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历史性死亡”

朱学东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正文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注解，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日瓦戈医生》女主角拉拉的命运的一个并不起眼的注解：

“在小说最后，这些章节把她消除了，我们看不到她，她被匆匆地送往西伯利亚某个集中营：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死亡，而不是像日瓦戈那样是私人性的死亡。”

卡尔维诺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一文中，谈到了《日瓦戈医生》一书中登场的角色们各自最终命运的意象——在小说中，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坐电车时胸口发闷无力，打不开窗，在踢踹挤开人群后，“从电车踏板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咚一声栽倒在石板上，从此再没起来。”

但是，相形于日瓦戈医生简单明了的死亡方式，另一位女主角拉拉，卡尔维诺写道：“我们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些从不彻底披露她行踪的躲躲闪闪的章节中紧追她和寻找她”，而紧追寻找的结果，就是卡尔维诺在正文下面那个意味深长的小小的注解，“历史性的死亡”。

齐格蒙·鲍曼说：“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声音。”

通常，普通人的死亡，无论是病死，老死，还是车祸横死，虽带着必然性，都是命运，但这种必然性是先天的，命运则是个体的，正常的，哪怕车祸横死，虽纯属偶然，但也是以个体的面目出现。就像日瓦戈医生那样，心脏不好，胸闷气短，倒地身亡，这死亡属于他自己，是私人性的。

但是，拉拉的死亡不能归入这一类。“她被匆匆地送往西伯利亚某个集中营”，最后的命运，即使无处寻找，但也已经注定，就跟让帕斯捷尔纳克永远内疚的那位没有能被救出的朋友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最终的命运一样。

我们可以在《古拉格群岛》、《科雷马故事》这样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在《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样的历史叙事中，读到“历史性死亡”的故事。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苏维埃曾经的宠儿爱伦堡写到那些他熟悉的朋友们，无论是红军将军，还是像梅耶荷德一样的艺术家作家，都从身边一个个悄然消失了，尽管爱伦堡委婉而闪烁其词，但我们还是可以读出来，这些曾经的大人物和天才，他们都遭遇了“历史性死亡”。

1987年，奥斯维辛幸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坠楼身亡，验尸官认为是自杀，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奥斯维辛时代的死亡，无论是倒毙在押解途中，还是冻饿死在集中营，或者死于高强度的强迫劳动，死于毒气室等等，并无本质差别，它们都属于历史性死亡。

在历史性的死亡中，死亡不再属于自己，死亡也不再受到重视，不再神圣庄严。因为在历史性死亡中死去的，不再是人，而是“物品”，最多只有编号——古拉格或奥斯维辛，都类似——父母给你的名字及家族姓氏，甚至你所经历的荣耀耻辱，都已与你无关。命运不再由上帝和苍天决定，更不受基因控制，而由政治和历史环境掌握。

从精神内涵来看，当死亡不再属于私人时，灵魂也不能超生——编号、代码、“物品”，这些消灭后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所以，如果我們能够以私人化迎接死亡，可能已是一种福报了。

历史性的死亡，历史上已经有了许多展现，至今仍在一些地方延续。造就历史性死亡的原因非常多，通常多发生在宗教、种族和所谓阶级冲突中，这是消灭异己异端异类的必然结果。套用齐格蒙·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加剧了历史性死亡的可能性，以及强度和烈度。

“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声音。” 齐格蒙·鲍曼说。只有在允许多元思想多元信仰的时代和社会，人们才能摆脱历史性死亡，死亡才能属于个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