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对金昌协碑文观的影响

吴昊男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0）

金昌协在《农岩集·别集》中多次就碑志文进行论述，展示出他比较系统的碑文观。然而所论之处无不以欧为据，或引欧以驳时代败坏之文风，或学欧以示撰写碑文之正法，足见其碑文观念的生成与欧阳修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一、欧阳修影响金昌协的现实条件

中国与朝鲜半岛地理毗连，自古以来的朝贡及贸易活动为大量的文学典籍传播至朝鲜半岛创造了便利条件，古代朝鲜文人不仅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名家名篇，而且往往将其奉为圭臬，用以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当欧阳修的文学作品传播至朝鲜半岛便成为朝鲜文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此后在朝鲜古代文学史上出现了《醉翁亭赋》、《小丰乐亭·次韵欧阳公韵》等大量的仿作和次韵作品。欧阳修凭借他优秀的文学作品征服了古代朝鲜文人，而学欧也俨然成为古代朝鲜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浸润其中的金昌协自然也自觉地加入到了学欧者的行列。在《农岩集》中金昌协数十次提及欧阳修，对其诗文作品进行了深入地点评，显示出他精准地把握住了欧阳修进行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如朝鲜王朝实录中这样对评价说：“天资温粹洁清，无一点尘俗气，为文章典则浓郁，深得六一精髓。”①

金昌协对欧阳修的学习是广泛而全面的，而尤以对欧阳修碑志文的学习最为突出，这又与二人所处的相似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早期的碑志文与传统的丧葬礼仪密切相关，素以质朴庄重、严谨简洁著称，而北宋以来碑志文创作日趋病态，内容琐碎，文风笨拙，“谀墓”之风也甚嚣尘上。对此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等文章中痛斥当时碑志文创作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碑志及其创作的种种观点。现实环境催促着欧阳修匡正时弊，以革新之势创作出众多优秀的碑志文作品，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碑志文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几百年后，当相似的历史境遇在异域的朝鲜再度上演时金昌协则应运而生。朝鲜王朝后期碑志文同样变得篇幅冗长，内容上无所不包，连生平琐事都要记录在内，撰写碑志文毫无体要可言全凭墓主家属的主观意愿。金昌协在《农岩集》中就记录了当时的这种不正之风“后来碑志虽名贤伟人，有大事业大名节亦必俱载，其细行至于笔翰小事亦皆不遗。不如此则得者不满，而作者亦不安，习俗之弊，久矣其难变也。”②此外，金昌协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明朝时期，前后七子的复古和形式主义在朝鲜文坛颇为盛行，文人墨客热衷于化用前人佳句，借师法先贤之名，行抄袭模拟之实，但求形式上的雕琢便自以为创作出千古绝唱，实际上生搬硬套令人生厌，如与金昌协同时代的李瀷就曾评论说“古今文章，以树木取比。唐虞三代之文，如方夏花叶，极盛无一条枯，而灿然可观也。秦汉之文，如秋冬以后华实，摧落而真形自在也。后世之文，如丹青绘画，模状虽逼而生意飒尔也。我东之文如乡社画师，不见其物，但凭传模，依稀仿佛，桃身柳枝杏叶棠花，圆楕违真，丹碧无准，不审其何物也。”③冗长与雕琢并存，模拟与蹈袭交织，如此种种皆与欧阳修当时的处境极为相似，而要想破除碑志文创作中的诸多陋习，富有革新精神的欧阳修及其碑志文作品无疑也是金昌协最好的武器。在《农岩集》中金昌协正是将欧阳修和他的碑志文作品立为标杆，通过对比欧阳修、王世贞以及朝鲜文人张维等人碑志文作品的方式批驳了当时碑志文创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强调了写作碑志文的正确方法，传达出他对碑志文的理解。

欧阳修之所以能够对金昌协产生影响还源自于二人“文道观”的内在契合。“文”“道”之辨早有先声，在贞元年间的古文运动中韩愈鲜明地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他将仁义道德视为“道”的核心内涵，主张以“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从而使其文章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韩愈重视“道”，但也并不忽视“文”。韩愈既看到了骈文有轻浮藻饰的一面，也注意吸收其优点长处，他所提倡的学习古文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充满了创新精神。韩愈主张“词必己出”，希望在学习先前两汉文章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富有唐朝特色的语言。总体来看韩愈“志于道”，但也“好其辞”，做到了文道并重。欧阳修对“道”与“文”的基本认识与韩愈是一致的。他同样也反对江左遗风对北宋文坛的毒害，将韩愈的文以明道阐发为“大抵道胜则文不难而自至”，而其“穷而后工”的主张中同时也包含着他对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既看到了内容的主导作用，又充分注意形式的重要性及其相对的独立性。④作为古代朝鲜文坛的性理学家，金昌协对于文道关系的理解难免带有一定的儒家道统本位的倾向，如在《农岩集》中他便将“道”解释为“人伦”和“礼”。他说“如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礼之节文。”极其强调道德礼法的重要地位，鲜明地表现出了鲜明的理学家们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主张以礼节文，以道为重的文道观。但金昌协与其他的理学家终究不同，他重视儒家人伦道统，但也承认偏重“文”与“道”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只有将两者相互协调才是为文之道，他说“沈毅简俭。不事文饰。此可谓之质。”“质之弊。直致而少委曲。”“直致而少委曲。故矫之须以文。不然则太粗卤。”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金昌协亦是文道并重，不仅意识到用“道”来规定“文”、充实“文”，也注重用“文”来润色“道”、丰富“道”，而其胞弟金昌翕“夫文与道二而于是乎一矣”⑥的评价则是对金昌协文道观最佳阐释。

无论是古文运动中的韩愈，诗文革新大潮中的欧阳修，还是复古运动中的金昌协，虽然他们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但他们都面临着“文”胜于“道”的问题，并且都走上了兼重文道的道路，从而就法古与创新，内容与形式上等文学中争论不休的命题发表了相似的看法。特别是对于金昌协来说，借鉴前代名家的理论观点无疑是对抗不正文风所要必然选择的一条道路。

二、碑志文的叙事原则与风格

北宋文坛仍旧残存着五代以来的浮糜文风，不仅在诗歌、散文创作中存在藻饰浮夸的风气，碑志文也深受其害。而欧阳修则从《史记》中汲取养分，创作出的碑志文作品因文风质朴无华，内容意蕴精深为世人称道。欧阳修借用史家笔法撰写碑志文，但并不意味着他将史传与碑志两种文体混同，反而在具体创作中有所区别，各具特色。金昌协正是敏锐地把握住了欧阳修碑志文的这一特点，并且他通过将碑志文与史传相比较的方式强调两种文体的差异正是在于叙事风格的不同。在金昌协看来，“文简意深”是碑志文文体特征的鲜明标志。

“碑志与史传文体略同，而史传犹以该赡为主，至于碑志则一主于简严，故韩碑叙事与《史》、《汉》大不同，不独文章自别，亦其体当然也。……至明人，始纯用史传体为碑志，而又不识古人叙事之法，故其文遂无体要，而碑志简严之法扫地矣。”⑦

“然碑志史传虽同属叙事之文，然其体实不同，况韩公文章命世，正不必摸拟史迁。其为碑志，一以严约深重简古奇奥为主，大抵原本《尚书》、《左氏》，千古金石文字当以此为宗祖，何必以史迁风神求之耶？”⑧

金昌协也承认碑志文与史传从内容上来看都是记录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叙事之文”，要想写好碑志文确实需要运用到史家的叙事笔法。但通过对欧阳修碑志文的品读，金昌协认为史传与碑志文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文体，如果完全以史家叙事笔法为主则令碑志文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金昌协进而直接指出虽然碑志文采用了史家的叙事手法，但其表现出的叙事风格与史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史传的叙事风格为“该赡”，《文心雕龙》中记载“博者该赡”，意为详尽丰富。而对于碑志文的叙事风格金昌协则将其描述为“简严”、“一以严约深重简古奇奥为主”意为简约严谨，实则与“文简意深”内涵无异。对比之下，史传的叙事风格更侧重于内容上的详尽与丰富，以时间为轴力求细致入微地记述主人公的全部过往经历，而碑志文的叙事风格则讲求文简意深，即内容上注意区分取舍，避免枝蔓杂芜，语言上深奥严谨，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余味深远之感。

坚定的文体意识指引着金昌协在碑志文与史传的共性中发掘差异，进而形成了他对于碑志文的独到见解。更为重要的是，在金昌协自己的碑志文创作实践中也时刻遵循着这种“文简意深”的风格。如在《刑曹判书赠领议政谥忠贞吴公神道碑铭》中开篇用倒叙的手法仅以一百四十七字介绍了吴斗寅生命最后时刻的遭遇和具体死因，以及六年后朝鲜君主后悔当年对其进行责罚而对其进行追封的结果。虽寥寥几笔但已勾勒出生平概貌，吴斗寅等三人的生动形象也已经跃然纸上，足见金昌协素材选择之简明精当，行文自由流畅，不可多删一字，亦不可另增一字，决无繁复拖沓之感。其后又说：“夫谏而或死或不死。天也。然不死则其为烈未彰。而其感人犹不深也。”⑨金昌协以铿锵豪迈的语调赞颂了吴斗寅等人死得其所，实现了人生大义，彰显了士人君子伟大的品格，震慑了乱臣贼子的不良居心，结束了当时的祸乱。浅白的言辞之外实际用意深远，为国捐躯，重于泰山之死实在令人敬仰，全篇文章的庄严肃穆之感也由此喷薄而出。

欧阳修眼中的碑志文的功能在于树立逝者美好德行以为典范，进而起到教育世人的作用。所以欧阳修始终坚持依事实为据，以极为慎重的态度慎重的态度对待碑志文写作。如在《与梅圣俞书》中，欧阳修要求家属提供逝者更加详实的资料信息，“寻常人家送行状来，内有不备处，再三去问，盖不避一时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达之。”⑩在《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中欧阳修还明确指出碑志文写作应该极为慎重严谨，要想流传后世便不能求一时之快。

“天下事先须先辨真赝虚实，然后可论工拙精粗，文章亦然。”欧阳修阳修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严谨态度也深刻地感染着金昌协，并自觉将其作为碑志文批评的重要原则，用以鞭挞其他各家碑文志文写作的缺点以及朝鲜当时碑志文写作当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如针对碑志文写作中不充分了解事实，胡乱用典的问题，金昌协强调作者用典应该极为认真谨慎，表述逝者的基本信息应该准确直接，用典方面切不可随意引用，而应根据礼法，特别是要以逝者的事实情况为依据，“而至于碑志文字，其体本自谨严，凡叙履历生卒，惟当据实直书，不必引用古语。虽或用典，亦须详审的当。另如金昌协在评价钱谦益的碑志文中指出碑志文作为叙事之文，地名用典方法与诗不同，应注意朝代相异名称不同，避免失实和语义混乱，“凡诗文用典，有可假借者，而惟地名不可；诗犹可，而文尤不可；他文犹可，而碑志叙事之文尤不可。碑志文写作与其他文体写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遣词造句应该恰当庄重，不能像诗歌、散文等其他文体那般随性发挥，更要以事实为基，综合考虑人物身份，时代背景等多重因素，谨慎下笔才是完成合格的碑志文的前提条件。在金昌协自己的碑志文作品中，我们同样能够找到相关的印证。如在《锦山郡守李公墓志铭》中金昌協记述了逝者李重辉“世宗大王别子广平大君讳玙之后也”、“三十三，中生员”、“然公旣连丧考妣。及后又丧祖考。”以及前后娶有“安东金氏”和“安丰君得臣之女”两任妻子等生平信息可与申钦为李重辉撰写的《赠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经筵参赞官，行通训大夫锦山郡守李公墓志铭》以及宋时烈为李重辉撰写的《锦山郡守李公墓碣铭》相互对照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昌协确是以事实为据，准觉展示了李重辉的生平经历。并且，金昌协对李重辉的评价也极为中肯妥帖，所用语言忠实质朴，既彰显了他美好的品格与德行，却也毫无虚美谄媚之词，显示出了金昌协严谨慎重的写作态度。

三、碑志文的叙事方法

“简约严谨”的叙事风格与叙事方法的运用密不可分。这首先表现在对于碑志文内容素材的取舍和篇章结构的安排上。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说：“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在《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中也说：“缘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纪录则可耳。”所以，欧阳修的碑志文精心裁剪篇章结构，注意素材取舍，具有详而不繁的效果。金昌协正是牢牢把握住了欧阳修这种“简而有法”、“简而能该”的叙事手法，并且将其视为碑志文写作当中的第一要义：

“古人之简简于篇法，明人之简简于句字；古人之详详于大体，明人之详详于小事。故欧阳公作王、范二文正碑，其文不满二千言，而其作相事业与平生大节摸写殆尽。弇州（王世贞）作商贩、妇女志传，其人琐琐无足记，而其文动累百千言，此可见工拙之辨也。

在金昌协看来，古人写作碑志文时注意篇章结构的简洁，内容上虽只取逝者一生中的若干大事加以记述，但却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能够呈现出其一生经历的基本全貌。然而当时的朝鲜文人只着意于字句的计较，对于逝者的经历不加取舍，不分重要与否悉数记录在内。金昌协指出，写作碑志文应该像欧阳修那样选取碑主一生中重大、突出的事迹，省略掉那些相对不重要的小事，无需长篇大论便足以展示出碑主的生平事迹与为人品行。然而如果像王士贞那样不注意内容素材的区分和取舍，写出来的碑文只能繁杂琐碎，文风笨拙繁冗。

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极力倡导学习古人笔法，扫除五代以来的浮糜文风。但是欧阳修所谓的这种学习不是食古不化，反而应在学古的基础上有所新变，自成一家。正如欧阳修早年学习韩愈，但却在接受的同时有所超越，最终成为与其并驾齐驱的标志性人物，所谓“欧阳子，今之韩愈也。”金昌协当时所处的朝鲜文坛同样风气不正。拟古蹈袭的文之风十分盛行，文人墨客“非古不用”，颇以复古模拟为能事。金昌协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强调向古人学习应该学习其长处，善于把握精髓，而不应只求形似，集中精力在字句上的因循模仿实则东施效颦。另外，效法古人不等于以古为尊，在向古人学习的基础上还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属于自己的特有风格。正如他在评价王世贞时说道：

“王弇州（王世贞）自谓学班马，其为碑志，叙事极力摹画，若将以追踵古人，而其实逺不及宋之欧、王。……弇州不知古人提挈错综之妙，而只欲以句字步趣摸拟，故其为碑志，叙事不问巨细轻重，悉书具载，烦冗猥琐，动盈篇牍。纲领眼目未能挈出点注，首尾本末全无伸缩变化。其所自以为风神景色者，不过用马字、班句缘饰傅会耳，此何足与议于古人之妙哉？

在金昌协看来，王世贞自认为向班固、司马迁学习，实际上并未把握住古人撰写碑志文的要义。他不善于取舍内容素材，行文结构平缓毫无变换，致使全文内容繁杂，毫无轻重之分。王士贞自鸣得意之处，皆不过是在字句上因袭模仿古人。“碑志叙事类皆袭用马班句语，篇篇复出，入眼皆陈。”针对这种盲目僵化的佞古做法，金昌协更希望看到是像钱谦益那样向欧阳修学习但绝不因循蹈袭刻意模仿，反而有着属于自己鲜明的特色：“牧斋（钱谦益）碑志不尽法韩欧，其大篇叙事议论，错综经纬，写得淋漓，要以究极事情，模写景色。又时有六朝句语错以成文，自是一家体。如《张益之墓表》、《陈愚母墓志》等数篇，其风神感慨，绝似欧公。

欧阳修撰写碑志文除了运用到具体的技巧方法，还倾注了浓烈的主观情感，具有高度的诗化和抒情化的特点。在欧阳修为其亲友撰写的众多碑志文中既彰显了逝者的美好德行，也充溢着真情实感，表达了对逝者的追思怀念，都是具有极高艺术感染力的杰作，令读者读之无不潸然泪下，感怀至深。这种重情感，重抒发的碑志文写作方法同样也深刻影响着金昌协，他也看到了碑志文写中技巧之外情感投入的重要性。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金昌协在《农岩集》中认为这句话的内涵在于相较外在的形式礼仪，内在的哀伤情思更为重要，而非自明朝以来被人误用为“礼文与哀痛具备”。所以，撰写碑志文时自然不必过于克制内心的情感，相反只有作者自身处于感情饱满的状态并将其投入到碑志文的创作当中，才能使碑志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金昌协在评价朝鲜本国文人张维时指出，他虽然掌握了素材取舍的具体方法已经难能可贵，但他的缺憾在于行文滞缓，缺乏感情张力，使人读之味同嚼蜡，毫无欧阳修式的风神韵致，也就不到情深意浓，扣人心弦的地步：

“溪谷之文，典则理致虽近宋大家，然失之太平缓。……溪谷一味平缓，全无激切处。为疏章则不足以动人主之听；为碑志则无风神生色；为祭文则无凄怆呜咽之旨。

碑志文偏于实用性质，但此时金昌协对其理解已经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即在合理的篇章结构布局与简练的叙事之外意识到优秀的碑志文作品还应该拥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引起读者心理情感的共鸣。所以，碑志文的艺术张力既得益于疏密得当的叙事节奏、错综关节的叙事结构以及详简得当的叙事内容等叙事技巧的运用，还要在碑志文写作当中更要投入发自内心的真切情感，如此这般笔下的人物才能活灵活现，记述的事件才能生动可感，从而使得阅读碑志文的人同样感同身受，获得审美体验。而如张维那样毫无情感的注入，写作出的碑志文自然平淡至极，没有丝毫的活力。金昌协既意识到了要碑志文“简严”的文体特征，也能不为其所限，反而另辟蹊径在叙事议论当中抒情达意，让读者在面对庄严肃穆的碑志文之外也能感受到逝者风云激荡的一生以及作者无限的感情思绪，从而使碑志文同样可以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达到了刘勰口中碑志文“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艺术效果。如金昌协毫不掩饰痛失唯一爱子的哀伤之情，以极为悲痛的笔调撰写出了《亡儿墓表》。金昌协之子自幼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品行高洁，但却英年早逝，金昌协一生困顿又遇老来丧子，悲伤欲绝不能自已。通篇读之字字泣血，惋惜少年殒命之余，金昌协的人生遭际也惹人泪目，使人读之不禁感叹天妒英才，人生实苦。

总而言之，金昌协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碑文观，认为碑志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不能同史传相混淆。碑志文的文体风格在于大笔勾勒轮廓鲜明，不似史传文精雕细琢求全求备；在碑志文写作中要慎重严谨，不可轻易下笔，内容上应着重选取代表性事件，做到篇章结构“错综关节”但却流畅自然。掌握如上种种技巧之外还要注入主观感情，否则将呆板平淡，毫无生气；学习古人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有所新变，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不可亦步亦趋，盲目蹈袭。

注 释：

①金昌协.农岩集.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162 辑.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M].1990：587.

②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2012，（12）：2837.

③李瀷.星湖僿说·诗文门.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M].1990：93

④张绍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2011，（6）：155.

⑤金昌协.农岩集.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162 辑.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M].1990：358.

⑥金昌协.农岩集.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161 辑.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M].1990：302.

⑦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2012，（12）：2837.

⑧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2012，（12）：2846.

⑨金昌协.农岩集.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162 辑.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M].1990：258.

⑩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M].2001，（3）：2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