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助力全球气候治理
——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

2018-11-18 01:00齐美娟
中国国情国力 2018年3期
关键词:二氧化碳气候变化气候

◎记者 齐美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发挥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愈加明显。而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当前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时,“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研究院教授何建坤。

气候变化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

记者: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气候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又名2015年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制定了控制全球温升幅度不超过2℃的目标。您认为,这个“2℃目标”应该如何解读?

何建坤: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气候变化。其出现的原因是自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一二百年时间,特别是近五十年以来人类活动所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能源消费过程中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其排放到大气中并形成累积,使得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越来越高,温室效应不断增强,从而引起气候变暖。气候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极端干旱和极端洪涝等诸多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关于某些几十年一遇或者百年一遇的地方灾害的报道,如美国的暴风雪、加州干旱引发的大火等都是因为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次生灾害。现在各国已经达成共识——气候变化就是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生态危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气候变化列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更加需要全球合作来应对。而应对办法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减少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关键所在。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则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途径。

《巴黎协定》提出了要把未来全球的温升控制在2℃范围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革命前1.5℃之内。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温升如果控制在2℃以下,经过一些适应的行动后气候变化的风险是可控的;如果超过2℃,特别是超过4℃以后,所带来的影响就可能是灾难性和不可逆转的。因此可以看出“2℃目标”实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记者:既然“2℃目标”如此重要,联合国采取了哪些“应对行动”去落实?《巴黎协定》是否对各国提出了指标要求?

何建坤:如果把每种温室气体都折合成二氧化碳当量的话,目前全球每年大约排放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要实现2℃目标,到2030年就要降到400亿吨,到2060年到2080年左右要实现净零排放。

《巴黎协定》采取了以各缔约方“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的承诺方式,并通过每五年一次的集体盘点促使各方不断提高承诺和行动力度。而按照各国NDC承诺,2030年还存在约150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缺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年年底将在波兰召开的气候大会上进行促进性对话,审视排放和目标的间隙与差距,交流各方减排的成效、经验、问题和障碍,促使各缔约方尽量加大减排的行动力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既有全人类的利益也有每个国家自己发展的利益。所以无论是《气候公约》还是《巴黎协定》中都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应对气候变化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区别主要是发达国家有历史的责任,也有现实责任。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必须率先、大力度减排,并且必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先进的减排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提高减排目标,逐步实现绝对减排或者限排目标;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编制或通报反映其特殊情况的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计划和行动。

记者:《巴黎协定》旨在成为“一份让所有缔约国达成共识且都能参与的协议”,但是据了解,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了该协定。这一举动将会给其他缔约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国作为缔约国之一,有着怎样的应对?

何建坤:各国必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各尽其责才能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国情的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美国特朗普政府虽然退出《巴黎协定》,但是依然是《气候公约》的缔约方,公约的原则应该遵守,《气候公约》规定的义务也要执行。一方面,虽然特朗普政府不再承担《巴黎协定》中承诺的义务,对《巴黎协定》的执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直接影响并不大。这种行为反而激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担当和斗志。如美国本国的38个州已经宣布要以州为单位继续遵守《巴黎协定》,完成本州应尽的义务;很多企业、机构也表示会替美国政府出资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应对行动。欧盟国家如法国也宣布要增加出资。另一方面,美国要保护煤炭行业,也不可能再建新的煤电站,因为天然气电站的成本更加低廉。这种举动的实际效果只是可能使得之前准备退役的煤电站晚关停几年,但却不可能逆转整个能源变革的潮流。

与美国退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引领。我国不仅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制度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还致力于与其他缔约方通过合作共赢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同时在全球治理中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其责任义务,即到2020年实现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当然这些资金主要是给那些小岛屿国家、最贫穷国家和非洲国家。因为气候变化会导致一些地方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或是引发洪水、暴风雪等灾害。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被公认。

产业转型与能源变革推动我国提前完成减碳目标

记者: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我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提出了哪些观点?

何建坤:我国一直在积极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体现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一直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基于利益交汇点的存在,当前我国提出了在国际治理中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认为这在气候变化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最先倡导的,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我国首先倡导的,而且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

记者:在《巴黎协定》中,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我国“认领”了什么样的指标?进展如何?

何建坤:我国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能源变革,既保护了国内生态环境,有利于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又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

我国在《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要提升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特别提出在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此前,我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目标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45%。这意味着我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速度要超过4%,而目前来看就连发达国家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速度。但可喜的是,尽管截至2017年底还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出炉,但就陆续发布的数据大概匡算下来,目前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比2005年下降了44%左右。这等同于提前3年完成了我国确定的2020年目标。而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18%,现在看来超额完成几无悬念。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比2005年下降50%以上。当然要实现到2030年下降60%-65%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依靠新发展理念,通过产业转型和能源变革,这个目标预计可以实现。另外,2009年我国在哥本哈根大会提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到2020年要达到15%左右。据统计,2016年我国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已经达到13.3%,预计到今年年底就能达到15%。对于在哥本哈根所提出的森林蓄积量增长的指标,我们也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是什么概念?就是经济可以继续增长,但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加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较大的经济转型和能源变革的力度,从现在情况来看,提前实现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我国作出的这些成绩与努力是受世界瞩目的。

记者:这些数据可以说是“中国方案”的最好呈现。您认为,我国实现气候治理的核心是什么?又是如何在这套“方案”中体现的?

何建坤:我们讲生态文明、讲美丽中国其实不仅聚焦在国内的环境,也看到了全球的环境。如国内要治理大气污染就会采取节能和改变能源结构的措施,控制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既改善了大气环境,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要把全球的环境保护和国内的环境保护统筹起来。一是采取的措施要有协同效应,既可以保护国内环境,又可以保护全球环境。二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样才能体现我们日益上升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如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我国特别强调了要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绿色一带一路”,把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虽然不断变化,但是二氧化碳排放仍然在增长。要保护国内甚至全球的环境,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节能。尽量地减少能源需求,尽量地用比较少的能源增长支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是改变能源结构。简单说就是尽量用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非化石无碳能源支持经济增长,实现能源低碳化。三是经济转型。过去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方式,必然带来资源的过渡消耗和诸多环境问题。现在我们要树立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改变发展动能,由资源依赖改为创新驱动。四是改变发展路径。由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向绿色低碳的路径转型。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当然,在环境治理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问题。一是技术层面有待提升。可再生能源即使发展再多,如果配套技术跟不上也会引发次生问题。二是经济社会方面存在较多障碍。首先是城市基础设施变更困难。如很多十年内建成的煤电站不可能主动、马上变更成风力发电站,毕竟前期投入成本太高。此外,整个经济社会的习惯养成也是阻力之一。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障碍要克服,但是我相信国家会建立一种成熟的体制和完善的机制,进行正确的政策引导和市场引导,最终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我国的自主贡献目标。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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