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群体性口述：村级档案中的民间集体记忆
——基于《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

刘晓丽

集体记忆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来[1]，一直被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和延伸。其中，德国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杨·阿斯曼提出的“传递性回忆”理论[2]，就是通过日常通讯和交流这样一种口述历史的形式，个人记忆被“搜集”而变为“集体的”记忆。阿斯曼还提出，集体记忆可以被实物化和固定下来，如文字和纪念碑等。 西沟村民群体性口述史料和村级档案史料的搜集、研究，正是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实现了“鲜活的”口述记忆、“固化的”档案记忆与西沟村民集体记忆的融合。

一

西沟村原本是山西省平顺县境内一个偏僻的山村，由44 个自然村庄组成。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明代洪武至永乐年间，开始有移民流落于此。清代中期，河南林县（今河南林州市）人大量迁居于此。到1949年，全西沟共有村民1148 人。[3]111943年李顺达成立西沟村第一个互助组时，西沟境内的自然条件极度贫瘠，村民生活也极度贫困。1955年，反映西沟互助合作社的文章《勤俭办社，建设山区》被收录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这篇文章作了按语。西沟如何能从中国腹地一个贫困偏僻的小山村，成为20世纪50年代互助合作化时期的全国名村，走出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与1949年后我们国家急需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历史步伐相适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唯一被标出地名的行政村，并在70 多年的历史时段内保持持续性和平稳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成为我们开展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研究的初衷。

对西沟村口述史料和档案史料的研究，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西沟村有着从1938年党组织建立至今80 余年间的村庄档案，特别是1949年至2014年间的档案尤为集中，这些档案无论是在保存完整性、数量众多性，还是在内容丰富性上，都是其他地方同级别的档案史料无法比拟的，在一个村庄层面上完整展现了70年来中国农村变迁的历史图景。 二是西沟村有丰富的口述访谈资源。西沟村历史从李顺达1943年建立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互助组开始，很快脱颖而出并得到根本改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沟在70 多年的历史时段里，始终保持着在中国农村的名村地位，与山西的另一名村大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当代的中国名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西沟村的地理特点（贫瘠、交通不便）、西沟人性格特征（吃苦耐劳又因循保守）、西沟村风俗民情（邻里和谐、不喜争斗）、西沟村的领头人李顺达和申纪兰的个人性格特点等因素中找到答案，由此形成了西沟村独有的口述话语体系。

西沟村的历史涵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尤其在1949年至2014年近70年间的中国农村变迁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它既影响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时期全国的农业农村政策制定，又有着自身独立的发展轨迹。西沟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头人李顺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领头人申纪兰，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治村理念，深刻地影响着西沟村的发展。对西沟村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展现一个完整的村落微观世界。

《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十卷本）正是这样一项研究成果。它涵盖两大部分内容：一是西沟村民群体性口述史成果，二是从1938年至2014年间西沟村原始档案的整理与发掘。它们与本课题的另一重要成果——反映西沟专题人物的口述史著作《口述申纪兰》相互印证，在西沟这个山村范围内，集当代中国名人口述、村民群体口述、村庄原始档案史料为一体，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一个中国名村从1938年至今以来的变迁图景，实现了“鲜活的”口述记忆、“固化的”档案记忆与西沟村民集体记忆的融合。本文分别从西沟口述史料和西沟档案史料两个部分，来剖析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

二

西沟口述史料在口述史理论和实践上立足于两个基础：一是课题组有《山西抗战口述史》①参见张成德、孙丽萍：《山西抗战口述史》（三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②参见孙丽萍、刘晓丽：《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的具体访谈实践，尤其是对于大寨村民的访谈，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经验。西沟口述史料在体例编排上沿袭了《口述大寨史》的思路。大寨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闻名全国的政治名村，与四五十年代的互助合作化名村西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个村的带头人李顺达和陈永贵、村两委骨干曾经互访，互相取经，在具体访谈过程中，能站在名村的视角上提出问题，挖掘被访谈者的心中感悟。二是参加西沟口述史料搜集的4 位课题组成员中，有3 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山西农村，农村生活融入了其成长经历，能从专业的视角在自己熟悉的农村开展访谈，容易与村民沟通、被村民接纳，提出的问题接地气，针对性强。他们还能根据村民不同的文化水平、叙述方式、性格特点，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找到打开每位被访谈者的“话匣子”，这也成为西沟口述史料在《大寨口述史》基础上力求努力的方向。这两点成为西沟口述史料顺利推进的有利条件。

与此相联系，口述史料中展现的西沟村民集体记忆的特点是：普通村民都有着名村心态，眼界和看问题的视角要高于山西大多数村庄的村民，还有与大寨村一比高下的积极姿态，在口述历史事件时大多持正面态度，乐观、有责任感，形成了西沟村独有的口述话语体系。生于1929年的申纪兰是西沟村70 多年历史发展的领头人、实践者和见证者，以申纪兰为核心，从各级官员、专家学者、作家到每个西沟村民，形成了极其珍贵的集体访谈资源。这些鲜活的访谈资料与西沟村原始档案相互印证，对她的访谈在更大更深的历史层面上展开，是本土化口述史学的理论价值所在，也是村民集体记忆的价值所在。

对西沟村集体记忆的研究过程有几个特点：一是研究准备阶段的集体性，如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背景相近、田野调研行动的一致性、对访谈提纲的共同讨论、访谈设备的共同调度、访谈人员的分组、每天访谈结束后的共同整理、每天工作结束后的共同感悟等。二是研究内容的集体性，李顺达、申纪兰、互助组、集体化、男女同工同酬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西沟村民和课题组成员心中具有相同的分量，是大家集体认可的对西沟历史和未来发展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西沟村整体配合的集体性，西沟村以党支部的名义选定口述者，这个口述者就拥有了某种限定，比如，村干部、积极分子、口才好等。随着访谈的深入，课题组与西沟村民熟悉之后，我们对于口述者的选定就有了多样性和代表性，大多数西沟村民也由最初的观望或三言两语应付变为积极主动的交谈。四是口述目的的集体性，西沟村的亮点是互助合作和集体化，这是西沟从偏僻的小山村走向全国的出发点，也是村民集体记忆的自豪点，村民们在口述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谈到这个自豪点，靠向这个总目标。村民们认为，西沟村的集体化连接着西沟村的过去和未来。五是村民个人口述的重叠性与矛盾性在集体性中的位置，村民在说到西沟村的负面事实时，往往是既想说真话、又担心西村沟的良好形象受到损害，总是欲言又止。

西沟村口述史料通过西沟村民250 余人的口述以及在西沟村有着工作学习经历的各级干部、专家、学者、村民的口述，体现了西沟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社会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乡风民俗等内容，展示了西沟村从互助合作化时期的全国农业领头羊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一度沉寂，再到今天绿色发展平稳发展的历史轨迹，突出了鲜明的民间视角。

以申纪兰与男女同工同酬为例：1951年，22岁的申纪兰担任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发动西沟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倡导男女同工同酬，被《人民日报》记者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的长篇通讯发表，引起了巨大反响。申纪兰在西沟进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实践，调动了广大乡村的妇女劳动力资源，契合了我国急需推进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此后，男女同工同酬逐渐作为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举措。申纪兰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一步步走来，成长为中国当代女性精英，成长为全国唯一连续当选的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这是申纪兰带领西沟人对中国当代史做出的重要贡献。申纪兰口述当时的细节时说：“我那小姑子跟我说，嫂，咱跟他都男人们分开动弹吧，要不，咱只能挣七八分工。我说，要想挣十分，就得跟男人们比一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儿，才能挣十分。小姑子说，那就跟他都比一比。男人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还没干完。妇女们倒都干完了，他都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妇女们不吸烟，就不耽误工夫。”①2014年4月20日刘晓丽对申纪兰的访谈。[4]在这种精神下，西沟人对集体化时期的回忆充满了自豪感。“以前有土账房、粉房、做酱、做醋、做粉条、喂猪、养鸡，修理上有铁工、木工、车工、钳工。像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就有十几个厂，还造犁，就是给拖拉机配的那个犁。”②2014年4月22日刘晓丽、赵俊明、郭永琴、张文广对西沟张章存的访谈。[5]

在男女同工同酬的旗帜下，西沟妇女不仅亲身书写了西沟的历史，还有着独特的个人生命史体验和鲜明的女性集体记忆特色。[6]西沟女性对于以往岁月的回忆，大多以正面为主，有着很强的时代荣誉感。在口述时，她们最先谈到的就是集体劳动的场景、集体经济的成就，自己为集体做出了什么贡献，并为这种贡献而自豪。“山高高不过决心，地硬硬不过决心，只要你努力来，吃苦耐劳干这个事情，没有人干不到的，山再高，你硬往上，你不是也就站到高处了？地再硬吧，你硬往下做它了，它还能做不下去？”③2014年3月30日刘晓丽对西沟常开苗的访谈。

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大环境下，西沟妇女从家庭走向集体，从自身小天地走向外部大世界，这种坚实的步伐丰富了自身的生命史。对从同工同酬中走来的西沟女性来讲，家乡的面貌从穷山恶水变为绿色银行、生态园林，这种巨大的变化有自己的努力在里面，看得见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山上青松和山桃，核桃山杏半山腰，道路两边都是柏，梨子挂满枝树梢，西沟的山西沟的水，西沟的山水真是美，永远是咱西沟人，奋发图强向前进。”①2014年3月30日刘晓丽对西沟常开苗的访谈。

西沟女性将自己生命史融入对历史进程有深刻影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使历史事件具有了性别色彩。“男女同工同酬”作为当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标志性。对于申纪兰和西沟的女性来讲，她们在无意识之中将自己的青春时代融入了这样一个标志，由此丰富甚至改写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男女同工同酬在当初改变了她们的人生，她们通过参加家庭以外的集体劳动，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种动力和喜悦是内生式的，由此获得的人生尊严伴随了她们的一生。另一个具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大办食堂。在她们的口述中，就是家里不用开火做饭了。“我副社长就管这个食堂哩，一黑来（一晚上）倒食堂化了。那会儿吧群众也好组织，要这会儿来就不行。把大家家里头的粮食都集中到一处。”②2014年5月28日刘晓丽对申纪兰的访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妇女获得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每天参加集体劳动，省去了回家操持做饭这一家务劳动，这其中的体会也是独特的，这一点在很多研究成果中都有所提及。通过口述者的叙述，再一次印证了集体化这一历史时期在女性生命史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由于西沟是闻名全国的名村，国内外参观、学习、取经的各界人士很多，这些正值年富力强的女性就成为政治接待的首要人选。她们的出场代表的是西沟的形象，体现西沟全体村民的精神面貌和追求，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接待任务。在她们的口述中，除了与生俱来的巨大荣誉感外，她们要加倍小心、加倍重视，不让自己的工作出现任何差错，并保持自身农家女性的本色，确保不受外界不健康思潮的影响，把自身最健康的形象展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西沟的女民兵打得可好了，有些男的就不如女的，女民兵也是一个连，一百多号人，西沟的女民兵可算话了。”③2014年4月21日刘晓丽、赵俊明对西沟张章存的访谈。

西沟妇女对艰苦集体生活的口述，看不出悲观色彩，给人强烈的、紧张向上的时代感。她们还对细节记忆深刻、准确，如晚上挑灯做鞋，参加大炼钢铁，修水库多少天不睡觉等。在口述过后，她们都惊异于自己当年的精神头和体力。有的通过参加集体劳动给家里挣工分，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具有时代色彩的个人体验感超越了艰苦的劳动生活。“我姨夫（指李顺达）说有什么动静你不要下马，一直在马身上。他知道，我走到川底（西沟邻村）（天）就大黑了，可能是有了狼了，那个马就变了样了，叫了两三声，两腿拔刺、拔刺盘着蹄子，尾巴一摆，一收身子，叫了两三声，盘了两三下蹄，人家厉害，狼就走了。”④2014年7月20日刘晓丽、郭永琴对西沟郭爱巧的访谈。西沟人对集体时代劳动生活的愉快回忆融进了其建设家乡的自豪感。“那会儿集体去地里，又说了，又喜（高兴）了，又乱（扎堆）了，那个生活就可愉快了。好像西沟的集体观念特别强，就是一个老百姓也是特别认真，特别负责，西沟的人很忠实，干甚都是认认真真的，说干甚咱就干甚，做甚也是踏踏实实，反正是有一种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⑤2014年3月20日刘晓丽对西沟常开苗的访谈。

在集体劳动中，青年女性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生理期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顺达与西沟党支部给予了充分的关心。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惯性掩盖了女性甚至男性对于自身生理的理性关注，所以女性在这种大规模强体力劳作中受到伤害是难以避免的。“我那会儿上地，来了例假一个是腰疼、肚疼，有时候咱就不说呀，那年假如我嫂（申纪兰）早上不见我上地，就骂我。上地，有水，我是一见水，一激就没了。那时也不说，有一天早上，我嫂不知道，就骂我了。我在茅房哭一早上，不吃饭。”⑥2014年7月20日刘晓丽对西沟张锦绣的访谈。“冬天，那时候咱不懂，我腰往下肿哩，后来子宫一直有毛病。胖（肿）了足足二十天我这身上。那会也穷呗，没个钱，伤筋动骨一百天……从那个以后，我的病就可多了。一样的，一样的，多的哩。从那个往后一年不如一年。”⑦2014年7月29日刘晓丽、郭永琴对西沟侯雪贞的访谈。

三

村庄原始档案文献与村庄历史相伴相生，是基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因此，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作用。近年来对于村庄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原始档案进行文字录入和重新编排、整理出版、档案的数字化和村庄档案的研究等几个方面。西沟的档案史料主要有村政类、单据类、村务经济类、社会人口类、土地林权类、历史影像类六个专题。这些档案史料反映了西沟村民70 多年的生存状态，是西沟人生活劳动的最真实展示。对西沟原始档案的搜集和整理，为西沟民间集体记忆的分析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档案史料与村民口述史料一对一印证，将现实中鲜活的人（口述者）穿越到过去（档案史料），在同一件历史事实上相遇。这样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相互印证，还有相互补正，使村民的集体记忆包括鲜活的口述史料和固化的档案史料，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1．年龄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西沟的历史阶段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互助组、合作化、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时间跨度为上世纪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第二时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时间跨度为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4年。这一时间跨度对于传统历史学研究来说，时段并不算长，文本资料保存也大都有迹可循。但是对于集体记忆来讲，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同一件事的记忆点会有所不同。由此，历史事件发生时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口述时的记忆兴趣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对西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还是学生的村民，叙述点就是那些宏大的场面，全县劳力都来参加了，有干部、有当兵的，还有外地来支援的人，可以不去学校上课了，正面感受是主要的；当时已经是成年人并需要养家糊口的村民，叙述点是自己做的贡献大，但干活艰苦，连续苦干，不能回家，以平静情绪为主；而在这种大规模集体劳作活动中不幸身体受伤的人，就会把自己受伤的情境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又一遍，记忆深刻，情绪激动；而当时正值壮年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则对事情的叙述有整体把握，对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叙述较为详细，对所说事情的感情或感触较深。

2．身份及职业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西沟村民的身份基本上是农民。在这之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加快，西沟村民在具体职业上分为农民、村办企业职工、外出务工人员、村民兼灵活务工人员、国家干部等。因工作群体的相互影响和视野的变化，口述者的叙述角度也会有所变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沟村曾采用多种办法增加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村办企业就是生产核桃露的“纪兰饮料公司”和生产硅铁的“西沟硅铁厂”。这两个村办企业吸纳了大部分西沟青壮年男女村民，起到了增加集体和村民收入的作用。对于这两个村办企业，不同身份的村民看法有所不同。纪兰饮料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对企业现状及发展有责任感、主动性强，在口述中能说出具体办法，比如扩大广告规模，增加销售渠道，与外界加强联系，增加贷款规模，更新设备等，对困难也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层管理者大多在公司工作时间较长，对公司有一定的感情，在口述中表现出主人翁的荣誉感，认为能为公司发展出一份力；一般员工在口述中则多将企业发展与自己的工资、业绩挂钩，对企业的季节性停产多是被动等待，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但希望公司一直发展，希望自己的工资收入保持现状或有所增加。对西沟硅铁厂来说，申纪兰和创业者对这个厂倾注了大量心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口述中对当初的建厂细节叙述得非常清晰，没有因年龄或时间而淡忘，并且与之后加入建厂的几位口述者的叙述大体一致，显示了西沟村共同努力、集体创业的艰苦历程。

3．文化水平的差异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西沟作为历史名村，合作化时期在李顺达领导下，中小学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公社化时期还创办了“金星大学”。目前，在西沟村两委委员中，学历最高者还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西沟老高中毕业生，中青年委员则以初中生为多。老高中生代表了当年西沟思维活、观念新、实践快的一批人，他们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初期，在西沟实行林业集体经营、责任田个人耕种的“双层经营”政策下，率先承包西沟的果树、核桃树等经济林，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口述这段历史时，他们大多讲述客观、低调、不事张扬，讲自己的事，也扩展到同村同类人员的事；叙述、归纳能力强，与访谈者互动很好，在讲述事情的同时还对那段历史进行自己的总结，讲述有主题、成篇章。相较而言，同年龄段学历较低的人，就需要访谈者更多的提问和引导，且口述内容碎片化，时间上缺乏连贯性。

4．性格特点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口述者的性格特点在口述访谈中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对初次访谈者，性格外向的村民能在聊天中自然被引导进入主题，与访谈者互动频繁，便于话题深入；反之，则需要进行几次接触、深入引导，才能得到有价值的访谈资料。口述者的性格特点除了关乎天性外，与上述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及其在村里的发展，还决定了其视野是否开阔。对于外界的来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村民比较愿意展开对话，也想借此了解外面的世界。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栽种苹果树、六七十年代的治滩修堤，性格外向者能口述出很多细节，如怎么发种子，怎么挖坑，怎么栽种，李顺达又是怎么严格检查，对偷懒者怎么发回重新撒种，以及苹果树从几棵变成满山遍野的过程，等等。申纪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她的叙述有声有色，娓娓道来。而对于性格内向者来说，较为宏大的场面可能几句话就说完了。

5．在村里的地位对村民集体记忆的影响

这里包括普通村民、村委委员、走出去成为国家干部的西沟人、退休后回到西沟的乡镇干部。西沟的“老干部”，就是在村主要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人、从外面企业退休后回到西沟养老的人，还有在村民中德高望重的人。那些担任乡镇干部后退休回到村里的人，即西沟村人所说的“公家人”，他们的自我感觉比较好，家里儿女盖房等事情安排得比较顺心，退休生活也比较轻松，因此更有精力和心情关心西沟的事情，在口述中能从西沟过去的辉煌中总结出今后该怎么做；从西沟走出去在市里担任干部、退休后没有回到西沟的人，对西沟的叙述就带有回顾性和总结性，更注重西沟过去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的发展，他们自身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现在担任村主要领导的人，在口述中就对西沟的发展、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以来西沟的变化、西沟未来的展望很明晰，叙述条理，口吻自信稳健，与访谈者互动良好；在联产承包责制初期担任西沟领导的人，梳理了自己在位时的工作得失，同样是细节清晰，并对西沟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西沟未来发展的具体办法。这些口述资料的质量都非常高，他们可以说是西沟的精英，在西沟的地位较高，所做的事情也相对比较重要。

6．对领头人李顺达的集体记忆

对李顺达的怀念在村里的中老年人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青年人中，李顺达的口碑也很好。在口述中，村民说到李顺达当初怎样来到西沟，说到李顺达对工作的严格要求，说到有村民在集体果树林里摘了一个苹果，被李顺达批评，还说到李顺达如何帮助有困难的人。大家的共同感受是，李顺达思维超前，具有开拓精神，脑子活，肯吃苦，又没有私心，是个难得的好带头人。西沟人认为，西沟过去的辉煌是因为有了李顺达，李顺达如果活在今天，西沟的发展一定比现在要好。对老一辈西沟人来讲，记忆中的集体化时期，西沟村村委会凝聚力强，党组织有力量，干部作风好，带头人以身作则，能服众，每天很“有劲”，但是集体劳动强度很大，生活艰苦。对今天的生活，老一辈西沟人觉得“国家有医保，村里七十岁以上老年人有福利，过年过节还发面，村里还免费安装有线电视”，对今天的生活满意度高。

7．“隐形”口述者的集体记忆

因为在村里境遇不同，或自身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或对村里发展现状不满意，有部分村民要求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提出很多切实的建议。有的村民对村里为了保持绿化而禁止在山上放羊不满意，“山上绿化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不应该禁止放羊”。有的村民对村干部工作不满意，“村干部为自己想得多，西沟的发展与名村的要求太远”。也有村民对自身成绩做了展示，“我自己干自己的，每年养多少只羊，我有我的办法”。只要诚心提出问题，这些口述者还是愿意对西沟村以外的人说出他们自己的心里话。

四

西沟村民群体性口述史料与村级档案史料相互印证，既弥补了口述史料准确性方面的不足，又补充了档案史料细节和生动性方面的不足。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经过70 多年的历练，融入几代西沟人的精神生活，凝聚为激励全体西沟人的西沟精神，笔者把这种精神总结为“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先行精神（成立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互助组）；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愚公精神（从有水石头流、没水亢死牛的旧西沟到绿化率达80%新西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劳模精神（两个全国劳模、创建核桃露厂、铁合金厂）；对党忠诚，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申纪兰及其历史贡献）。”这种精神有着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它连接着西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与每个西沟人都有关系，每个西沟人都为之做出了贡献。

西沟村民的集体记忆包含着中国农民对中国道路的具体探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一直在摸索和寻找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国家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十九大制定了分阶段走的战略，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战略目标。李顺达作为一个农民，从个人生存角度带领西沟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进行了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实践，由此走进了历史的视野。这种实践通过村民口述和村庄档案的形式还原出来，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西沟村级档案的完整性、西沟村民口述历史史料的丰富性和西沟村历史的典型性，西沟村作为中国农村一个微型村庄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