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研究：从东亚自贸区到亚太自贸区

王丽琴, 朱美琳

(1.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092;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学院， 西安 710128)

根据欧内斯特·哈斯(Ernest Haas)的观点，“(地区经济)一体化既是(地区合作)的进程，也是(地区合作)的结果”[注]① Ernest Haas, “The Stud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Joy and Anguish of Pretheoriz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0 (4), p. 622.。梳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和结果可以发现，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经济体迅速行动起来，构造了“东盟+1”和“东盟+3”两个合作框架。一方面，它们希冀以此来抗击金融危机的迅速蔓延；另一方面，它们希冀以此来推动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萌芽的东亚经济合作。之后十年，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一起，在这两个合作框架内推动了波澜壮阔的东亚经济合作。“东亚”作为一个地区概念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凸显出来。2003年，中国更是提出了建立一个涵盖东亚所有经济体的东亚自贸区的建议，并在2010年底向东盟提交了建立东亚自贸区的概念文件，以此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三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双边自贸区——东盟-中国自贸区、东盟-韩国自贸区和东盟-日本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使得建立一个涵盖东亚所有经济体的东亚自贸区的目标看起来并不遥远。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分水岭和催化剂。危机之前，“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概念凸显；中国[注]② 参见M. R. Vatikiotis, “Catching the Dragon’s Tail: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3, 25(1), pp. 65-78；罗洁：《共同面向新世纪：就东亚区域合作等问题采访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1期，第23-26页；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2期，第29-37页；张蕴岭：《关于东亚合作的发展前景》，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第21-24页；Munaka Naoko, “Talking Regional, Acting Bilateral-Reality of ‘FTA Race’ in East Asia,” Jiji Top Confidential, 2002, Nov. 29, p. 11；C. Harvie, and H. H. Lee,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Journal of Southeast Economies, 2002 (19), pp. 252-255；Wang Liqin,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 China-ASEAN Perspective, Reading: Paths International Press, 2015, pp. 163-168.

(另一说是东盟[注]① 参见翟琨：《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9-15页；李皖南：《东盟经济一体化及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载《亚太经济》，2009年第6期，第8-12页；李建民、支大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量辨析》，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6期，第13-16页。)以“东盟+3”为框架，以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东亚自贸区”)为目标，主导了东亚地区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一体化的地区概念发生转换，“亚太”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凸显，在亚太地区出现了美国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为框架推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东盟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框架推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两条道路。虽然目前看来这两条道路的进展均不顺利，但2013年中国“缓解了之前支持以‘东盟+3’为框架的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强硬立场”[注]② Mie Oba, “TPP, RCEP, and FTAAP: Multilayer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ia-Pacific Review, 2016, 23 (1), p. 104.，并以大国身份表示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亚太自贸区”)建设，却是顺应了危机前后东亚/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都对东亚自贸区和亚太自贸区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探讨。关于东亚自贸区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选路径[注]③ 参见张蕴岭：《中国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1期，第3页；冯昭奎：《10+3: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第21页；邵忍丽：《中日合作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突破口》，载《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44页。以及中国[注]④ 参见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2期，第29页；齐洪华、郭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载《当代经济管理》，2010年第4期，第13页；Wang Liqin,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 China-ASEAN Perspective, Reading: Paths International Press, 2015, p. 163； Munaka Naoko, “Talking Regional, Acting Bilateral-Reality of ‘FTA Race’ in East Asia’,” Jiji Top Confidential, 2002, Nov. 29, p. 11；M.R. Vatikiotis, “Catching the Dragon’s Tail: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3, 25(1), p. 68.和东盟[注]⑤ 参见温家宝总理在第七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全面深入合作促进和平繁荣》，2003年10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巩固深化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2005年12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七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1月13日；管运章：《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领导者缺位问题探讨》，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99页。发挥的作用等议题。关于亚太自贸区的研究则探讨了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可选路径[注]⑥ 参见陆建人：《简析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五条路径》，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33页；关秀丽：《我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面临的新形势》，载《中国经贸导刊》，2013年第22期，第42页；张凤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选择》，载《经济纵横》， 2013年第12期，第67页；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的“中心地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46页。、框架[注]⑦ 参见杨泽瑞：《推动亚太合作和东亚合作两大机制的融合》，载《世界知识》，2011年第4期，第46页；Christopher Dent, “Paths Ahead for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89 (4), p. 985；牟光宇：《亚太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状况及我国应采取的策略研究》，载《生产力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0页。和中国的作用[注]⑧ 参见李春福：《共建“亚太伙伴关系”3.0时代》，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33期，第57页；徐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策研究》，载《黑河学刊》，2013年第4期，第5页；Yoshifumi Fukunaga, “ASEAN’s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2014 (4), p. 13.等议题。可以说，关于东亚自贸区和亚太自贸区的研究对中国在东亚/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发挥作用的路径以及可资利用的合作框架都有了初步的思考。但是，目前的思考仍然呈现众说纷纭的情况，学者之间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另外，学者们尚未深入探讨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原因和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有两个：(1)中国为什么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2)中国的转向对东亚/亚太经济一体化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本文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别对比了2008年前后东亚和亚太两个地区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的变化，希望通过这一对比发现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动力。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本文运用定性研究对比了东亚自贸区和亚太自贸区的形式、道路、优先部门和合作框架，希望通过这一对比发现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一、 中国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动力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体现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另一方面，更多地体现在亚太地区作为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层面。

1. 贸易方面的动力

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有着庞大的贸易额，约占中国全球贸易的60%；中国的十九大贸易伙伴中，有八个集中在亚太地区；这是中国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很值得强调的动力之一。许多既有文献已经发现并且强调了这一点。[注]参见何伟文：《亚太自贸区的挑战》，载《中国投资》，2014年第11期，第38页；王绍媛、李国鹏：《中国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载《国际贸易》，2015年第6期，第57页。但是更加值得强调的一个动力是，2008年后当东亚在中国对外贸易份额中的地位下降时，亚太地区呈现了继续上涨的趋势。

图1给出了2007-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中亚太和东亚的份额趋势图的多项式回归。数据之所以从2007年开始，是因为考虑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自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有了实质性进展，可以假设，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地区内贸易达到2008年危机之前的顶点。经验证，这一假设得到文中数据的大力支持。之所以截止到2015年，因为这是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采用多项回归是因为，从R值上来看，两条曲线用线性拟合的效果不好，而使用二次多项式回归后，拟合度R明显上升，表现出更好的拟合度。

图1 中国对外贸易中亚太和东亚的份额趋势图(2007-2015)[注] 东亚地区指的是东盟十国和日韩共12个经济体；亚太地区指的是APEC内除中国之外的20个经济体。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图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2007年以后中国和东亚/亚太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发展大致呈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7-2011年，东亚和亚太两条曲线呈现一致下跌趋势，并且在2008年出现年度最大跌幅，后有所反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和欧洲份额增加的影响。第二阶段为2011-2013年，两条曲线呈现截然相反趋势——亚太曲线呈现上扬趋势，东亚曲线呈现继续下跌趋势。虽然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巨大份额(60%以上)由于其所涵盖的经济体比东亚地区更多这一事实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在2011年之后呈现的持续小幅增加的趋势恰恰是这一时期中国转向支持亚太地区自贸区建设的动力。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阶段(2013-2015年)，这一阶段中亚太和东亚的曲线双双呈现上升趋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APEC成员的东盟七国对中国贸易量的增加。亚太曲线在2011年以后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对其进行多项回归后可以判断，这一缓慢上升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对于东亚曲线而言，自2009年以来呈现不稳定下降趋势，对其进行多项回归后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在未来也还将继续。这意味着，亚太地区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地位将继续提升，而东亚则将继续下降。这为中国将视线转向亚太自贸区提供了动力。

表1对比了2007年和2015年中国与亚太地区及东亚地区的贸易在中国所有对外贸易中的份额。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在中国贸易中地位下降的原因和亚太地区地位凸显的原因。就东亚地区而言，虽然2008年后东盟十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上涨，但是韩国和日本在中国贸易构成中的份额下跌，而且下跌幅度较大，不能被东盟的上涨幅度所抵消，从而导致整个东亚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下跌，东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下降。这是因为：(1)中韩自贸区直到2014年底才宣布完成谈判，之后受到萨德入韩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相应期待的效应无法显现；(2)日本与中国之间并没有任何优惠的贸易协定；(3)短期内中日韩之间达成自贸区协定的可能性较小。

表1 2007和2015年中国与亚太和东亚对外贸易构成[注] 东亚地区指的是东盟十国和日韩共12个经济体。亚太地区指的是APEC内除中国外的20个经济体。太平洋东岸国家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大洋洲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东盟七国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文莱等7个APEC成员国。 东盟三国指的是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3个非APEC成员国。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由表1我们还可以发现，亚太地区中同中国对外贸易份额下降的除了日、韩，还有俄罗斯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与此相反，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东岸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份额有所上涨。这与2005年达成的中国-智利自贸区、2008年达成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区、2010年达成的中国-秘鲁自贸区以及2005年就启动的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谈判(2015年达成)有密切关系。如果说亚太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凸显，这应该归功于智利和秘鲁(美、墨份额与之前持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份额太少，几乎可以忽略)。对比2007年和2015年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对外贸易构成，可以发现，2015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相较2007年的增加幅度足以抵消其他经济体减少的幅度。

2. 投资方面的动力

如果说贸易方面驱使中国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动力太小，还不够强大，那么来自投资方面的动力则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2007年到2015年间，东亚地区不论是作为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还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其地位一再下降。然而这期间，亚太地区的地位却稳步上升，如果再考虑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因素，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图2为2007-2015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流量中亚太地区和东亚地区的份额图。因为在2007-2015年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投资的年度流量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来自亚太和东亚地区的年度投资流量的份额比较。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自2007年以来，来自亚太地区的外来直接投资份额大约占到了中国全部外来直接投资的59.4%，这一数字丝毫未因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下降，相反呈现了一路上扬的趋势，一直到2014年达到了84.4%。这意味着，从2007年到2014年，中国获得的来自亚太地区的外来直接投资份额一直持续上升，跟来自东亚的外来直接投资份额相比，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这凸显了亚太地区作为中国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在2014年亚太曲线达到峰值、东亚曲线达到谷值后，多项回归研究发现，两条曲线呈现双双下跌的趋势。相比而言，东亚曲线的下降幅度远远大于亚太曲线，这更加说明了亚太地区在未来中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地位。

图2 中国外来直接投资流量中亚太和东亚的份额趋势图(2007-2015)[注] 东亚地区指的是东盟十国和日韩共12个经济体：亚太地区指的是APEC内除中国之外的20个经济体。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结合以上图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伙伴，亚太地区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中国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动力则更多地来自于东亚贸易地位下降的同时亚太却保持上升趋势这一事实，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二，作为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虽然东亚的地位并未下降，但是亚太的地位却逐年稳步上升，截至2014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中有80%来自亚太地区，比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地位更加显耀。第三，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亚太地区(包括美国等太平洋东岸国家、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以及东盟四国等)都表现出了份额增长的势头，相反，日韩等东亚经济体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分量却一再下降。这表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东北亚三国之间缺少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地区对于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已经凸显，这也为中国从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动力。

中国支持亚太自贸区的成立，对外是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可，对内是中国政府深化改革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方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指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愿同有关方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早日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快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比较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两者的可能性，前者远大于后者。迄今为止，东亚尚未有一个能够覆盖东亚所有国家的自贸区，可见，要建设经济共同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更多的是中国对于既往推动东亚合作的美好愿望的一种向往和表达。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现实地看，仍有难度，困难的是政治共识，特别是日本的态度”。[注]张蕴岭：《亚太、东亚合作向何处去？》，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2期，第72页。相对而言，亚太自贸区建设遭遇的困难会更小一些。中国政府对于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和内部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共同推动了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转变。

3. 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动因

如前所述，由于亚太地区在中国贸易和投资两方面的重要性凸显，中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额都大为增长，这为中国从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动力。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中国转向亚太这一动作与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份额的增长两者间是双向因果关系，即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份额的增长一方面鼓励中国转向亚太，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转向亚太的结果。再次考察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份额上升的原因，我们注意到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

地缘经济方面，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强势姿态加入2002年就已经酝酿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并将其升级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从地缘经济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它推动“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地位再次凸显出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政策”和以“TPP-12”为框架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对过去十年中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回应。虽然美国未表示过，但它显然乐见这两个动作对中国崛起和东亚凸显的遏制。位于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先后表示加入TPP谈判。日本不仅如期签署TPP协定，还在美国退出TPP后带领其他11个国家谈判签署《全面和渐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韩国也于2013年宣布加入TPP谈判。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地缘经济环境。再加上中日韩自贸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成，中国不得不将视线从东亚转向了亚太。

地缘政治方面，位于东南亚的东盟各成员国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纠纷凸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2010年底，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南亚的时候提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从地缘政治上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它再次把“亚太”地区推到了中美竞争的前沿。“不光中国的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了，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也发生变化了。1997年以来中国主张东亚合作，并且为之付出努力。后来随着南中国海问题的出现，以及美国重返亚太导致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中国一直以来强调大气候，大环境，美国重返亚太改变了这种大环境大气候。其实过去的东亚合作有成绩，于是美国提出TPP来应对东亚自贸区。地缘政治对经贸关系的影响很重要。目前的情况，能否达成东北亚三国间的自贸区对中国的经贸现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很大。”[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访谈(作者整理)，2016年6月11日，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之下，随着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也不得不把视线从东亚转向亚太，从而赋予亚太更多的重要性，并加强了中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增加了投资金额。所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份额的增长既是中国转向亚太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转向亚太的结果。

二、 中国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影响

从最初倡议建立东亚自贸区到近期主张建立亚太自贸区，中国推动东亚/亚太经济一体化道路的转变标志着其贸易政策的转变。1997年后，在东亚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中国对双边合作情有独钟，曾将形式上为多边合作但实质上为双边合作的“东盟+3”作为主要的合作框架，先后将金融和贸易作为先行自由化的部门，中日曾展开长达十年的主导权之争。2008年之后的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可以预见，多边合作将成为中国推动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方式，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成为先行便利化的部门，中美竞争主导权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但中国尚缺乏一个可依赖的合作框架。

1. 从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

2003年，中国在第七届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上提议就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东亚经济体的东亚自贸区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时候的中国，距离其首次倡议建立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不过两年的时间，距离2002年开始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谈判不过一年的时间。就推动经济合作的能力而言，中国还没有积累丰富的双边合作经验，多边经济合作经验更是缺乏。但是，跟东盟双边的自贸区谈判提升了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能力。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进行了多轮双边谈判，先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定》《纠纷解决机制协定》《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等协议。这些子协议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一起，构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全套文本。在所有协议签署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对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运用的能力大为提升。在前三项子协定(《货物贸易协定》《纠纷解决机制协定》《服务贸易协定》)谈判时，中国和东盟都是采取了双边合作的形式。中国与每一个东盟成员国进行了双边谈判，在十组双边谈判之后，中国和东盟十个成员国共同在子协定上签字。这样看来，虽然这三项子协定的签署从形式上看是多边的，共有十一个经济体在子协定上签字，但实质上合作的方式依然是双边合作。随着东盟和中国多边合作能力建设的提升，这种情况在《投资协定》谈判时发生了变化。《投资协定》在谈判时采取了多边谈判的形式，中国和东盟十个成员国共十一个经济体共同参与谈判，最后共同签署《投资协定》。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是中国积累双边经济合作经验的开始，也是中国运用双边经济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之后所有中国谈判签署的十一个自贸区及升级版[注]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中国-韩国自贸区，中国-瑞士自贸区，中国-冰岛自贸区，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中国-秘鲁自贸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还有大陆与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协议，都是双边合作的成果。目前正在谈判的六个自贸区[注]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挪威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RCEP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中，除了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都是双边自贸协定。可见中国对双边经济合作情有独钟，对双边经济合作的运用也是得心应手。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并不考虑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式，只是跟多边合作相比，中国对双边合作显然更有信心。

中国对双边经济合作方式的依赖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14年5月在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中国和其他APEC成员国一起签署了《贸易部长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单独声明》。这意味着，中国从此要更多地依赖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式，将之作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手段。中国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双边合作的同时，也积累了多边合作的经验，提高了多边经济合作的能力，从而为以多边方式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打下基础。

21世纪初，当亚太自贸区的建议甫被提出的时候，中国对于亚太自贸区的怀疑立场和“跟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注]C. Fred Bergsten,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2007 (156), p. 162.曾经被学者看作亚太自贸区建设最大的困难所在。随着中国签订《贸易部长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单独声明》，可以预见，中国将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建设亚太自贸区的多边合作中去；也可以预见，亚太自贸区建设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前进。

2. 由金融、贸易部门先行自由化向基础设施建设部门便利化转变

由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最先从金融部门自由化开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当时金融危机的蔓延，将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尽快从中挽救过来。当时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组织的建议，倡议从金融部门开始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这是符合当时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大规模贬值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日本的倡议被中国否决了，因为一旦达成协议，日元将会成为东亚的主导货币，这对中国是不利的。后来，东亚其他经济体也发现，以金融部门作为东亚经济自由化的先行部门并不符合东亚的实际。在东亚各国经济水平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尚有待提升，贸易和投资合作还有待加强，率先实行金融部门自由化和一体化相当困难。所以它们转向推动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方面的便利化和自由化。这样，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便成为东亚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后续东亚成立的几个自贸区其主要内容也都是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

2013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实施了两项重大举措。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B&R)的战略构想，旨在通过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陆空通道网络，促进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各国贸易和投资交流，以推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合作。这一倡议涵盖了亚太地区，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中国传统的亚太贸易伙伴如东盟等涵盖在内，必定会推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便利化。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建议。随后57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并在2015年6月29日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这标志着亚投行正式运行。中国的这一举措可以说是从金融方面重点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金融保障。“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两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中国相对成熟的基础设施行业向其他欠发达地区转移，也得到了亚太其他国家的高度赞成。2015年11月的APEC峰会上，APEC成员国签署《亚洲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再一次印证基础设施建设即将成为未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先行部门的可能性。

3. 中日竞争主导权向中美竞争主导权转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政府不愿意让中国在东亚获得一个无人与之争锋的主导地位”[注]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2002, 42(3), p. 441.，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直处于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中。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组织，以帮助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并趁机提升日元的优势地位。该提议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随后流产。21世纪最初十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支持“东盟+6”框架，对抗中国支持的“东盟+3”框架。在RCEP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主张贸易自由化，而中国一直倾向于更加保守的贸易便利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过去的二十年是中日竞争东亚主导权的二十年。

自从中国把视线从东亚自贸区转向亚太自贸区以来，中国就直接和美国处于一种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中。美国目前退出TPP，看上去好像是美国抛弃了TPP，但TPP只是美国选中的诸多合作框架中的一个，抛弃TPP并不意味着美国抛弃了亚太地区及其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相反，美国会通过“美国优先”等一系列措施努力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表示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必然会提高其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的议题发起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虽然中国一再表示不会争当“霸主”并支持东盟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东盟“这匹小马”拉不动亚太地区“这个大车”。长期来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因此，有乐观的学者主张 “以亚太自贸区建设为平台推动中美合作”[注]刘海泉：《浅析中国亚太自贸区战略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4期，第99页。，目前看起来这缺乏可行性。“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双方在亚太地区也不会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注]孙西辉、吕虹：《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第45页。更现实的预期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权之争”[注]王震宇：《中国自贸区战略与亚太自贸区建设》，载《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7期，第27页。避无可避，双方在亚太地区的竞争状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这种竞争如果能够保持制度的相容性，将有利于促进一个更为开放和便利、更为法制化的国际贸易新体系；反之，如果这种竞争导向制度的互斥性，则有可能加剧国际贸易体系的‘碎片化’”。[注]李巍：《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34页。

4. 从“东盟+3”合作框架向无框架转变

中国在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合作框架是“东盟+3”。在这个框架内，东亚先后成立了三个以东盟为中心的自贸区。但是一个涵盖东亚所有经济体的东亚自贸区至今仍未落成。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多边经济合作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日本并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日本对华的经济政策仅限于“帮助中国遵守WTO程序并支持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注]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日本经济产业省), “Global Economic Strategy,” April 2006.。

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合作时，中国似乎没有合作框架可以利用。目前，许多学者认为APEC可以成为中国主导的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合作框架[注]张建平：《亚太自贸区建设启动APEC经济合作的新征程》，载《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1月17日，第33页；唐国强、王震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8页；全毅：《TPP和RCEP博弈下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前景》，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5期，第75页。。不可否认，自从2004年加拿大向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框架以来，APEC一直为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做出努力。2006年的APEC峰会上，成员国一致决定将亚太自贸区作为APEC的长期愿景。2010年的APEC峰会通过《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为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指出“东盟+3”“东盟+6”和TPP等三种可能路径。2015年的APEC峰会上，各成员国又表示愿意将亚太自贸区这一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不可否认，近些年中国在APEC框架内的倡议能力和议题设定能力大幅提升。2013年，中国主导APEC通过《互联互通合作框架》，APEC成员国表示要加强各国之间的硬件、软件建设和人员交流；2015年，中国主导APEC通过《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大纲》，对亚太自贸区可能实现的路径、时间表和目标等进行深入研究，切实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但是，APEC并不适合成为中国主导的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合作框架。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亚太自由贸易区如果要建立的话，所有的成员国签订的必然是高度约束性的协定，而这与APEC的自主自愿、协商一致、非约束性的原则相违背，“这是许多APEC发展中经济体所不愿接受的”[注]盛斌：《亚太自贸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1期，第9页。，这样高度约束性的谈判和协定也会摧毁APEC的核心。自1989年成立以来，APEC始终坚持自愿、非约束性的原则，这是美国倡导的早期自愿部门自由化(EVSL)项目失败的原因，如果中国希望以APEC为框架促成亚太自贸区的建设，也必将面临重重困难。

其次，美国及其领导的APEC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劣迹斑斑，令东亚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无比失望。1997年末金融危机最初发生的时候，受危机影响的东亚经济体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对美国和APEC抱有巨大期望，期望美国能够像帮助1994年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一样帮助东亚经济体。可事实上，美国和APEC忽略了东亚经济体的期望，并在当年的峰会上一如既往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自由化。美国和APEC的做法使之失去了东亚各国的信任。这样的历史也表明，美国主导的APEC很少会顾及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切身利益。因此，如果以美国主导的APEC为框架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这将可能危及整个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利益和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最后，虽然中国在APEC框架内的倡议能力和议题设定能力大幅提高，但是还远远达不到主导APEC的程度。2015年的APEC峰会上，中国虽然主导通过了《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但这是一份强调愿景目标的路线图，其中并没有规划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具体路径，也没有拟定建设亚太自贸区的时间表。相反，文件一直在强调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茂物目标仍然是其终期目标，“亚太自贸区促进但不取代茂物目标”；APEC只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孵化器”，而不是合作框架；在APEC之外而不是在APEC之内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还不能彻底主导APEC，难以借APEC作为框架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考虑到其他合作框架如“东盟+3”“东盟+6”等不适合作为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框架，而在目前亚太地区各种自贸协议呈现“面条碗”的情况下，中国又不适合另起炉灶，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因此可以预测，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都是没有合作框架的，中国可能会更多地通过企业之间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基础建设部门先行投资来进行产业的转移，借以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三、 结 论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出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东亚经济体在内的东亚自贸区，把它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因此，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是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十年，不过这一目标并未最终完成。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参与亚太自贸区的研究，并切实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这种转变再一次表明，中国不愿意当一个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破坏者，中国更愿意为当今亚太各个经济体的共同目标——建立亚太自贸区而付出努力。对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种转变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之所以说是被动的，是因为东亚/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再加上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东盟多边经济合作能力的欠缺、中日缺少合作动力[注]王玉主：《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35页。以及域外大国如美国等介入竞争主导权等因素影响，中国不得不承认东亚自贸区建设在短期内很难完成的事实。之所以说是主动的，是因为中国考虑到，亚太地区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和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有着东亚难以企及的地位。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2012年以来亚太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份额在东亚地区份额下降的时候仍然保持上升趋势；作为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2007-2015年，东亚在其中的地位螺旋下降，而亚太地区仍然保持高幅度增长。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由主张东亚自贸区建设转向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它必将给未来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巨大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会更倾向于多边经济合作。其次，如果说金融和贸易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先后成为先行便利化和自由化的部门，那么，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会成为优先便利化的部门。再次，过去的二十年既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二十年，也是中日竞争东亚及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主导权的二十年。中国将视线由东亚转向亚太，转而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必将在竞争主导权的过程中与美国遭遇，而且中美之间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竞争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最后，在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依赖“东盟+3”框架；但是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中国尚未主导APEC，且APEC还远不是一个可以推动亚太自贸区成立的有力的合作框架。所以，中国只有通过更多地鼓励其基础设施行业加大对亚太地区经济体的投资力度，进而推动基础设施行业转移，以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

当然，中国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比如，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获得WTO框架内大多数成员的承认，国内中小企业本身发展不够充分，多边经济合作的能力建设尚待提高，等等，这些都会成为阻碍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因素。中国要想在一个得力的合作框架内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以较快的速度开展，还需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