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关注生命存在,执着传递温情关怀
——新疆“新生代”诗歌群体研究

2018-11-28 17:51张定华
写作 2018年6期
关键词:新生代新疆诗人

张定华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新疆“新生代”诗歌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一反“新边塞”诗人昂扬高蹈的行进步伐,转而以一种低调的姿态进入西部现场;一反“新边塞”诗雄浑浩远的西部气派,转而开掘出一种沉静内敛的言说方式。他们的创作是个人化的创作,敞开书写个人所历所思,现场感十足,但却不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对于自我悲欢的咀嚼,不属于拒绝深度、卸除难度的“后现代主义”书写。正如沈苇在《抚摸》中所说:“而你是一个被局限的人/仅仅发出了昆虫的一两声低鸣。”①沈苇:《在瞬间逗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这一诗歌群体因置身现代性牢笼体悟到了人的局限性、诗歌的局限性,不再致力于扮演“文化英雄”,不再倾心于虚妄的“宏大叙事”,但他们亦不肯做无谓饶舌的语言游戏者,使诗歌降格为一种无关形上世界的反刍。置身价值理性空缺的商业化时代,为了免于从流和媚俗,损害诗歌的纯粹与崇高,诗人必须时刻保持精神的独立。这一群体诗人正是据其所处地理位置的边缘,找寻到了一种“边疆立场”:他们从不向往热闹,妄图以奇崛怪诞的实验式写作吸引眼球;从不趋附时尚,妄图以对新潮文艺理论的皈依博得赞赏。他们强调诗歌的生命体验性、严肃性和反思性,因此姿态低调,风格转为细腻、沉静、温婉。他们认为诗歌创作虽不以载道为目的,但诗意表达中依旧应该蕴含属于“人”的负载,蕴含慰藉心灵的温暖,从而执意揭露生命的隐痛,以诗歌叩问存在之真实、抗拒存在的虚无与荒诞。他们的诗歌写作立足于地域又超越了地域,可谓一种剔除偏见、打破隔阂、融通他者的写作,表达出普世性的人文关怀。

一、低调姿态:细腻、沉静、温婉的风格变迁

1980年代前期,是西部诗歌大放异彩的时期,也是“西部诗歌”第一次作为相对固定的概念,被提出和认可的时期,这得益于“新边塞”诗的兴起。“新边塞”诗的创作始于“新疆诗坛的三架马车”——周涛、杨牧、章德益,他们努力体悟西部现实、挖掘西部历史文化底蕴,将自我主体与大西北客体相互渗透融通,创制出了不单展示异域风情、更蕴含了深沉的人生哲思与顽韧的反命运力量的诗歌,震撼和鼓舞了置身转型期精神迷茫的人们,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赏。长久以来,高视阔步的创作姿态,昂扬雄健的创作风格,是西部诗人和西部诗歌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然而,到1980年代末期,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革。以沈苇、秦安江、郁笛、郭晓亮、北野等诗人为代表的新疆“新生代”诗群,一反前辈诗人的创作观念和审美旨趣,不再摆出唐·吉诃德进军般的大刀阔斧的态势,不再执着于大角度、大命题的选取,以及自信满满、雄健豪迈的表达。他们开始以低调的姿态对世界、心灵进行观照和言说,逐渐确立了细腻、沉静、温婉的写作风格。“如果说‘新边塞诗’的创作在手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在精神境界上是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强调外部视角,那么新疆‘新生代诗’的创作则恰恰与其相反。‘新边塞诗’是外张的,新疆的‘新生代诗’是内省的。”①王敏:《论新疆改革开放三十年汉语诗歌创作现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毕竟,“荒凉的午后是我热爱的风景/躺在草地上,看凶猛的阳光漫过山岗/如一个个波浪打过来,抬起我/将我变成漩涡上的一叶”②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这样细心体验自然之力、确证自我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被动的描写,不可能出于“新边塞”诗人之手;“我躺在车上,不用手抓栏杆,/以防沉思的身体与旅途一起摔下。/心的平静行驶在道路的坎坷上,/两小时竟穿越了一个世纪”③秦安江:《洪水》,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这样的内视冥思、委婉诉说内心的笔触,也绝不会出现在“新边塞”诗里。新疆“新生代”诗群的创作,已打破了人们对于西部诗坛的刻板印象。

沈苇曾说:“我只想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为此时此刻的一行诗牵肠挂肚、彻夜难眠,并从中得到力量,欣然而释然。”④沈苇:《新疆诗章》,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所以他总是俯身大地,对“当下经验”保持“细读式关注”⑤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通过静观与聆听理解无名的事物、卑微的生命,在字里行间透露对它们的悦慕和尊重。《滋泥泉子》写其置身于“一个叫滋泥泉子的小地方”⑥沈苇:《沈苇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的所见所感:走在落日里,饮水的毛驴、收葵花的农民、黄泥小屋内贫穷朴素的生活、几株小白杨的蓦然出现都让诗人心生感动。经由耐心体味平凡中隐含的悠然自得、不卑不亢,他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心生敬意:他感到了存在物的对等,具有匿名性的一切事物,也值得被关注和认同。《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内容简单,不过是描述了诗人耗费整个下午观察一只蚂蚁、试图与之对话。但此诗的价值却在于经过细致的观察,诗人发现这渺小的生灵虽微不足道,毫无特异之处,却依旧领有一块土地的支撑、得到一份阳光的濯沐。生命之间虽有形制的差别,本质上却全然平等,无所谓渺小与伟大、卑贱与尊荣。郭晓亮的《风的年代》写时间的流逝,整首诗的基调却是沉静的,创作主体是作为一个静观者在细细观看、娓娓诉说。光阴流逝,物换人非,本是一个隐匿而不易察觉的过程,诗人却通过将自我置于完全的静态,看见了无形之物的流动。“消失的不只是飞过老宅的雁阵”⑦郭晓亮:《风的年代》,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而是整个年代在消逝,一种生活方式在消逝,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在消逝,何其令人哀愁!若非自身进入“入定”般的状态,不被光怪陆离的世事表象困扰,诗人就不能体察入微,感触到一种深刻的虚无。郁笛的诗歌创作多以回忆为题材,其苦心搜索、细致描摹的往事可能是平淡的,甚至是苦涩的,但因着时间的阻隔和淘洗,这些往事温馨的一面便显现出来了。怀着伤感与喜悦交织的复杂情绪,郁笛使“曾经沧海”再现于纸上。他不单是用温婉的抒情笔调,唤起了读者百感交集的共鸣,也在怀旧的同时传达了他对人生的思考:经历皆有定数,愧憾无法弥补。综上可见,姿态的转换、风格的剧变缘于新疆“新生代”诗人对“此在”的执着:他们不追求宏伟阔大的创作理想,希求通过诗作建构或解构什么,不妄图借创作阐发任何惊世骇俗的诗学理论;而是始终关注真实的当下,通过与他者的平等对话,与过往的凝眸对视,确认自我的位置,证悟生命的意义。另外,他们的创作表明了一种立场: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才是诗的应然,不该为了吸引眼球、追赶潮流进行违心的“姿态写作”或“观念写作”。

学者唐欣曾说:“应该承认,在地理上,西部也许确有某种异域风情,但是在心灵上,在情感上,我们未必就有什么异域风情。……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所谓西部诗是否存在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他者化’的危险?也就是说,它是否与人们的猎奇心和神秘感有关?它是否太注意‘被看’而忘记了对自身的开掘和探究?背景资源永远没有我们的灵魂重要,它肯定要影响我们的灵魂,但它只是因素之一,我们不可本末倒置,买椟还珠。”①常文昌、唐欣:《纸上的敦煌:中国西部诗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新边塞”诗的没落,既受到时代变迁为商业化的“无物之阵”、文学逐渐边缘化的局势影响,又与其自身的“表演性质”有着莫大关系。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西部诗人曾以罗列西部特有物象事象,抒发对西部山川地理的独特感受为能事,力图在一种陌生原始、具有历史感的意境营造中,塑造出一个屹立于古今天地、自信豪强的“大我”形象。凭着奇崛的质感和昂扬的表层风貌,“新边塞”诗获得了一段时间的赞同及追捧,但类型化严重、缺乏主体情感熔铸的意象群过度繁衍,貌似有“我”、实则“无我”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写作模式,让其很快便偃旗息鼓、一蹶不振。正因认识到了西部诗不应成为看客的工具,无原则地迎合主流文化的“西部想象”,而是要表现西部现实,真实呈现西部人的“存在”状态;要在忠于现实感的基础上,逼近普世性的文学价值,新疆“新生代”诗歌群体才决定断裂固有写作传统,从平凡的个人的角度来进入和书写西部,创作风格随之改变。

二、检视存在:揭示生之隐痛与抵抗生之哀愁

洪子诚认为,到了1980年代后期,“诗歌(文学)在‘文革’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的社会职能,发挥的政治能量,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由于情势的变更,已逐渐后撤、收缩”②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209页。,出生于1960年代的诗人,“他们所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③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209页。,他们作为“更多地感受到生活琐屑、平庸一面的‘更年轻的一代’,在试图写下对这个世界的感应和认知时,要保持悲壮的英雄激情,继续怀有殉道者式的崇高感,不再那么容易”④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209页。。可以说,大约自1990年代以后,不只是西部诗人的创作逐渐向个人、内省方向变更,抵制“宏大叙事”而走向“个人化”,成为中国诗界的一种普遍趋势。同是诗歌走向个人,每个诗人和诗歌群体的“个人”的内涵及维度却不尽相同。主流诗坛有一部分写作者倾向于表现平面的、消费主义的个人,只有肉身而缺失精神向度的个人,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就是如此。这样的策略纵然有利于诗歌摆脱意识形态的辖制,还原人和生活的本真样貌,但带来的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诗人西川曾敏锐地指出:“在当下,我们只强调‘我’的在场,说明我们的艺术意识依然处于一种比较简单和初级的状态。”⑤西川:《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不懂得“擦掉自我”,诗人就容易囿于一己经验,诗歌境界越来越狭小;同时,很多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是现在时的,是一个只有现在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力图取消生活的深度”①西川:《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诗歌写作虽应向在地、及物的方向靠拢,但并不是只观照形而下世界,就算抵达了完整的“真实”。西部诗人的个人化创作,当然也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但相较而言,他们写个人不是为了搔首弄姿、顾影自怜,不是为了呈现现代生活的无聊,而是要经由个人的一般性体验,去感悟人生,触摸人的深层“存在”,要发现生命的隐痛,抗拒生命的哀愁。

首先,新疆“新生代”诗群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悼念时间的逝而不返。沈苇的《故土》是一首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并具的佳作,表面上描写城市文明对乡土伦理的冲击,导致乡村破败、大地休耕、“银白的幸福在泥土中腐烂”,②沈苇:《在瞬间逗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深层里却并不只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表达,而是在一次真实的个人还乡带来的痛心疾首中,涵蕴着对人世沧桑的思索:离乡的人原是对远方的憧憬者,当他历经沧桑,发现远方“一无所有”之后,自然想向自己的本源回溯。然而,当他越过千山万水,回到那名义上的故乡时,却感到失望透顶:纵然故乡的空间位置不变,永远可以寻到,但所谓故乡,同时还具有时间性。因了时间的线性流逝,那个记忆中原初的故乡是早已涣散、不能回返的了。人从离乡的一刻起,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在问出了:“永恒在哪里?”,而“时间缄口不言”之后③沈苇:《在瞬间逗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诗人体会到存在主义所说的人的“被抛”状态。存在主义认为个体的人是被抛弃到这世界上的,“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于这个具体的、现实的世界中”④[法]高宣扬:《存在主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85页。,已经置身于时间的洪流之中。他感到孤立无助而想要回乡,却发现来路空茫、无处可返,只能悼念存在的失落。类似意蕴的诗篇在沈苇的创作中屡见不鲜,而秦安江的《去向》《穿行的程式》,郁笛的《老屋》《旁落》,郭晓亮的《水磨沟之夜》《看不见的街道》,北野的《流浪诗人》《那年》,等等,都表达了一种“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⑤海子著、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式的落寞与挫败,都是对时光永逝的沉痛悼念,都是对“向死而生”的存在物的深情寄托。

其次,新疆“新生代”的诗人们共有一种创作冲动:揭示人生的荒诞性质。发觉了时间的不可把握,价值的不可留驻之后,如果只停留在伤春悲秋的情绪发泄阶段,这样的诗歌是肤浅和缺乏超越性的。新疆“新生代”诗群借存在主义的眼光,打量纷纭世事、人生百态,终于体认到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悲剧、不能疗愈的隐痛,皆是缘于生命本身的有限性。在《狭窄的人生,辽阔的悲哀》中,沈苇面对广阔混沌的山野夜色,突然心生哀愁,不能自已,这不是出于浅薄的多愁善感。他感到“群山扑进窗户”⑥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而自己无可反抗,“夜发出牛的吼叫,淹没星星的叽喳”⑦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是他觉悟到了个体生命在宇宙整体面前的微弱和可悲。这种感受正是存在主义所说的“畏”:那是一种与具体性的害怕不同的情绪,是对浩淼和不可知的畏怯,是畏惧进入广袤的虚无。“‘今生’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尖锐”⑧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骨鲠在诗人的喉头,于是他发现人以一生为度量的一切愿景,都是无谓的冲动、荒谬的绸缪。郁笛的九行诗基本都是对生活琐事、琐碎感思的记录,却常有深意深情隐藏在“一地鸡毛”的表象之中。如《抵达》叙写了诗人从杭州向乌鲁木齐的一次回归:多年来,这样的回归已无数次上演,但每一次都不是最终的“抵达”。虽然诗人抗拒分别,怎奈天不遂人愿,与亲人的欢聚总会被迫打散,厮守的誓言终成了无奈的谎言。其实,“多少次归来又重新启程,你的飞行没有终点”⑨郁笛:《新鲜的往事——郁笛九行诗选》,乌鲁木齐: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正是一种存在的“烦”。人是追寻自由的动物,但因人的存在总是“在世”,总要受到一定外在环境的规约和限制,所以绝对的自由不可能实现。常常“事与愿违”,人便体验到一种深切的如影随形的焦虑,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焦虑为“烦”(Sorge)。郁笛诗作的主旨,即存在之“烦”的无法排解。

最后,新疆“新生代”诗群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努力:探掘有限人生的意义。“‘存在’,不像作为观念的本质那样躲在经验事实的背后,而需要主体去加以抽象出来。存在是显现于直接经验之中;它必须在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中被体验出来。”①[法]高宣扬:《存在主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页。新疆“新生代”诗群对生命隐痛无计消除的深刻理解,得自于其耐心而细心地对现实的观照,他们的书写不单是要描绘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恐惧”,更要求抗拒和缓解这种恐惧。正如沈苇所说:“文学本质上是绝望者的事业,试图反抗死亡,进入不朽”②沈苇:《沈苇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文学的意义即在于它能给无谓的存在创造出意义。秦安江体察到人存活于世就像是跨入浊流之中,每个人“最初的愿望是洗去身上的污垢”③秦安江:《洪水》,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4、95页。,然而当浊水抚遍全身,困惑却油然而生:“不知是水洗我还是我洗水”④秦安江:《洪水》,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4、95页。。心怀美好理想的人,总是希望能得到绝佳的契机、时势的助力,一举实现人生抱负。但世事往往污浊不堪,与心之所向相乖违。有志者的结局,常是在领受巨大阻力之后,慨叹生不逢时、命蹇时乖。诗人对这种焦虑和愤懑提出了质疑:我们太惯于等待和企盼一个河清海晏的世界,那样的世界不出现,我们就彷徨沮丧、埋怨命运。但自古以来,有哪个世代是清明完美、堪称“逢时”的呢?诗人认为“将心中的石块搬开”⑤秦安江:《洪水》,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4、95页。,以平常心去对待一切的际遇,我们就不会过分纠结于世事清浊,就能觉知庸常亦自有其价值。郭晓亮是一个善于从内心世界汲取精神力量,对抗现实世界的琐屑和萧瑟的诗人。《整夜》描写他春夜读诗,受到美的洗礼,倍感温馨,由此“渐渐忘记一切不幸”⑥郭晓亮:《风的年代》,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32页。;藉此他自己也“写出月光一样柔美的诗句”⑦郭晓亮:《风的年代》,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32页。,并感到“她们不朽的美是新疆的一部分”⑧郭晓亮:《风的年代》,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32页。。全篇暖流灌注,给人以安慰和鼓舞,在于它既不否认生命的有限、存在的哀愁,又凸显出人的存在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人有能力凭借自我意识的自由性,去幻想和构造出充满希望的未来。

三、诗性温暖:破除隔阂、慰藉人世的温情写作

新疆“新生代”诗歌群体是世俗生活的关注者和沉思者,但他们其实不满足于在一己的狭窄生活空间内游弋诗笔,自说自话;他们亦不想成为高高在上俯视大地的文化精英,让诗歌变成一种玄而又玄的悟道感言。他们要走的是一条“形而中”的道路:既不让诗歌沦为家长里短闲言碎语,又不让它脱离现实凌空蹈虚;而是要让诗歌既具有严肃庄重的底色和崇高远大的追求,又寓含一种“诗性温暖”,能够切实传达对人世的温情关怀。

新疆“新生代”诗群的成员大都明确表达了对“地域性”写作的拒斥。沈苇明言:“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地域性写作既是地域的,更是人性的。地域性当然重要,因为人性的一半由地域性造就,但——人性要大于地域性。”⑨沈苇:《沈苇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232页。他并非提倡一种无原则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同质化写作,他其实“愿意坚定地与‘偏僻’站在一起”⑩沈苇:《沈苇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232页。。但是,他担心所谓地域性会成为矮化诗歌的借口,会名正言顺地使诗歌沦为一种无关宏旨、专注于开掘和演绎“他者”特征,以供消闲者品鉴玩味的无聊之物。作为一位据有“两个故乡”的移民诗人,沈苇充分体验到成为一个多维度的人的可贵。混血身份的获得,不但使他拥有了多重思维和视角,更重要的是使他感知到一种整体性,其创作变得格局阔大、多元兼容。而多维度身份和感受力的获得,源于他自觉对“异己者”深层价值的发掘——边疆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它有着独异特出的风物,而在于它保存了异于主流社会的远古时间,它是文化差异性的残留物,以及他自觉对“故乡/他乡”“此方/彼方”二元区隔的消除:我们在说“边疆”的时候,下意识是把自己的位置定为“中心”,然而“对于远方的人们,我们是远方”①西川:《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焉知自认的中心就不是他者眼中的偏僻和荒芜?正因从心底里把异己接纳为同类,把他乡当成是故乡,沈苇才让自己的诗歌进入一种开阔澄明的境界,才使一种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人性写作”成为可能。类似地,秦安江执意书写意象朴实、诗情细腻的诗作,“这多少和西部诗——‘新边塞’诗那种粗犷、豪放、博大、壮观的诗倡导与诗品有点不合拍”②钱明辉:《生活与诗的跳跃——秦安江诗歌创作述评》,《绿风》1994年第6期。。郁笛的写作则体现出一种健康自然的生长状态:其“怀乡情结”不是有意地对某种抽象地域、乡土理念的归附,而只“与饥饿的记忆和手遮风尘对故土的怅望有关”③郁笛:《激情的挽歌》,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是真情难抑而要付诸歌哭。他们的创作都没有一种“建构西部”的自觉,因此情感思想不会因野心勃勃和观念主导而失真,容易实现对凡俗众生的无差别理解和关怀。

新疆“新生代”诗群拥有一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今天中国新诗写作似乎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个人化”即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绝佳体现。然而,在一个知性和精神逐渐退场,价值理性几乎全被工具理性代替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实类似于一种“虚无主义”。对宏大崇高嗤之以鼻的诗人,再不愿让任何价值中心统摄自己的创作,诗歌写作走向凡庸市井,落入自我抚摸;对凝定结构和终极意义失去信任的诗人,再不愿意选取具体明晰的所指,诗作变成模糊性、浑沌性的演绎和嗫嚅。今天的诗歌再也不被任何非诗的“庞然大物”所绑架,但诗歌写作却在取消着诗歌自身:一味地走向“在地”和“及物”,一味地钻入一些幽暗深邃的经验,诗歌应有的开阔眼界、博大关怀失掉了。不能观照广袤地表,不能感知大千世界的悲欢疾苦,努力寄予精神、情感的激励和抚慰,诗歌就只能沦为小圈子内酬唱应答的工具,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我们看到,新疆“新生代”诗歌群体不是审美观念落后的慷慨豪言者,他们也专注于对凡俗人生活经验的挖掘阐释,对现代人心灵空间的解析探索。但同时,他们的诗作永远指涉朴素广阔的现实,永远意图将温情的关怀传递给世界、他者。这样的诗歌才真正具有了后现代多元并生、多元并重的精神。沈苇的《倾诉》没有曲折的内容、丰厚的意蕴,仅仅描述一个偶然出现在旅途中的阳光灿烂、玫瑰招展的早晨给人的感受:尽管沉重的夜晚压迫人心,一旦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来临,所有困惑都会褪去、所有忧虑都会解除,因为“再多的黑夜已无法阻挡晨曦”④沈苇:《在瞬间逗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诗人站在“东方的高台”⑤沈苇:《在瞬间逗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上向大地、读者深情倾诉,就是要告诉陷于沮丧迷茫中的众生,并没有那么多值得焦虑的事,只要接受美好景象的召引,就能拥抱到切实的幸福。《三个捡垃圾的女人》是聚焦并关怀底层人民的诗作,在这首诗中,沈苇细致描写了三个流落异乡的拾荒女人的日常一景:她们天蒙蒙亮就开始了劳作,受着沉重的负累,隐痛难以言说——是现实的苦难将她们压榨到这样的地步。然而,她们却没有失掉对生活的信心、失去对美的追求:“在妇联大院,年长的一位/捡到一枚漂亮的发卡/将它别在/最小一个的头上。”⑥沈苇:《沈苇诗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这样的景象无疑确证了底层人的尊严,透露出一股反命运的精神力量,能给人以莫大的鼓舞。与此类似,郭晓亮《三个说本地谚语的男人》选取了三个在电线杆上布线的工人作为叙写对象。在这个“上了釉彩的夏天”⑦郭晓亮:《风的年代》,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他们有说有笑地工作,休息时攀爬上白杨树,成为苍莽风景的一隅。虽然工作冗长而无聊,虽然他们朴素、渺小,但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却使他们显得魅力非凡:相较于现代社会中因为欲壑难填而空虚苦闷的异化者,他们随性而往、快乐而自足,这才是人的应然的状态。军成的《外面的事情》简要概述了一个女人、一只老猫、一个世俗的圣人难以承受各自的生活之重,最后都走向了坟墓,只有“一个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活得很幸福”①北野、军成:《北野军成诗选》,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县印刷厂1987年版,第24、33页。。这是在呼吁一种成人责任、一种道义感:我们毕竟不是孩子,不该蜷缩在自己的天地自得其乐,不问人间的病苦。北野的《流浪诗人》,虽是夫子自道,陈述自己忧伤的漂泊经历,其实通感着每一个不得志的游子的辛酸:被老母亲寄予厚望却一事无成,憧憬诗的王国却发现诗歌已被金钱打败,“湿淋淋的路越走越长”②北野、军成:《北野军成诗选》,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县印刷厂1987年版,第24、33页。,不知通向何方……天涯沦落人的苦楚何其相似,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才能走出失意,步入光辉的明天。

何言宏认为:“‘大融合’是沈苇的一种相当明确的文化理想或文化理念”③何言宏:《足以自成一个国度——关于沈苇诗的札记》,《扬子江诗刊》2012年第5期。,其实不只是沈苇,新疆“新生代”的诗人大都有一种包容接纳不同文化和思想、不同生活经验和处世方式的倾向。在他们看来,诗歌不是语言游戏,不是自视甚高的文化精英抒吐名士情怀的工具,而是一种救赎人心的宗教,是要在具有诗意美感的基础上,努力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坚冰,将温情的关怀切实传递给他者。这当然不是提倡一种“鸡汤化”的浅薄书写模式,而是要使诗歌摆脱技术操控,不被潮流卷裹,真正成为能慰藉读者,也能慰藉诗人自己的“温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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