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艺术教育的新模式：安德鲁·布华顿教授访谈

张羽洁

安德鲁·布华顿教授是英国普利茅斯艺术学院（大学）的院长和首席执行官.普利茅斯创意艺术学校（中小学）的创始人。他同时也是英国文化学习联盟顾问团成员，以及英国工艺理事会教育咨询小组的成员。他是一位诗人，著有六十多篇关于当代艺术和教育的期刊论文、画册文章，以及书籍。本刊特约记者张羽洁就普利茅斯艺术学院正在探索的新型艺术教育体系和方法，对其进行了采访。张羽洁：您创建普利茅斯创意艺术学校初衷是什么？

安德鲁·布华顿：2010年，我被任命为普利茅斯艺术学院（Plymouth College of Art）的院长，该学院是一所于1856年成立的独立艺术学院。2010年，国家教育政策越来越将创造性学习，特别是艺术和设计等创造性学科边缘化。

作为新校长，我的工作是对我所在的机构提出挑战。对于这一糟糕的现状，我们该怎么办？一些十六岁的预科班学生来到我们学院，告诉我预科班与大学很不一样。在预科班只是教他们如何通过考试，但在大学里他们可以自己思考。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力的一课，我向学院的领导班子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对此做一些切实可行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的同事们说，“我们应该抗议”。我说，“不，抗议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既有高等教育又有继续教育，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凡的学习连续体，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最年轻的艺术家年仅四岁，他们每周六上午来学院。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想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办学校，因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最年轻的艺术家只有四岁。”

一开始，我的同事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看看我们所做的，我们有管理一所大学的经验，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创办学校经验，我们的文化之一就是通过‘做来‘学。我们可以用艺术院校的教学方法来创建一所中小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所有科目的学习方法可以都通过‘做来实现。我们也可以在最贫困的地区建立一所学校，一个失业率高、健康问题多、酗酒、吸毒、虐待、卖淫的地区。我们将证明创造性的学习可以改变年轻人和社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申请了政府资助来创建一所这样的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学习方法。2012年，我们成功地通过政府的“免费学校”计划获得了资金。2013年9月，我们开办了学校。这就是它的起源。

我们在创办这所学校时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创造性的教学创新，另一个是社会影响、个人生活和社区的变革潜力。因为学习和生活没有区别，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但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去上学，那就是把学习和生活分开了。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抱怨和争论，因为政府不会倾听。我们应该做一些能证明创造性的学习的价值所在。

张羽洁：您在普利茅斯艺术学院创建的新型教育体系是什么？它背后蕴含了什么教育理念？安德鲁·布华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强调学习是连续的，这意味着创造一个从三岁到硕士、博士研究工作阶段的连续的、渐进式创造性学习与实践。我们的教育连续体的第一部分在普利茅斯创意艺术学校，我们有幼儿组（三到四岁），我们有四岁到十六岁的正规教育。然后，我们学院在Palace Court校区有十六岁至十九岁的大学预科班，在Tavistock Place校区有高等教育。在我们的教育连续体中，有一种混龄组合的文化正在逐步兴起。例如，作为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泰特交换计划的联合创始人，我们每年都会带一群学生去泰特现代美术馆学习一周。最小的学生只有五岁，最大的可能是五十五岁。他们一起学习，互相激励，互相质疑。这与现有的按年龄组对学习进行分类的教育体系完全不同。

我把政策制定者的这种态度描述为教育的供给侧版本。因为主要的需求方是个体学习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学习。因此，我们的理念是对每个学生说“你是你自己的个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这意味着他们的学习是一种个人的、开放的探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们经常被问到“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但如果你想在年轻人心中形成一种内在的探究感，你必须问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正确的答案”，而是“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我们希望英国政府会关注我们的学校，即我们希望鼓励所有学校都这样，但这将需要在英国进行重大的文化变革。实际上，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创造新的社会价值。我们都知道价值是如何被提取的，因为金融业希望从中提取价值，而现代生活中很多价值与货币化有关。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因此已经变得非常具有交易性，但年轻人不希望接受交易性教育，他们希望接受转型性教育。

张羽洁：在这一新的教学体系下，贵校采用何种教学方法？

安德鲁·布华顿：在我们学校，学生将会学习如科学、文学、语言、地理、历史等其他学校的所有课程，但学习方法是不同的。我们提倡的学习方法是基于项目的，通过探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学习。学生们不只是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他们通过做东西来学习。

我對我们的学生说，无论年龄多大，只有一条规则，即不要寻求他人的批准。在你决定要做什么之前，不要等着看别人在做什么。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环境或地方开始做你想做的事，这是属于你的激情，你必须为自己创造。它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你只是复制，它会失去创造所包含的能量。创造事物的能量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某物的能量与复制某物的能量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没有复制任何其他东西，我们是在创造。这是我们学院、学校，以及学院和学校中每个人的处事原则。正如法国立体派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在他的笔记本中所写的：“你不能模仿你想要创造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的学习视野在哪里？而不是边界线在哪里。

张羽洁：如果和鲁道夫·斯坦纳学校或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相比，您刚才提到的新的教学模式与之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安德鲁·布华顿：我们与鲁道夫·斯坦纳的教学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雷同性。蒙台梭利把创造力作为学习的基本要素，但我们与蒙台梭利也不同。这在英国是新的。我们所做的吸引了欧洲、中国、韩国等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产生真正的兴趣。我们正在创造它，但它仍然在“创造中”，这是一个过程，还不确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永远不会是确定的，它应该是一个创造过程。

张羽洁：您是如何找到适合这一新教学方法的教师的？有多少父母能够接受这个新方法送孩子去你们学校上学？学校现在有多少学生？

安德鲁·布华顿：我们没有找老师，而是老师找到了我们。学校吸引了想要这种创造性机会的教师。他们对现存学校的问题深有体会。正如当你出去买书的时候，是你找到了书，还是书找到了你？这很有意思。我想是书找到了我们。一本你不知晓但却想读的书会找到你。

学校得以发展，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在学校还未建成之前，甚至在我们还未获得学校建设的场地，没有班主任，没有获得政府的正式资助之前，我对家长们说：“我不能带你去看学校，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校址。我不能向您介绍班主任，因为我们还没有班主任。我们还没有与政府签订资助协议。是的，这是您为孩子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请让这所学校成为您的首选。这将是非同寻常的。下次我们见面时，我会向你们介绍我们的新班主任。下次我们见面时，我会告诉你这所学校将在哪里，因为我们已经领先于这样一所学校的发展曲线。相信我。这是一种信仰。你应该信任我的原因是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人不想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比他们自己获得的更好的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您可以参与到这一新事物的创造中。”

对于当时在房间里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想法。在我告诉他们新学校在哪里之前，有四十位家长已经为他们的孩子报名了这所学校。他们的说法很有趣：“我们对这所学校是一个新事物这一事实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所学校是适合我们孩子的。它确实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

我们的想法源于2011年，并于2012年2月向政府提出申请。2012年5月，我们前往伦敦威斯敏斯特与政府官员就该项目进行了面谈。2012年7月底，政府说你很成功，我们会给资助你来创建学校。2012年9月，我们任命了项目经理。2013年9月，学校建成，速度很快。学校开学时有一百二十名四至六岁的小学生。然后在第二年，这个数字变为了三百名学生。到了第三年，共有四百八十名在校学生。现在学校有九百六十名三至十岁的学生，明年学校将面临满员，总计一千零五十名学生。我们还有大约四百五十名十六至十九岁的艺术和设计预科生，以及一千三百五十名学士和硕士生。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校区里学习。

张羽洁：您能看到学生们的成果和变化吗？

安德鲁·布华顿：我们通过家长的反馈得知我们的工作进展。父母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自从上了我们学校后发生了改变。他们说：“我儿子不一样了，他更快乐了，他期待着上学，他想在课程结束后留在学校，当他回家时，他想让我们知道他在学校做了什么。”此外，我们不断地监控孩子们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果，所以我们知道学校里每个学生确切的状况。

明年我们将会获得GCSE的考试成绩统计，GCSE是所有十六岁学生都需要参加的考试，然后我们会知道这所学校在正规教育方面的表现。但我们拒绝遵守政府的一些控制措施，因为政府似乎只承认数学、科学、语言和历史或地理这五门学科的成绩，而这些学科都不是艺术。这太窄了。这不是课程，而是操控机制。无论文化政策的目标或是政府给我们什么压力，我们都将确保我们学校的每个孩子都遵循他们自己的学习轨迹，通过向他们提出挑战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张羽洁：是否有可能把普利茅斯学校的教学方法复制到其他地區，例如上海？

安德鲁·布华顿：不是复制，而是重新创建。如果我们在上海创建了一所学校，它不可能是和普利茅斯一样的学校。它将采用与普利茅斯一样的教学原则和内核，为上海创造一些什么。这两所学校将拥有相同的DNA，作为生命的基本生物组成部分。

不同之处在于普利茅斯和上海所面临问题的不同：普利茅斯需要什么？普利茅斯的生活现实是什么？普利茅斯的特色是什么？普利茅斯的野心有多大？对于上海来说，问题是一样的，把普利茅斯这个词去掉，换成上海这个词。他们可能是相似的问题，但在上海却会有着不同的答案。你可以想象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普利茅斯和上海的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彼此认识，他们以同样的创造性学习原则投入到各自的学习和工作中，彼此拜访，相互交流，共同创造事物。这将是一个跨越几代人的项目。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有可能为下一代创造比我们所获得的更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