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韦宙与《韦氏集验独行方》❋

郭婧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100191)

唐代文人医著是唐代医学史上的璀璨明珠，促进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针灸、脉学、本草、方书等诸多方面的进步。专业医人医学知识的传承一般仅限于家族内或者师徒间，传播范围有限。唐代文人乐于传播医药知识，文人间及文人与各类人群的交流，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普及。撰述医学著作是文人的主要医学成就之一，以实用性最强的方书为主。他们通过博览医籍、文学著作、参加聚会、书信来往、赠诗送药、交往僧道、探访民间医药等方式获得药方并编纂成书。

1 《韦氏集验独行方》编纂背景

1.1 文人群体养生风气及自身医药需求

自唐代开始，文人习医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承袭了魏晋以来的养生风气，积极采药、种药、饵药、服石，收集医方并著书立说。《韦氏集验独行方》(以下称《独行方》)的编纂正是在韦宙关注医药、搜集医方的基础上完成的。

1.2 地方官照护百姓的的职责

唐代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两京，京城之外，为补充地方医药不足，普及医药常识成为唐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唐政府颁布《广济方》《广利方》，通过榜示简便易行、功效显著的药方，让百姓在不必“远召医工”的情况下，用常见、易得的药品自行处理疾患。地方官有处理地方公共卫生事务的责任，普及医学知识、遣医施药、应对疫情是他们的职责。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观促使文人们编纂医书，传播医学知识。地方官们也针对当地常见疾病，将搜集到的医方编纂成书，普及医学知识。文人陆贽在他所写医书中表明了编写方书的目的：“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1]”韦宙和陆贽一样也在南方任职，为官期间勤政爱民，《独行方》成书补充了当地医药知识。

1.3 应对南方特殊的地理和气候

南方气候湿热，地处偏远，医疗条件相对落后，是疫病高发区。在南方为官的文人们，诗词和书信中充满了对南方瘴毒的恐惧和远离政治中心的忧郁与悲凉。在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任职的文人更需要了解医学知识，以应对常见疫病并照料自身疾患，护佑一方百姓。《独行方》收录的医方便涉及多种南方常见疾患。

2 韦氏父子其人

唐代文人韦丹及其子韦宙籍贯京兆府万年县，父子都曾在南方任官。韦丹历任咸阳尉、殿中侍御史、容州刺史、河南少尹、义成军司马、谏议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晋慈隰州节度使、江南西道观察使等职。韦宙以恩荫入仕，历任河南府录事参军、侍御史、度支郎中、太原节度副使、吏部郎中、江西观察使、以岭南节度使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3 《独行方》辑佚

韦宙撰有《韦氏集验独行方》十二卷、《玉壸备急方》一卷，整本都已经散佚，所幸后世医书引用了《独行方》中多条医方。宋人《崇文总目》中记载，《韦宙独行方》有三卷，可能流传至宋代时传本已经不完整。《独行方》在宋代《证类本草》中多有引用，又《后山诗注》《游宦纪闻》中引同一药方。元代成书的《树艺篇》收两方，《韵府群玉》收一方，明代《本草纲目》《神农本经会通》收录多条，《医学正传》收一方，《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神农本经会通》中亦收有韦丹诸方。

史籍并未记载韦丹有医学著述，但是医书中确实引用了韦丹诸方。可能韦丹搜集的药方并未经过系统整理成书，但其子将其继承并收入了《独行方》。

经过整理统计，后世文献中所收录的《独行方》诸药方共计25方，分别为治疗小儿脐中汁出不止兼赤肿方、主踠折瘀血方、紫草汤、治疗主癞遍体皆疮方、用葎草四方、治疗痈疽发背初觉未成脓方、主卒消渴小便多方、黄昏汤、治疗诸疮中风方、主丁疮及反花疮方、主蛲虫攻心如刺口吐清水方、治疗脚气浮肿等方、治疗蚕咬方、疗癖气方、主踠折骨痛不可忍方、疗水肿方、主水病两足肿方、用薤二方、用茺蔚(益母草)二方、治一切疳疾方、治疗心热风痫方(韦丹)。

4 《独行方》关注的疾病类型

上述后世文献所见《独行方》25方涉及病症如下。

小儿脐中汁出不止兼赤肿、踠折瘀血、豌豆疮、生癞遍体皆疮、小便膏淋、尿血淋沥、产妇汗血、久痢成疳、新久疟疾、痈疽发背、消渴小便多、胸心甲错、肺痈、诸疮中风、丁疮及反花疮、蛲虫攻心，如刺口吐清水、脚气、浮肿、心腹满、大小便不通、气急喘息、蚕咬、癖气、踠折骨痛不可忍及挝打瘀血、心腹满气短、水肿、水病两足肿、霍乱干呕不息、胸痛、女人难产、胎死腹中、疳疾(韦丹方)、心热风痫(韦丹方)。基于此，对《独行方》关注的疾病类型进行讨论。

关于唐人疾病谱，由于统计样本的不同，不同学者结论略有差异。张净认为，唐朝官员主要受到风疾、疫病、疮疡、足病、肺病、心疾、眼疾、热疾等疾病的困扰[2]。于赓哲认为，唐代北方地区主要患病类型为疟疾、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难产及其他围产期疾病、皮肤化脓性疾病和新陈代谢疾病[3]。侯海洋认为，唐人主要疾病类型有风病、腰脚疾、皮肤类疾病[4]，三者统计中都包含了风疾(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类疾病(疮疡)、足疾、疟疾(疫病)，可见这3种类型的疾患确为唐人常患疾病。《独行方》对于此3种类型的疾病多有关注。

《独行方》所见的“豌豆疮”“生癞遍体皆疮”“诸疮中风”“丁疮及反花疮”“痈疽发背”都属于“疮类”唐代史料中记载的疮疡病例非常多，这种病往往让患者极为痛苦且难以治愈。“疮”在唐代内涵非常多，是多种疾病的症状，并不单纯是皮肤问题。唐人所谓的“疮”包括骨折、刀箭伤后患处肿痛、痔疮、脂肪瘤、口腔溃疡、狗、马、蛇、虫等咬伤后红肿等。武将极易受外伤，伤口发炎感染引起败血症、气性坏疽、破伤风等，表现出神昏、谵妄、烦躁不安、休克等，“诸疮中风”就是这类情况，唐人记载“风”导致脓肿和神志不清。王焘《外台秘要》载：“《古今录验》疗金疮得风，身体痉强，口噤不能语，或因破打而得，及斧刀所伤，得风临死，总用此方，无有不瘥，瓠烧麻烛熏之方。[5]”金疮指的是刀剑造成的外伤，在治疗金疮的过程中出现身体痉挛、口齿不清等，实际上可能是败血症的临床症状。《独行方》中“诸疮中风”“踠折骨痛不可忍及挝打瘀血”及“踠折瘀血”都是外伤所导致。史籍记载，韦宙慰问将士、治疗“疮”病的药方可能是和将士们交流所得。南方虫、蛇较多，昆虫、动物咬伤造成的伤口脓肿，南方湿热条件下发生的皮肤病，都可导致“疮”一类的症状。

《独行方》中“蛲虫攻心如刺口吐清水”可能是心绞痛的症状，“肺痈”可能是肺脓肿等肺部感染，“消渴小便多”应是糖尿病的症状，这些都是唐代官员患病率较高的疾病。据唐代医书，“癖气”一般症状为肋下或者腹部肿块，不能食且日渐消瘦，可能是肿瘤或者内脏器官病变，不多见于文献记载，发病率应该并不高。“小便膏淋、尿血淋沥”为泌尿系统疾病。

“水肿”及“水病两足肿”可能是肾病的表现，唐人当时已经有所认识。《外台秘要方》认为：“身重腰冷，腹重如带五千钱，状如坐于水中，形状如水，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久久变为水病，肾湿故也。[5]”

张净把消渴病归入患病率低的疾病，实际上并非如此。众多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有对消渴病的描写。如“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6]。“欲赋苦饥行，无如消渴病”[7]。“消渴天涯寄病身，临邛知我是何人”[8]。“子虚何处堪消渴，试向文园问长卿”[9]。《全唐文·祭宋员外》中，记载宋员外饱受消渴病折磨最终离世[10]。《千金方》与《外台秘要方》收录了众多消渴病的药方，《独行方》也收录了消渴病的医方。

《独行方》既涉及唐人易得的风病、心脏病、消渴病、肺病、疮疽、肾病，也包含了南方常常出现的虫

咬、霍乱、疟疾以及儿科与妇科病症。南方常见病与其在南方生活的经历相关。“疳疾”一般指儿童营养不良、脾胃虚弱。“小儿脐血不出”“女人难产”“胎死腹中”都属于儿科、妇科常见问题。《独行方》对于儿科与妇科病症的关注，可能出自韦宙对于家人疾患照料的经验。

5 《独行方》用药特点及原因

5.1 以单方和草木类药材为主，注重实效

追求应用和实效是文人编纂医方共有的特点。唐代文人刘禹锡在《传信方序》中说：“(薛景晦)其志在于拯物，予故申之以书。[11]”“拯物”即是强调《传信方》的应用性，《独行方》也是如此。《独行方》所列药方几乎全部为单方且用法简便，以外用、汤剂为主，合药过程简单，比起复方需要取用多味药材更易于操作。选取药材以草、木类药材居多，容易获得，有的在当地采集即可。

5.2 文人的自身处境和医学水平所限

《独行方》编纂是为了满足韦宙自身及周边人群的医疗需求，以简单可行的办法解决迫切病症，仅限于对医方的搜集和简单整理。前文提到的《传信方》《陆氏集验方》都与《独行方》有类似的特点，以单方为主，多用常见药材，这些方书的编纂者刘禹锡、陆贽和韦宙在南方任官时多在偏远地区，能够使用的医方和药材均受条件所限。

曾在广州任职的唐代宰相王方庆著有《岭南方》。同为治疗霍乱，《独行方》曰：“薤一虎口，以水三升煮，取半，顿服，不过三作。[12]”王方庆所著《岭南方》则用厚朴汤：“厚朴四两，炙桂心二两，枳实五枚，生姜三两，水六升，煎取二升，分三服。[13]”《岭南方》及其他医方中还用到丹砂、犀角等珍稀药材，且所引药方都需要数种药材才能合成。

王方庆任职的广州商业繁华，人口众多，医疗条件在岭南地区也相对较好。对于医药的关注涉及养生和预防很多内容，因此形成了与《独行方》的显著区别。此外，王方庆曾编写《黄帝内经》及本草等方面多部医书，医学知识更为系统、全面，而韦宙并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可能正因如此，《独行方》仅收录了简单的医方，而《岭南方》在选用药材和使用方法上都更加考究。

6 结论

《韦氏集验独行方》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人医学著述，其成书反映了唐代文人对医学的关注。医学史中，宋代医学儒医群体形成标志着文人与医学的紧密结合。而在此之前，唐代已经有许多像韦宙一样的文人爱好医药，他们积极搜集医方、研习医学、著述医书，甚至开展了一些诊疗活动。这些唐代文人编写的医书以方书为主，关注常见疾病，基于自身的医学背景、生活经历将搜集的医方编纂成书，便于应用和流传，丰富了唐代医学著述，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传播和医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