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叙事模式的互文性探析*

·孔庆庆·

内容提要 “互文”一词古已有之，指的是古代汉语的一种修辞方式，“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利用处于同义语义场中的词汇，来互相解释，互相渗透词汇意义。在西方文论中，被以法国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学者们界定为一种理论方式，认为文本是一种生产力，意味着文本间的置换。作为修辞方式的“互文”，与西方文论翻译过来的“互文”理论，并非仅仅是文字的巧合，二者存在着可对话性。《红楼梦》带有隐喻性的叙事方式，既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互文性，也带有西方“互文”理论的文本置换特征。而《红楼梦》叙事互文性特征的出现，是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建立在共同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叙事的互文性才能够成立。

所谓“互文”，与传统修辞学互文不尽相同。修辞学中的“互文”是指，“上下文各有交错省却，而又相互补充、交互见义”。“互文”，又称“互言”，汉代就已出现。对于《礼记·坊记》中“君子约言，小人先言”一句，郑玄注曰:“‘约’与‘先’互言尔；君子‘约’则小人‘多’矣，小人‘先’则君子‘后’矣。”是利用处于同义语义场中的词汇，来互相解释，互相渗透词汇意义的修辞方式。而在西方文论中，“互文”被界定为一种理论方式，由法国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在其论文《封闭的文本》中，她认为:“把文本(le texte)定义为一种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的贯穿语言之机构，它使直接提供信息的交际话语(parole communicative)与已有的或现时的各种陈述语(enonce)产生关联。因此，文本是一种生产力(productivite)，这意味着:(1)文本与其所处的语言之间是破坏——建立型的再分配关系，因此，从逻辑范畴比从纯粹语言手段更便于解读文本；(2)文本意味着文本间的置换，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e):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和。”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更为侧重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影响。此外，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她还谈到:“文字词语之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相关)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红楼梦》独特的叙事模式及其无尽的蕴藉，正是基于传统文化语境的多文本对话及多符号对话。目前学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不外乎两个领域，要么偏重于文献考证，要么偏重于文本阐释，二者之间并非是对立关系，正如赵建忠所言:“文献考证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文献考证并非意味着资料的简单钩沉、爬梳；而文本阐释亦非仅指宋学那般的空谈义理，应该重视文献与文本两者之间的联系。”从互文性叙事角度探析《红楼梦》便是以文献考证为辅助来深入解读小说文本的途径之一。

一、意象的互文性

“互文”理论尽管出于西方文论，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是存在着契合点的。文字本身便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之所以能表文达意则是在于其社会的约定俗成性。文学文本则是由文字符号构建而成的，如果没有符号背后的社会性，那么符号的排列不会生发出任何的意义，更不会形成充满张力的意象。《红楼梦》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是因为它通过文字符号传达给了文本接受者丰富的内容。

《红楼梦》的独特叙事方式使其文字背后有着无尽的解读空间，首先便体现于其意象的互文性。以小说文本中的事物名称以及人物名姓为例，便辐射出多样的意蕴。名物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话题:“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如何去了解事物之状呢?靠的便是“名”。而“名”与“物”之间的关系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单纯。赋予某物某种符号，此符号能否如实指称此物，成为哲学家争辩的话题。文字符号一旦组合为文本，便进一步引起了言意之争。陆机在《文赋》中言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正是因为文字符号与作者实际内心欲达之意间存在着或近或远的距离，想要实现词能逮意是十分困难的，如此一来，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在通过文本进行交流之时便会出现差异，而不同的接受者基于不同的审美经验，在阅读文本之时便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文本中意象的营造是解决作者与接受者之间这种差异的重要途径，在相近文化背景之下，通过文本这一媒介进入同样的意境去感知同样的情感和经验，意象的互文性功能便是此途径能够实践的催化剂。在《红楼梦》中，几乎每件重要物品的名目都非仅仅起到指称作用。小说第一回提到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之处为“大荒山”“无稽崖”，甲戌本脂评曰“荒唐也”“无稽也”。故事一开头交代地点之时，则曰: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红楼梦》第一回)

山名、地名、庙名，这些名字原本只是作为一种标记存在的，但在《红楼梦》中便成为了一种意象。“大荒山”“无稽崖”隐喻着荒诞无稽之意；“十里街”“仁清巷”两个名称便点出了人间百态；“葫芦庙”看似写庙宇，实则写的是参不透人生真谛的芸芸众生。简单的数个名字生发出了无尽深刻的涵义，既为点醒读者，也为构建独特的叙事框架，隐义极深。第八回中，宝玉因一杯枫露茶而迁怒于茜雪，导致了她被撵出贾府，“枫露茶”乃为“逢怒茶”，甲戌本脂评曰:“与‘千红一窟’遥映。”(《红楼梦》第八回)“千红一窟”是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警幻仙姑给他喝的茶名字，警幻仙姑的解释是:“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红楼梦》第五回)“枫露茶”与此遥映，便是血泪的象征，而茜雪之“茜”，本有红色之意，“雪”音同“血”。一杯茶的名字，便引出多个层次的意蕴，着墨不多，却蕴藉丰厚。

此互文性叙事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有之。以《诗经》为例，《诗经·郑风》中有《溱洧》一诗:

少男少女临别互赠“勺药”，隐有即将分别与再次约会双重意蕴。“崔豹古今注曰:‘勺药一名可离，故将别赠以勺药。犹相招则赠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也。’……笺云:‘其别则送女以勺药’，其义即本韩诗。又云‘结恩情’者，以勺与约同声，故假借为结约也。”《溱洧》一诗，便是通过一种植物名称，来传达给接受者一个言外之意，从而引发接受者深思。如此一来，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思就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文字之上了，而是增加了文本的多层次解读。诗歌的此抒情方式被叙事文学所借鉴，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独特叙事方式。

《红楼梦》中除了通过地名、物品之名来进行叙事外，还利用人物之名来完成叙事。文本作者为了其特定的叙事目的，在为故事主人公取名字之时往往也是煞费苦心的。归为金陵十二钗之中的贾府四位小姐，分别名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看似非常普通的女子闺名，但有心者很容易发现，“元、迎、探、惜”四字连起来读则音似“原应叹息”。脂砚斋于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分别批曰:“原也、应也、叹也、惜也。”(《红楼梦》第二回)通过四位小姐的名字便已定下了她们带有悲剧性的命运基调。小说第一回写道:“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红楼梦》第一回)对此有脂评曰:“甄”即“真”，“费”即“废”，“士隐”则为“托言将真事隐去也”。而“封”则“风，因风俗来”。(《红楼梦》第一回)在《红楼梦》中，几乎大部分重要人物的名字都存在意象性，如此一来，人名也就不再仅仅是人物的代号，而成为了一种叙事方式。此叙事方式之所以能够于中国古典文本之中实现，离不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双构性，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叙事学》中论述道:“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双构性，也深刻地影响了叙事作品结构的双重性。它们以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以结构之形暗示着结构之神，或者说它们的结构本身也是带有双构性的，以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蕴含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双构性的原理具体而言，是两极对立共构的原理，只要写了其中的一极，你就是不写另一极，人们心中已经隐隐地有另一极存在。”此种建立在思维方式共通性基础上的叙事方式，与中国传统的修辞概念互文是有相近之处的。文字符号构筑的意象，与固有文化积淀之间相互交融，利用汉字表意性特征，借助谐音，隐喻出故事的情节进展，无需再用文字进行详尽表述，如羚羊挂角而无迹可求。

二、语言的互文性

每一个汉字符号都是一个个的音义结合体，通过语音和意义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于文本而言，是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对话的媒介，正如韦勒克所言:“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refferential)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它不仅陈述和表达所要说的意思，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最终改变他的想法。”既然如此，那么小说文本中人物的语言便具有了双重性，它一方面是文本世界之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作为文本内容与文本接受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接受者而言，在解读小说文本之时也会受到双重影响，一是人物语言本身对接受者的影响，其次则是人物语言在影响了小说文本中语言指称对象之后，再次对接受者产生的二次影响。《红楼梦》通过其人物语言的互文性，扩大了这种心灵互动的指称性。

故事文本中营造出的意象是静态的，而在《红楼梦》中，人物语言则是一种动态意象。这种带有互文性质的动态意象最大的功能是其谶语性。小说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中，宝玉来至王夫人处，“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捶腿”，宝玉对金钏儿说，等太太醒了向太太讨她去伺候自己，金钏儿答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红楼梦》第三十回)王夫人此时并未睡着，认为金钏儿言语轻浮，打了金钏儿，并骂她“下作小娼妇”，要把她赶出贾府，金钏儿受不了屈辱投井自尽，正应了她所言“金簪子掉在井里”的话。凤姐生日宴上，尤氏敬凤姐酒:“凤姐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说的你不知是谁!我告诉你说，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儿，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丧两钟罢。’”(《红楼梦》第四十四回)此对话内容出现于宴会之中本不为奇，但是浅层文本之下还暗藏另一深层文本，预示繁华的凋零，渗透着盛极难继、盛宴不再的悲剧意识。再如第七回，薛姨妈将一些宫花托周瑞家的带回去送给凤姐及姑娘们，至四姑娘惜春处，惜春笑说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那里呢?”(《红楼梦》第七回)而从惜春判词及脂评推知，惜春最终遁入空门。此类带有谶语性质的语言在《红楼梦》中多有出现。若不深究，作为人物语言再普通不过，但是揭开面纱便会发现言外之意，言外之意的内涵相对于文字表面而言，内容反而更为丰富，甚至是文本更想传达给读者的东西。语言本是作为一种符号应用于社会交际的，但同时它也是同一个语言体系中人们思维方式的体现。葛兆光认为:“那些以类相从的‘字’与原初的形象有所联系，使人们一看之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但是，这种归类的思路，却常常从其可以感知的表象出发，产生相当广泛的联想，从而使文字中的‘类’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门类种属那样有分类学上的依据，却常常凭着对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属于表意体系的汉字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便带有着无限的张力，并非只是符号本身。这些携带着国人思维方式的符号按照一定规则排列成为语句，给定一个特殊语境，这些符号便会涵喻丰富，此特征被用于小说文本之中，便产生了互文性效果。在《红楼梦》中，人物语言都不是随意讲出来的，很多时候都会带有某种“言外之意”。

这种“言外之意”不仅仅只是出于某个人物之口从而成为其命运之谶语，还有一些则是整个故事进程的预言。秦可卿临终之际，托梦给凤姐，梦中对凤姐言道:

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红楼梦》第十三回)

“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多功能意象，它总是能够实现一些普通叙事所无法直接传达给读者的独特效果。凤姐梦中的秦可卿俨然变身为一个预言家，通过语言的直接表达，暗示给凤姐贾家的命运，“秦可卿向王熙凤郑重嘱托心愿，与其说是秦可卿向知己表达内心的忧虑，不如说是一种谶应式的神谕”，做梦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本不为奇，然而秦可卿梦中所言便让人浮想联翩，去猜测这位“预言家”所言是否会成为现实。如果说借助于“梦”来达到人物形象语言的互文性效果，是带有偶然性的，那么日常所言的多重解读性，则成为了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贾瑞觊觎凤姐美貌，去见凤姐姐之时，言道:“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红楼梦》第十二回)闲谈之语，再正常不过，但是言语之外却含有另外一层深意，道出了贾瑞因慕凤姐而亡的结局，成为其命运之谶。这种互文性效果的产生，是建立在接受者的阅读经验之上的，仅仅依靠文本中人物之口是不够的。

三、诗词韵文的互文性

诗词韵文镶嵌于小说文本之中，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抒情文本与叙事文本的完美交融。《红楼梦》中的诗词韵文除了诗化文本意境之外，还是情节构筑的必要素材，同时还是凸显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出现于小说文本中的诗词韵文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为引用，其二为独创。引用的诗词韵文存在两种类型，即真实引用与虚构引用。真实引用是指不管标明出处与否，所引用内容是实实在在出现于另外一个文本之中的；虚构引用则是指所引用内容乃是作者虚构的出处，仅限于此文本之中，而不会出现于此文本之外。中国古代小说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教化倾向，因此小说文本之中引用的一些俗语格言之类，内容上多与教化相关，《红楼梦》也不例外。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十一回)，出自文本中凤姐之口，此句早在《张协状元》中就已出现，原文即为“(净走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再如，小说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于凤姐时言道:“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红楼梦》第十三回)，“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出自于《周易》，原文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此为文字流传久远之后便逐渐成为了耳熟能详的民间俗语，这不仅是《红楼梦》的叙事特色，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共性。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简短的几十个字甚至是几个字，都能起到震慑人心的功用，达到的艺术效果远非文字表面意义所及。这类引用自外文本的文字，同时也将此文字在原来文本之中的表达功用引用了过来，传达出一定的哲理意蕴，以协助突显故事主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诗词的引用，多见于《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主宾”，贾府为元春省亲建造了省亲别墅，贾政等人带着宝玉一起游园题匾额与诗词，宝玉引用了古人诗句“柴门临水稻花香”(《红楼梦》第十七回)，此句是唐代诗人许浑所作，全诗内容为:“秋来凫雁下方塘，系马朝台步夕阳。村径绕山松叶暗，野(一作柴)门临水稻花香。云来海气琴书润，风带潮声枕簟凉。西下(一作至，一作去)蟠溪犹万里，可能垂白待文王。”(《晚至章隐居郊园》)许浑诗句正迎合了园中景致，被故事中人物借用，化用诗句为此处景致取名为“稻香村”。诗句之所以能够嵌入文本中来，则是因为稻香村景色的近似性，作者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加之于他所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借此帮助完善其性格特征。

与真实引用相比较而言，在《红楼梦》中，虚构引用的文字所占比重更大。此类文字在小说文本世界之中为引文，文本之外是找不到出处的，实际上仍然是作者虚构文字。小说第一回在谈及故事来历之时，叙述道:“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且引用了曹雪芹题的一首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

此诗的作者很显然便是小说的作者，这首绝句始终是存在于文本之内的，在《红楼梦》文本之外找不到它的出处，作为引文出处的《金陵十二钗》即《红楼梦》本身。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孔帕尼翁在《二手文本》(La Seconde Main)中认为:“只要写作是将分离和间断的要素转化为连续一致的整体，写作就是复写。复写，也就是从初始材料到完成一篇文本，就是将材料整理和组织起来，连接和过渡现有的要素。”文本之中的虚构引用实际上是将作者的观念间接注入故事文本的一种方式。与独创诗词韵文的区别在于，作者往往虚构一个文本出处，采用“引用”的方式黏贴于文中。

独创的诗词韵文多是借助故事人物呈现于接受者，此类诗词韵文便具有了两个作者。一个是文本世界中的人物，另外一个则是文本之外现实中的真实作者。由作者独创的诗词是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白话小说中显得尤为重要。抒情文本融合于叙事文本之中，一方面是对故事人物生活状态的艺术再现，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推动故事进程，是构成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重要部分。较为集中的诗词创作场景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如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等。故事中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会写诗，不同人物性格不同，诗也呈现出各自的创作风格。尽管此类诗词的实际作者就是小说文本的作者，但是这些诗词并非叙事性文字，它们之所以能够融入到小说文本之中，离不开它们的虚拟作者，即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人物的情感抒发以及深刻的内心活动，往往会通过抒情性文体得以更好地表达出来，在体现人物才情的同时，也凸显出了人物性格。尤其是对于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始终没有离开诗词。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时看到的黛玉和宝钗判词为:“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红楼梦》第五回)“咏絮才”暗指黛玉，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言语》，谢安与子侄们讲论文义之时，下起了大雪，便让子侄们作诗:“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红楼梦》借此典故来赞黛玉之诗才。此外，黛玉的《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五美吟》，到最后的焚稿断痴情，都没有离开诗，而这些大量的诗词也诗化了黛玉这一人物形象。

四、情节设置的互文性

每一个不同的文本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些相对独立的个体之间并不是完全的绝缘体。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其论文《封闭的文本》中提出了“意素”这一概念，即“某种特定的文本系统(一种符号学实践)与其吸收到自身空间中的陈述语(句段)或是发送到外部其他文本(符号实践)中的陈述语(句段)之间的交会”。意素的存在，是以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文本互文性解读需要借助已有文化经验。《红楼梦》故事情节设置的互文性，便是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共同土壤之中的。故事开始于女娲补天的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淮南子·览冥训》)

用来补天的五色石便是神话与《红楼梦》文本的共同意素，作者引入流传久远的女娲补天神话来展开故事，借此将叙述者的身份隐藏于文字背后。作为意素的“五色石”也成为了小说中的重要成分，贯穿于文本始终。在对黛玉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之时，也引入了一个神话，《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众人商议起诗社，各自起个别号，探春对众人说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此典故《述异记》载曰:“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痛哭，泪下沾竹，竹文上为之斑斑然。”用舜帝二妃的故事来隐喻黛玉命运，二妃泪尽而亡，而黛玉是绛珠仙子转世，为还泪而生，外部文本情节的引入为人物塑造省去不少笔墨，营造出含蕴深刻的意象。

《红楼梦》情节设置的互文性不仅仅只是体现于外部文本的介入，在故事文本内部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互文性情节，这与《红楼梦》隐喻性叙事方式密不可分。刘姥姥第二次进贾府，凤姐女儿本来抱着一个大柚子玩，见到板儿抱着一个佛手玩，便要佛手，“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对于此处情节的设置，庚辰本双行夹批曰:“柚子即今香团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回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蒙府本侧批曰:“伏线千里。”(《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两个孩童互换玩具看似寻常情节，但是却还有一个并未出现的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虚拟文本，在经过读者发掘之后，从中得出作者所要真正表达内容。此情节隐喻的真实内容便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结果，暗示着巧姐与板儿的一段姻缘。又如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中秋前夜宁府开夜宴，晚上三更时分，“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悚然疑畏起来”。尤氏说是不是墙外有人，“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先明朗”(《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此情节营造出一种阴森而又萧条之相，表面文字来看只是家宴中的一段插曲，而此插曲背后的隐文本内容则是贾家的衰颓之势。祠堂中隐约听到的长叹之声，是先祖对子孙后辈的失望，亦是对家族没落的哀叹。模糊未明的情节，加之宗法制传统，便暗示给了文本接受者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藏于文字符号之外，但是与文字符号又如影随形，使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作者的情节策划不至于差距过大。实际上，隐藏文本的存在，也是作者借助文字符号与接受者的一种无声的交流。

注释：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3页。

②③⑰[法]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史忠义等译《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85、52页。

④ 赵建忠《李希凡批评范式与当代红学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4期。

⑤ 《老子·论道》，中华书局2007版，第53页。

⑥ [晋]陆机《文赋》，《昭明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第762页。

⑦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0页。

⑧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⑨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页。

⑩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⑪ 罗立群《谶应文化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⑫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2页。

⑬ 郭彧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5页。

⑭ 《全唐诗》第16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533，第6090页。

⑮ 转引自[法]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⑯[南朝]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9页。

⑱[梁]任昉《述异记·卷上》，[明]程荣《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册，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