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
——兼与杜维明商榷

文/涂可国

“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学术范式、思想范式和实践范式，从它创设伊始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交流可以倚重的特殊文化符号意象，也是用以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和全球文明大格局中重要地位的标识性概念，同时也是连接海内外华人以及一切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或兴趣的有识之士的精神纽带。进一步完善“文化中国”范式，有利于为推进文化中国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中国”的三个向度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由马来西亚一批有志青年（华侨生）提出“文化中国”概念以来，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文化理念、文化谋略和文化符号，它在三方面得到关切和发展。

（一）思想文化界视域中的“文化中国”

海外的韦政通、傅伟勋、杜维明和梁燕城，大陆的方克立、张岱年、郭齐勇等一批知名学者分别对“文化中国”做了不同向度的关注和解读。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杜维明从20世纪90年代伊始就围绕“文化中国”论说在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苦心孤诣地加以阐扬，可谓最有功于“文化中国”思想范式的推行。一是对“文化中国”的本质内涵做了深度的阐发。杜维明鲜明地提出了“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也称为“三个象征世界”）的划分论说。二是揭示了“文化中国”的根本指向是所谓的“文化互动”。杜维明立足于“文明对话”和“对话文明”的视域，凸显“文化中国”的根本理论旨趣即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以推动“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适应人类文化由对立、冲突走向互通、互谅、互容、互补、互解的历史境遇。为此，他反对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出发一味突出“文化中国”的“中国性”根性，强调从世界主义角度解读“文化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是把“文化中国”的范式构建继续推向“精神性人文主义”新阶段。早年杜维明在论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过程中，就期许具有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公众知识分子群体在推进“文化中国”中的思想自觉和实践作为。近年来，他在多个场合反复申述“精神性人文主义”的理念，并将之纳入“文明对话”和“文化中国”的思想框架之中。

与杜维明等海外学者有所不同，中国大陆学者更为凸显“文化中国”的主体性和民族性，更为强调“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资源意义，更为重视借助于“文化中国”的意象寻找中国人自身的文化共识、生存意义和精神支撑，更为注重从学理上努力依此重建中国和中国人在他者中的良好形象。在笔者看来，“文化中国”的构建应当是一个系统规划，它固然要像杜维明那样着力掘发儒家文化这一主导性资源，但也不能停留于“儒家本位”，而要注意开发中国其他学派、流派、类型的传统遗存，凡是彰显优秀“中华精神”的文化禀赋都应加以融汇，以在“理一分殊”的理念下求同存异、扬长避短，共同为“文化中国”重新建构创造多元而广阔的文化环境。

（二）大众文化界视域中的“文化中国”

2000年1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以“文化中国”命名的网站，网站设有思想沙龙、文学沙龙、艺术沙龙、古今纵横、时尚点评、媒介前沿等十几个版块，是融交流学术、切磋思想和批评时事于一体的高水平论坛。2006年1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开播了《文化中国》讲坛类节目，全景式地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版图。以影视文化、通俗文学、网络文化、民间国学、百姓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大众文化，凭借其快捷性、共享性、生动性的特点和优势，对书写“文化中国”可谓功不可没，它们依靠“文化中国”这一标识性概念，构造了“影视中国”“文学中国”“网络中国”“诗化中国”等文化空间和文化镜像，具体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思想智慧和价值追求，很好地传达了中国精神、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不能不承认，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符号化“文化中国”方面也存在一些短板：一是把“文化中国”碎片化，在传播“文化中国”的语境或过程中，虽然体现了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求，却有将原本完整的“文化中国”破成诸多零块的行为倾向；二是把“文化中国”表面化，缺乏对“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深度解读，偏重于迎合大众即时性、低层次文化趣味和精神需求，从而挤压了“文化中国”内存的高雅文化智识；三是把“文化中国”功利化，在宣传、推广“文化中国”的各种做法上，有的基于急功近利价值取向的驱使，过分追求收视率、占有率，将中国文化完全当作赢利的工具使用，忽视以致排斥“文以载道”的道义价值导向。

（三）新闻出版界视域中的“文化中国”

早在1993年，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梁燕城创办了《文化中国》学术季刊，浙江《联谊报》“钱江潮版”曾经设有“文化中国”栏目。立足于广阔大文化视野统摄、交叉综合打通人为壁垒、借明朗畅达以消解生僻艰涩的编书、出书、读书的文化考量，由乔力和丁少伦主编的、以“文化中国”为主题的大型丛书自2002年开始在济南出版社连续出版。另外，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退休老专家谢祥浩主编的以“文化中国”为题的丛书，也于200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2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化中国论丛》，立意于传统文化何以为继、世界文明何以借鉴、个人修为何以养成、社会共识何以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就中国文化的自立、文化自觉、道德重建、价值认知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

毋庸置疑，作为传统媒体的新闻出版界围绕“文化中国”所做的工作，不管是否出于对“文化中国”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强烈的文化自信，也不管是否具有对“文化中国”内涵作用的清醒认知，都在海内外有力地扩展了“文化中国”的覆盖面，增加了“文化中国”范式在中国大陆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以其巨大的学术含量和知识信息对“文化中国”做了多维的挖掘。虽然它们内容上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诠释，但以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展现了立体式的“文化中国”的形象，使其变得有血有肉、有体有用，充满活力四射的生命力。不过，中国新闻出版界要把“文化中国”进一步做大做强，就应考虑扩大选题范围和作者群体，提高原创性、可读性；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加强整合营销，争取上升到“文化中国”隐含的国家战略层面为中国文明甚至世界文明贡献心智，达成学术“文化中国”与出版“文化中国”的二维互动、联合、共赢；把已经出版的“文化中国”系列图书翻译为外文输出版权时要注意向欧美国家拓展，并借助于“互联网+”技术让更多的人分享，弥补现有网络“文化中国”的不足，同时注重开发相关的衍生产品，以延伸其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文化中国”系列图书的二次、三次增值。

“文化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

“文化中国”范式的构建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两面的，二者相互为用、相互依存。如果说“文化中国”范式的构建需要也有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大力宣传、推广中国文化将会为“文化中国”范式增添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历史资源。要构建完善“文化中国”范式，就必须弘扬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文化中国”的母体

中国文化处于永不间断的时间之流中，它分为传统、当代和未来三种形态。海外华人之所以构设、彰显“文化中国”话语体系，固然包含着对未来美好“文化中国”理想的想象和期盼，固然包含着对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性成就的肯定，但是它更多的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根、共同的基因、共同的纽带、共同的精神家园。正是抱持深厚的“中国文化乡愁”意识和“中国文化寻根”观念，国内外有识之士才创建了“文化中国”理念，才把“文化中国”作为核心标志和价值取向加以推崇。更进一步说，中国当代文化再多、再精、再深，和西方文化相比，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许多还是舶来品，特色不够鲜明，原创内容较少。反之，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洗礼、砥砺和陶铸，不但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而且在文学、哲学、历史学、医学、农学、兵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数不胜数的经典，层累了先人大量的智慧结晶，何况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崇拜祖先、神化古圣、敬畏历史以致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这一文化价值观促使大批处于中国文化边缘、具有“文化中国”意念的海外游子更为珍重、喜爱中华文化传统。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构成“文化中国”的核心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位于“文化中国”的核心层。杜维明从文化圈层的角度对“文化中国”做了文化空间学的划分，提出了“三个意义世界”（或“三个象征世界”）的“文化中国”论说，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文化中国”的意涵。不过，理应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文化中国”的核心构成，“中国文化”虽然从属于“中华文化”，后者包括由海外华人所传递、创造，体现传统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样态，涵盖面更为宽泛，但是“中国文化”终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发源地，“中国文化”的主体占“文化中国”主体的绝大多数。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发展“文化中国”的持续动源。自近代以来，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到各种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断裂、流失，出现了杜维明所忧虑的因激进反传统而导致的“文化中国”资源的衰竭和价值的跌落，但借助于地下文物、在世文献和文化人群许多得以保存、流传下来，成为构建“文化中国”的不竭源泉，成为丰富改变“文化中国”内部结构的主要资源。最后，中国传统文化是建构“文化中国”的重要一极。无疑，完整的“文化中国”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交融的综合体，它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提升“文化中国”魅力的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以致形成了“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而且，它还以其具有普适性价值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得到了众多炎黄子孙的认可，成为构筑“文化中国”的历史动因。在当代，要使“文化中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发挥它的激励作用、引导作用、凝聚作用和规范作用，就必须深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义理和精神实质，就必须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就必须深入推广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要素。笔者赞同杜维明力主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但不认同他对“儒学复兴”的反对。笔者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复兴，只要加以合理的选择清理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复兴传统不仅并不会导致像杜维明所担忧的那样出现糟粕复现，反而是“文化中国”获得有力支撑的“古为今用”的基础工程。

“文化中国”的时代价值

“文化中国”观念以一种战略思维的眼光和胆识，不仅为中国和中国文化确立了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合适位置，试图拓展中华文化的生存空间，打造中国文化圈，而且它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中华民族的振兴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

（一）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机构成

立足于文化的立场来解读中国、谋划中国、发展中国，在现代性语境下推进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化中国不可缺少的战略思维。文明的文化中国与富裕的经济中国、民主的政治中国、和谐的生态中国等一起共同构成了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又是全球社会体系中拥有主权的独立的社会，如果把“文化中国”理解为“文化中国社会”的话，那么，“文化中国”就成为中国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中国”是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的重要指标，不论是关于“总体小康水平”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都是小康社会战略布局中的重要部分，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实现文化同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就是良性的文化中国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生态中国的共同协调。

（二）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生活在国外的华人之所以提出并倡扬“文化中国”的概念范式，正是出于对拥有丰富文化资源、民众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整个社会呈现较高文化品位的文化中国的真诚向往，出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尊崇与自信，出于对中华文明复苏的热情期待。可以相信，继续宣扬“文化中国”的思想理念，必将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文化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走向不会使中国文化走向外侵，更不会助长一些人担忧的“中国威胁论”，而是推动文化中国与文化世界、与东西方异域文化的交流、沟通、融汇，建立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体系，使文化中国在多元世界文化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独特的人文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教化作用。而在此一过程中，“文化中国”范式的构建将有效增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与向心力，“文化中国”理念的倡导势必给中国人民和所有海外华人带来生存意义、精神家园与社会秩序。这也正是杜维明集中力量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以致特别凸显从精神性人文主义维度勾画“文化中国”蓝图的重要依据。

（三）国际竞争的独特优势

中华先人面临许多古今人类需要解决而至今尚未完全解决有些甚至愈加严重的共同性问题，提出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应对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过去主要依托儒学、道学、兵学、文学以及技艺向国外传播并借以扩大其影响，由此建立了儒家文明圈，推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开化。当今，它还将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实现同其他文明体的对话、交流、沟通，从而推动世界在交流互鉴中实现文明多样性发展、和谐性发展，以重建世界文明新秩序，甚至促进建立一个跨越地域界线、超越民族限囿的“文化世界”。不过，与杜维明过于凸显精神性人文主义而忽视制度文化在构建“文化中国”中的作用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样，既可以紧密依托各种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可以通过外在的精神产品和社会制度而存在、而展现，因而应当借助于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向外输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双向文化战略，开拓中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多种途径，以使“文化中国”获得更为坚实、更为深厚的社会经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