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撷片

我的朋友、诗人叶延滨说，诗人是“精神家园的守卫者”。我想，诗人还赋有一件特殊的使命，就是说，他是一名园丁。

具有工业化特征的现代农业种植，已经放弃种植许多作物，个中原因是那些作物生产的蔬菜、瓜果或花卉，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不符合大规模流通的要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此一来，那些为数众多的，构成大自然世代相传的巨大财富的作物品种，就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千百种芬芳、美味也面临沦丧的危险……这使我回想起了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诉说的对故乡蔬菜瓜果的思恋。

对于语言来说，情形也是一样。倘若没有诗歌参与，现代交际的语言也许会愈来愈显得高效，但它却面临贫困、划一的危险。

诗人应当成为一名园丁，他以同样的热诚，去照料名花和野草。

精神家园不是一间温室，不是一座稀有作物的收藏馆。它更像是一座中国式的花园，它同周边的景观浑然交融，它是一座蒙受践踏、伤害的花园，就像圆明园一样，存留着创伤的记忆和痛苦。

至关紧要的是，需要留存记忆，普普通通的人们的记忆，而非强大的国际信息机构的记忆。

诗人，是记忆的守卫者，同时又是未来的探索者。诗人应当同普普通通的人们同心协力，为建设这一未来作出贡献。而且，在建设这一未来之前，诗人应当致力于想象这一未来，构思这一未来。

一个失去诗歌的未来，将是一片荒原，干旱、凄凉的荒原;在那儿，连生活本身也会有窒息的感觉。

——摘自[意大利]安娜·布娅蒂：《诗人是记忆的守卫者》，吕同六译，《诗刊》，1998年第12期

是什么推动了世界文学一次又一次的巨变？通常是每当有人对某种简单的、被贬价为略低一等而不被重视的艺术形式善加利用，令它发生了蜕变。于是，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现代小说从轶事与书信中脱胎而生，新时代的戏剧从站在市集木桶板上的杂耍起家演进，口语化的歌曲将学术性的拉丁诗歌废立，拉封丹将动物寓言，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将童话从幼稚园领上了巴那斯山的高峰。每一次，我们的文学观念随之发生变化。

从其本质而言，一位歌手/词作家在今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不应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在遥远的过去，所有的诗都是用来歌唱或配之以优美曲调吟诵的。诗人曾是行吟诗人，“lyrics”（歌词）一词取自“lyre”（里尔琴）。但是，鲍勃·迪伦所做的并不是回到古希腊或中古的普罗旺斯中。相反地，他将自己全身心献给了二十世纪美国流行音乐，即广播电台与留声机唱片上为普通白人与黑人播放的那一类音乐：抗议歌曲，乡村音乐，蓝调，早期摇滚乐，福音音乐，主流音乐。他日夜聆听，在乐器上反复弹奏，努力学习。但是，当他也开始创作类似歌曲时，它们却变换了身形。在他的手中，素材发生了异变。在祖传珍宝和废弃物中，在庸常音韵与急智妙语里，在恶毒的诅咒与虔诚的祷告中，在甜美的琐碎和粗制的笑话里，他寻觅求索，最终在诗歌里淘出黄金，有意为之也罢，无心插柳也罢，都无关紧要。一切的创造缘起摹仿。

即便五十年来不断聆听，我们仍然未能完全消化音乐界的《漂泊的荷兰人》。迪伦押韵押得好，有评论家如是说，以此解释他的伟大所在。此断非虚言。迪伦的押韵有炼金之力，能够熔合各种背景创造出人类大脑难以包纳的新意境。令人震撼。当公众期待通俗民谣之时，他们等来的是一个手持吉它的年轻人站在那里，融大街上的語言与圣经语言于一体，乃至令世界末日看似多余的重演。与此同时，他歌唱爱的颂歌，带着人人都渴望拥有的坚定力量。突然之间，书本上的诗歌黯然失色，他的同行们仍旧按部就班写着的那些日常歌词，无异于火药在炸药发明之后顿时显得过时了。不久之后，人们不再将他与伍迪·格思里、汉克·威廉姆斯相比拟，转而把他与布莱克、兰波、惠特曼、莎士比亚相譬喻。借用商业化的留声机唱片这种最不可能的媒介，迪伦还诗歌语言以崇高的风格，这是自浪漫主义时代之后便已丧失了的风格。他并不歌唱永恒，只歌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日常。好似德尔菲神谕正在播报晚间新闻。

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推动的革命给予认可，这个决定曾一时显得过于大胆，如今却已是不证自明。……正如尚福尔所言，每当像拉封丹这样的文学巨匠出现之际，文类的等级——文学中伟大与渺小的界定，高雅与低俗的区分——随即失效。他这样写道：“倘使一部作品已具卓绝之美，它位列哪一等级又有何意义？”鲍勃·迪伦何以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直接的答案是：他的歌曲具备极致之美。

——摘自[瑞典]贺拉斯·恩达尔：《颁奖词》，傅燕晖译，《世界文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