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修赠序文研究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耿介孤高半生坎坷，明道致用竭心为文，穆修可以说是北宋初期文坛上不容忽视的作家之一。《宋史·穆修传》就曾指出：“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1]作为北宋初期古文写作的大力倡导者，穆修在文学创作上身体力行，其现存的全部散文皆是由散体古文的形式写作。穆修门生为其整理编订的《穆参军集》中收录的散文有二十篇：七篇序文、七篇记体文、四篇书信文以及墓志铭和祭文各一篇。本文以小见大，以穆修的赠序文创作为切入点，在赠序创作研究的基础上，剖析穆修赠序文的内容表达和艺术表现。

一、赠序文概说

赠序文，是指正式兴于唐代、盛于两宋，在临别之际撰写的赠别文章，以此对赠别对象表达惜别、劝勉、祝福等意思，大多数文章既抒赠别之意，又有叙事之实。赠序文章作为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拜见老子，辞别之际，老子曾有言相赠：“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2]离别赠言的传统，自古有之。赠别文学的发展，也与各文体发展、成熟的过程相呼应。诗有“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3]，赋有“周旋三载，鲁生迁尚书郎，虽别不远，而甚怅恨”[4]，对于词，晏殊、柳永、陆游等，无不把赠别之词写得情真意切。离别赠良言，从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逐渐演变成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赠序文而言，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赠序单列为一类，使其从序跋中独立出来：“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5]

在穆修的序文当中，《唐柳先生集后序》是为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写的一篇序文，《张当字序》则是一篇字序，而另外五篇皆为赠序文，分别是《送李秀才归泉南序》《送鲁推官赴南海序》《送崔伯盈序》《送吕公初序》和《送李秀才应陈州举序》。赠序文创作在有宋一代十分兴盛，以穆修存于当世的五篇文章来看，数量不算丰富，但是从其赠序文的写作来看，他挥洒从容、行云流水的文风，不仅承续了韩愈、柳宗元的作文风格，还对宋代平和畅达的文坛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

《送李秀才归泉南序》是穆修几篇赠序文中影响较大的一篇，并且文末附有赠诗，老友久别重逢，往事一幕幕，感慨时光不再，哀叹功业无成。深情款款，醇厚真挚，清代的李慈铭也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称赞此序是“小篇极有文情”[6]905。《送鲁推官赴南海序》是一篇劝勉类的赠序文，鲁君凭词学中举，辅佐协助获得许多赞誉，将行于南海，请穆修作了这篇赠序。文章下笔平易有序，既是劝勉又是与君共勉，毫无驳杂枯燥之感。《送崔伯盈序》也是一篇送行勉励之作，穆修一生穷愁而以尚古为志，此序虽是“虑君干于货而落于学，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7]30，实则也是表达了自己的论道治学态度，李慈铭评价为“皆平实可味之言”[6]905。《送吕公初序》中吕公初因家境贫寒离职离开，穆修以文相赠，劝慰他“能显穷一致，蹈道自乐而不变”[7]29，既有真情流露，又表达自我坚守不移。《送李秀才应陈州举序》乃是为李秀才奔赴陈州而作，从陈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和陇西公的英明贤能入手，列出前往应举的三条有利条件，最后表达自己的劝勉之情意，条例清晰，言辞恳切，毫无逢迎拍马、无病呻吟之态。

穆修的赠序文，虽然在其文章写作所占比重并不可观，但是较为清晰地体现了赠序文在相应时期的发展演变以及赠序文独具一格的写作特点。另外，这些赠序文的创作内容和表达手法又真切地秉承着穆修文章写作的一贯风格和态度，对我们深入解读穆修具有重要价值。

二、载道尚古的赠序写作

五代十国时期艳丽旖旎的文风余绪浸染了宋初文坛，加之馆阁文臣片面追求雕润密丽的形式美，宋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呈现浮华平庸的态势。“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7]20一如穆修在《答乔适书》中所表达的“古道息绝”的焦虑，他高举古文创作的大旗，身体力行地进行创作，不遗余力。

在提倡古文写作的过程中，穆修大力倡导文章创作要师从韩愈、柳宗元，他自己的赠序文也深得韩文影响，不论是旧友相逢、时光不再的《送李秀才归泉南序》，还是以庶民之道相劝的《送崔伯盈序》，都言之有据，情感真切。韩愈，被冯友兰先生称之为“宋明道学家之先河”，看到韩愈可以在“文道大坏”的文坛上重整旗鼓，穆修也坚信，韩愈也可以成为宋初文坛的标榜。穆修的《唐柳先生集后序》的开篇就清晰地表述了他为文要学韩愈、柳宗元的观点：“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7]31但是在骈文旖旎文风弥漫的境况下，北宋初期对韩、柳的接受并不顺畅、普及，为了推崇韩愈、柳宗元，也为了更好地完善两家文集的流传版本，穆修亲自校勘韩、柳两家的文集，并自己出资刊印，拿到相国寺出售。碍于当时文人对韩愈、柳宗元的淡漠态度，穆修所刊印的文集并没有得到认可，他甚至感慨，如有人可以完整读其中一篇，他愿以一整部文集相赠。穆修刊印的文集虽然经年不售一部，但他以这种方式推广了古文创作，尹洙、苏舜钦等都向他拜师请教，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有记载：“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8]可见，尹洙的作文尚古和文采风格受穆修影响不小。对于从学之人，穆修自是诚挚以待，因材施教，亦师亦友，培养了不少文坛后起之秀。从文献整理的价值意义上说，穆修也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讲授韩柳古文，韩柳文集甚至极少流传，而又“因为韩柳——尤其是韩愈的成为古文家不祧之祖，当然植基于他们的作品，所以湮没后的搜求校刻，不能和普通的刻书等量齐观”[9]。整体而言，穆修在相国寺售卖韩、柳文集的行径是意义大于形式的，这不仅彰显出他抵抗骈文的决心和信心，也提拔了后学，拓展了尚古风气，对当时的文坛具有导向作用。

学习韩愈、柳宗元在写作中用散体古文的方式成文，“专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俪之语”[7]311-312，是穆修创作中首当践行的一项，也是与骈文较量中的关键，就目前所存的穆修散文作品来看，皆由散体形式写作而成。以《送崔伯盈序》[7]30为例：

士困穷而笃于学，庶民困穷而笃于利，学与利亦久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数世而弗斩焉。庶民日赢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则涸，故少息则怠。及学之利也，盖异于是焉。伯盈，笃于学者也，三十年而益困，未知所以为利。今岁诏罢举，妻死，身病，子单，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困不能往。因射他州之有无者居诸橐，将自颍以之伊洛，走中都，浮筤荡波龙藏泊，过姑苏，入吴兴，出谷水，宁省于东安，少进于越，扺句漏，图庶民之利者。将行，予虑君干于货而落于学，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这篇赠序文，穆修以散体写作，句法灵活，不拘形式，践行了古代散文注重实用、长于说理的风格特征，行文本色自然，富有哲理。崔伯盈，笃信好学，年近三十却深陷窘境，面对“妻死，身病，子单，母寄海上”的现状，因为穷困潦倒不能奉亲尽孝。作者担忧困顿束缚了伯盈的君子心志，特此在送别之时以序文相赠，举庶民之例相劝。散体语言书写，不讲辞藻，不重形式，更容易表情达意。穆修临别寄语崔伯盈，虽是勉励，也是自我治学态度的表达，抒发了自己向学之心的坚定不移，情真意切。另外，劝学散文写作在两宋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并与赠序文的发展相辉映，这篇以赠序文为创作载体的《送崔伯盈序》就是典型例证。

穆修的散文创作主张复兴先秦汉唐古文，也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性和实用性，因此他的创作切入点放在一个“道”字上，就赠序文而言，其“明道”“论道”的特点亦是十分突出。穆修文中的所论的“道”，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穆修坚持以传承儒道为己任，坚守“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准则，在穆修的文学思想中，儒家的仁义思想是散文价值的重要衡量标准。在穆修“明道”的文学观引领下，他的赠序文创作都道义分明。《送鲁推官赴南海序》在篇首发出了“为人之佐，其难矣哉”[7]28的感慨，行政管理如果有损于社稷，有悖于道理，自己知道了是一定要言明的，这是身为佐政者必须做的，但是言明之后政令未必立即改正，由此导致的政治损失，最先承担罪责的就是地方辅政之人。身为佐臣，关于在地方行政上的辅政之道，穆修提出自己的观点，“予谓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当随，不欺不随，惟职所宜而已矣”[7]28。在地方上从政，就要关心民务，重视时效，不欺瞒，不随众，尽忠职守。这是一篇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赠序文，在宋初系统有序、职责分明的政治体系中，在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影响下，穆修关心民生，关注地方行政，坚守为政道义，在自己的理想意识中安放了更为严谨的责任意识，并以此勉励他人。穆修最为著名的赠序文是《送李秀才归泉南序》，相逢又别离，徒留作者眷眷不舍之情，年长未得志，相远不相闻，作者不禁感怀：“去矣丈夫别，安事儿女情。”[7]27这篇序文是他践行韩愈文道观的重要体现，文章风格和笔法受韩愈部分赠序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文的影响较大，可以说文章是载道与情采并重的。

三、风格多样的赠序特色

赠序文起初是缘诗而作的，赠别诗后附带序文，这类赠序对于赠别诗歌具有依附性，它用于交代赠诗的创作背景，补充赠诗内容。一直到唐代，宴饮赠别活动兴盛，赠别文学大发展，就赠序文而言，创作数量大大超过前代，据不完全统计,《全唐文》共收录赠序文450多篇，占据唐代序文创作的半壁江山，这时期，赠序文逐渐走向独立，从赠诗附序到赠序附诗，甚至是纯赠序文，但是文后附诗的赠序还是十分常见的。例如，穆修一直所标榜的文坛大宗韩愈，在其赠序文的创作中，有16篇是赠序附诗之作。至两宋时期，赠序文写作十分繁盛，文体格式也在不断发展，在穆修现存的赠序文中，仅有一篇文后附诗，就是极具韩文风格的《送李秀才归泉南序》[7]27：

景德四年，与泉州进士李君相识于京师，游处且久。于时予与李君俱少年，有壮心，操纸笔入都省，应主司之试，跃跃有矜负之色。窥科级，跂仕进，自待期者甚锐。明年春，不幸则皆无成以罢，后月余，遂各去京师而归。其居地既远且绝，不相闻知。如是别者十一年，复会于京师，得一举酒而相欢对。一语及往旧事，愰焉不啻如梦。面老而心衰，则相与皆然也。予中间虽仅成一名，今又失其禄食，子则犹举于进士场中。嗟乎，予与子向之志愿，百莫从其一二，而意态度，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于天地间，其易老且死耳。别十一年而一相聚，顾昨日之少壮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复别，别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之相视，复不如今辰之视昔也必矣。今子别我而归，我眷眷而不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远而难相闻也，其会之或赊于前也，其将为之奈何！请且序情而歌事以为子送。诗云：闽越子所家，告以归期征。行语黯将发，愤气郁以盈。男儿志未就，口腹常不营。胡为京城中，日与刍豢争。隋河二月路，柳色伤远行。十千大梁酒，金罍为君倾。酒酣微悲歌，众坐皆耸惊。去矣丈夫别，安事儿女情。

这一篇赠序文是穆修写给十一年前在考进士时所认识的泉州举子李君的，下笔颇有韩愈“不平则鸣”的风范。十一年前，二人均是怀壮志而来，意气风发，最终落得铩羽而归，分隔两地。十一年里，二人都在科场浮沉，穆修考中功名又失其俸禄， 李君则是一直于科场奔波。少年志气，消磨过半，天地之间，万物兴衰有序，人又何尝不是！再次重逢，不复往日相见，人生际遇太多无奈。相聚再相离，穆修感慨良多，在序文之后附有诗歌以表离情：行将别离，愤气郁盈，人生失意，杯酒诉衷肠。这首诗歌，记叙、写景与抒情兼顾，与上文提到的赠诗附序不同，诗歌在序文中处于附属地位，是对整篇赠序文离别感怀的补充，除了穆修这篇赠序文之外，尹洙《送路纶寺丞序》、真德秀《赠萧长夫序》等文后面都是有附录诗歌的。随着赠序文文体独立意识的逐渐增强，序文后面附赠诗歌的作品也逐渐减少，穆修其余四篇赠序文都未附有诗歌，这说明赠序文文体发展越来越完善了。

赠序文文体的独立，体现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细致和专业，作为唐宋时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类文体，从拟定标题、结构布局、语言表达和书写手法上，赠序文具有自身典型的风格特色。就赠序文题目而言，大都是以“赠某人序”“别某人序”或者“送某人序”为题，点明赠送之人和文体类别，有的在主人公后加离别的去处或者离别的缘由，穆修的五篇，《送李秀才归泉南序》《送鲁推官赴南海序》《送崔伯盈序》《宋吕公初序》和《送李秀才应陈州举序》都是典型的赠序文写作标题。当然，在赠序文中，也有其他情况出现，譬如为避名讳，将“序”以“引”“说”或“叙”代替，以三苏的赠序文为例，苏洵为乡里的长辈石昌言在出使契丹时写的赠序文，就命名为《送石昌言北使引》，等等。赠序文的内容书写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大都议论开篇，表述自己的观点、原则，而后对赠别者进行勉励，主要是倾诉离别之情、劝勉离别之人。在《送吕公初序》中，作者表达了穷困笃学、显穷一致的观点：“为善汲汲于报，报未至则更而去之，末哉！学者能显穷一致，蹈道自乐而不变，庶几君子之志者耶！与其达而安，不若困而固之之难也。”[7]29作者先论述观点，而后陈述吕公初的个人情况，针对艰难境地，作者真诚勉励：“予重其别，先行以告曰：慎无中废，则豊报且将及，岂惟宽裕于贱用哉！”[7]30这一观点的生发，与作者本人的人生际遇和性情品格是密不可分的，他一生孤傲耿介、不善逢迎，在宦海几番沉浮，甚至于穷困潦倒。但穆修又非哀怨自怜之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都能好学守道，坚持自我意志。不论困顿，固守君子之志，是作者对友人的劝勉，也是自身品性意志的抒发。

穆修的这几篇赠序文风格也相对统一，议论、抒情和叙事相统一，文笔干净利落，内容充实有据，情感真挚深厚，并且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韩愈之前的赠序文，往往偏重于叙述，而韩愈赠序打破了这一传统。韩愈一生都怀有很强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10]穆修崇尚学习韩文，在赠序文写作风格上也不例外，夹叙夹议，兼及抒情，以《送李秀才应陈州举序》为例，先论陈州地形之重要，“实四方藩辅之府”[7]29；续论陈州长官陇西公之贤明，“礼才接善，博收而广纳”[7]29。客观逻辑分析之后，再叙述李秀才个人才能，“以其业修请谒礼，一见获遇甚厚”[7]29，表明李秀才才德兼备。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劝勉李秀才前往陈州应举。尽管穆修仕途坎坷，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感并未削弱，言辞

之中，体现的依然是他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胸怀，序文虽勉励友人，却也如同韩愈作文一般，“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11]23。

穆修赠序文的语言表达，顺应他的尚古观念，散体写作为主，平易婉转：不论是“今子别我而归，我眷眷而不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远而难相闻也，其会之或赊于前也，其将为之奈何”[7]27的感伤和无奈，还是“予谓李生是举往得宜者三焉：陇西公喜能乐善，固材骏所归；地首藩辅，其名躅易发而光；且复闻旧贯在焉。有是三者可无行乎？其戒子仆，其秣子驹，吾将饯子以壶，而送子于涂”[7]29的循循善诱、条分缕析，亦或是“方闻其长则天子谏臣，宾接僚属，当奖正与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协公，以从于理，予见南海之政独追于古，而荒夷之民大浃其惠也”[7]28的理性分析和诚恳劝慰，都不讲对仗，不重辞藻，避免了时文写作中的浮躁与繁缛，更好地凸显文体意义和内容表述。一般来讲，以散体书写的序文，包括赠序文在内，都是不讲究押韵的，但是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是个例外，散体之中间或押韵，“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12]，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林纾在研究韩愈散文时说过：“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11]23如此，赠序文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宋初文坛，穆修毅然扛起反对时文的大旗，尚古明道，注重实用，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声。通过研究穆修的赠序文写作，对于了解穆修文学创作、宋代赠序文盛况以及古文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