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逻辑困境
——基于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的讨论

王 蔚

妇女解放关乎人类一半人口的福祉，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已经在较广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女权理论提供了妇女解放的一种思考，然而女权理论与妇女解放理论并不能等同。西方女权理论的演变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着密切关系，又有着本质差别。伴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理论的进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女权理论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而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本身固有的问题与弊端也在这时暴露无遗。厘清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真实困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平等观、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有重要作用。

一、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思想起源

讨论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困境有必要对西方女权理论的发展历史先进行梳理。西方女权运动自诞生至今历经两次变革，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女权理论正是在这三次女权运动浪潮中形成。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思想正是通过对前两次妇女解放思想的批判而确立起来。

（一）自由主义女权思潮及其停滞

第一次妇女解放的思潮源于最初的女权运动。最初的女权运动主要受到启蒙思想影响，诉求多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诸如受教育权、选举权，这一时期，女权理论所追求的是基本人权。发展至20世纪左右女权运动出现了停滞，之后得到缓解。而至20世纪中期再次出现停滞①最初的女权运动受到启蒙思想的启发，发展到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停滞，这主要是由于理论的停滞不前使女权运动陷入僵局。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女权运动的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缓解了停滞不前的状况。 但是这一发展持续到20世纪中期，又因为自由主义女权理论所重视的形式平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而再度出现停滞。 由于自由主义女权理论与启蒙思想一脉相承，所以尽管出现两次停滞，中途有短暂的复苏，从整体上仍然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次女权运动浪潮。 直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兴盛才使得理论本身有了质的突破。，其主要原因则是男女已经在西方国家普遍实现了基本的形式平等，在历史上造成了普遍认为男女已经实现了真正平等的错觉，因此女权运动忽然失去了方向。受此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女权理论一直未能避免这一理论缺陷，即将形式平等上升为真理性、普遍性的实质平等，因此得到的仍旧是梦幻泡影。实际上，女性并没能获得相应的尊重，尽管拥有了投票权，然而在涉及核心利益角逐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妇女仍然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

（二）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局限

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女权运动，这一时期，女权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而，由于第二次浪潮仍旧产生于美国，其女权理论与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仍有差别。李银河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女权理论，以此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稍做区分。尽管社会主义女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存在差异，但其共性是显而易见的，都将视域深入到了两性不平等的经济领域。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与自由主义女权理论、激进派女权理论呈三足鼎立之势。

波伏娃的《第二性》一书打破了前期的理论停滞，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使得女权理论开始讨论女性受压迫的起源、本质及妇女解放等问题。激进派女权主义将两性不平等的本质归咎于生理原因，并因此得出论断，认为是生育机制导致了两性的不平等。虽然激进派看似对性别不平等批判得更激烈，实际上却完全误入歧途。其理论上的硬伤是，忽视了两性的不平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非天然造就，但是生育机制却是一个天然概念。因此就激进派女权理论而言，其在现实中争取妇女解放所产生的结果，体现为虽然美国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距日趋一致，但是其中母亲的收入与社会一般人的收入差距却呈现扩大趋势。这就导致女性群体产生了分裂，母亲与女性对立了起来，所映射的恰恰是马克思所批驳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展露的缺陷——私有财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矛盾问题。

第二次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对经济领域的微观观察的结果是对于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这一努力对于推进妇女解放有一定积极意义。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妇女家务劳动不应被困于私人领域，应当社会化，玛莉亚罗莎·达娜·库斯塔和赛尔玛·詹姆斯则主要关注了家务劳动的报酬问题。家务劳动属于妇女的无酬劳动，由于家务劳动的非社会性，妇女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并未能获得社会性的回报，因此丧失了经济价值。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日本一些企业的做法。日本很多企业为了弥补雇员妻子养育子女带来的家庭收入损失，特别给这类员工发放家属津贴，其中大半企业以全职主妇的低收入或无收入作为补贴起点。如果妻子年收入低于103 万日元，就会发放“家属津贴”。还有一些公司会规定，男性雇员结婚以后，在领取工资的时候将会获得双份报酬，其中一份报酬用于支付给为家庭放弃职业生涯的妇女。[1]

这种做法虽然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却反而阻碍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致使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的女性感受到双重压力之后，产生了回归家庭的念头。在2012年10月日本内阁府实施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赞同“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应该守家”的女性人数，与2009年的调查相比，由41．3%上升到51．5%。这是自1992年第一次调查以来，赞同人数持续下降后的首次上升，并且也是第一次出现赞同人数过半的结果。[2]最终，这导致了妇女在政治、经济领域继续被边缘化。由此可见，对家务劳动进行经济补偿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补偿如何进行是一个非常谨慎的问题，盲目追求微观层面的细节，可能会在整体性上导致新的不平等，并不利于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在认识到上述问题之后，开始不得不将眼光放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并认为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导致了对女性的压迫。阿莉森·贾格尔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中用异化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异化现象，并认为消除不平等就要向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发展至此，虽然关注到了当今社会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却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思考，对于具体现实问题还未进行有力的回应就仓促结束，步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

（三）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女权理论繁杂多样，步入后现代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与前两次显著不同，转而激烈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宏大叙事，并将眼光定格在妇女的个人权利之上。朱丽亚·伍德在《性别化的人生》中认为，第三次浪潮中女权主义包容性更强，涵盖了不同的种族、阶级，甚至是性取向的女性，既能代表全体女性，又能考虑到女性的个体差别。并且这一时期女权理论认为，女性的政治诉求必须建立在个人和实体反抗压迫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注重同男性和其他群体的联合，希望通过将女权理论日常化，使得女性真正获得“所应有的权利”。[3]57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认为，从启蒙思想开始的所有大型理论本质上都是男性化的，完全忽略了女性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反对第二次浪潮中激烈的二元对立理论，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正如李银河在《女性权利的崛起》一书中所说：“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4]124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受到德里达及福柯的影响非常大，着重从“话语—权力”的分析路径出发思考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福柯的理论使得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具有历史眼光，并反对一切既定的合理性因素，甚至反对性别的界定本身。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认为，男性、女性就像黑人、白人一样是被人为界定的，女性是被人为划定出的一个弱势群体，她们寄希望于创造一套女性话语体系，并认为女性并不必须要受到特殊优待。

二、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批判逻辑

李银河在《女性权力的崛起》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4]126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确实主要通过对其他理论的批判进行理论构建。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也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批判性对于现实中保护女性应有权利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批判逻辑却存在三大固有缺陷。

（一）强调话语轻视社会现实

首先，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没能跳脱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弊病，模糊了女权运动的焦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来源。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激烈批判二元对立论，认为女性与男性并非天然对立并强调与男性的同一性，强调创造女性话语体系，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特别是男性话语体系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同激进派女权理论同样针锋相对，并且其认为一切女性气质并非天然形成。桑德拉·李·巴特基认为：“女性气质是一种策略和人为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扮演和再扮演那种被主体接受了的性别规范模式，而性别规范以多种多样的身体风格表现出来’。”[5]288这就意味着一切天然的缘由，比如生理差异等等都不该是女性被压迫的真实原因。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同时也激烈批判了夹在中间的生态女权主义，因为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气质比男性气质更与自然亲和，而将环境污染等问题归咎于男性气质。在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看来，让女性“觉醒”而认识到女性被男性“驯化”本身比直接对父权制提出批判更为重要。

但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反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的，其必然带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女权理论对政治领域的关心程度下降，力量分散。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言，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对世界“背过了脸”，也就由此导致其丧失了所有的本体论地位，也就因此丧失了所有话语的基础。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对一切现有的性别关系持有怀疑态度，全部归咎于男性的驯化，为了创造话语而不惜一切，对于性别本身也进行了否认。既然性别都已不存在，那么又何来女权理论，何来妇女解放呢？这种混乱的结果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反政治特点可以说不无关系。后现代主义相信意义是多元的、非确定的，那么往往接受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意味着否认一套固定的标准，又何谈女权主义？这就导致女权理论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企图对其进行改造，并不能真正完全抛弃性别、种族、阶级这些概念，而是丰富其内涵。

（二）抽象强调同一性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认识论同样存在一定问题。这不仅是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之间固有的矛盾问题，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思维方式问题。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尤为激烈，特别是对于二元对立观点的批判非常激烈。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否认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强调同一性。虽然过去两次女权主义浪潮中那些仅强调对立、对抗的理论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抹杀性别差异，一味强调同一性，并不能真正发展女权理论。在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者看来，真正的主体不需要强调，而强调女性主体的行为本身恰恰是促成了或者说变相承认了女性的非主体性，正如凯瑟琳·麦金农所认为：“性别差异的观念对于维护男性统治的现实地位是有帮助的。”[6]3那么，现实也真如此吗？

没有对立的同一是抽象的同一。当女权理论无视或者刻意漠视性别之间的差异与对立，那么理论的主体就自然消亡。按照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观点，过多强调即为不公，帮助与扶持也带来歧视，女权主义理论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无视，否则为什么不会有所谓“男权理论”出现对男性进行维权呢？问题是，客观的现实是在全球范围内，甚至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女性地位也并未真正实现与男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家庭与私生活中，对女性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这时，如果主体性消亡，那么理论就无法进行构建，再多有益的思考也会因丧失主体性而化为乌有。现实中，男性与女性不仅仅如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所认为那样仅仅是“话语”的差异，而是存在着现实的社会性差异，“男性”与“女性”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范畴。这两个词汇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是现实的具体，并不是绝对抽象的概念。历史上父权制所带来的后果是，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经济领域长期存在性别分工，在政治领域长期存在权力不对等，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存在相对固定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只有扎根现实的理论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对差异视而不见，认为创造话语就能消弭差距，这实际上是“阿Q 精神”，反而导致妇女地位的边缘化。

（三）抽象叙事逻辑

最后，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弊端也就不言而喻。综上所述，其最大问题就是抽象叙事。尽管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认为对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类别的妇女权利进行了多样的关注，但其理论本身对于社会关系中核心的政治、经济领域问题的淡漠导致了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所做的许多尝试往往是边缘性的。这种抽象的思维模式，恰恰是他们所反对的那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思维方法。只有认识到两性的对立与统一，才能把握住男性与女性差异的具体现实，只有将眼光刺入真实的关乎社会生存的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找到女性不平等的具体原因。后现代主义认为，政治、经济等话题本身就是男性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与男性平等或者一争高下也同样是性别劣势，而抛弃这种话语似乎才意味着正确。现实却恰恰相反，当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将政治与经济当作男性话语而视作与自己并无关系的话题时，恰恰将女性与男性进行了彻底的对立。

三、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交锋

前文所提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三大主要缺陷是其理论困境的三个最显著问题。这其中对于关注女性微观政治追求、注重差别的个人等观点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有借鉴价值，但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近乎彻底、全盘的否定看似是否定了“宏大叙事”，实际上却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在“宏大”事物层面，陷入了被动。我们不得不反思的事实是，当今女权运动的发展真与理论的进步保持同样的步调吗？在全球范围内，或者说在大部分国家女性都已获得了宏观层面政治、经济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了吗？答案显然并不乐观。拥有选举权与实际获得政治权利显然是两回事。女性不平等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形式平等的普及而彻底改变。

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另一问题是由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过程中对性别不平等的根源问题产生了误读。在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交锋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女性不平等地位的起源究竟是什么。这直接影响着理论的后续发展，影响着对提升妇女地位的现实措施的不同诉求。在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是罪恶之源，而实际上在资本制度诞生之前女性已经沦为从属地位，实际上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男性才是压迫女性的根源。这其中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起源究竟如何论述，是否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是男性是否压迫女性的根源。

（一）性别不平等的起源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以及现状表明，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既不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不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马克思并非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诞生前，就已经产生了两性的不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种“不平等”为何产生给出了解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他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他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7]19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力的不平等导致了劳动者的不平等。这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男女两性在体力劳动能力上有着天然差别，女性处于天然劣势，故而在凭借劳动能力来规定报酬的社会中，伴随着第一次社会劳动分工，两性呈现出天然的不平等。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接续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8]175-178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生产分为两类：“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8]13由社会发展导致对劳动的剥削与异化，致使两性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角色。故当社会信奉男性所参与的工具的生产是一切财富源泉之时，对于女性从事的人的自身的生产自然就有所忽视，故而最终导致了女性相对不利的社会地位。

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认为男女平等是人类平等中重要的一环，离开人类的平等谈论男女平等只能是一纸空谈。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认为，两性的不平等是基于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客观事实以及出于维护私有财产的需要所导致，并非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所简单概括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制度被在全球范围内固化。

（二）压迫女性的根源

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在片面强调性别的同一性过程中，片面认为男性是压迫女性的根源，这种观点不仅不利于调和性别矛盾，反而将为争取性别平等而进行的解放运动限制于激烈的两性对抗中。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看来，女性沦为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分工造成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伴随分工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推广，产生了大范围劳动力贬值与加重的劳动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与男性都是被剥削的对象。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马克思曾引用了穆勒的一个经典论断，即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由于劳动力的价值实际上取决于维持整个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并不仅仅是由维持单个工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因此当大机器工业到来时，由于生产过程对体力劳动的需求降低，妇女儿童也能够完成绝大多数的劳动过程，机器就将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纳入了劳动市场中。

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独立负责家庭生活资料获取的劳动者被迫降低了自身劳动的交换价值。那么，为了获取和以前同样的报酬，工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因此加重。正是由于妇女开始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主义时代，妇女地位至少比在以往的、被完全排除在社会性生产外的时代中要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女性不得不负责生育任务而必须要出让部分劳动时间来用于人的自身的生产，因此在绝大多数生产领域，女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比男性劳动力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将人的自身生产沦为社会大生产的附庸，历经两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美国即便将女性工资提升到与男性相当的水平，可其中作为母亲的女性薪酬却仍旧与男性有较大的差距。如果将母亲身份从女性中剥离出来，或者视生育与性别差异无关，无疑是对客观现实的漠视。生育子女仍然是由女性付出较多的劳动，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价值却因人的异化而沦为次要地位，女性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只能不断提高劳动强度以获得相对竞争优势。在这一过程中，男性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实际上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提高，男性与女性都是资本逻辑的受害者，并非如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本身就是压迫女性的根源。

（三）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的启发

虽然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有着其固有矛盾，但是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强调性别对立的同一性，从同一性出发去理解性别对立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有所启发。只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中两性的同一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具体现实的同一。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看来，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意味着消除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从而让妇女重新回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恩格斯认为：“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8]85在恩格斯看来，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由妇女料理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它变成了一种私人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增加社会生产的途径。故而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恩格斯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一脉相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7]14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增加社会生产的途径。”[8]84-85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也是集中体现两性对立中的同一性的关键。

接下来，将进一步具体解释这一逻辑。两性对立中的同一性关键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男性与女性同样面临劳动力贬值与剥削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两性的劳动差别逐渐缩小，被剥削的本质逐渐趋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范围普及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机器首次在生产领域大范围取代人力劳动。在物质生产领域，原始的“体力崇拜”逐渐消失，因此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劳动力贬值。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确立，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寻求扩张，资本家为获取更高额的剩余价值，竞争日益加剧。资本家为了减少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展开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效率的竞争，科技也因此成为决定竞争结果的关键性因素。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已经成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加速了科技的进步，而同时科技的进步也进一步加速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机器进一步发展为更复杂的机器体系，进一步取代了人类劳动力劳动过程中的大部分复杂技艺，机器在生产领域进行了更广泛的应用。时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是纯粹的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科技本身成为资本，在人类的脑力劳动领域开始替代人类劳动。普通的办公室职员承担了过去工厂中棉纺女工的角色。简单的脑力劳动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被替代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一样，日渐贬值。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达成共识，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到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逐步取代更为复杂的脑力劳动。

两性主要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强度、体力的差距，然而随着资本剥削的进步，未来的主要剥削方式将主要集中于创造力剥削，这时，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将逐步缩小并价值趋同。但是这种趋同只是缩小了性别差异，女性本身将作为更普遍的劳动力个体，仍然面临资本的剥削，真正的解放仍然有待于制度解放。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所存在的最核心的逻辑问题就是抽象叙事，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所看到的男性与女性的同一性是抽象的同一；同时，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认为男性是压迫女性的根源是一种较为偏颇的观点，这一观点未能看到主体行动背后的历史动机。当然，后现代主义女权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这就是抛开抽象叙事而从现实的性别对立与同一出发去争取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