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梵音：固尔札庙

赵铁生

固尔札庙又称金顶寺，其遗址位于今天新疆伊宁市喀尔墩乡花果山村九巷后巷一带。固尔札庙为清代蒙古准噶尔部所建，系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蒙古族藏传佛教建筑。据载，其建筑宏伟富丽，庙顶金壁辉煌，“盛时供养喇嘛六千余众”，“庙之宏瞻，遂甲于漠北”。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此庙被火焚毁，因此今天其建筑已不可见，仅存一方形土台，面积约300平方米。

固尔札庙存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对清代伊犁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固尔札庙也是研究公元18世纪新疆卫拉特蒙古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一批新疆满文档案里记载了其他档案内未记载的固尔札庙资料，将固尔札庙曾经的辉煌再现于世。

修建背景

准噶尔汗国在17—18世纪兴起，其势最盛时统有天山以南及中亚地区。准噶尔汗国于1615年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并大力提倡扶植，使格鲁派一度成为维系准噶尔地方政权巩固发展的精神支柱。准噶尔最早的寺院建筑出现于巴图尔珲台吉时期（？—1653），在和布克赛尔数百里范围之内，分别兴修了4座砖石土木结构的寺院城。当时，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阿巴赖台吉也在额尔齐斯河西面修建了名为“阿巴赖希特”的寺院，1657年，卫拉特高僧咱雅班第达率千余僧众为该寺举行开光仪式。

准噶尔部在卫拉特四部中地位最为显赫，其活动区域逐渐成为卫拉特蒙古的政治中心，史称“四部虽各有牧地，而皆以伊犁为会宗地”，固尔札庙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建于伊犁地区，成为当时伊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典范。

修建·金顶梵音

关于固尔札庙的修建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据纂修于乾隆时期的《西域图志》载：“厄鲁特俗尚黄教……后噶尔丹策凌，建佛寺于伊犁河滨。在河北者曰固尔札庙。在河南者曰海努克庙。高刹摩霄，金幡耀日……”乾隆皇帝也在其《御制伊犁喇嘛行》内写到：“逮噶尔丹策凌遂兴黄教，名曰安众生，亦效西域建都纲（都纲者，西藏众喇嘛聚而诵经之室也），白毡为室布为墙，后遂范金作瓦覆栋梁。”新疆社科院的才吾加甫先生在《清朝時期的新疆准噶尔汗国藏传佛教》中提到：“ 噶尔丹策零汗时期，准噶尔汗国卫拉特蒙古诸地藏传佛教发展进入鼎盛阶段……策旺阿拉布丹珲台吉晚期在汗国中心伊犁开始组建西域最大的两座藏传佛教寺院……噶尔丹策零还请来许多汉族工匠，于1732年修建完成了著名的固尔札寺和海努克寺工程。”我认为策妄阿拉布坦晚期修建的固尔札庙应属“白毡为室布为墙”式的毡房群庙宇。卫拉特蒙古人称这种毡房群组成的寺庙为“库热”，把砖木结构的寺庙称为“苏默”。到噶尔丹策凌统治时，固尔札庙才“后遂范金作瓦覆栋梁”，建成为砖木结构。

世人俗称固尔札庙为金顶寺，才吾加甫先生在《清朝时期的新疆准噶尔汗国藏传佛教》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金顶寺其中心殿堂是三层楼，而且此三层殿顶都是镀以黄金，特别是其最顶点之小黄塔是纯黄金制造。因此俗称它金顶寺。”明确指出固尔札庙是因庙顶覆有镀金瓦片，而被称为金顶寺。

这一点在清政府的官方档案内也有映证，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十三日大学士傅恒字寄伊犁将军阿桂：“（乾隆皇帝）据闻伊犁之固勒札庙瓦块，原均系镀金铜制。准噶尔叛乱后，寺庙被毁。回子、厄鲁特等将寺庙瓦块抬走刮走镀金……此铜现在是否仍在？若果真在，置于何处？有几多？著阿桂查明乘便奏闻。”从这段上谕内容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知道固尔札庙的庙顶是镀金铜瓦，便命时任伊犁将军的阿桂查找这些铜瓦的下落，拟作为在伊犁开钱局铸钱之用。而阿桂上折回奏称：“固尔札有佛塔之寺庙镀金瓦片，经查，二十五年奴才至伊犁期间，其五间庙房悉已毁坏，仅余墙垣而已，镀金瓦片并无剩余……大致于准噶尔叛乱当时，为厄鲁特等揭去。又因回疆行用普尔钱，由伊犁前往回子之大半取之携往，亦有平叛期间，我等之官兵人等拾取之后，制成器具者。”阿桂提到固尔札庙的镀金瓦片被厄鲁特人和回子（清代指维吾尔族，笔者注）以及清军官兵揭去，他还在军营里见过用镀金瓦片做的物品，并询问了使用者本人后认为如今并无留存。

在清政府平定阿穆尔撒纳叛乱的1756年，受乾隆皇帝器重的侍郎兆惠被任命为参赞大臣前往伊犁，他到达伊犁后向皇帝奏称：“奴才于七月二十二日前往伊犁固尔札地方，看得……寺顶钉造之铜铅，亦被取走。”在该折内兆惠不但提到固尔札庙的庙顶有铜，而且还有铅，但他看到的是铜铅被取走后的破败景象。由这两份清政府的封疆大吏的奏事来看，固尔札庙庙顶是镀金铜瓦的可信度很高，其被称为金顶寺当属实情。

石狮·佛器·壁画

固尔札庙除了金顶梵音之外，其寺庙殿堂还应有什么样的陈设物？查阅如下数份满文档案，可对其进行复原。一件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辟展办事大臣定长为伊犁石碑事奏道：“兹富奎……抵达固尔札地方，承办立碑之事……于伊犁两边山内寻找石料，后因实在不得，便将固尔札庙之两座石狮合一，筹其一面能容一种文字，量造四方形制，于正月十六日开工刻字，二月全部完竣，树立于固尔札庙东侧。”经该折得知，固尔札庙当时还有石狮一对，树立《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时被毁作碑身使用。

清代俞正燮所撰《癸巳类稿》内载：“策妄阿拉布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遣台吉大策楞敦多布，领绰罗斯特六千人……五十六年七月至藏……入布达拉庙，搜喇嘛重器送伊犁……”无独有偶，另一份满文档案也有相关内容，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中旬清军在定北将军班第率领下攻入伊犁，达瓦齐退踞格登山后败逃乌什被擒，准噶尔局势暂时缓和。当年七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就下旨令清军前线将领追查准噶尔由西藏抢掠来的喇嘛重器，其旨内称：“从前在藏供奉于佛之一佛钵，为甚旧之物，众皆知也。由准噶尔人掠去，思之供奉于佛前。著班第务必将此佛钵仔细查出，妥善送来。”

为此，定北将军班第等上折奏道：“臣等即向照管此处佛房之果尼尔（掌管寺院宗教器具者）喇嘛查询，据告称，从前由西藏带来佛钵及宗喀巴饮茶之瓷碗，均称乃有大赐福者，而自策妄阿拉布坦时期至今，极为尊崇，供奉于佛房……是以，臣等将此佛钵、方印及宗喀巴所用瓷碗，一并取来，均包裹牢固装封……恭呈御览。”班第又于此折附片一单称：“据喇嘛馆之大小喇嘛共同呈称，该三样有赐福之物，系我等小藩没有之奇宝，乃喇嘛及众庶民一同供奉者，望奏请大皇帝，将其中之一二赏还供奉。”班第将佛钵、珲台吉方印及宗喀巴所用瓷碗派人送京时，大小喇嘛呈请代奏留下一二，而就在佛钵等物被送往北京不久，伊犁诸喇嘛宰桑在阿穆尔撒纳煽惑下叛乱。

阿穆尔撒纳原为准噶尔汗国辉特部首领，在和达瓦齐争夺汗国统治权失利后投奔清政府。他极力怂恿乾隆皇帝进兵准噶尔，并亲自带兵在前作先锋，但当擒获达瓦齐后清政府未遂其愿，他便于當年（1755）八月鼓动党羽发动叛乱。定北将军班第、鄂容安等力战不敌自刎身亡，清政府不得不重组大军以策楞为定西将军两路进击伊犁。在大兵压境下，伊犁固尔札庙的喇嘛也联络清军欲擒献阿穆尔撒纳赎罪，所以此时的乾隆皇帝由命“全行剿灭喇嘛”，变为“今思蒙古厄鲁特俱重黄教，亦宜分别办理的态度”了，为利于今后的统治，改变初衷开始笼络准噶尔人。他在看过送来的佛钵、珲台吉方印及宗喀巴所用瓷碗后，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月清军再次攻入伊犁不久，即命原送侍卫赵均柱将佛钵和宗喀巴瓷碗送回伊犁，继续供奉于固尔札庙，仅将象征准噶尔汗国统治权的珲台吉方印留在了北京。当年三月十七日赵均柱将佛钵及瓷碗送达军营后，策楞奏道：“奴才等当即与侍卫赵均柱及扎那噶尔布、哈萨克锡喇等台吉宰桑同至固尔札庙，将皇上圣谕转谕喇嘛庶民等，并将佛钵及瓷碗原样供奉于佛前……”

供奉于固尔札庙的佛钵及宗喀巴所用瓷碗经历波折，虽然被送回，但在1756—1757年的战乱后便消失于世间。而乾隆皇帝对此宝物一直念念不忘，一俟准噶尔汗国问题彻底被解决，即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降旨：“……再，先前命送回之伊等准噶尔人供奉之佛钵及宗喀巴所用瓷碗，现在何处、由何人收藏之处，著询明俘获人等，务必查出送来。”时任定边将军兆惠奏称：“佛钵及宗喀巴碗，奴才询问我等擒获之喇嘛等，据杜勒巴济赛之纳尔巴喇嘛劳藏旺楚克告称，宗喀巴碗先前曾供于供奉阿昂吉岱佛之毡帐，在霍尔果斯被击败之后，我等为逃命丢弃诸物，彼时亦将此碗弃之，但为我目见拾取。渡伊犁河时，乌哲特玛吉克抢掠我等，该碗曾在我行装内，彼等取走我行装，便将我弃于河岸。该碗乃白瓷，已是极为残破，碗内钉有八朵银花……而佛钵，则为噶克巴济赛一扎布纳尔巴喇嘛取走，扎布纳尔巴亦为大军杀死，佛钵不知被弃于何处……”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初七日，有一佚名奏折内称：“前据将军兆惠等咨称，我等接奉上谕……遂由我等处将详加查询全部喇嘛厄鲁特等，并无目见该碗之人。查询送往巴里坤之喇嘛厄鲁特……据喇嘛宗堆额祖尔等告称，不知该项物品在何处，由何人收藏……详加查询厄鲁特等，亦称悉数不知，并无目见之处。”

至此，这两件始终让乾隆皇帝魂牵梦绕的黄教圣物——佛钵及宗喀巴瓷碗消失于世间，至今毫无一丝线索，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了。

我曾于2016年12月去承德市调研安远庙，与承德市文物局的李建红研究员就安远庙内部饰画问题探讨过，她向我提议能否从满文档案内查一查，有无固尔札庙的满文资料，经过查找，现找出一篇相关奏折。这是件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月三十日，参赞大臣兆惠奏报伊犁地方治安情形折，初看之下标题与固尔札庙毫无关联，其文如下：“奴才兆惠谨奏：为奏闻事。奴才于七月二十二日前往伊犁固尔札地方，看得供奉绿度母之大寺一座，经火焚烧，全已毁坏，佛像荡然无存。小佛像虽余一二，但烧化为铜。其壁所绘噶尔丹策凌本身、其妻及众喇嘛、宰桑等画像，火烧之下已是难以辨识。其旁近之雅曼达嘎寺（大威德金刚）、乌斯尼哈巴扎雅寺（尊胜佛母），虽未经纵火，然因玛哈沁等久匿于此，其被污秽之处，不堪寓目。佛像被推倒拆去头脚后，内盛之粮物，悉数被取走。其所供奉悬挂诸物，亦被尽数取之，佛像横竖丢弃满地。寺顶钉造之铜铅，亦被取走。”

由以上数件满文档案可以看出，固尔札庙的山门前还有一对石狮，被烧毁的是供奉绿度母的殿房，而供奉雅曼达嘎佛（大威德金刚）、乌斯尼哈巴扎雅佛（尊胜佛母）的两座佛殿，并未被放火烧毁，庙房佛像前供奉有经西藏掠夺来的佛钵及宗喀巴所用瓷碗等黄教圣物，由此可知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从西藏各庙搜掠回来的宝物供器也都放置于固尔札庙。

被毁的经过

关于固尔札庙被毁，据《西域图志》载：“固勒札，旧对音为固尔札。在伊犁郭勒北二十里，旧有佛庙……阿穆尔撒纳叛，诸喇嘛附和为逆，旋为阿穆尔撒纳所掠，乃各散去，庙毁于火。”清代俞正燮所撰《癸巳类稿》亦载：“我师再趋伊犁时，远望火光烛天，则固尔札庙遭天灾，火势猛甚，喇嘛皆焦，人心始知所向。”

时人曾倾向于是哈萨克人焚毁了固尔札庙。我所译的一份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初十日定北将军班第所奏折内称：“……我等即探访现在投诚之厄鲁特回子宰桑德木齐等，言伊犁河北原先尚曾有存储之米粮绸缎等物。去年，哈萨克来至，所有物品均被掠取无存。除供奉寺庙喇嘛佛像之物外，喇嘛等商上牲畜均被掠去，其余资物马畜为达瓦齐悉数带往特克斯等地。”显然哈萨克人最初是以掳掠为主要目的，并没有纵火焚庙。

从前述参赞大臣兆惠1755年7月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固尔札庙仅仅是供奉绿度母（观音菩萨）的佛殿被火焚毁，其他殿宇并未被火焚毁，仍属完整，只是内部遭到了破坏，显得非常破败，从焚毁程度看不是故意为之的纵火，这一点由遗址废墟可以窥见一斑，残砖烂瓦内火烧痕迹者占比十之二三。

我认为对固尔札庙主殿造成的火灾当在1756年3月17日—7月22日之间，3月17日定边将军策楞带扎那噶尔布、哈萨克锡喇等一干准噶尔各部台吉宰桑到固尔札庙，遵旨将送回的佛钵及宗喀巴瓷碗供奉于固尔札庙的佛像前。如果此时固尔札庙就已经被焚毁，策楞一定会在他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内提到，并且送回的佛钵及宗喀巴瓷碗也没必要供奉在已经被焚毁的固尔札庙，此时的固尔札庙必然是完整的。到7月22日兆惠去时，固尔札庙一间佛殿已经被火烧，两间佛殿被抢掠一空，一片狼藉。固尔札庙应该毁于失火而非纵火，由“阿穆尔撒纳叛，诸喇嘛附和为逆，旋为阿穆尔撒纳所掠，乃各散去，庙毁于火”可见一斑，而且，也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阿穆尔撒纳纵火烧之。

阿穆尔撒纳在清军进入伊犁前，于1756年正月17日在察卜齐里岭地方被小和卓木霍集占带兵数千击败，他逃到固勒札（即固尔札）北山的摩辉图（今新疆伊宁市达达木图乡诺改图村）。此后在清军的压力下率残部一路西逃，于2月底就已经逃到了霍尔果斯一带。说他纵兵抢掠了喇嘛，也就是发生在这期间，但说他放火焚庙，在时间上无法衔接。

对固尔札庙造成破坏的应该是以下几种人，一是击败过阿穆尔撒纳的霍集占势力，另一为参加平叛战争的清军，第三即是准噶尔厄鲁特人，这三者见上述引用的伊犁将军阿桂所奏“前在军营时，尚见厄鲁特、回子等所用铜盘等物，成色稍异。询据称，乃拾取固尔札庙之铜瓦而制成者。大致于准噶尔叛乱当时，为厄鲁特等揭去。又因回疆行用普尔钱，由伊犁前往回子之大半取之携往，亦有平叛期间，我等之官兵人等拾取之后，制成器具者”这段奏语，已经点明了固尔札庙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交战各方贪婪地洗劫与破坏。前文曾提及1756年7月22日侍郎兆惠受命前往伊犁视察后，把看到的固尔札庙情景据实向乾隆皇帝作了汇报，其中一段写有：“然因玛哈沁等久匿于此，其被污秽之处，不堪寓目……然寺周玛哈沁弃往之鍋釜，破烂之物颇多，啃弃之骨成堆，气味难闻，地方为之污秽，厄鲁特等远而忌之”。在兆惠的奏折里提到了玛哈沁，因为玛哈沁在固尔札庙长久栖居过，他们把固尔札庙毁坏得污秽不堪。玛哈沁在蒙汉词典里解释为食肉动物和生番，而这里的玛哈沁是指在准噶尔战乱中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无衣无食到处流浪，或捕鱼打猎或行偷盗，胆大者甚至袭击清军驿站哨所，抢劫驿路行人。玛哈沁问题是清政府平定阿穆尔撒纳叛乱后，在新疆遇到的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延续了数年才彻底得以解决。可以肯定固尔札庙实际上是毁于盘踞在此的玛哈沁难民之手。

侍卫努三奉乾隆皇帝钦命，带葡萄牙人辅佐林绘制新疆北路舆图，他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初三日到达兆惠驻兵的精河地方，经过与兆惠商议之后，认为精河离伊犁不远，应该前往伊犁绘制地形，而此时在精河附近游牧的喇嘛闻讯请求去伊犁叩拜固尔札庙，所以努三在奏折里写道：“奴才等于八月初五日由精起程，当月十一日抵达伊犁固尔札庙，将寺庙内恶秽之物清理出，喇嘛等即诵经放乌布藏，祭祀伊犁河。”同样这件事情在随同努三前往绘图的葡萄牙传教士辅佐林写给好友的信内，也提到了他的这次固尔札庙之行，他说他“曾见到噶尔丹策凌建于伊犁附近的‘著名寺庙，但当时那个地方已是一片瓦砾，尸首东一个西一个躺在地上……准噶尔境内的其余部分也都是满目疮痍”。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固尔札庙变为厄鲁特人眼里的污秽之地，令人敬而远之。4年后，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的固尔札庙已是“其五间庙房悉已毁坏，仅余墙垣而已”了。而乾隆四十年（1775）格臻额著《伊江汇览》时的固尔札庙“自西陲底定以来，倾颓无存，然琉璃金碧，砖瓦零星，沙砾之中，仅存遗迹矣”。

复原其貌

在清政府平定新疆之后，乾隆皇帝本想令明瑞将固尔札庙和海努克庙酌修一所，后来又认为“梵宇之仅存煨烬之余者，已不可复整”，于是放弃了对固尔札庙的修复，而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安远庙（即伊犁庙）代之。所以，研究固尔札庙的历史文化时，前人以安远庙为参考，认为仿建的安远庙应十分接近固尔札庙的原貌，但经本人解读以上数份满文档案，准噶尔汗国时期的固尔札庙应是一组寺院建筑群，它包括一座有佛塔、殿顶为镀金铜瓦、供奉绿度母、殿壁绘有噶尔丹策凌及其夫人和众宰桑喇嘛画像的佛殿，而且佛前供奉有掠自西藏布达拉宫的诸类宗教法器，还有供奉雅曼达嘎佛（大威德金刚）、乌斯尼哈巴扎雅佛（尊胜佛母）的殿宇，整个寺院有庙房五间，山门外还有一对石狮。这些都是在以往阐述固尔札庙的文章里从未见到的珍贵史料。对于固尔札庙具体历史细节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挖掘清代留下的各类版本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