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吴梼在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史中的地位*
——以商务印书馆所刊单行本为研究视角

·文 娟·

内容提要 吴梼是近代翻译史中较早使用白话文翻译小说的一位译者。1903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后，以白话文为商务翻译了18种日文著译小说，其中11种出版了单行本。在梁启超、周作人等近代译者时常为使用白话文译书而犯难的20世纪初期，吴梼却以流畅娴熟的白话文翻译了不少日语小说原著，并且还以日文转译的方式，率先译介了莫泊桑、契诃夫、苏德曼等法、俄、德6个国家的小说作品，在翻译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以白话文翻译的作品影响一直持续到“五四”之后，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商务印书馆融入白话文小说出版潮流继续助力。

1908年“说部丛书”十集系列100种全集刊行完成之后，商务印书馆曾经在《中外日报》《时报》《申报》上刊登《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全部出售》广告，其中云:“本馆自癸卯年创行《说部丛书》至今，五、六年间成书十集。其中有文言，有白话，或译西文，或采东籍，凡侦探、言情、滑稽、冒险以及伦理、义侠、神怪、科学，无体不备，无奇不搜。欧美大家所作，近时名流所译，亦杂见其中，诚说部之大观也。”寥寥数语之间，总结了光绪末年出版的《说部丛书》几个特点，即文言文和白话文兼有，欧洲与日本作品具备，各种类型小说全收。吴梼就是《说部丛书》中白话文小说译作数量颇丰的一位译者，而且是“或采东籍”的一位主力军成员。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吴梼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位与伍光建并列的白话文小说译者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书法家兼译者：吴梼其人

吴梼(?－1925或1926)，字丹初，号亶中，曾以“天涯芳草”“天涯芳草馆主”以及“天涯芳草馆主人”等为笔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生年不详，关于其卒年，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录为“1912前后”，不过，鉴于1915年吴梼还在为中国红十字会 “鬻字助赈”，因此，其卒年尚待重新讨论。据1926年1月31日 《申报》上国民书局所刊 《袖珍国民小说集》广告中称，“本局搜得小说大家许指严、吴亶中诸先生遗著及近时小说大家名作甚多，兹同时印出十种，内容饶有兴味，装订美丽轻便，定价尤极低廉，诚茶余酒后消遣妙品也”，可见，吴梼应该在这个时间之前辞世；而1925年5月2日－4日 《申报》曾刊载过署名 “李经义、孙宝琦、章士钊、傅强代启”的 《书法名家吴亶中先生篆隶草真书例》，其中详细开列了联、屏、横披、立轴以及扇册的详细书写价目，并言 “件交或挂号邮寄上海盆汤弄桥北堍德安里卅三号本庽”，故笔者认为吴梼应该卒于1925年5月－1926年1月之间。

作为书法家的吴梼，“四体俱长，根柢深厚，七、八岁时间能运圆腕作擘窠大字，姿态妍媚，气魄沉雄，其大篆尤臻佳妙，直驾近时名人毛、杨二氏之上，而行楷即出于大篆，故能超脱凌迈，自成一家。笔力千钧，愈大愈劲”。他曾与李叔同、张楠、许幻园等人共同创办上海书画公会，并担任总经理，这个以“振兴文艺”为目标的书画社团所出版的《书画公会报》，第二期开始随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免费赠发。此外，吴梼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据《中国红十字会布告吴亶中君鬻字助赈》广告中称，“今因本会正募浙赣急赈，乃允本会之请鬻字，取润半助赈金”，而且在1916年1月1日、5日以及4月23日《申报》所刊的《中国红十字会志谢》中，都出现了“吴亶中”的捐款。

作为编译所职员的吴梼，与蔡元培有过交往。他曾在蔡元培开办的爱国学社义务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并且于1905年1月，成为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国教育会代表。1903年当商务印书馆打算编写教材的时候，经蔡元培的推荐，吴梼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据蒋维乔的回忆，“是时，蔡孑民办理爱国学社，张向与蔡莫逆，乃问计于蔡。蔡献议:译稿既无用，不如弃之而编辑小学教科书。……蔡就学化教员中选择数人，分任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国文由余担任，历史由吴丹初担任，地理则所中原聘之人姚某任之”。可见，吴梼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入馆较早的编辑之一，与蔡元培密切相关。

作为小说译者的吴梼，并不像伍光建那样留学国外，有机会在目的语国家学习外语；同时他与完全不懂外语，只能依靠与他人合作进行翻译的林纾也不尽相同，据日本学者沢本香子在《作为书法家的吴梼》一文中所言，吴梼在上海学习了日语，并且达到了能读懂日文作品的程度，因此，他所选择的翻译对象都是日语著译小说，而且其译作基本独立完成，较少合译作品。1903年吴梼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后，为《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提供了18种长、短篇翻译小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有11种，其中7种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小说品牌 《说部丛书》中，另外4种则出现在商务的 “袖珍小说”丛书中。此外，他还曾以笔名 “天涯芳草”或 “天涯芳草馆主 (人)”为其他出版社翻译或撰写小说，同时也在商务印书馆馆办期刊以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例如，他用 “天涯芳草”的笔名，在 《竞立社小说月报》发表裁判小说 《博浪椎》(译)、札记小说 《开国会》(著)，用“天涯芳草馆主 (人)”在广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和民任书社分别出版 《虚无党真相》(译)、《棠花怨》(译)和 《革命军》(著)，并在《申报》上发表 《二十六点钟之大飞行》(译)。

二、白话文翻译小说先行者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一书中收录了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种类与数量统计表，列白话文小说15种，分别为:《回头看》《珊瑚美人》《*卖国奴》《忏情记》《巴黎繁华记》《一束缘》《*车中毒针》《*寒桃记》《白巾人》《阱中花》《*寒牡丹》《帘外人》《旧金山》《*侠黑奴》《*美人烟草》，其中吴梼的译作就占了6种(带“*”者)，可见用白话文翻译是吴梼小说翻译的一大特点。

上述所提及的吴梼白话文小说译作，翻译于1904－1906年之间，当时尽管很多知识分子赞同甚至极力促成推广使用白话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改良社会、变革政治、振兴国家的观念更为直接地传递给广大民众，甚至早在1896年就有人提出“中国人想要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事；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但是大部分长期习惯于使用文言文的知识分子，对于如何灵活运用白话文却是异常陌生的，最典型的两个例子莫过于梁启超和周树人。梁启超虽然曾在《小说丛话》中宣称“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问题而能工者也”，但是一旦真正落实到翻译文学作品的实践活动之时，表现出来的则是并无能力轻松驾驭白话文。1902年他在《十五小豪杰》第四回“译后语”中云:“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而1903年周树人则曾在《月界旅行》的“辩言”中写道:“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词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此言某种程度上是周树人以委婉的表述，为当时不善使用白话文的自己所进行的一种开脱。

就在不少知识分子为如何用白话文翻译小说而犯难的20世纪初期，吴梼却已经能较为熟练地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而且其中不少篇章段落，今天读来也是较为形象生动或者优美感人的，以《卖国奴》中欧丽去世后，约西将其安葬的一段译文为例:

花台上那一轮明月照得溶溶的，只有女神戴婀娜的塑像静悄悄地睡着。草地上的露水已沾淫了满身，映着皎洁的月色，好似饰着许多珍珠宝玉一样。当下约西把尸身摆下，头靠着神像的座上，脸对着月光，正如半坐半睡光景。约西定心搜索埋葬的地方，忽然见了那块四方的土，一根草也不生，乃是欧丽那天埋葬他父亲之时留下的纪念，如今何妨就葬在这里呢。随叹了一口气道：“谁知欧丽留下这个纪念，乃是预备安葬自己身子的，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一面想着，一面走到厨下，拿了铁锄过来，只见厨灶里欧丽烧的火还是燃着，没有熄灭，虽燃着，烧火的人顷刻已经去了世，不觉又是一阵心酸，眼泪直流，哭了几声。重复出到花台，使出气力一上一下的掘土，掘一会歇息一会，又向着欧丽看，好似坐在那里静心旁观小主人做事一般。

此处，既有“草地上的露水已沾淫了满身，映着皎洁的月色，好似饰着许多珍珠宝玉一样”这样优美动人的白描和恰如其分的比喻，也有“只见厨灶里欧丽烧的火还是燃着，没有熄灭，虽燃着，烧火的人顷刻已经去了世”这样浸润着人去物犹在，人死火尚燃之悲伤的对比刻画，更有“好似坐在那里静心旁观小主人做事一般”这样令人心碎的描述，仿佛一切场景就真实地发生在读者眼前。吴梼译文的遣词造句流畅自然，保持了登张竹风的日语译作本身优美细腻的风格。可以说，作为白话文翻译小说的先行者，上述所引吴梼这些翻译文字即使与此后广受赞誉的伍光建白话文译笔相比较，也并不逊色多少。

此外，在1906年出版的《侠黑奴》中，还出现了引号、感叹号和省略号等新式的标点符号，与当时的小说译作通篇使用“○”进行句读提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些新式标点符号是吴梼对于尾崎红叶所译小说原貌的一种保留，但是在当时的翻译作品中却较为独特，成了这部吴氏译作颇具特色的方面。例如，该小说中写到西查一面流泪一面称赞妻子克拉拉的时候，原文如下:「强!强!强的话说得更好那才真是西查的妻子」，其中的“「”和“」”就分别是左、右引号，为了增加说话者的肯定语气，还使用了两个“!”，让读者通过标点更能领会人物的情绪。又如，在“侠黑奴”西查为主人爱德华挡刀的描述中，吴梼翻译的原文为:

刀光一闪直向爱德华身上扑来又听

「海克道慢着……」

话音未了接着西查挺身赶在爱德华前面海克道又喊

「奸徒俺知道……」

咯嗤只一下一刀正中西查当胸

在以上短短的五句引文中，吴梼为了突出西查保护主人的英勇举动，将西查的语言与他的行动描写融为一体，而且把两句临死前的话单独作为一行，特别加引号以凸显；其中第一句话的省略号，表现出当时情况的危急与西查行动的果断:话音未落，就已经来到主人面前；第二句话的省略号，表现的则是忠心耿耿的西查中刀之后，想斥责海克道却无法再继续说话的情形，令人无比悲愤痛心。以上引文，若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辅助，情感效果就会逊色不少。与此相对应的是1907年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虽然其白话文译笔广受称赞，但是由于缺少新式标点的辅助，有研究者评论称其阅读之后的感觉是“文字虽然朴实敦厚，但情绪特点不突出，平淡而缺少起伏”。

吴梼一方面用白话文将尾崎红叶所译的《侠男儿》转译为中文，一方面为了忠于日译本，保留了其中的标点以及人物对话分行的行文方式，这样的做法回应并体现了《东方杂志》“教育”栏目中所倡导的语言文字合一的主张；由于《侠黑奴》曾经在这份影响广泛的商务馆办期刊《东方杂志》上连载，后来又收入“说部丛书”，据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从1906年到1922年重刊达6次，可见，吴梼译作在推动“言文一致”方面也发挥过一定作用，这也是其作为白话文翻译小说先行者的表现之一。

虽然吴梼某些白话译文可以和伍光建相媲美，而且在保留原译著新式标点方面比伍光建处理得更好，但是他的译作中却存在着一些早期译者的通病，即随意插入评论，发表看法，留存了不少说书体痕迹等等。例如《卖国奴》开篇描述战后归来的德国军人，吴梼的译文是“身上还留着争战的纪念旧迹，不是弹子穿过的铜就是刀锋斫过的伤，或则头上、或则身上、或则手脚，伤处不一，都用布带子绷裹着”，紧随其后有一句评论，“甲午之役中国与日本战败，兵勇之伤皆在后脑、后脊、后膀、后腿等处，始知中国兵勇未战即逃之故”。在翻译的过程中，吴梼不自觉地像说书人那样站出来，将中德军人的受伤部位进行对比，发表一番相关言论，借此表达自己对中国士兵临阵溃逃的愤懑与“怒其不争”之心情。

可以说，作为早期以白话文翻译小说的译者，吴梼译作有“先行者”的开创之功，正如有研究者所评论的那样，“吴梼的白话译文略有欧化痕迹，是领先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五四白话文’”，同时其“先行者”缺陷的印记也颇为明显。

三、日文转译小说集大成者

在翻译小说方兴未艾的20世纪初叶，从日文转译欧美小说成为一种流行，1902年《新民丛报》所刊的《十五小豪杰》就是这样的作品，据梁启超在第一回的 “译后语”所言:“此书为法国人焦士威尔奴所著，原名 《两年间学校暑假》。英人某译为英文，日本大文家森田思轩又由英文译为日本文，名曰 《十五少年》，此编由日本文重译者也。”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为例，1903－1906年期间重印4版的 《夺嫡奇冤》是文硕甫转译自黑岩泪香所译的日文作品；法国焦士威尔奴的《环游月球》是从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而来；被指定为 “学部宣讲用书”的 《澳洲历险记》则由金石、褚嘉猷从樱井彦一郎的译本重译。而吴梼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日文转译小说的集大成者。以下表格对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梼译作单行本的版权页署名、小说原著来源等情况进行了统计:

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吴梼小说译作的“转译属性”。虽然根据商务小说单行本版权页的著录，署日本作家“原译”的不多，但实际上11种作品中除了《美人烟草》《薄命花》和《侠女郎》，其余8种全部是经由日文翻译的其他国家小说，即使版权页署日本作家“原著”的几种作品，如《寒牡丹》《寒桃记》和《侠黑奴》也并非“著”，而是“译”；而只署“英国勃拉锡克原著”的《车中毒针》和“俄国莱门忒甫原著”的《银钮碑》，也是分别由三友社出版的石井ブラック述、今村次郎笔记的《车中の毒针》，以及《太阳》杂志刊载的嵯峨の家主人所译《当代の露西亚人》转译而来。

吴梼日文转译除了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之外，也带有明显的“金港堂印记”。他的第一种翻译小说就是金港堂出版的《卖国奴》，此外，很多译作都来自当时日本最大的综合性杂志《太阳》，并且能比较准确地选择当时日本文坛最流行的作家，如黑岩泪香、尾崎红叶、押川春浪的著译作品进行翻译。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1903年10月金港堂入股商务带来的书籍以及相关出版资讯，对吴梼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影响。因为“金港堂印记”，吴梼也成为了当时日文转译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梼译作单行本中，收入“袖珍小说”的《银钮碑》和《黑衣教士》分别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和莱蒙托夫的作品，还有《卖国奴》《车中毒针》《五里雾》则分别是苏德曼、勃拉锡克、莫泊桑等德、英、法三位作家的小说；其二，商务馆办期刊所刊而未出单行本的，尚有波兰显克微支的《灯台卒》，美国马克·吐温的《山家奇遇》，英国柯尔·道南的《斥候美谈》，俄国高尔基的《忧患余生》等等。可以说，吴梼不仅翻译了日文小说原著，而且还以日文转译的方式，译介了6个欧美国家的小说，这在当时是颇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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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在《翻译史话》中提到吴梼时，就认为其“所译俄国小说颇不少，且大多为名著，如莱芒托夫之作品，在当时译家中，可谓真能了解俄国文学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向中国读者译介契科夫的第一人。戈宝权评论说:“根据目前现有的史料，我们知道远在清光绪丁未年(一九零七年)，吴梼就最初译了他的短篇小说《黑衣教士》，这也许就是契诃夫的作品在中国最早的译本。”不仅如此，吴梼能从《太阳》杂志中选择显克微支、马克·吐温以及高尔基等作家的小说作为翻译对象，显然也是独具文学慧眼的。

不过，由于日文转译的缘故，吴梼对于欧美小说的翻译只能忠实于源语，而无法忠实于原著的“原语”，例如《侠黑奴》原著结尾是，黑奴西查最终伤愈和妻子重圆，作者希望借此达到消除种族歧视之偏见的目的；但是尾崎红叶的日译本结尾是西查为报恩，在替主人挡刀之后因伤重不愈而死去，体现出一种为恩义而殉死的武士道精神，吴梼的转译本完全保持了这个与原著截然不同结尾。正因为转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无法忠实于原著的情况，吴梼的译作受到了周作人的指责。他在《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报告》评论说:

近年以来虽有新小说之出现，要无特别思想存乎其中，即实为社会情状，亦不过如新闻三面记事之类，是犹为消遣之资，而非含有如何之问题也，甚至翻译亦然，如德人Sudermann著Regina，经中国人译为《卖国奴》，精神尽变。在彼乃正重发表其个人之意见，在我则仅为文章游戏之作。

虽然周作人所言“经中国人译为《卖国奴》”并不准确，实际上，“卖国奴”这个题目并非吴梼所取，而是保留了日本译者登张竹风拟定的标题；另外，作为一部转译自日译的小说，只能保持日译本的“精神”，而无法与德语原著保持一致，《卖国奴》单行本的扉页有一则署名“山阴金为鹤笙父”的题词，“浮生会了国殇中，马革舆尸作鬼雄。佳耦不谐同命鸟，男儿元是可伶虫。期天棘地皆奇福，粉身糜躯实令终。安得人人有是子，庸奴卖国可心恫”，题词中所概括的小说“精神”与日译本还是颇为类似的。不过，如果将吴梼日语转译的文本与欧美原著的文本对比，自然会有“精神尽变”，“在彼乃正重发表其个人之意见，在我则仅为文章游戏之作”的看法，转译的缺陷从上述引文也不难窥见一斑。

对于转译本的标题，吴梼则进行“为我所用”的改动或者保留。例如上述提及的《侠黑奴》，尾崎红叶的日译本题目是“侠男儿”，吴梼通过标题的改动，将一种处于积贫积弱的晚清社会中，饱受外国人欺凌但是又渴望奋起的精神寄托在其中。不过，对于登张竹风所译的《卖国奴》，吴梼则完全保留了原来的译名。该小说原著由德国作家苏德曼(Sudermann)所撰，德语的题目为“DerKatzensteg”，意思是“猫桥”或者“猫路”，也就是约西的父亲史那特男爵，“遣一小婢夜引法兵潜袭其所封之城”所走的那条小道名字。“DerKatzensteg”也有英文译本，题目为“Regina”，即史那特男爵女仆的名字(该女仆的名字今译为“蕾吉娜”，吴梼在《卖国奴》中译为欧丽)，但是登张竹风将其翻译成日语的时候，既没有直译德语原著的题目，也没有像英译那样使用女主人公的名字，而是依据小说中最引人愤怒的内容，将题目意译为“卖国奴”，吴梼保留这个直戳读者内心痛点的标题，在当时确实是颇为吸引眼球的。据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吴梼的这部《卖国奴》在1905－1907年之间每年都会重新出版，而从嘉定《嗲报》所刊《小说赁贷社第三次书目广告》来看，它在1911年的时候还出现在租借书目中，仍然是一种受到读者欢迎的小说书籍。

1912年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吴丹初于十一月廿二日晚来寓。言演译小说不定约亦无妨。但如需停止，应先期知照。余问如何办法。渠云如于将停止之时，最好于交末次演译之书时，即告以此书译完即行停止，否则于译至一半时告知。”在1913年1月30日的张元济日记“编译”条目中，则出现了这样记录:“收吴丹初译稿《侠女郎》《学生捉鬼记》《拊髀记》三种。共四十六页，交许彻翁收。”其中《侠女郎》收入“说部丛书”2集47编，短篇《拊髀记》连载于1913年7月的《小说月报》，《学生捉鬼记》则未见发表。此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书籍中不再见到吴梼的新译作品。尽管1913年以后吴梼不再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小说，但是在经过白话文运动的洗礼，此种文体已经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且在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获得正统地位的时候，深谙营销之道的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将《说部丛书》中的白话文译作单独抽出，与所出版的其他白话文小说联合进行推广的时候，吴梼的《侠黑奴》《车中毒针》《寒牡丹》三种作品也出现在其中，可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五四”之后，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商务印书馆融入出版潮流继续助力。

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吴梼具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一，他在文言文翻译占主流地位，林译作品风靡社会的时代中，大胆尝试使用白话文翻译小说，是白话译小说的先行者；其二，其翻译小说时所使用的白话文优美生动，可读性远远超过当时白话报刊上的低水平译作，直接与“五四”后的白话文相衔接；其三，他的翻译不似林纾的译述，在日文转译的过程中，他更忠实于源语，这种忠实，一方面使其翻译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与当时译者不同的新式标点符号，另一方面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回应了《东方杂志》所提倡的言文一致主张，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推进着“言文一致”的进程；其四，他是日文转译的集大成者，以转译的方式译介了6个国家的小说作品，将契诃夫、莱蒙托夫、高尔基、苏德曼、莫泊桑、马克·吐温、显克微支等小说家引入中国读者视野。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翻译存在着说书体成分等“先行者”不可避免的时代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其在翻译史中所具有的价值值得重视。

注释：

②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

③ 《中国红十字会布告吴亶中君鬻字助赈》，《申报》1915年12月2日。

④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丁编（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蒋维乔在这篇文章中说吴梼担任历史教科书编辑，但是却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中称：“由蔡元培先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纂体例，聘爱国学社之国文史地教员任之，蒋维乔任国文，吴丹初任历史、地理，当时之代价，每两课酬报一元。”《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7页。

⑤1907年《新世界小说社报》第1－8期刊载的《新魔术》署“钱塘吴梼、山阴金为同演”。

⑥ 《白话报小引》，《演义白话报》1896年11月7日。

⑦ 郑方晓《清末民初商务版〈说部丛书〉》（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文系，2013年，第157页。

⑧1905年《东方杂志》第3、4、6期曾在“教育”一栏刊登倡导语言文字合一的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开展言文一致的运动，普及初等教育，提高全民素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衰落的国运。

⑨ 李家宝、黄忠顺《“医学作品”特质的“神怪小说”——论契诃夫汉化历程的起点》，《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⑩ 民国12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卖国奴》版权页署“癸卯年十月初版”，但是由于登张竹风所译《卖国奴》于1904年4月在《明星》杂志上连载，同年9月15日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单行本，因此笔者估计商务的版权页著录有误。《卖国奴》既然是根据登张竹风的译本转译，那么应该不可能在1903年就在商务刊行出版，1904年之后应该较为合理。据《申报》1905年3月26日刊载的一则告白中称“昨承商务印书馆以新出第三十及第三十一期《绣像小说》两册惠赠”，可知始连载《卖国奴》的《绣像小说》出版于1905年3月，故笔者在表格中将《卖国奴》单行本的首刊时间录为1905年。

⑪1906年《东方杂志》第三卷1－3期连载时原著者署“广津柳浪”，商务单行本的版权署“尾崎德太郎”，应该是误署。

⑫ 除了表格中所列的单行本之外，刊于《绣像小说》上的《灯台卒》《山家奇遇》《理想美人》《斥候美谈》，刊于《东方杂志》的《忧患余生》都选自《太阳》。

⑬1903年日本金港堂为了摆脱牵涉教科书“贿赂案”的困境与当事人的尴尬，到中国寻求投资合作，进而入股商务印书馆。与商务合作之后，金港堂不仅带来了资金与技术，还带来了日本的书籍与杂志，从1903年12月20日《申报》所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广告》来看，商务印书馆曾经代售过日本的“杂志九种：教育界、文艺界、军事界、青年界、妇人界、少年界、少女界、考古界、哲学杂志”以及“小说及文艺各书”等等。

⑭ 阿英《翻译史话》，《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⑮ 戈宝权《契诃夫和中国》，《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

⑯ 周作人《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7日。

⑰ 《嗲报》第六十五号，1911年2月8日。

⑱⑲ 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15页。

⑳1919年7月3日、17日和1920年3月23日，商务印书馆先后在《申报》上刊登《商务印书馆发行白话小说》，推广白话小说，称：“白话体小说意深语浅，妇孺皆能了解，凡文言所不能明白畅达者。馆历年编译小说不下数百种，即白话小说亦有数十种，咸足以增进智识，开通风气，似于教育普及不无万一之助。”所列的42种小说中《说部丛书》的作品共计18种，包括：《法宫秘史》（前后编）《回头看》《侠黑奴》《红粉歼仇记》《合欢草》《白巾人》《美人磁》《车中毒针》《苦海余生录》《旧金山》《世界一周》《一柬缘》《寒牡丹》《巴黎繁华录》《阱中花》《傀儡家庭》《鸳盟离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