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建置年号再证

李兴武

(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安徽 阜阳 236034)

颍州作为州郡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最早诞生于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具体建置年号为北魏孝昌四年（528年），距今已有1490年的历史。虽然北魏孝昌四年明确载入《魏书·地形志中》，但由于《魏书·肃宗本纪》没有记载这个年号，遂引起后世的混乱和误读。有些著作在叙述这段历史时以奉承正朔为名，对本纪中不曾出现过的年号，采取猜测怀疑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发生一些误判或臆断。于是，就出现了“后魏孝昌三年于此置颍州”[1]“魏孝明帝孝昌三年置颍州”[2]，“孝昌无四年”“历史上并不存在孝昌四年”之说[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此，笔者曾在2017年9月7日《阜阳日报》“史海钩沉”栏目发表《颍州建置年号辩证》一文，从封建社会年号纪年的一般意义和年号表达的若干方式入手，佐之以清代考据大师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武泰元年就是孝昌四年”的宏论，纠正了部分史志论述的误判和臆断，在业内引起积极反响。笔者据此顺藤摸瓜，一探究竟，继而精研南北朝诸史，终于有所斩获；同时，结合新发现的北魏墓志铭文，对北魏历史上确实存在孝昌四年年号业已形成新的证据链条，因而又撰此文，请教于诸位方家和广大读者，试为颍州建置年号正本清源。

一、《魏书·肃宗本纪》不书孝昌四年年号之误

魏末之乱，导致魏纪之误。北魏后期，肃宗孝明帝（元诩）在位期间（516—528年），由于皇帝年幼，胡太后（充华）临朝称制。她初称“殿下”下令行政，不久便改令称诏，群臣上书皆称陛下，自称朕，宛如皇上。她亲临万机，手笔决断；同时又荒淫暴虐，挥金如土，宗室豪强，竞相淫侈；又笃信佛教，广修庙宇，备极壮丽，国库耗空。百姓重徭厚赋，苦不堪言，民变不断，523年爆发了破六韩拔陵领导的六镇大起义。元诩成年后，胡充华早生戒心，将儿皇帝身边的亲信剪除殆尽，母子失和。520年7月，元诩以她与清河王元怿淫乱为由，发动政变，杀死元怿，将胡充华囚禁于北宫。525年4月，胡充华再次临朝，肆意妄为，“自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淋”（3）。北魏吏治从此大坏，促发了河北人民的大起义。在朝廷，胡充华纠集党羽大杀异己，危及元诩。528年正月，元诩密诏大将尔朱荣除掉她的心腹，铲平她的势力，母子矛盾激化。这时元诩生了个女儿，胡充华假称太子，马上下令大赦，改元武泰。母亲的肆意干政使儿子大为不满，欲借尔朱荣的兵力迫使太后退出朝政，密诏尔朱荣进京。武泰元年二月，胡充华鸠杀元诩立皇女为帝，几天后又宣称新立皇帝为皇女，下诏改立三岁的元钊为帝，是为北魏幼主。尔朱荣借口为元诩复仇，不日攻陷洛阳，胡充华和幼主元钊在送往河阳途中，被投进黄河溺水而死。四月，尔朱荣在河阴拥立元子攸，改元建義，是为孝庄帝。九月，又改元永安，直至后年十月。

面对如此混乱的朝政，无情的杀戮和随意的改元，后世史官魏收在记载孝昌年号的连续性时也难免不发生脱节和失误。《魏书·肃宗本纪》“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其实就是“孝昌四年春正月癸亥”之误。因为之前《魏纪》记载到孝昌三年“十有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与葛荣战殁。是月，杜灿为骆超所杀，超遣使归罪”。十有二月戊申，即十二月二十日，时至年底，原有孝昌三年年号依旧，并无改元更新年号之说。十天以后，干支纪日自动进入孝昌四年春正月己未（初一日），“春正月癸亥（初五日）以北海王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乙丑（初七），定州为杜洛所陷……皇女生，秘言皇子。丙寅（初八），大郝，改元”。改什么元？就是改孝昌四年为武泰元年。只有这样，才有后来武泰元年夏四月戊戌（十一日），孝庄南济河，即帝位。辛丑（十四日）“可大赦天下，改武泰为建義元年”之说（4）。

因此，所谓的武泰元年春正月，从干支纪年的连续性上应将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应从春正月己未（初一日）至春正月乙丑（初七）为孝昌四年春正月干支纪日，时间虽然短为七天，但从孝昌三年十二月延续过来，跨年过渡，不可脱节或缺。后一个阶段，应从春正月丙寅（初八）改元日开始，往后为武泰元年春正月干支纪日。至于说魏收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误记，一是重史实轻年号，问题都集中发生在当年春正月几天之内，确实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二是一年之内四易年号，前后交待不详，史上稀见；三是他忽略了纪、志、传、表之间的统一关系，不能此有彼无、相互扺牾。

二、《魏书·地形志中》记载孝昌四年年号之双证

《魏书·地形志》所载的北魏行政区划，是以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即将被高洋废黜，由北齐取代的武定年间（543-550年）的情况为蓝本。但东魏统治范围只及潼关以东，不及北魏一半大小，不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所以史官魏收又把那些“沦陷诸州户”，根据北魏最后一个皇帝孝武帝元脩永熙时（532-354年）的“绾籍”加以补充，撰成此志，这就大体符合北魏全部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由于《北魏·地形志》所说的孝庄帝“永安（528-529年）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只好采取“不知则阙”“无老不录”的原则，虽然舛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前朝孝昌年间（525-528年）的区划变动近在眼前，且载诸文薄，所以能收录的统统录入，其中就有孝昌四年（528年）两则史料：

其一：“梁州阳夏郡，孝昌四年分东郡、陈留置，治雍丘城。户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九，口六万三千五百五十九。”（5）

其二：“颍州孝昌四年置，武泰元年陷，武定七年复。领郡二十，县四十，户三千六百一，口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三。”（5）

历代地理志书和有关著述，在论及颍州建置年号时都只知其二，不知其一。既承认“颍州孝昌四年置”这一历史记载的存在，又怀疑其真实性、权威性，有的甚至在其下辖的汝阴县条下注“后魏孝昌三年于此置颍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记载，就是因为有些编撰者不相信、不敢肯定北魏历史上确实存在孝昌四年这个年号。在不了解上一条史科“阳夏郡孝昌四年分东郡、陈留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为“孝昌四年”之于颍州是一条孤证，而孤证是可以怀疑、甚至是可以否定的。

州郡设置、区划调整是国家大计，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复，任何行政区划的设置调整都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可能入史载志，传诸后世。实际情况是，北魏孝昌四年春正月之初，北魏中央政府同时批复成立了颍州和阳夏郡两个州郡级行政区域。魏收在编撰《魏书》时将北魏孝昌四年置颍州、置阳夏郡的文献一字不差地载入《地形志》中，为后人留下了可供采信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清代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发现了后人在孝昌四年区划设置记载上的张冠李戴，错把东牟当阳夏，而且诸本皆误为：“东牟郡，孝昌四年分东郡、陈留置，治雍丘。”钱氏《考异》卷二九云：“孝昌以下十三字当在阳夏郡下，误重出于此。”我们今天读到的1974年6月第1版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地形志中》梁州条下阳夏郡的记载，就是据此删定的。由此也证实了笔者在上节末的一个判断：在史书中的年号记载上，纪、志、传、表是可以相互补充和佐证的。

三、《梁书·侯景传》大书北魏孝昌四年年号之确证

据《梁书·侯景传》记载：“侯景字万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以选为北镇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于定州作乱，攻没郡县；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率其党舆，复寇幽冀，与修礼相合，众十余万。后修礼见杀，部下溃散，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攻杀吐斤洛周，尽有其众，谓之‘葛贼’。（孝昌）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临朝，天柱将军尔朱荣自晋阳入弑胡氏，并诛其亲属。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会葛贼南逼，荣自讨，命景先驱，至河内击大破之，生擒葛荣，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

侯景为魏将，率众投靠魏相即后来成为齐武帝的高欢。因其性情残忍酷虐、足智多谋、驭军严整，加之所得财宝，皆班赐将士，故士卒用命，所向多捷。高欢赏其才能，以为司徒、南道行台，使拥兵十万，专制河南。及高欢病笃，生性多疑的侯景不服其子高澄召见，于太清元年（547年）请降于南梁。梁高祖萧衍不从众议而纳之，结果引狼入室，使之坐大为患，遂于太清二年八月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今寿县）发兵反梁，历时四年灭掉萧衍五十余年成就的大梁基业，南国疆土，尽受荼毒。

当年，侯景与颍州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东魏元象元年（538年）春正月己卯，行台任祥率豫州刺史尧雄等与大行台侯景、司徒高傲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于北豫相会，俱讨颍州，梁回等弃城遁走，颍州平[7]。高澄即位后，侯景谋反，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整个河南呼应他的人寥寥无几，唯有颍州刺史司马世云带领全城百姓响应他的行动。据《魏书·孝静本纪》记载：“武定五年（547年）春正月辛亥，司徒侯景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入据颍城，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北史·齐本纪上》：“武定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发丧。辛亥，司徒侯景据河南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自此之后，侯景在征战中势力逐渐壮大，投靠萧衍后，颍州也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五年六月，魏司徒韩轨、司空可朱浑道元等自颍州班师。六年春正月己亥，侯景败于涡阳，走淮南。七年六月丙申，克颍州，擒宝炬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东道大行台、太原郡开国公王思政，颍州刺史皇甫僧显等，及战士一万余人，男女数万口（6）。侯景自称“宇宙大将军”，荼毒江南，不仅祸及朝廷，百姓也深受其害。

对于侯景的为人和下场，早在天监年间（501-519年），民间就有传闻和预言，据沙门《释宝志》曰：“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起自汝阴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儿果攘臂，太极殿前作虎视。”掘尾狗子，山家小儿，皆猴状，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7）。起自悬瓠，即昔之汝阴。巴陵有地名三湘，侯景奔败处。因为在侯景眼中，“悬瓠大藩，古称汝、颍”（7）。因此，汝阴颍州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魏晋南北朝的征战中不仅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且成为侯景的崛起发迹之地。侯景成名之时，正是颍州建置之日，此时颍州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上溯到《梁书·侯景传》关于北魏孝昌四年年号的记载，不仅破天荒把侯景与颍州联系在一起，从侧面证明了《魏书·肃宗本纪》不书孝昌四年年号之误，而且再一次坐实了二十四史中纪、传、志、表对同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历史年号互相印正的重要性不可或缺。著书立说，切不可单纯地以本纪年号否定志、传、表中的年号，而是使之互相补充和完善，将真实的历史纪年完整地呈现出来，使历史事实更加清晰完整，真实可信。

四、北魏墓志铭文发现孝昌四年年号之铁证

汉魏南北朝墓志，历来是古代墓志材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既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准和书法价值，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以和史书互证或填补历史空白，从而被历代史学家、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及书法爱好者们视若拱璧，大力收藏访求。为更加深入地研究颍州建置年号，探求北魏孝昌四年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笔者于正史之外，想到了北魏墓志，这种当代人撰写并勒铭于墓碑之上的文字，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能在北魏墓志铭文中发现“孝昌四年”之年号，就可以进一步证实当时的北魏天下存在并通行这个年号，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深入人心，并铭刻于普通士民百姓的家庭记忆之中，有的甚至在族人去世后，将此年号勒石铭记，永志纪念。

查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果然就发现了一方镌刻“孝昌四年”铭文的墓志（北京图书馆藏拓）。铭文如下：“魏故冠军府长史寇君墓志：君讳慰，字欣若，上谷昌平人。自履迹肇生，伏翼呈祥、延囗周文，遂作司寇，因以氏焉。簪缨相袭，历数十世，备列青史，略而不述。君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冯翊哀公之曾孙、安南将军领南蛮校慰雍州刺史河南宣穆公之孙，假节龙骧将军幽郢二州刺史威公之第五子也。君资禀超逸，迥异常樨，弱冠之年，辟为牂牁令，坚辞不就。后洛州王卓又举为敦煌镇都将。在官未几，适以丁艰旋里。读礼之余，未尝与闻外事。孝昌四年，起为冠军府长史，以焦思劳虑，遂遘沉疴。天不祚善，竟至弥留。春秋四十有九。寔七月之廿六日也。粤九月壬申朔三日甲戍葬于先人墓次。爰作辞曰：‘惟公诞降，氏族云遥，后稷之裔，姬周之苗。赋质超迈，遵道而行，湖月其心，松竹其贞。世承簪笏，作帝股肱，万方永赖，际彼升平。天不佑善，殃及哲人，亿万斯年，泉门长春。’”[2]213-214

通观铭文，墓主人寇慰其人的身世和事功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于“孝昌四年起为冠军府长史”，这个深埋于地下一千多年的墓志年号出土面世之日，不仅纠正了《魏纪》当年不书“孝昌四年”年号之误，而且也印证了《魏书·地形志》《梁书·侯景传》孝昌四年年号之实。至此，孝昌四年之于北魏已成铁证。

五、《中国历代年号考》的结论

自《魏纪》不书孝昌四年年号，后来史家编著通史或断代史，均无此年号，一直延续至今。例如王仲荦生生1979年12月和2003年9月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杜士铎先生2017年1月出版的国内第一部北魏断代史《北魏史》均不书此年号。不仅如此，北魏孝昌四年年号在解放后编著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似乎也成为禁区，例如1955年万国鼎编著，1978年11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年表》，2002年10月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手册》、陈元金编著2008年5月出版的《历史纪年表》亦不书此年号。究其原因，除综上所述外，还有一个“奉正朔”的因素，就是南北朝的历史纪年以南朝为主，北朝为辅。而北魏武泰元年春正月丙寅（初八）发生的改元事件，《魏书·肃宗本纪》并未交待清楚从何年何月改元而来，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在北魏孝昌三年十二月戊午（三十日）至武泰元年春正月丙寅（初八）之间七天的空白和断档。而这个空白和断档，如果转换成年号，就应该是北魏孝昌四年春正月己未（初一日）至春正月乙丑（初七）。由于中国历史纪年表最细纪月不纪日，因而发生在同一个月之内的事件就没有前后之分，《魏纪》以武泰元年春正月笼统代之，才最终造成孝昌四年春正月初一日至初七到武泰元年春正月初八之间七天干支纪日的空白和断档，这既是当年《魏纪》的失误，也是后世史家审视不细造成的结果，在此姑且不论。

幸而中华出局1981年6月出版的《中国历代年号考》北魏孝明帝元诩、孝莊帝元子攸部分对孝昌、武泰、建義、永安（525-530年）改元纪年作了明确的考证。即：

根据本书凡例，笔者对该年表的解读是：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年号，起于公元525年中历六月，迄于公元528年中历正月，孝昌元年的干支为乙己，该年号共使用4年。其中，公元528年正月共有孝昌四年和武泰元年两个年号；武泰元年起自正月，迄于四月；孝莊帝建義元年起自四月，迄于九月；永安元年起自九月，迄于530年十月；孝昌、武泰、建義、永安四个年号先后发生在528年[3]1、71。而这也正是作者李崇智给出的最后结论。

客观事实是，公元528年从中历正月到年终月杪，一年之间共经历了孝昌四年、武泰元年、建義元年、永安元年四个年号，历时最长的建议元年存在五个月，最短的孝昌四年仅存七天。但就是这短短的七天，见证了北魏孝昌四年的真实存在，颍州诞生的历史年号不容质疑。

注释：

（1）《元和郡县图志·颍州，太平环宇记·颍州》。

（2）《明嘉靖颍州志·郡纪，清顺治颍州志·郡纪一》。

（3）《魏书·皇后传》。

（4）《魏书·孝庄本纪》。

（5）《魏书·地形志中》。

（6）《魏书·孝静本纪》。

（7）《梁书·侯景传》。

[1]胡天生.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汝颍水系部分疏误摘编[M]//胡天生.阜阳考古录.北京：中华书局，2011：38.

[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3]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