目的审批、“资本资产税”的征收。鉴于我国经济体极大，可以先在省、市级积极开展“经济民主模式”的探索。建立国家、省、市三级“国家投资基金银行”系统，或先由省、市“投资基金银行”/“创业基金”试点运营“投资”支持“生产者合作企业”，然后再自下而上地组建形成“国家投资基金银行”系统。

总之，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经济新常态”这段经济慢速增长期，从注重量的扩展转向强调质的进步，整顿市场秩序打压恶的资本势力，平衡国内经济发展减小经济收入差距，加强法治建设构建民主政治。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是人的第一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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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春华（1981-），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