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迁移家庭家务分工变化研究

曹 迪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在主流媒体的热播，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究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应当承担家务劳动等问题再次被集中呈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是性别或城乡对立的二元视角，也就是说，他们多是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对身处城市或农村环境中的男女家务劳动分工情况进行描述或分析。这样的研究尽管可以客观勾勒出不同社会情境下性别对家务分工的影响，但由于缺乏对生活地域变迁和时间变化上的考虑，往往难以对我国大量存在的迁移家庭中家务分工变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本研究采用个案访谈，以进入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的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和自我生活报告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尝试描述迁移家庭在家务分工方面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化轨迹，并探索引发其变化的内外部动力因素。

二、迁移家庭家务分工变化轨迹：沿袭、妥协与话语重建

1.沿袭乡土社会男性的家务豁免权

这种情况往往存在于妻子刚进入城市生活或丈夫在收入方面占有相对优势的迁移家庭中。其特点在于，夫妻双方均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权力分配格局，丈夫在经济上承担全部或大部分家庭的开支，在生活中依旧承袭乡土社会对男性从事家务的豁免权，在家里不做或只做极少的家务。

36 岁的老吴先于妻子进城务工，待生活条件相对稳定后，将妻子和正上小学的儿子迁往城市居住。尽管老吴妻子在家附近的学校食堂找到了一份收拾卫生的临时性工作，但她依旧要接送孩子上学，并承担家中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对此，老吴妻子虽然有时也会抱怨自己辛苦，但依旧认为“男人本来就应该在外边干大事，不能总在家做些婆婆妈妈的家务活”。而老吴自身也没有参与家务的热情和自觉，“我上班养家本来就够累了，回家就应该好好歇着”。

2.有条件的选择性参与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这似乎是目前迁移家庭家务分工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况：丈夫参与到家庭领域的劳动中，接受并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工作，但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始终是在“帮助”妻子，而并非是履行自己的义务或尽到家庭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尽管丈夫参与家务，但参与程度、参与内容以及何时参与等，都是由男性主观决定的，并不意味着在家务分工方面走向平权或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格局。

“我有空的时候会帮她做饭，或者看孩子写作业。那些像洗衣服、收拾厨房、打扫卫生这种琐碎的事，我一般是不干的”。在被问及家务分工情况时，从31 岁的出租车白班司机小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有选择性的帮忙”：我有空才会做家务，我只会选择我喜欢的或不太排斥的去做。而这种“帮忙”，通常也带有某些被迫和妥协的意味：“我干活主要是受不了我媳妇唠叨，她有时候加班回来晚，我没办法只能先把饭做了”。

在访谈中，小王妻子的表述也应证了这种帮忙式的家务分工状况：“我老公懒得很，扒拉一下动弹一下，自己从来不会找活干，都得我指使他。你一让他干活，他就说去看孩子写作业。其实大多数时间就是坐在孩子身后玩手机”。而对于丈夫的消极怠工，小王妻子在不满之余也表示出一丝欣慰“毕竟他还能分担一些，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搭把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3.重构“男子气概”：对男性参与家务劳动进行重新定义

男性主动参与家务对于源自乡土社会的迁移家庭和其往来频繁的同质群体而言是对传统分工的叛逆，来自同伴的压力和对男性自尊的重建，致使迁移家庭迫切的需要对男性做家务行为进行合理化，重构“男子气概”话语体系。而这种对男子气概的重新定义，又有着明显不同于以往城市语境下男子气概的描述：它更加强调男性对家庭的爱、奉献、责任与自我牺牲，将金钱、社会地位、专业精英等原有的传统都市男子气概语素排斥在外。

45 岁的老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只能在一家工厂当保安，收入微薄；而他的妻子在医院里做护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描述家务分工时，老刘的表达是这样的：“家务活一般都是我在做，我媳妇上班忙，没时间”。同时，老刘还很珍惜与妻子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他认为承担家务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和谐的一种表现。对于自己家庭与众不同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分工方式，老刘更多的是用“对家人的责任与爱”来解释，并认为“做家务不掉价儿，这是对家庭无私奉献”。

三、迁移家庭家务分工变化的成因分析

1.乡土社会的守望相助被地域分隔所破坏，城市生活成本激增

在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和地缘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是互动密切的初级群体，它们承载并分担了农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隐性经济成本——例如，年纪尚轻的公婆帮助抚育幼儿，邻居帮忙照看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孩子，亲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照看病弱老人等等。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地域分隔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初级社会群体的存在基础，物理距离的扩大直接导致了亲情和乡情的鞭长莫及。且不同于早期的个体农民工人口流动，迁移家庭将缺乏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的子女甚至老人一同剥离故土，这也大大增加了其在城市中立足的生活成本。

36 岁的老何原本独自一人在城市打工，妻子在农村家中照顾老人和孩子，并靠种植庭院作物换取微薄的收入。但随着孩子即将进入高中，夫妻俩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一家三口都来到城市生活。对于这种变化，老何倍感“压力山大”，他表示：一家三口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原本自己住插间一个月才800 块钱，现在一家人光租房子就要花1400 多元。再加上买菜做饭、孩子上课后班的费用、上下学的交通费和基本的家庭生活费用，每个月的支出基本与收入持平。

老何的妻子也为笔者算了一笔账：我和孩子没来城里的时候实际上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一家人吃的有大半年都是自己种的菜，吃不完的还能拿到集上卖掉。孩子以前在镇里念书，上下学都是几个孩子一起搭邻居五婶家的面包车，有时候给点油钱，有时候给筐土鸡蛋就行。那时候还能攒下点钱，现在不行了，够花就不错了。

2.妻子的社会劳动成为迁移家庭在城市立足的必需

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迁移家庭为了能够在城市立足，通常需要更多的经济收入来源。因此，进入到城市的妻子往往也需要像丈夫一样打工赚钱，而不是在家操持家务和照顾生活起居；这也进一步导致了迁移家庭在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方面分工的调整——男性需要参与和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并在子女照顾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在城里两个人都得上班，家务活肯定不能都等着我一个人干，谁有时间谁干点呗。”超市收银员小丽在被问及家务分工时这样说。她的丈夫小强今年25 岁，在他们所居住的小区里经营着一家快递代收点，由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且离家近，通常都是由他负责接送女儿上幼儿园。而对于这样的分工方式，小强的态度则是从抗拒逐渐转为接受的：“一开始我也不愿意干，觉得买菜、做饭、接送孩子都是女人做的事情，可我媳妇上班忙没时间，又没有别人能帮忙；我也想过不让她上班了，可我一个人赚钱养她娘俩又不够，所以只能自己多做些了。”

3.女性社会劳动的价值被市场肯定，男性在迁移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撼动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父权制性别分工下，公共领域只对男性开放，而女性只能屈居从属地位。她们被局限于家庭领域，因缺少社会参与，从而丧失了获取经济资源、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机会。即便农村女性从事经济性生产，其收益也仅被定义为微不足道的、可有可无的、贴补家用的“外快”，男性才是养家糊口的“顶梁柱”。而进入城市以后，扩大的社会分工消弭了父权制语境下的性别隔离，女性在参与社会劳动的时候能够获得与男性等价的经济报偿。尤其是在当前机械化生产和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传统劳动力的时代背景下，男性从事体力劳动的收入优势逐渐淡化，相比而言，女性在诸如服务业、手工业等非传统产业中的从业优势正逐步显现出来。这使得男性“养家”成为了许多迁移家庭中的一个伪命题。

“我赚钱又不比他少，凭什么他在家什么活都不干，全得我一个人干？”小吴夫妻俩在同一家出租车公司打工，小吴开夜班，妻子开白班。在家务分工方面，小吴经常抱怨妻子的“斤斤计较”：“她自从上班赚钱以后就变懒了，在家多一点活都不愿意干，家务我俩基本上都是一人做一半的。我有时想让她多做一点，她总是说自己很忙很累，不肯多做。”

4.受城市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传统男性在家务方面的豁免权进一步遭到质疑

不同于乡土社会中长期以来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男女性别秩序及在其影响下衍生出的对女性的剥削与女性自我剥削，城市社会中的男女性别秩序更多的受到资本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的影响，呈现出不论是在家庭地位、投入—产出，还是家庭劳动分配、财产支配等各个方面对男女平权的极度追求。尤其是在我国8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城市中独生女家庭在对女儿教育过程中所渗透的男女平等思想，也使得这批女性在进入婚姻家庭后更加强调自身的价值。而当迁移家庭在逐步尝试融入城市文化中，男女平权文化也开始冲击他们原有的传统男女性别秩序观念，建立在女性自我剥削基础上的家务承担模式也就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结论与反思

尽管迁移家庭在经济现实与文化变迁的双重影响下，通过重新整合“男子气概”这一带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话语体系来对男性做家务的行为进行合理化；但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新的话语中实际上仍保留了浓重的传统性别家务分工的烙印——迁移家庭中的男性通常会有意淡化描述自己承担家务劳动的情况，并不屑与同质群体分享家务经验，从而维护一种自认为的“男人的体面”。这使我们意识到，迁移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变化或许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它更多的是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男性迫于环境压力所做出的妥协和让步，而并非源于根本价值的转变。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一旦现实条件发生改变，如妻子失业、因生育而退守家庭、收入水平下降等，迁移家庭中新建立起的家务承担格局将会被迅速打破，一切或将退回到原有的传统家务劳动秩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