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和途径

张咏丽

(徐州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国民思想解放等全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不断调整。从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主张的“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到后来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从“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纲领到“四个自信”，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多元社会思潮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带来挑战，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既是党和国家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引导公民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紧迫性

一个国家持续健康的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更要帮助国民树立科学、健康、积极的价值观，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多元意识形态的发展与进步，给国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其精神世界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并且精神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社会总体上形成了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但同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社会思潮也正逐渐腐蚀着部分国民的精神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以促进国家、社会、国民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根除“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任务艰巨

所谓拜金主义就是一种思想道德观念，该观念以金钱为上，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这种价值观起源于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的丰富和社会生活更加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价值标准。“金钱至上”的观念造成了道德滑坡等现象，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放弃了自身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责任，从过去的“地沟油”“苏丹红”“毒奶粉”“注水肉”等各种劣质食品，到现在的制假造假的各类“山寨”产品，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消费者身心健康，这种思想虽然是与经济领域相关的，但是从经济领域蔓延到了社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对国民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1]。

(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仍有市场

“消费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价值观现象，这种社会价值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并指导人们各方面的行为和消费关系。其最主要的原则是对最体面的消费追求，并且对物质享受和没有节制的消遣的渴望，除了这些渴望，还把这些作为自己人生的最终目标和追求。简言之，消费主义就是在告诉你：你消费了什么就代表了你是谁。关于消费主义，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一书中论述到：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些什么商品，或是买点什么服务。就连每一则电视广告，也都是个小小的虚构故事，告诉你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更好。在大学校园中，网贷、“裸贷”风波也说明了消费主义盛行对大学生的荼毒。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收入较过去也有着大幅的提高，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快乐，但使人意志消沉，让人陷入了极度缺乏进取心的状态之中，所以说，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风靡，阻碍社会进步，其后果是助长了虚荣与虚假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健康的社会风气。

(三)部分人诚信缺失，道德滑坡

自古以来，诚信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具有极为崇高的道德价值。尤其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学说各异，但在推崇和倡导诚信方面却高度一致，都将诚信置于天道人性的高度上予以崇尚，视之为人格修养的基本内涵和为人、为政的基本道德操守，并且高度注重诚信精神的培育与传承，使之绵延不绝并熠熠生辉，维系着我们的正常生活。可以说，守诚信，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独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但是，经济高速发展、价值追求多元以及道德评价标准的变迁也使得这一传统美德发生了变质，在部分人中出现了道德倒退、诚信缺失的现象。

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主体独立地、自主地追求特殊利益或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内在驱动力，因而为一己之私利漠视诚信的情况就格外突出。在市场主体的行为中始终存在着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矛盾。所谓个人理性，主要是指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在自己的以谋利为目的活动中精打细算，甚至会想出各种巧妙的“谋略”，以便用最低的成本或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益。这样，就会产生市场主体利用市场行情见机取利的行为，电信诈骗、老赖、学历造假等各种诚信缺失的事件就是例证，无不拷问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个人修养。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实现途径

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应不忘传统，吸收国外先进发展经验，面向未来，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提升。

全面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时间较长。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改进策略，主要是公民素质的提高、加强基础教育、加强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方面的推进，另外还要注重对网络文化的引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指导机制。

(一)注重国民素质的提升

素质是指一个人通过各方面的教育及实践对其进行培养，所获得的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个体特性。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素质的培养。其最终目的就是引导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保证社会健康稳定的运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内因来决定的，而外因也要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人民大众的素质，让人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主体和对象，反过来用这种管理成果来指导和引领人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素质提供动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一个人的素质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培养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教育和培养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取向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过于注重个人利益，在自我发展上有着明显的“趋利避害”特征，在政治素养、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培养上还较为欠缺，这就导致了人的素质不全面。对此，政府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二)加强教育

要加强国民通识教育。对于现代社会成员来说，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更加多元，因此要增强国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增强事物变化的判断能力和辨别能力，消解迷信、谣言、“拜金主义”等消极思想对国民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从而能够促进国民在各类意识形态冲突中把握正确的自我认知和方向，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帮助其从感性认识转变到理性认识，最后内化于心。要加强文化教育，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同时，用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的相关文化对国民进行更有深度的教育和培养，能够让国民对自己的人生观更加清晰和明确，能够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和内涵相一致目标，进而汇聚成为主流社会思潮。此外，必须通过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实践不断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将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内化，将外部纳入到各类社会活动中，并能够利用我国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道德文化进行教育和培养，与此同时也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及积极思想，来提高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来帮助国民抵御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在思想道德领域，建立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道德价值。

继续完善我国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平衡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在继续教育方面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这些具备专业性、严谨性、制度性、继续性、综合性特点教育体系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主渠道。

要根据人的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从年龄的角度来看，义务教育阶段，青年儿童面临的社会环境较为单一，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所面临的挑战较少，但到高中和大学阶段，虽然青年所生活的环境非常简单，社会关系也比较单一，理想化，简单而言，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特征，不容易受现实社会的诱惑影响，因此更容易接受比较积极、比较向善的思想观念，但其年龄段正处于校园和社会转折阶段，对事物的认识也基本都完整和准确，因此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灌输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此外，还要注重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管理，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方面。

(三)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文化既有“魂”又有“体”，主流意识形态是文化之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文化之体。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让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并让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就一定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化管理。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属于知识经济方面的产业，可以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众所周知，文化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可以解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困难及问题，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发展来调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三个产业共同发展。另外，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也会对第三产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能促进我国主流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同时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发挥促进作用，推动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吸引社会人才，解决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从而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营造良好政治环境。

(四)加强网络引领

习总书记曾指出，网上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要对网上的宣传模式和途径进行创新和改进，而且要充分地利用网络传播和宣传的途径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从而激发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正能量，从而更进一步地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2]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信息的传播，整个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娱乐、游戏、购物及各种经济行为的重要方式，互联网已经完全地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每个方面都离不开网络的支持。在互联网时代，有关文化生产、传播和经济行为已经与非互联网时代完全不同，人们的各种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变成互联网相关文化的最为重要的特点，在此条件下，网络也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购物方式。互联网上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尤其突出，在展示大量的相关信息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强了人们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存在各种不健康信息的传播。有些较为颓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甚至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在互联网上大肆宣传，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的互联网方面的不良渗透，党和政府亟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加大互联网文化方面的治理和互联网环境的净化。

三、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

策略

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需要长期、全面、系统的实施，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历程来看，政府一直是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有序开展的基础，能为国民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提供保障。

(一)政策方面

政策的支持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的保障，如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认定政策、合作教育政策、相关教师职务晋升政策等，只要涉及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各个项目，都应制定相关政策，利用政策保证社会管理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另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也需要一些政策来制约所产生的一系列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结果，如制定国民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准则等。由于事物的两面性，支持性政策和制约性政策同时进行，既可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工作的保障，也可以制约产生负面的结果。[3]

(二)制度方面

我国社会管理与先进国家的管理相比还是稍有差距的，主要体现在制度支持方面，需要更多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制度来提供保障。如建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标准制度，目前对社会管理的准入标准仍然众说纷纭，社会管理效果的具体评价也存在争议，有了规范化及系统化的标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方便其评价。具体来说，要加强社会调查，以群众为基础制定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标准和评价制度。

(三)法律方面

法律是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根本，在法律保障方面，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被我国所借鉴，我国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提供相应法律保障，特别是相关立法。在立法层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合理性进行明确的说明，在保障机制、权力、义务和责任上进行更为细致的阐释，让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面都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