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
——基于2004～2016年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潘经韬 陈池波 覃津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由此引发的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使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非农工资的上涨也推动了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1][2]，进而诱发农业生产者对机械化作业的强烈需求[3]。通常来讲，农业生产者使用农业机械替代人工作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购置农业机械自我作业，二是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3]。在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和购买农业机械能力不足的现实背景下，难以实现所有农户都通过购买农业机械进行机械化作业。社会化分工形成的农业机械化服务通过分摊购机成本满足了农户的机械作业需求[4]，有效缓解了“小规模经营”与“大规模作业”、“买不起”与“需求强”等矛盾，为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与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现实路径[5]。鉴于农业机械化服务的重要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的需求主体主要是众多小农户，其市场规模由众多小农户对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聚合而成，换而言之，农户对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直接决定了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的发展水平。因此，研究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探寻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发展的驱动机制，对于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机械化服务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现有文献对农业机械化服务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蔡键等(2017)认为农机作业需求是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的前提条件[6]。大部分学者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构建农户机械化服务需求与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农户微观数据从农户特征、地块特征、服务价格和地理条件等方面实证考察了农业机械化服务需求与选择的影响因素。申红芳等(2015)认为户主年龄越大，越不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越倾向于选择农业机械化服务[7]；也有学者认为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保守，因而倾向于选择人工作业而非农业机械化服务[8][9]。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8][9]。家庭务农人数对机械化服务购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10]，非农就业和兼业行为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11]。部分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机械化服务购买行为具有正向作用[7][8][9]，而胡新艳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机械化购买行为呈“倒U型”关系[12]。土地细碎化程度会增加农机作业服务的成本，对农户机械化服务购买行为存在阻碍作用[13]。作为一种服务商品，农业机械化服务也遵循需求与价格关系的一般规律[7]，服务价格上涨会抑制农户对机械化服务的购买行为[11]。便捷的交通条件会降低购买机械化服务的成本，从而促进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14]。此外，地形条件也会影响农户对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行为[15]。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大多利用微观调研的截面数据从静态角度来研究农业机械化服务，缺乏时空维度的探讨；二是大部分文献侧重于研究农户是否选择农业机械化服务，探讨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驱动因素的文献比较少见。湖北省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服务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研究湖北省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湖北省2004～2016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刻画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时空演变，并基于理论框架来实证分析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以期发现相关结论，为完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提供参考。

二、湖北省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时空演变

(一)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时序演变

图1显示了2004～2016年湖北省乡村农户的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变动情况①，不难看出湖北省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虽然存在波动，但整体上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其中，湖北省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从2004年的736.98元增加到2016年的1728.43元，增长了134.53.%。

图1 2004～2016年湖北省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变动趋势图注：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总支出等于农机作业服务总收入除以乡村户数，利用农机具价格指数折算为2004年的可比价格水平。数据来源于2005～2017年的《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和《湖北统计年鉴》，以下图同。

(二)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空间差异

为更加直观显示湖北省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空间差异，本文选取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等4个年份的数据来刻画湖北省70个县(市、区)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空间动态演变②，见图2。另外，图3 显示了2004～2016年湖北省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增量的空间格局。

图2 2004～2016年湖北省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空间动态演变注：地图使用Arcgis10.3软件绘制得到，依据各县(市、区)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金额(单位：元)，按照“(0，500]、(500，1000]、(1000，1500]，(1500，2000]，(2000，2500]，2500以上”的6个区间由浅至深设置地图背景色。

图3 2004～2016年湖北省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增量的空间格局注：地图使用Arcgis10.3软件绘制得到，依据各县(市、区)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增量(单位：元)，按照“(0，500]、(500，1000]、(1000，1500]，1500以上”4个区间由浅至深设置地图背景色。

通过图2和图3可以发现，2004～2016年湖北省各县(市、区)的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支出大小和支出增量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整体上均呈现“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及增量较高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鄂北岗地和江汉平原地区，较低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鄂西北、鄂西南、鄂南山区和鄂东大别山地区。从图2可以看出，以2016年为例，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超过2500元的14个县(市、区)中，天门、监利、蔡甸、潜江、钟祥、枝江、江陵、洪湖等7个县(市、区)地处江汉平原地区，老河口、丹江口、襄州和枣阳等4个地区地处鄂北岗地。从图3可以看出，2004～2016年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增量超过1500元的14个县(市、区)中，位于江汉平原的有9个(潜江、钟祥、洪湖、仙桃、江陵、公安、监利、京山、枝江)，位于鄂北岗地的有3个(老河口、丹江口和枣阳)。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这两个地区地势相对平坦，便于开展农业机械化作业，同时这两个地区也是湖北省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比较成熟。2016年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低于1000元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恩施、咸宁、黄冈和十堰这些地区。此外，图4显示了2004～2016年湖北省不同地形地区的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变动趋势，不难看出，平原县和丘陵县的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高于山区县。

三、湖北省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分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

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是农户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现实条件做出的理性选择。因此，分析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必须在农户生产决策理论框架下展开。假定农户以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禀赋为L，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La，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为Ln，种植面积为A，非农就业的工资水平为w，S为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实际支出，C表示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交易成本，C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户所在区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Sc，其函数形式为C=k(Sc)。Ia为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其函数形式为Ia=f(La,A,S)；In表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基于成本收益理论，借鉴纪月清和钟甫宁(2013)的理论框架可以构建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如下所示[11]：

图4 2004～2016年湖北省不同地形地区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变动趋势图注：按照2012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将湖北省70个县(市、区)划分为14个平原县、21个丘陵县和35个山区县。

Max I=Ia+In-S-C

(1)

Ia=f(La,A,S)

(2)

In=wLn

(3)

L=La+Ln

(4)

C=k(Sc)

(5)

将式(2)和式(5)代入式(1)中可得:

Max I=f(La,A,S)+In-S-k(Sc)

(6)

求解以上决策方程，可以得到农户最优的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如式(7)所示：

S*=g(La,A,In,Sc)

(7)

从式(7)中不难看出，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主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种植面积、家庭非农总收入以及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通过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来实现机械作业对人力的替代，农业劳动力与机械化服务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匮乏，农户越倾向于在农业生产环节购买更多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农户种植规模越大，越可能在生产环节面临劳动力的约束[16]，从而越倾向于增加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农户非农收入越高，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支付能力越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通过增加农业机械化服务购买量来替代劳动力。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越强，意味着区域内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可获得性越强，农户获取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交易成本越低，越倾向于增加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因此，本文预期：农户种植规模、家庭非农总收入和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对其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对其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有负向影响。

(二)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模型构建。本文选用面板回归模型来实证研究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采用的基准模型如下所示：

Sei,t=β0+β1Labori,t+β2Landi,t+β3Winci,t-1+β4Sci,t+β5Di,t+β6Psi,t+μi,t

(8)

式(8)中，Se、Labor、Land、Winc、Sc、D、Ps分别表示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农户种植面积、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地形条件虚拟变量和农作物种植结构。β0～β6为待估参数，uit为随机干扰项。

2.变量说明。(1)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本文选用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来衡量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其中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等于农机作业服务总收入除以乡村户数。(2)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本文选取户均农业劳动力数量来衡量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其中户均农业劳动力等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除以乡村户数。(3)家庭非农收入。考虑农户当年购买机械化服务的资金可能来源于上一年的非农收入，本文选用滞后一期的家庭工资性总收入来衡量家庭非农收入，其中农户家庭工资性总收入等于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乘以乡村农户户均规模。(4)农户种植面积。本文选用户均种植面积来衡量农户种植面积，其中户均种植面积等于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乡村户数。(5)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本文采用每千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乡村农机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6)农作物种植结构。相比其他作物而言，稻谷、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更容易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因此农作物种植结构也会影响到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本文选择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粮食作物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来衡量农作物种植结构。(7)地形条件。相比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地形条件复杂，会提高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难度[3]，同时也会增加农机作业的服务成本[17]。本文设置了平原县、丘陵县和山区县虚拟变量来衡量地形条件。

3.数据来源。本文重点关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背景下湖北省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因此选择的研究数据是2004～2016年湖北省70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各县市区的农机作业总收入、乡村户数、乡村人口、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农机从业人员数以及农民工资性收入等指标数据来源于2004～2017年的《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和各县市区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指标存在缺失值的按照相近年份的均值替代。地形条件的相关数据按照2012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将湖北省70个县(市、区)划分为14个平原县、21个丘陵县和35个山区县。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和户均工资性总收入指标分别使用农机具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折算为2004年的可比价格水平。农机具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2004～2017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910)

量名符号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预期方向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元)Se1221.981171.0512.697640.13户均农业劳动力(人)Labor0.930.220.401.85负向户均工资性总收入(元)Winc6456.313724.22714.7122724.44正向户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亩)Land111.463.553.6222.14正向户均耕地面积(亩)Land24.781.711.919.66正向每千公顷播种面积的农机从业人员(人)Sc1298.22339.048.863117.11正向每千公顷耕地面积的农机从业人员(人)Sc2705.05766.2618.978115.63正向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占比(%)Ps146.2613.0221.1988.44正向稻谷、小麦、玉米和油菜的播种面积占比(%)Ps260.3514.5126.8789.10正向地形条件(平原县=1,非平原县=0)D10.200.400.001.00地形条件(丘陵县=1,非丘陵县=0)D20.300.460.001.00地形条件(山区县=1,非山区县=0)D30.500.500.001.00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对湖北省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1～4和模型5～8均逐个引入主要解释变量，模型4和模型8包括了所有的变量。另外，模型1～4中的地形条件变量以平原县为参照组，模型5～8中的地形条件变量以山区县为参照组。由于含有不随时间变化的虚拟变量，因此模型1～8均不适合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同时，通过LM检验发现，模型1～8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均优于混合回归，因此本文只给出了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同时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模型1～8中各变量的VIF最大值均小于10，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1.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模型4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户均农业劳动力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合本文的研究预期。家庭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化服务存在替代关系，如果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充足，则农户通过人工完成农业生产的能力越强，从而会减少对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反之，则会增加对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

表2湖北省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Labor-1267.637***(106.342)-363.429***(114.297)-277.422**(112.827)-248.919**(110.677)-1267.637***(106.342)-363.429***(114.297)-277.422**(112.827)-248.919**(110.677)Winc0.084***(0.006)0.079***(0.006)0.078***(0.006)0.084***(0.006)0.079***(0.006)0.078***(0.006)Land183.469***(13.162)85.539***(12.937)83.469***(13.162)85.539***(12.937)Sc10.413***(0.068)0.413***(0.068)Ps119.287***(3.986)16.810***(3.631)20.747***(3.602)17.918***(3.569)19.287***(3.986)16.810***(3.631)20.747***(3.602)17.918***(3.569)以平原县为参照组D2-243.664(297.682)-129.531(295.770)-140.333(283.415)-157.859(282.278)D3-1089.522***(272.070)-852.294***(270.846)-820.713***(277.295)-602.838**(261.078)以山区县为参照组D11089.522***(272.070)852.294***(270.846)614.932**(262.197)602.838**(261.078)D2845.857***(241.023)722.763***(239.086)474.600**(232.502)444.979*(231.465)常数项2120.987***(326.458)703.558**(325.757)-597.180(375.975)-633.845*(371.183)1031.465***(258.388)-148.736(255.291)-1212.113***(299.161)-1236.683***(294.823)样本量910910910910910910910910VIF值区间[1.48,1.88][1.62,2.02][1.58,2.13][1.06,2.13][1.04,1.30][1.18,1.54][1.18,1.55][1.06,1.56]LM检验2662.00***2971.62***2987.26***3031.39**2662.00***2971.62***2987.26***3031.39**R20.20850.36570.38490.40870.20850.36570.38490.4087

注：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表3同。

2.家庭非农收入。模型4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户均工资性总收入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合本文的研究预期。农户非农收入越高，一方面意味着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支付能力越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越倾向于将更多的劳动力和时间配置在非农部门，从而驱使理性的农户通过增加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来替代劳动力。

3.农户种植面积。模型4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户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合本文的研究预期，这与曹阳和胡继亮(2010)的结论基本一致[8]。一方面，农户种植规模越大，越容易面临劳动力的约束，从而越倾向于购买机械化服务以弥补劳动力不足[9]；另一方面，种植规模越大，越容易发挥农机作业的规模效应，降低机械化服务成本，从而促使农户增加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

4.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模型4和模型8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每千公顷播种面积的乡村农机从业人员数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合本文的研究预期。区域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力越强，意味着区域内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可获得性越强，从而购买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交易成本越低，从而越倾向于增加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购买量，这与王志刚等(201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3]。

5.农作物种植结构。模型1～模型8的回归结果均显示，粮食播种面积比重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符合本文的研究预期。相对其他作物而言，稻谷、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机械化作业发展比较成熟且全程机械化程度较高，因此它们的种植比例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购买机械化服务。

6.地形条件。模型1～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山区县虚拟变量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模型5～模型8的回归结果中丘陵县和平原县虚拟变量对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模型8的回归结果为例，平原县和丘陵县虚拟变量对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602.84和444.98，这表明平原县和丘陵县的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均值分别比山区县高602.84元和444.98元。这与上文的发现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山地条件对户均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具有负向影响。模型1～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丘陵虚拟变量对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丘陵地区和平原地区的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差异并不显著，这与许秀川等(2017)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15]。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农机作业难的问题在湖北省丘陵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17][18]，从而抵消了地形条件对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负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部分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使用“户均耕地面积”替代“户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每千公顷耕地面积的农机从业人员数”替代“每千公顷播种面积的农机从业人员数”进行估计。另外，湖北省是油菜种植大省，油菜生产机械化水平也比较高，2016年湖北省油菜耕种收机械化水平为65.63%，比湖北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③，因此考虑使用“稻谷、小麦、玉米和油菜4种作物播种面积占比”替代“稻谷、小麦、玉米3种作物播种面积占比”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应的回归结果列于表3模型9～11和模型12～14中。模型9～11中的地形条件以平原县为参照组，模型12～14则以山区县为参照组。通过对比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发现，各变量的正负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认为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模型13模型14Labor-368.846***(112.636)-347.182***(112.564)-339.404***(111.883)-368.846***(112.636)-347.182***(112.564)-339.404***(111.883)Winc0.081***(0.006)0.080***(0.006)0.081***(0.006)0.081***(0.006)0.080***(0.006)0.081***(0.006)Land2111.376***(34.563)115.087***(34.408)122.195***(34.298)111.376***(34.563)115.087***(34.408)122.195***(34.298)Sc10.379***(0.070)0.379***(0.070)Sc20.177***(0.030)0.175***(0.030)0.177***(0.030)0.175***(0.030)Ps113.255***(3.582)14.064***(3.555)13.255***(3.582)14.064***(3.555)Ps217.752***(3.784)17.752***(3.784)以平原县为参照组D2-98.748(281.386)-111.473(280.888)-68.165(282.611)D3-664.298**(263.389)-662.582**(262.877)-488.378*(268.957)以山区县为参照组D1565.550**(231.093)551.109**(230.663)420.214*(237.182)D2664.298**(263.389)662.582**(262.877)488.378*(268.957)常数项145.139(356.992)63.039(355.872)-597.180(375.975)-519.159*(272.076)-599.543**(271.254)488.378*(268.957)样本量910910910910910910VIF值区间[1.07,2.24][1.06,2.24][1.05,2.38][1.07,1.61][1.05,1.61][1.05,1.62]LM检验2929.00***3021.03***3031.39***2929.00***3021.03***3031.39***R20.38710.40750.40870.38710.40750.4087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2004～2016年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时空演变，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农户农业机械化服务支出的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2004～2016年湖北省农户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整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及其增量整体上均呈现“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户均机械化服务支出及其增量较高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鄂北岗地和江汉平原地区，较低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鄂西北、鄂西南、鄂南山区和鄂东大别山地区。第二，农户种植规模、家庭非农收入、区域机械化服务能力以及粮食种植比重对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第三，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山地条件对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具有负向影响，湖北省丘陵地区和平原地区的农户机械化服务支出差异并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蕴涵着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支持等途径培育多元化农机服务组织，增强农机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第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土地流转、土地托管、连片种植等适度规模经营[19]，扩大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市场容量。第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机耕道等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农机作业的环境条件，增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可达性，降低农业机械化服务的交易成本。第四，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扩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和增收渠道，扩大农业机械化服务的需求空间。

注释：

①本文关注的农业机械化服务主要是指农机服务主体向广大农户提供的农机作业服务,包括田间作业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和运输服务等，但不包括农机维修服务、农机经销服务等。由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和《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从2014年开始不提供农机作业服务收入的相关数据。本文中2014～2016年的农机作业服务收入通过农机服务经营总收入乘以2013年农机作业收入占农机经营服务收入的比重折算得到，这也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的次优选择。

②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本文剔除了部分数据缺失的县(市、区)，最终选择70个县(市、区)作为考察对象。未考察的县(市、区)主要是湖北省各地市的政府所在地，属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非农区域，因此本文考察的70个县(市、区)大体上能够反映湖北省的整体情况。由于行政区划调整，随县在2009年从曾都区中分离出来，因此本文将曾都区和随县合并处理。

③数据来源：《湖北农村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