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政策模拟分析：基于动态GTAP模型

娄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8年7月，美国首先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作为反击，中国也对美国产品加征进口关税，随后中贸易摩擦持续不断加剧。从本质上来看，这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结构变化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自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可能对中国既定发展模式产生长期影响和冲击，应引起我国的充分重视和警惕。

一、文献综述

Bou⊇t Antoine等使用一个静态的多区域、多产业的CGE模型，即MIRAGRODEP模型，对中美、美墨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评估[1]。文章的分析建立在17个区域的24个部门之上，并假设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加收的进口关税税率均为35%，共有美国对中国、美国对墨西哥、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同时发起贸易摩擦3种形式。结果表明，无论中国、墨西哥是否采取报复性关税及其税率如何，对美国福利的影响为零或者负，即美国没有从贸易摩擦中获利；如果双方采取基于福利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关税税率，而非其他较高的关税税率，双方的福利损失均显著降低；同时，参与国所采取的报复性关税税率不同，对双方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该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Ossa的研究结论[2-3]，并做了参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的内容补充。

Wally Tyner等则研究了中国在采取报复性关税征收时对行业的影响，并将目标具体到大豆商品上，利用普渡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模型，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10%～30%关税的不同情景[4]。结果表明，当中国对美国征收10%反制关税时，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下降33%，总体对外大豆出口将下降18%，整体大豆产量则将下降8%；在征收30%反制关税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暴跌71%，总体对外大豆出口将下降40%，整体大豆产量将下降17%。总的来说，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都有害，其中会对美国大豆贸易造成每年17亿～33亿美元的损失，中方也将因此遭受巨额的损失。

从国内文献上看，国内关于贸易摩擦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注]根据中国知网，仅搜到2篇相关学术论文。。李春顶等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国家或地区的内生性贸易不平衡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系统，考虑了美国单方面、相互关税贸易摩擦以及同时关税和非关税的混合贸易摩擦的3种情景，并假设关税税率为30%[5]。数值模型的模拟结果发现，在第一种情景下，中国的福利将减少0.312%，GDP下降1.26%，制造业产值下降3.047%，制造业就业减少1.81%，出口减少5.909%，进口下降0.867%；而美国的福利提高0.184%，GDP增加0.241%，制造业产值增加0.096%，但制造业就业将减少0.144%，出口下降0.397%，进口减少6.027%。在第二种情景下，中国的福利、GDP、制造业产值及就业、进出口贸易都有所受损，而美国的福利和GDP增长，制造业产值和就业、进出口贸易都减少。在第三种情景下，中国受到的负面冲击递增，美国也仅剩GDP有所增长。

考虑到美国贸易摩擦的目标可能是平衡贸易，郭美新等将贸易摩擦的结果纳入到模型之中，通过使用一个多部门、多国的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模型涵盖34个部门和62个经济体，设置了3种情景。一是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征收45%关税，并且贸易摩擦之后所有的国家都达到了贸易平衡；二是中国提高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至45%，也达到了贸易平衡；三是中美两国都对对方进口产品征收45%关税，但所有国家保持目前贸易失衡的状态不变。研究表明，在第一种情景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没有显著变化；在第二、第三种情景中，两国所有部门的双边进口都大幅下滑，18个部门中有一半的跌幅超过90%[6]。张涛等探究了中国和美国贸易过程中美国拒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给中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7]。

从上述文献上看，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寥寥无几，而且相关模拟方案与现实情景相差甚远，因此缺乏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而且，现有文献大多应用静态GTAP模型，从而无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累积效应。因此，本文根据GTAP数据，构建一个动态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模拟分析中国和美国上述贸易摩擦对中美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模型构建包括10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印度、欧盟、美国、墨西哥、世界其他国家)、56个行业，动态模拟到2025年。

二、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等，构建一个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其中主要核心方程如下：

(一)国际贸易和运输利润方程

GTAP数据库包含商品离岸价和到岸价之间的差额，即出口和进口的边境价格，差额代表贸易和运输利润，这些利润产生了对贸易和运输服务的需求。“全球”贸易和运输服务部门从各个来源地区购买这些服务用CES支出函数表示。第一组方程关于对国际贸易和运输服务的需求。式(1)用简单的Leontief假设确定每个运输节点的总需求XWMG。式(2)按节点将国际贸易和运输服务的总需求分成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记为m；第二级嵌套也使用Leontief规范，并且包含跨模式(和节点)进行技术变更的额外可能性。式(3)确定了每个交易节点国际贸易和运输服务的总价，该表达式依赖于每种运输方式的价格，由于缺乏额外信息，该价格被假定为全球价格而不是贸易节点特定价格。式(4)确定模式m的贸易和运输服务的全球需求XTMG。

(1)

(2)

(3)

XTMGm=∑r∑i∑dXMGMm,r,i,d

(4)

变量XTMG表示模式m全球贸易和运输服务的需求。有一个全球供给商，在世界各地购买这些服务，使成本最小化，并使用CES生产函数表示。式(5)表示区域r中采用模式m的国际贸易和运输服务的需求。供给商间的替代弹性由弹性给定。这里GAMS代码生成了Armington水平的需求，最终将分配给国内和进口商品。由于在基础数据中进口份额为零，所以Armington变量将等于国内部分，式(6)确定了每种模式m的全球平均供给价格。

(5)

(6)

其中：变量XAr,m,tmg表示地区r部门m的产出，PTMGm表示全球贸易和运输服务的价格。

(二)双边贸易价格方程

4个双边贸易价格对应3个价格差额。区域r的生产者获得交付给区域d的商品i的价格PE。在完美转换的情况下，价格PE等于给定的总供给价格PS。在农场或工厂之间，双边出口税或补贴(τe)被应用于生产者价格并决定出口边界价格(或离岸价格)，即式(7)。式(8)确定进口边界价格PMcif。给定假设的对国际贸易和运输服务的Leontief需求，进口边界价格(或cif价格)等于fob价格增加贸易利润的单位成本，即式(8)。最后的差额代表双边进口关税(τm)，它将进口的cif价格转换为市场双边进口价格PM，即式(9)。

(7)

(8)

(9)

(三)市场均衡方程

商品和服务从根本上讲有两个市场均衡条件,第一个保证了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国产产品的供需均衡，第二个保证了每个双边贸易节点的供需均衡。式(10)代表国内市场的均衡条件，并且从本质上决定了均衡价格PD。供给方根据CET国内分配规范确定，需求方由顶层Armington规范决定。式(11)反映了每个双边贸易节点的供需平衡，从根本上决定了价格PE。在GAMS实现中，后一个等式被替换掉，代码只包含一个没有任何上标的变量XW。

(10)

(11)

(四)要素市场均衡方程

式(12)决定可移动要素的总供给量XFT，在该式中，供给曲线是相对于变量PABS给出的经济系统价格的总回报要素的函数，它是一个国内吸收的价格指数并且在下面会进一步描述。将供给弹性(ηft)设置为零，将产生与总供给外生化相同的影响。式(13)决定了在3种市场规范下每个部门的要素供应量。前两行仅与可移动要素有关，第一行是部分可移动要素(例如陆地)的标准CET供给函数，第二行适用于完全可移动要素(例如标准GTAP模型中的非熟练和熟练劳动力和资本)，由于完全可移动性，各个要素的税后回报在各个部门都是统一的；第三行仅适用于自然资源等特定部门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供给被指定为具有零供给弹性的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式(14)为可移动要素的总要素的价格。式(12)表示要素供给平衡条件，即在每个部门的水平上(即生产活动)供给等于需求。对于完全可移动要素，均衡条件实际上由式(14)表示，需求之和等于总供给。平衡条件被替换出模型，变量XF的上标消除。式(13)(14)将要素的均衡(或市场)价格与要素的购买者(或代理人)价格和家庭的税后回报联系起来。

(12)

(13)

(14)

(15)

(16)

(17)

(五)动态机制

本文的动态GTAP模型为递归动态类型，有两个基本要素：禀赋的更新——通常在一段时间内固定——并更新生产率参数。

该模型中包含两个主要方程。第一个方程定义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gy。在大多数模拟中，式(18)可用于确定GDP的人均增长率，因为GDP通常是内生的。在基准中，该等式可用于目标实际GDP增长和一些工具(即变量)用于实现目标GDP增长率。鉴于存在单一目标(每个区域)，该工具还必须也是整体经济的，例如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参数，如TFP。

第二个方程阐述了一个用于确定生产率增长和GDP目标的规范。式(19)确定先前定义的生产率要素δf，它是决定因子生产率增长λf的要素之一，即式(18)。首先，它仅定义在劳动力禀赋上，由l索引。其次，它可能在劳动技能和活动方面存在差异。变量γl是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要素，可以作为基准情景中用于GDP增长的工具。参数πa和πm允许相对于整体经济变量γl的活动和劳动生产率特定区分。这些参数可以从有关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如果不是技能差异的话)的现有文献中获得。例如，可以将πm设置为1，并且将πa在农业中设置为0.01，在制造业中设置为0.02。变量γl就反映出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根据这些假设，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比服务业高出1个百分点，制造业将比服务业高出2个百分点。

(18)

(19)

三、情景模拟

本文根据中美贸易摩擦现实情况，设定如下3种模拟情景。情景1：美国对第一批清单和第二批清单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情景2：美国对第一批清单和第二批清单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第三批价值2 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情景3：美国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所有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模拟结果如表1-4所示。

表1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影响

表2 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影响

表3 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GDP影响 %

模拟结果显示，在3种情景下，中国和美国GDP增速均有所下降，其他国家GDP大多有所上升。其中，中国GDP增速分别下降约0.25、0.30和0.59个百分点；美国GDP增速分别下降约0.06、0.07和0.13个百分点，中国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GDP的负面影响，与美国贸易摩擦升级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但总体说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相对较小，依然处于可控状态，这改变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趋势，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状态。

贸易摩擦有损于中美两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就业。在3种情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分别减少411、463和1 059亿美元，美国社会福利分别减少152、192、588亿美元；中国就业人数分别减少472、860和2 057万人，美国就业人数分别减少71、125、230万人。

在3种情景下，中国出口分别下降约4.2、7.5和9.7个百分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约5.1、8.8和10.9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出口的负面冲击最大；中国进口分别下降约6.5、10.0和14.6个百分点，美国进口分别下降约7.1、11.2和15.4个百分点。欧盟、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

表4 模拟情景3下的中美贸易对GDP增速的动态累计效应 %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摩擦产生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中国产品的替代国——越南与墨西哥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负面影响快速减弱，而中国经济负面影响消除速度小于美国，说明贸易摩擦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中长期的负面影响。

四、中美贸易摩擦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协商与谈判，尽量避免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和激化

中美两国有很好的合作空间，互补性较强。中国具有十几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并拥有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具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大、包容性强，而美国掌握着国际核心技术。两国加强协商，互惠共赢，求同存异，有利于中美两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

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中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之前，与美国进行全面贸易经济对抗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也能够使得美国付出一定代价，但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大、恢复时期更长，这无疑会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加强谈判与协商，并适度降低关税税率，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同时，中国利用中美贸易摩擦的契机，改革相关科技研发制度、产权保护制度、人才激励制度、科技税收制度，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制与开发。

(二)加强创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以市场换技术、以资金买技术、以挖人才造技术等方式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因此，一方面，中国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加强自主创新，激发和调动社会、企业、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需要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三)推进税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

我国税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高，存在价格扭曲、再分配功能偏弱的缺陷，因此，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研究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发展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税种在内的税收体系，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政策模拟结果显示，我国宏观赋税每降低10%，可以使得GDP提高0.4个百分点。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宏观税负，提高企业盈利和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