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杨 华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沙坪坝 401331)

据对鄂、渝两地建国以来考古发现资料的检阅，发现上世纪80年代，湖北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就在江汉地区东部黄陂盘龙城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发掘报告中称长窑)，该遗址中的龙窑较长、较宽，可烧制大量的陶器，无疑是一建筑技术水平很高的窑炉，那么，商时期江汉地区的古先民们怎么突然就会建造出如此之先进的龙窑呢？该地区这种先进的龙窑建筑技术的由来是不是可考虑再往商时期以前追溯呢？值得欣慰的是，之后的2002年，湖北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又在江汉地区北部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发掘报告中称长条形分室窑)。此外，1999年、2002年、2006年，文物考古部门又先后在湖北三峡库区好几处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了龙窑。又1998年、1999年，四川省的文物考古部门于重庆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清理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窑(有学者称为龙灶)。这些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考古发现，不仅表明这个地区有着先进的制陶业，同时也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古先民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对窑炉的改进与创新。由于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很多，又从发现时间上来看也都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可以说关注者寥寥，然鄂渝两地考古发现的该时期龙窑，理应是长江流域乃至我国南方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尽管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龙窑的相关问题，并对这些龙窑进行或间接或者局限在某一处遗址中的窑炉资料的讨论，而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却无人涉及。基于此，本文拟就鄂渝两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资料中的诸多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与研究，试图揭示这一地区龙窑的发展与演变以及一些相关问题。

一、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考古发现

所谓“龙窑”，整体形状狭长，宛如一条巨龙(有学者称为蛇窑、蜈蚣窑)。龙窑的建造必须要有一定的地理环境，一般而言，龙窑多选择建造在山坡或是缓坡地带，这样的选择建造具有以下几大优势：第一，南方多雨，地势稍高，可避免水流的影响，可保持窑炉干燥；第二，龙窑建造选择在山坡或者缓坡地带，其倾斜度一般在10°到20°之间，个别龙窑倾斜度甚至超过20°以上，这样，火势可顺坡势而上，加大抽风力度，大大提高了效率。从建筑施工方面来说，建造时不必砌筑窑基；第三，当时南方烧窑的燃料主要是木柴，在窑炉附近一般多有可供烧制陶器的土源，燃料来源方便，泥土可以就地解决；第四，由于龙窑多建筑在山坡上，荒山得到了开垦，农田得到了保护；第五，对烧制陶器的废品及窑渣的处理方便，可就地倾倒在窑炉旁边的山坡上。省工省力，尤其是汉以后，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在窑炉旁边的山坡上堆积有大量的窑渣及残次品。

鄂渝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为配合三峡大坝水利工程建设而发现的，主要发现地点也是在长江三峡地区，另在江汉地区也有少量发现。现将两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资料，依其时代早晚顺序介绍如下。

1.湖北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发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北地区共发现新石器商时期龙窑共7座，这7座龙窑中除20世纪80年代发现2座外，其余5座皆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发现的。从考古发现的地点看，主要是在鄂西长江西陵峡地区和江汉地区东部和北部。

(1)新石器时代龙窑的发现

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龙窑仅发现两座。200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孝(感)襄(樊)高速公路建设，于随州金鸡岭遗址中清理出一批窑炉，共6座[1]。其中两座为龙窑，编号为Y2、Y3，结构相同，均为长方形，两窑依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倾斜坡度15°左右。Y2在建造时部分是利用了Y3的一段窑壁，Y3相对要早于Y2。

Y2残长1.92、宽0.52～0.56米，窑壁残高0.19～0.26米。窑壁为纯净的黏土砌成，表面光滑致密，由北向南可分三个窑室。北室平面呈椭圆形，并有一圆形烟囱。中室平面呈圆形。北室与中室之间有潜火道相通。南室破坏严重，西侧窑壁部分利用Y3的一段窑壁砌筑，中室与南室之间有火道相连，火道顶部保存较好，并有两个烟囱(图1.1)。

Y3残长2.4、宽0.52～0.60米，窑壁残高0.19～0.26米。窑室内部结构被破坏，大体可分为两个窑室。窑室底部较平，不见其他遗物。另外，在窑炉南部中间残存一弧形窑壁，可能为窑门所在；北部窑室内残存有圆形烟囱。

(2)商时期龙窑的发现

商时期龙窑共发现5座。首先是江汉地区东部黄陂盘龙城商时期遗址中发现的2座龙窑，其次是鄂西的长江西陵峡地区的秭归、巴东几处商时期遗址中发现的3座龙窑。

1)黄陂盘龙城遗址中的龙窑

1979～1983年，湖北省的文物考古部门为配合盘龙城围堤的修筑和逐年加固工程，于南垣外的王家嘴遗址中清理了2座龙窑[2]，编号为PW2Y1、PW2Y3，分别属于盘龙城二期和三期。

PW2Y1(盘龙城二期)，窑炉上部已残，平面形制为长条沟槽状。全长54米，一般宽2.4～4米，最大宽度(包括所有的结构在内)达10米。窑身建造在一东北高西南低的坡地上，其结构为窑头、窑室(包括窑底、窑壁、窑内灰烬层堆积、窑门、窑顶)及窑尾三大部分。窑头在西南，腰围在东北部高处，首尾高低差2.75米(图1.2)。窑头，平面呈长条形，长6.8米、宽2～3米。窑室，全长39.5米，由窑底、窑壁、窑内灰烬层堆积、窑门和窑顶构成。窑尾，高出窑头2.75米。平面形状为曲尺形，一端连接窑室，一端通向窑外岗地高处。

PW2Y3(盘龙城三期)，平面形制为长条沟槽状。沟槽自东向西倾斜，全长30米、宽3～5.6米、局部宽9米。首尾两端高2.3米(图1.3)。东段上部遭到严重破坏，仅剩底部，中、西段保存尚可。结构由窑头、窑室(包括窑底、窑壁、窑门、窑内灰烬层及窑顶)和窑尾构成。窑头位于两端，为不规则长方形，长4.2米，宽2.5～4.2米。窑头底较窑室底低0.8～1米。窑室位于整个窑炉的中段，全长20米，由窑底、窑壁、窑门、窑内凹槽、窑内灰烬层堆积及成群陶缸(片)和窑顶构成。窑尾位于岗顶高处，已遭到破坏，仅残存底部。从残存的两片烧土遗迹来看，平面形状略呈长方形。烧土遗迹长4.8米、宽2.9米。

2)秭归大沙坝遗址中的龙窑

199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秭归大沙坝遗址进行发掘时，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窑炉1座(编号Y1)。整座窑炉坐落在坡地上，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火膛在下部，窑室在上部，中部由火道相连。窑室长1.8米，窑底坡度30°。火膛残长0.45米，宽0.44米，火道呈扁圆形，火道口径0.2～0.4米，长约0.4米(图1.4)。窑室底与火道底基本在一个斜面上[3]。

3)秭归何家大沟遗址中的龙窑

2002年，广东省文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秭归何家大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商周时期窑炉1座，该窑炉破坏严重，残长1.2米，宽0.4～0.5米，残高0.2米。火膛只残存南边一段，长0.35米，宽0.54米(图1.5)。窑床呈坡状，坡度20°。窑床底部近平，窑左壁弧拱。右壁、烟道和火膛大部分已毁。火膛在东，烟道在西。窑炉建筑方法为就地挖掘建设，从窑床呈斜坡式长条形看，应当属于龙窑范畴[4]。

4)巴东吴家坝遗址中的龙窑

2.重庆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考古发现

相对湖北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而言，重庆地区仅见于忠县中坝遗址，其他地区几乎不见。20世纪90年代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忠县中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几座龙窑[6]。它们的形制大致一样，现以Y15为例(图1.7)，进行介绍。该窑炉平面呈长条形，首、尾略弧，东南—西北向，残长9.2米、宽1.4～1.7米。东部被Y14打破，破坏严重。从西部剖面观察，室内堆积大致分5层。该窑的建筑方法是：先在地面上挖一深0.4米的基槽，形成窑面或利用下面的Y16的窑面共同使用。整体上看，Y15构造无火膛、火道、窑膛、烟道等明显划分，平面也没有明显倾斜，与后来西汉时期的龙窑在形制上差别较大[6]。另1998年，也在该遗址中清理了3座龙窑，其中1座为西周时期，另两座为西汉时期。西周时期龙窑形制与上面介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形制基本相似[7]。

总的来说，鄂渝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数量还不是很多(或许还有一些龙窑的资料未有整理发表)，但在这一区域里考古已发现了早到新石器时代的龙窑，其后的商周时期龙窑仍有发现，这为我们研究该地区龙窑的由来与发展演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1.随州金鸡岭遗址Y2、Y3； 2、3.盘龙城遗址Y1、Y3； 4.秭归大沙坝遗址Y1； 5.秭归何家大沟遗址Y1； 6.巴东吴家坝遗址Y1； 7.忠县中坝遗址Y15图1 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的龙窑

二、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研究现状

从湖北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窑炉资料的情况来看，发现的数量不多，仅零星存在，除前面介绍的随州金鸡岭遗址发现的一批窑外，另有江汉地区天门肖家屋脊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2座窑[8]，鄂西北房县七里河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窑[9]，与江汉平原隔江相望的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发现一座大溪文化时期的窑炉。肖家屋脊窑炉、七里河窑炉都比较小，底部平，划城岗窑炉形制为原型窑炉，这些窑炉皆属于馒头形窑，不属于龙窑范畴。正是因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窑炉资料发现很少，故研究者寥寥。

2002年随州金鸡岭遗址中清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炉6座，其中2座为龙窑(Y2、Y3)。对这两座龙窑的形制，发掘报告《随州金鸡岭》中称“陶窑是本次发掘非常重要的发现，尤其是长条形分室龙窑与目前发现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陶窑有很大的区别”[1]。发掘过后的10年，即201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唐宁二位先生就随州金鸡岭遗址中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窑址群进行了讨论，“Y2、Y3作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长条形分室陶窑，形制与结构依然十分简陋，窑体较窄，窑壁较薄，坡度也较缓，仍不能与后期成熟的龙窑相提并论，但这毕竟开龙窑结构之先河，是史前人类窑业技术的一大进步。”[10]由此可见，随州金鸡岭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条形龙窑的发现，其研究价值意义深远。

金鸡岭龙窑发现于本世纪初(2002年)，而在江汉地区东部黄陂盘龙城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的2座龙窑，发现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发掘报告《盘龙城》中介绍：“窑头与窑尾落差2.75米，其结构可分窑头、窑室、窑尾，除投柴孔及窑顶未见外，几乎具备了今天所见民间烧造陶瓷器的‘龙窑’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这两座“长窑的性质可能是烧造陶器的龙窑，具体地说是烧造盘龙城出土的大量陶缸的”[2]。

鄂西长江西陵峡地区秭归大沙坝、秭归何家大沟、巴东吴家坝几处商时期遗址中发现龙窑，对其由来，有学者据三峡地区出土有一些商周时期“印纹硬陶”，而这种印纹硬陶的产品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在江西鹰潭角山、浙江上虞百官镇等遗址的龙窑中，都发现有这种印纹硬陶。如此可以推测，在产品进行交流的同时，两地的龙窑技术或许也有所交流。“三峡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比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商周龙窑的时间要早上几百年，这一发现揭示了我国南方龙窑系统起源的多元性。”[11]那么，当时的古先民们在文化交流中会不会将建筑龙窑的技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呢？值得深思。

20世纪90年代末，重庆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发掘出一批新石器和商周时期龙窑，引起了考古研究者的注意，主持发掘中坝遗址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智彬先生在搜集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龙窑资料后撰文认为，中坝遗址发现的这批龙窑，“将四川盆地使用龙窑的历史，提早到了距今4000年以前。”[12]曾先龙先生在《中坝龙窑的生产工艺探析》一文中从龙窑形制及其特点、生产工艺、中坝龙窑与欧洲早期制盐生产之比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与分析，中坝龙窑的特殊结构表明，它应该是专门用于陶器煮盐的灶，而不是用于烧造陶器的，这种煮盐工艺亦见于公元前1300年至1200年之间的欧洲，在德国、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地都可以看到这种制盐遗迹[13]。白九江、邹后曦二位先生在《制盐龙灶的特征及演变——以三峡地区为例》论及：“已有研究表明，中坝遗址是一处延续两千年的制盐遗址，那么其发现的早期‘龙窑’遗迹就应当是盐灶，由于形状上均呈长条形，我们不妨将这类盐灶遗迹改称为‘龙灶’”，他在综合了我国其他地区龙窑(灶)的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后，进一步认为这种龙灶的发展和演变是“早期龙灶的发展经历了由平底到斜坡底的变化。”[14]罗敏先生在研究三峡地区“窑业”的文章曾对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的窑炉资料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在谈到忠县中坝遗址这批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时认为：“三座(6座)龙窑尚处于龙窑技术发展的早期探索阶段，坡度不明显，烧成时间长，说明当时还没有认识到火焰抽力的形成与作用，是一种原始龙窑，与汉代及其后的典型龙窑有很大区别。”[11]

从以上诸学者的研究成果看，虽说诸位学者都谈到了鄂渝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方面的相关认识，但我们也不难看出，诸位学者多偏向于对本地区龙窑的用途及功能方面的讨论，而在横向比较研究方面过于欠缺。那么，就该地区龙窑的起源及一些相关问题，例如鄂渝地区龙窑的建筑年代、技术与规模、用途、龙窑产生的背景、与长江中下游及我国南方地区龙窑之间的关系、该时期的龙窑对汉以后巴蜀地区龙窑有无影响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要弄清楚上述这些龙窑方面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在厘清了鄂渝地区该时期龙窑的考古发现资料后，再综合长江中游以及我国南方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先秦时期龙窑资料一起来进行全面分析与讨论，这样才能对鄂渝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新石器商时期龙窑方面的诸多问题逐一进行分析与解答，从而解开这些谜团。

但是，面对这个题材，该怎么做？当时领导问我们问得很直截了当，就是能不能拿全国大奖？这个怎么能保证呢？创作任务、创作过程和创作结果，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强烈意识到必须改变河南戏曲的现状，来满足河南戏迷乃至全国观众对豫剧和豫剧现代戏的期待和时代要求，这一点我们是信心十足的。起码，我当时心里的概念和创作动机是清晰的，就是要通过《香魂女》改变河南豫剧的四个气质：一个是土，一个是苦，一个是粗，一个是俗。这四个字，是当时引起老百姓，引起业内人员，引起全国同仁对豫剧乃至豫剧现代戏诟病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主要指向。

三、对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几点认识

第一，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数量之比较。湖北地区仅有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座龙窑，重庆地区也只是在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的6座龙窑。由此可见，无论是湖北地区，还是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很多，忠县中坝遗址中龙窑相对比较集中，可称为窑址群，其数量明显多于湖北地区。湖北地区共发现商时期5座，其中江汉地区东部2座，鄂西长江西陵峡地区3座。重庆地区仅在忠县中坝遗址中发现一座(商周时期)。不言而喻，从湖北、重庆两地发现的该时期龙窑数量来看，在新石器时代重庆地区龙窑数量要多于湖北地区，在商时期则反之，湖北地区要多些。

第二，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龙窑的年代。据《随州金鸡岭》发掘报告，该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两座龙窑属于第一期(屈家岭文化早期)，而屈家岭文化的距今年代，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至前2500年之间[15]。金鸡岭遗址两座龙窑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屈家岭文化第一期)，这样的话，该龙窑的年代距今至少在5000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Y2打破Y3(利用了Y3的一段窑壁)，这也就是说，Y3还要早于Y2。重庆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龙窑，据发掘报告介绍，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共分三期：一期年代为距今5000～4800年；二期年代为距今4800～4500年；三期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龙窑属于中坝遗存第三期，年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6]。显而易见，鄂地金鸡岭遗址中龙窑的年代要比渝地中坝遗址中龙窑的年代要早几百年。

第三，鄂渝地区新石器商时期龙窑建筑形制与规模。从前面的考古发现资料获知，随州金鸡岭两座龙窑均为长条形，皆是依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倾斜坡度15°左右)。忠县中坝龙窑也都为长条形，但倾斜度不明显，窑炉底近平。虽说鄂、渝两地皆为长条形，但建筑形制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倾斜度方面。从窑炉修建规模来看，其长度因两地龙窑均遭到破坏，故长度不明。又从窑炉宽度来看，鄂地金鸡岭两龙窑宽度分别为0.52～0.6米、0.52～0.56米。渝地中坝龙窑(Y15)宽度分别为1.4～1.7米，宽度远远超过鄂地金鸡岭龙窑。由此可见，渝地中坝龙窑的建筑规模似要比金鸡岭龙窑的规模大些。我们还注意到了金鸡岭遗址中的另外几座长方形窑炉，Y1“窑与窑尾高差为0.98米，坡度20°，”Y5窑体直接砌在烧土，“斜坡面上”，Y6“整个窑室均北高南低。”当时先民们在建筑时都考虑到火道抽力的功能。

第四，鄂渝地区新石器时代商时期龙窑的用途。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堆积层中出土有较多的日常生活用品陶器，诸如鼎、罐、盆、碗、豆、缸、瓮、杯、壶、器盖、纺轮等，另在窑炉内也出土有盆、鼎、缸等。显然，这批窑炉是烧制这些日常生活陶器的。盘龙城遗址龙窑所在地的王家嘴遗址堆积层中出土遗物丰富，器形主要有鼎、斝、盉、豆、缸等，尤其是大量的陶缸片最令人瞩目，两龙窑的窑内也发现有较多的陶缸(片)，有的陶缸完整，有的陶缸还未烧透，而发现的圆窑规模较小，直径1.3米，窑内有陶鬲(报告中没有说有缸)[2]。2013年，在盘龙城遗址内发现了铸造遗物石范和大量的陶缸(片)。此现象表明，盘龙城商时期居民有了铸造青铜器技术的事实[16]。有研究者对盘龙城遗址中出土的如此之多的陶缸进行了专门的实验分析，发现所谓的这些陶缸主要是用来熔炼青铜器的，这样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盘龙城龙窑应是烧制陶缸的，与冶铸业有关[17-18]。至于鄂西的西陵峡地区几处商时期遗址中发现的窑炉，多是烧制一般日常生活用品陶器的。

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窑，学者们多研究认为应与制盐有关，并非是烧制陶器的。该遗址出土大量的用于制盐的圜底器，中坝遗址中龙窑没有窑床，不能放置坯件，据“中坝龙窑的特殊结构表明，它应该是专用于陶器煮盐的灶，而不是用于烧制陶器。”[13]中坝遗址中不仅清理出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窑，而且还清理出了10余座汉代龙窑，从该遗址清理出的新石器汉代龙窑底部形态看，“中坝遗址新石器龙窑为平底。汉代龙窑由火门、火膛、火道、烟道等几部分组成，底为斜坡底，但倾斜度因分段结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最大倾斜度来自于‘火膛’‘窑膛’结合部，通常可达70度以上。”[19]由此可见，汉代龙窑已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汉代，中坝遗址中龙窑主要是用于煮盐的。

第五，关于鄂地金鸡岭龙窑的祭祀。随州金鸡岭遗址中清理出了一批墓葬(长方形土坑墓12座，瓮棺葬17座)，在11座仰身直肢葬中，发现1座(M9)北部为Y2。M9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由北向南略倾斜……长1.9、宽0.6米。单人仰身葬，面部朝向东，两手交叉位于盆骨下面，两腿膝盖处以下交叉重叠，与上段分离，并偏向两侧，一脚与下肢分开较远，断裂处断痕锐利整齐，可能为利器砍砸所致，系非正常死亡。男性，20岁左右。未发现葬具。无随葬品。”对该墓葬的死者，主持发掘者认为：“位于Y2南部的M9无任何随葬品，人骨四肢有明显的捆绑现象……属于非正常死亡，可能与窑址奠基或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祭祀活动有关。”[10]这种用人或用猪祭祀(奠基)的现象在河南安阳鲍家堂仰韶文化遗址(在距窑炉约1.5米处的坑中发现完整的猪骨架)、湖北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于火膛底部发现人骨)均有发现[9]，可以推测，随州金鸡岭Y2底部下的墓葬应是专门用于祭祀(奠基)的。

第六，鄂渝两地新石器商时期龙窑的产生背景。正如考古学研究者认为的，随州金鸡岭龙窑是目前我国所见的最早的分室龙窑，“尽管还不是真正的成熟的龙窑，但其长条形分室的特征则是具有龙窑的初始形态，对于探讨龙窑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毕竟开龙窑结构之先河，是史前人类窑业技术的一大进步。”[10]金鸡岭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精美陶器，标志着该地区史前先民们的制陶业具有了较高水平，暗示了当时的窑业技术已取得相应的成就。据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考古发现的一些遗址资料获知，该时期文化强势北扩，对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其势力向北扩张已达豫西南甚至豫东南地区，在中原大部地区都可见到南方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因素。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就有20多座，文化发达，制陶业先进，在这一时期先进的龙窑技术的出现并非偶然，代表着制陶业发展方向。

黄陂盘龙城两座超大型龙窑，其规模之大，为长江流域之最，盘龙城所处地理位置，它以长江、汉水为主要航线，连接江河湖泊，构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成为长江中游水路交通的中心枢纽。由此可见，古时盘龙城地理形势十分险要，在南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商时期曾是商王朝南征的军事据点，文献记载，商代初年，荆楚已臣服于商，长江中游已属于商王室南土范围。盘龙城隔长江与湖北东南边的大冶、阳新等金属矿区相望，鄂东武穴隔江相对的江西瑞昌铜岭，都是北方商族先民南下采矿的区域。因此，商王朝将盘龙城视为南下掠夺矿产资源的中转站。盘龙城遗址内发现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大量冶炼青铜器的陶缸，另外还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等，而龙窑又多是烧制陶缸的，先进的中原文化南下，再结合这里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在汲取江汉地区古先民们建筑龙窑工艺技术方面的一些先进经验，从而进行改革与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适用和需要，将窑炉加长、加宽，扩大其建筑规模，这是必然的。

至于渝地中坝遗址，据考古发现及有关学者们的研究获悉，该遗址地是长江三峡地区一处重要的专门进行盐业生产的遗址，开采盐业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该地区的古先民们在生产食盐时不仅要有制盐工具(陶罐、尖底器)，而且还要有用于煮盐的龙窑(灶)，建筑龙窑用于煮盐，食盐可与外界贸易交换，从而大大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可行的，当不足为奇。

第七，与我国南方其他地区龙窑之比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就据当时我国龙窑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用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以后经过不断的改进，结构渐趋完善，成为我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湖南等省烧瓷的主要窑炉”。该文还介绍说：“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龙窑，是绍兴县富盛长竹园(春秋战国时期)。”[20]该龙窑原长4～6米，现残长3米、宽2.42米。然就在该文发表前后时间里，江汉地区东部黄陂盘龙城王家嘴商时期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长窑)，2002年又在江汉地区北部随州金鸡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清理出了两座龙窑(长条形分室窑)，1998年、1999年、2002年、2006年，三峡库区的忠县中坝、巴东吴家坝、秭归大沙坝、何家大沟等遗址中相续清理出了一批新石器和商时期的龙窑。再从长江中游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发现有关龙窑的资料来看，自浙江绍兴富盛长竹园东周时期龙窑发现之后到2010年，在这一地区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如江西鹰潭角山遗址、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浙江上虞百官镇窑址、浙江湖州南山窑址、福建浦城猫耳山窑址等，都发现有商周时期龙窑[21]。总的来说，尽管长江中下游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一些先秦时期的窑炉，但龙窑的时代上限顶多只能在商时期，而商时期以前的龙窑资料目前还暂时没有发现。因此，据上述考古发现的这些龙窑资料，我们有理由认为，鄂渝地区应该是迄今为止我国龙窑的起源地。

四、结语

据前面对鄂渝地区新石器商周时期考古发现的龙窑资料的介绍与分析研究获知，无论是湖北地区，还是重庆地区，早在距今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建筑龙窑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该时期的龙窑不像汉以后龙窑那样规整，长度那么长，倾斜坡度那么大而已。过去对我国龙窑起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据考古发现资料述及：“根据现有考古发现材料，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用龙窑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瓷。”[20]1986年，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六次发掘中，清理出了4座龙窑，时代为商代晚期，发掘报告中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龙窑，为窑炉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最早的实物资料[22]。近年有学者在研究三峡地区龙窑相关问题时，比较后认为：“三峡地区也是龙窑技术的发源地之一，且三峡地区的龙窑技术源自当地的新石器时代原生文化，比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商周龙窑的时间要早数百年。”[11]最近，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清临、孙燃二位先生《中国古代陶瓷窑炉分类浅议》的文章认为，“目前所知，龙窑出现于商代。这个时期的龙窑窑身很短，结构简单，且常有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合烧的现象。”[23]不难看出，在研究我国龙窑起源的时候，不少研究者都将目光锁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东南沿海地区)，大多认为这一地带系我国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起源地，同时也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批批商时期龙窑。但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鄂渝地区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商时期龙窑资料，不得不使我们更改过去的认识。商时期龙窑无论是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还是在长江下游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都有发现，并非是长江下游才是龙窑的诞生地。但如果说长江中下游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时期龙窑主要是烧制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话，此说应该是成立的，已有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一地区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在商时期遗址、窑址中多有发现，而长江中上游及我国其他省区(如江汉地区、长江三峡地区以及北方中原地区)却极少或零星发现。

总之，探讨我国龙窑的起源，仅着眼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商时期龙窑、原始瓷和印纹硬陶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应关注整个长江流域以及我国南方考古新发现的龙窑资料(尤其是鄂渝地区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商时期龙窑资料)来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龙窑的起源及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