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从岷江水底发掘一个传说

毛晨钰

“原来传说是真的”，9月23日，国家博物馆南9展厅，围成几层的人群中时不时传出这样的感慨。

正在展出的是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它被认为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从6月开始，展览持续3个月。这是展览的最后一天。

簇拥的观众中间，是一截中空的木鞘。人们围着它，从这一头踱到那一头，好像这么着就能走完数百年的历史。寥寥数步，就从传说迈进了现实。

人们从没想到，自己会离一个传说这么近。

这个传说在四川已流传数百年，被传唱的主角是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相传清兵入川时，张献忠打算弃成都，向川南突围。满载金银的船队在成都彭山遭遇前明参将杨展火烧伏击，战船起火，军队窜逃，金银沉底。

斯人已逝，金银何在？

从那时起，彭山当地就开始口口相传：“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人们相信，在彭山岷江的河床上，有着闪光的宝藏。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宝藏只够充当饭后谈资。

现在它真的被打捞起来了，刚出水的模样是一截朽木和 几枚拳头般大的银锭。

张献忠，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不算陌生，贴在他身上的标签，随便掀开一张都足够抓人眼球：他是农民皇帝，是杀人狂，是大淫魔。这些故事又大多跟四川有关。崇祯七年（1634年），这位明末农民军领袖带着部队进入四川，攻下夔州，后来败退湖广。6年后，他卷土重来，二次入川。在经历低潮投奔李自成之后，他三次入川，最终在攻陷成都后称帝，将国号“大西”改为“大顺”。

他的一生，成在四川，败也在四川。如今，张献忠和他的王朝重见天日也是在这里。

从2005年开始，彭山就陆陆续续从水中打捞起金银文物。但谁都不敢肯定，这就是传说中的“张献忠沉银”。2017年到2018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历经两次发掘，共发掘了两万多平方米区域，发现文物总计42000余件文物。这是四川省内的第一次水下考古，证实了沉银传说的真实 性。

负责这个发掘项目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刘志岩。这是他时隔10年，又一次站在彭山岷江岸边。200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在这里开展了自己的第一次考古工作。当时他还是个“什么都不太懂的新人”。在进行第一次考古工作时，刘志岩就听过那个关于张献忠沉银的传说。因为已有出水木鞘和银锭，他觉得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但“一切都不太好说，毕竟证据太单薄 了”。

如今，作为考古领队的刘志岩谈起这次考古时说：“没有任何一次考古发掘可以像江口沉银这样，让我觉得可以离一段历史这么近，可以离一个历史人物这么近。”

与岷江水赛跑

对刘志岩来说，发掘江口沉银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他必须要跑得比岷江水更快。

2016年11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江口沉银遗址的面积大约100万平方米，从岷江大桥到两江（锦江和岷江外江）汇合处，南北各外延500 米。

遗址被埋在江底，为了让它们重见天日，考古团队决定围堰考古。这项工作只能在岷江枯水期进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2016年11月25日，江口镇岷江的岸边，重型卡车一趟趟运来砂石。随后挖掘机的巨臂扬起，砂石被填入江中、夯实，江水一侧“让位”于发掘现场。半个多月后，这里垒起了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20米的围堰。另一头，抽水机日夜工作。河床逐渐裸露。岷江敞开了大门。

这种水下考古方式在国内考古界实属首例。自从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成立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以来，潜水考古一直被认为是水下考古的常规操作。但这种方式局限颇多，是看潮汐吃饭的工作，很多情况下要趁中午或是半夜水流稳定时才能下水。正因为如此，水下考古比陆地考古需要耗费更多时间。耗时最长的一次水下考古发生在打捞“南海一号”沉船时，前后延续了30年。

江口遗址等不起，湍急的水流也不允许潜水考古。考古团队只能另辟蹊径。

刘志岩第一次听说“拦江考古”是在2010年前后，当时他只当是个笑话。没想到，从2015年开始，他负责把这个半真半假的“笑话”付诸行动。在当年12月份的一次讨论会上，专家们最终确定了江口遗址是张献忠沉银的核心地点。刘志岩说“这是整个挖掘的转折点”。在经过一系列方案制定后，2016年末，岷江边动了土。

考古团队先选了近600平方米的区域进行人工挖掘。他们发现最上层有近3米的卵石层包含有现代垃圾积存，后来就引入挖掘机先将这部分进行清理，然后再采取人工挖掘。

为了不漏掉卵石层可能会遗留的文物，刘志岩专门找到制作砂石机的厂家改造了用于考古砂石筛选的设备。

“彭山这个地方跟我有缘，每次去都能挖到好东西。”刘志岩笑着说。2007年，他在彭山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参与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宋代夫妻墓葬，被评为当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不过，打从负责“江口沉银”这个项目，他就一直处于焦虑中。刘志岩不知道兴师动众围堰发掘，到底能发现什么。就连领导也忙着给他“减压”，跟他说，就算是发现了一支簪子、一枚銅钱也算收获。

2017年2月4日，在岷江的红色砂岩沟槽里，考古队发现了一枚银锭，上面镌刻着七个字“银五十两，匠张道”。这是考古发掘的第一件文物，距离项目开始已有一个月。在这之前的30天里，他曾产生过自我怀疑：是不是选错了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

在发掘出银锭的4天后，他们又发现了刻有“西王赏功”的金币。“西王”就是张献忠。刘志岩的心终于落下了，总算有直接证据证明这处遗址与张献忠有关。西王赏功币是张献忠占据四川后开始铸造的，专门用于奖励有功将士。在此之前，西王赏功币存世极少。目前最早被发现的西王赏功币来自收藏家蒋伯埙。上世纪60年代，上海博物馆收购了这枚金币，并将其作为博物馆的珍宝之一。

随着西王赏功币的发现，刻有“大西”“大顺”年号的文物陆续出水。刘志岩对江口遗址与张献忠的联系愈发笃 定。

盗掘“推动”考古

蓝色彩钢瓦将遗址隔成另一个世界。遍布四处的监控摄像头无声警告：闲人免进。

还是有人想要钻个空子看热闹。刘志岩记得有一回一个骑行者将围栏破了个口子，想进入考古现场。尽管事后证明他只是出于好奇，刘志岩和同事们却总担心是心怀不轨的人在为某项行动“探路”。接连几天，他半夜睡不着，就会走到遗址现场巡视一番。

安保问题，一直是江口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关键工作。而推动江口遗址发掘工作的直接导火索正是猖獗的文物盗掘。“目前考古界主动发掘的情况很少，不是配合基础建设的发掘就是墓葬遭到盗掘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刘志岩颇为无奈地说。

2005年，岷江彭山江口段进行河道施工。在修建管道时，人们就在江中发现了一截木鞘和几枚银锭，似乎证明了“木鞘藏银”传说的真实性。但这个发现并未在当地考古界引起足够重视，“因为并没有发现别的文物，当时只觉得是个偶然。而且在岷江进行发掘实在太困难了”。虽然在这之后，当地文管所会在抽沙船上派人盯守，一旦发现文物立即收回封存，但这依然止不住人们对“淘金”的热切。

毗邻遗址的江口古镇破败萧条。这个大部分人靠外出务工、下河打鱼谋生的村镇需要找到发家致富的捷径。2005年发现的木鞘和银锭无疑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更何况，从那年之后，村镇里就流传着各种金灿灿的传说，譬如有人抛下一根钓鱼线，吊起了金元宝；挖掘机在江中挖出真金白银……

2016年10月份，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抓获了总计70名犯罪嫌疑人，追回的文物达到了千余件。有当地村民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全村6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参与了（倒卖文物）”。盗掘甚至发展成了家族式作案。2014年12月，警方曾在岷江江面侦查时发现二十多艘渔船上有人趁着夜色盗掘，岸边是他们的父母在望风。

在这次国博展览中，第一件展品是一方“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这件展品就是被追回的赃物之一。被盗掘出之后，它被盗宝者以800万元高价卖给一位商人。警方与买家周旋数次才最终追回。

金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视为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的核心文物。刘志岩第一次见到这件文物的时候，脑子里却冒出了问号，“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首先因为张献忠没有用过“永昌”作为年号，“他的字典中就没有出现过‘永昌这个词”。其次在明朝能用金印的是皇帝、皇后、太子和各地藩王。金印上的“大元帅”说明这个金印与这些人都无关。归根结底，“这东西到底不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所以我对它始终存有质疑”。对他来说，文物一旦失去了发掘的环境，就很难说明来历。直到现在，他仍认为这枚金印“有99%的可能是真的，1%的可能是假的”。

相比起很多被盗掘的宝物，金印已算幸运。江口沉银出水的文物大部分是重金属，盗掘者有时会将文物熔化，作为金银买卖。

文物盗掘案件的破获成了江口遗址发掘的重要推手。就在案件破获这一年，搁在考古工作者心中长达10年的江口遗址挖掘终于被提上日程。

考古，还是挖宝？

发掘遗址是项劳动密集型工作，为此考古团队招募了几十名志愿者。这也是全国首次志愿者全程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

现在回忆起来，刘志岩觉得整个发掘过程中最让自己感动的就是志愿者的付出。枯水期正值冬天，江面风很大。志愿者每天都得穿着雨靴在现场工作。很多人手上起了冻疮；条件简陋的宿舍里必须常备“小太阳”以烘干每天都湿淋淋的鞋袜。他们要求志愿者的最低服务时间是2个月，“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

2017年4月8日，當第一期江口遗址发掘工作结束后，项目主力队员李飞在发掘现场举行了自己的婚礼。直到婚礼开始前10分钟，李飞才从工地上赶来，他的新娘前一刻则在厨房帮厨。新人彼此互送的礼物也很有考古意义。新娘送给新郎一把塑料手铲，李飞则为爱人线上一组江口沉银出土的金首饰照片，以纪念他俩由此开始的爱情。

走出考古现场，外面的世界对这个项目的争议从未休止。微博上有网友指责这次考古是“国盗”“中饱私囊”，就连学术界也有人质疑这次发掘并非“考古”而是“挖宝”：“在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挖到什么不叫本事，而要看你是怎么挖到的”。为了证明团队“不只是把文物简单地刨出来而已”，在国博的展览中特别呈现了发掘过程中运用的“黑科技”，负责的单位之一是电子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团 队。

团队科研人员曾在采访中介绍，水下探测必须要攻下水密性、弱信号处理和水下探测数据成像方法等难关。在江口遗址发掘过程中，他们运用电阻率成像法描绘基岩起伏状态，河床基岩的电阻率较低，而上层的卵石层则具有高电阻率的特征。通过二者区别，能帮助工作人员找到利于考古的区段。

要在水底找到文物还需要地质雷达方法。利用电磁波信号在地下传播时遇到不同介质发生的反射和投射现象，划定“沉银有利储集区”。

刘志岩认为，当“江口沉银”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关于“挖宝还是考古”的讨论就基本尘埃落定了，“学术界还是认可这是一次考古工作，而不是挖宝行为”。

同时，这次考古发掘的金册也对明史的一些记载起到了纠正和检验作用。考古团队从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了不少金册，是明朝册封藩王、世子、王妃和世子妃的重要证据。更重要的是在众多金册中还发现了一件张献忠本人册封妃子的金册。张献忠的风流情史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页镌刻着“螽羽合集，内教以光”的金册比明朝金册相比更窄、短、薄。在考古界有个说法“古不考三代以下”，指的是考古不考夏商周三代之后的历史。因为秦汉之后的文献记载已经较多，而这次考古的成果集中在明朝，很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发现，正好与明史记载互为对照。

国博的展览结束后，这些文物会回到四川，在省博物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展览。据了解当地政府已打算在遗址边建造江口沉银博物馆。倘若博物馆最终建成，现实与传说将会只隔一道薄薄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