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美又邪恶的程晓霞（短篇小说）

陶诗秀

1

去年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一直想去分部街四号看看。但时间有限，赴了很多饭局，却没空去老宅。终于在回程的倒数第二天去了，站在那里，却不知如何是好。

小黄楼没有了，蓝荧荧反射板的大楼很气派。楼顶上耸立着几个巨大的字，恍惚记得是证券公司或贸易大厦之类，占地面积正是二号院和四号院。童年的住所就这样没有了。

问过一个老人，他穿蓝色的羽绒服、戴鸭舌帽，很符合我印象里这条街上居民的模样。他用异样的眼睛看着我，好像看一个外星人。他说那个小楼早就没有了。

我追着他问什么时候没的，他说怎么也有二十年了。然后问我是从哪里来的，那眼睛中竟有某些质疑的成分。

我没有回答他，只慢慢转身，向文昌街走。过了文昌街就是国庆小学，国庆小学前面就是四十四中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些童年的地方。城市每天都在变，我这个离乡人记忆中的老家却没有变。唯心主义者说，这世界是主观的。那么所有客观的世界就是因心而异的了。这样想着，记忆就成为了永恒的存在。只要记忆还在，还徘徊在那一栋黄色小楼里，我就会在这里。

我回想着曾经有过的石板小径，门前两棵丁香树。五月里花香会一直飘过院子，飘到屋子里，守在小径两边，一棵是我家的、一棵是萱香家的。

我小学四年级时，从文昌街搬到分部街，非常喜欢这个新家。这是很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外边的颜色是黄白色的，房间内举架极高，有三米多，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是双扇的木门。每个房间都很大，我家对面就是萱香家。

萱香大我一岁，个子却比我矮。她的后背两边是不平衡的，一边像平原、一边像丘陵。丘陵隆起来，有人叫她小罗锅。虽然后背与我们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她生着一张白皙的脸，尖下颏，两道眉毛向鬓角处吊起来，两只眼睛也随之高挑着。

那时我正从父亲的抽匣里偷出《红楼梦》看，看到凤姐那一双“丹凤三角眼，柳叶吊梢眉”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在我眼中，这就是萱香的典型描写。有了丹凤三角眼和柳叶吊梢眉，与之相配的就是细而高的鼻梁、一双直而薄的嘴唇，脸庞也是小小的锥子脸，很符合如今女孩子们的审美。

萱香家庭结构与我家不一样，她妈妈不上班。程婶是一个容长脸、大眼睛的女人，有厚厚的嘴唇，会养小鸡、会做饭。搬进来不长时间，石板小径就成了我们两家的分界线，程婶先是在小路那边围起栅栏，然后抓了一些小鸡、小鸭养起来。每到黄昏，程家会按时飘出饭菜香，那时我母亲还在回家的通勤车上。

萱香有一头漆黑的油头，是她引以為骄傲的。她还会编小辫儿。有时候她的小辫从头顶一直编到肩头，十分好看。早上我去找她上学，经常看到程婶站在萱香身后，给她编小辫儿。程婶的容长脸、厚嘴唇与萱香的吊梢眼、薄嘴唇，形成鲜明对比，怎么看都没有任何遗传基因。

程叔是一个安静沉默的人，浓眉大眼国字脸，是当时电影中正面人物的模样，据说他是个技术部门的干部，沉默而有教养。

我们那一片，小孩都在国庆小学上学。开学的第一天，学了焚书坑儒和太子扶苏的故事。晚上回到家，程叔问我们学了什么，我说学了两个故事，却有矛盾。第一是焚书，把书焚了，怎么能分清哪些是好书、哪些是坏书呢？再有太子扶苏，一说扶苏软弱不堪大用，又说扶苏反叛，是不是矛盾的呢？

程叔用惊奇的眼神看我，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上学并没有多少功课，常常唱歌跳舞，还敲小腰鼓。咚咚咚吧啦咚、吧啦吧啦吧啦咚，敲得好的就去儿童公园当仪仗队。

我去得晚，没有去敲鼓。楼上三号的圆圆在鼓队里。她好看，一张李铁梅一样的脸，是当时的审美典范。她有一个好嗓子，在五年级时候就被部队文工团选去了。我还记得她的模样，黑黑的小圆脸儿，眼睛亮亮的，唱歌的时候，一张脸仰得很阳光，天生一个演员的料。

我没有好嗓子，也没事做，就跟着程婶养起小鸡、小鸭来。我养的小鸡都是刚出壳买来的，鸡也毛茸茸、鸭也毛茸茸。哥哥从下乡的地方回家时，用砖头砌了鸡房子和鸭房子，比程婶家的好看，他家没有男孩。程婶让程叔干，他却不肯。

忘了本了。程婶小声嘀咕说。但程叔是他家唯一挣钱的，不敢惊动。

我每天放学，路过菜市场就买一捆菜回来，扔进院子里，任鸡鸭们自己捡食。又贪玩，总忘不了去跳猴皮筋儿，所以我的鸡鸭总是长不过程家的鸡鸭。

2

有一天早晨我还蒙头大睡，萱香悄悄潜进来，坐在我床边。

醒醒，她说，我家来客人了。

来客人算什么新鲜事！我说，我们家一年到头来客人。

这个客人来了就不走了。萱香一边说，一边望着我，她眼中的神秘吸引了我。

什么人呀？我翻个身，双手支着床问。

我堂姐。从呼兰河来。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呼兰河。是个什么地方？

是个小镇，我叔叔家住那里。这个堂姐比我大两岁，十六岁。要在咱这上学呢！她眼盯着我，欲言又止地说。

见我懵懵懂懂，萱香终于忍不住了：听说她和流氓集团混在一起，父母打都不分手。只好送到这里来，让她和对象分开。

我这才明白过来，心生好奇，小流氓是什么样的？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李艳艳被叫做女流氓，她身高、骨架大，梳着阿飞头，穿细细的包在腿上的裤子。一个黄色的书包吊得低低的，一直低到屁股那里，每一走路，书包就在屁股上拍一下。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和男生们说话毫不畏惧。我们都是离男生远远的，必须说话时，也不知怎么说，手足无措。程晓霞，就是萱香的堂姐，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果然是这样的。当我看到她时这样想。

程晓霞不仅像李艳艳梳着剪得细碎的阿飞头，而且还烫成了波浪。现在这些波浪被程婶用许多铁丝一样的小发卡别在头上，看不出烫头的形状。只有发梢的弯弯桀骜不驯地翘起来，让这个头型看起来十分古怪。

这不是烫的，这是自来卷儿。那姑娘很不满地说。我看到与程叔十分相近的容长脸，浓眉大眼，性感的嘴唇、白皙的皮肤。如果把程家四个人放在一起，萱香无疑是一个异类，那三个人才是一家人。

程晓霞插班到四十四中学初三。她窈窕的腰身，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两只脚在马路上踢踏着，很招摇。她又喜欢笑，笑的时候，嘴唇上翘，一副毫无心机的样子。开始时程叔每天都去送她、接她，萱香都没享受过这待遇，我们都是一起上学、放学的。

因为怕她学坏。萱香小声对我说。那时萱香睡觉时，把丘陵一样的后背放在一个沙袋上。

我妈说能睡平了。她信心十足地说。

你为什么这样？我指指她的后背问。

小时候从床上跌下来，摔坏了。她说。

漂亮的女孩总是不同凡响，她们能在任何地方引起喧嚣和骚动。程晓霞进了四十四中不久，校园门口就开始聚集一群的社会青年。那时的社会青年是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

程晓霞着实经历了一个被严看严守的时代，那时候她只能穿程婶的衣服，宽大的中年妇女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却并没有掩饰住她的窈窕曲线，反而让她的青春胴体在若隐若现中更加迷人。她的头发用发夹别得像一个抹布，也没有任何飘逸或风骚。但她白皙的脸庞上还是有那么一抹笑，那笑容有着一种与甜蜜混合在一起的放肆。

你不能说她天真，因为貌似天真总有一种勾引;你也不能说她是勾引，因为她是那么无心为之。她没有心机，也不故意做什么，只是那么发自内心的笑就吸引了别人的目光，这能算是她的过错吗？

程晓霞的头发很快就长起来，程婶也允许她在家披着头发。她的头发一披下来，就看出那头发是多么浓密而漆黑。那时我正在读鲁迅的《故事新编》，我一看到程晓霞的头发，就明白了什么叫“黑得像夜一样”。眉间尺去复仇，楚王妃的头发就像程晓霞的头发一样，而程晓霞的头发因为被削过，所以弯弯曲曲层层叠叠，竟形成了一头常人没有的美丽！

她那时的个子已经有程婶那么高，远远看是一个成人的样子，即使裹在宽大的灰色衣服里，却难掩玲珑曲线。程晓霞的出现给了我们意料之外的人生经历，许多年后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程晓霞突然出现在分部街四号，我们少年时代的生活也许会缺少一章。因为我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此少，我们只会跳猴皮筋儿。

然而程晓霞不约而至，她不仅带来了大女孩的青春期，还带来了某些地下读物。

3

我的读书生涯可以上溯到六岁，那时候我开始读《沸腾的群山》，我们下放在乡下。我读《保尔柯察金》时候吃独食，那时哥哥在县里上中学，没人跟我抢。等到读《海岛女民兵》时，我们举家迁到县里，哥哥从学校回来住，我们就开始抢书看。

抢书是一场争夺战，还是一场捉迷藏。经常人仰马翻，痛哭流涕，告状到妈妈那里。哥哥不在家时，我喜欢一边读小说，一边把脚放在火墙上，整个身子都倒立起来。

那时我读了很多没头没尾的小说，一直到1976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小城春秋》、那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一些苏联小说。有一本厚厚的小说，是写卫国战争的，如今只记得将军在看阵亡名单时候说的一句话：每个人死了，都带走了一片天空。

在学校，我开始从同学那里借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而程晓霞带来的绝对是让我们心惊胆战的。她带来的是手抄本，那种手抄在笔记本上的小说，有《一双绣花鞋》《情天恨海》。但她不给我们看。

不仅如此，她还有笔记本，笔记本里抄满了各种各样的句子，比如：“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顺口溜：“你是一个中学生，我是一个二级工，我俩的地位不相同，怎么能够谈爱情？”

当我说这是顺口溜时，程晓霞就瞪大眼睛反驳说：你懂什么，这是诗。

这怎么能是诗呢？我想，毫无诗意。那时候我喜欢李瑛的诗，写非洲的那些诗，那些诗让我第一次知道，在黑非洲有那么富的地矿，那么多身穿彩色长袍的人们，他们头上顶着水罐，行走在黑非洲的大地上。

对于这个被程婶把头发剃得很短的女孩，我保持自我的看法：我距离她比较远。母亲说：这个女孩看起来不安分呢！你看她那一双眼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问母亲后两句是什么意思，母亲说生得好并不是她的过错，只是不容易被世间所容——女孩子第一要本分。

我是个本分的女孩，我养鸡喂鸭、照顾弟弟。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看书，在学校我很快进入了传书看的队伍。

我看书快，我总是以这个优势争得第一阅读权。

我争分夺秒地看书，上课时偷着看，回到家不分昼夜地看。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能在一夜之间看完，然后绝不耽搁地传到下一个人手中。

有一天，我得到了一本《青年近卫军》，我一边走路一边看，回到家，没有进门，就坐在台阶上看起来。看什么书？一个声音问。我抬起头，看得时间太长，眼睛有些花。有个人影在我眼前雾蒙蒙的，我揉揉眼睛。

《青年近卫軍》。我有点儿不情愿地说，我认出她就是刚来的那个不安分的女孩。

那时我正看到邬丽娅和谢廖沙去发传单那一段。我很紧张，我不喜欢有人告诉我结果。

我不会告诉你结果。晓霞笑着说，她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她薄薄的嘴唇向上翘一翘。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她说，一个人在看戏，有一个人总是想跟他说话，但他看戏太认真，就不想理睬那个人。后来那个人就贴在他耳边说：我告诉你，戏里的这个人死了。那个认真看戏的人立刻没了兴趣，只好夹着帽子走了。

我和她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个故事很经典，在很多年之后，被称为剧透。

这是一种抹杀好奇心的做法。晓霞站起身来说，我不想当这个坏人，所以我先走了。

我对晓霞产生了好奇心，她看起来完全不像别人口中说的那种坏女孩。她很有趣，也喜欢看书。

如果你喜欢看书，我说，我也可以传给你看。

我们传书看是家长们默许的。如果不耽误做家务，大院里的家长并不反对孩子们看书。但真正喜欢看书的却不多，孩子们有很多有兴趣的事情做。比如木表哥会做红缨枪，他的红缨枪做得极好看，还刷上了银粉，用几条红领巾的穗子系上，好像是《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手中的那一支。他一时名声大噪，很短时间内就许诺出好几支红缨枪，完全忘记了我父亲还等着他的沙发坐。

圆圆那时候迷上了刻纸，她在一张张彩色的纸上画好图案，把纸放在一块玻璃上，用小刀刻。

刻出来的图案，都很像窗花。那时她还振振有辞，她说女孩子嘛，就是要会做这些女红。她的这个宣言让我对她有了陌生和好奇。我那时对自己，还没有女性身份或者性别的强烈认同。

萱香迷上了钩茶垫，她将两卷白线合成一股，用钩针钩茶垫儿。她说等茶垫攒得多了，她就把它们连起来，给自己钩一件背心，白色的，穿在身上轻巧而别致。

她迷恋钩茶垫，迷得都不想写作业。

你帮我造一个句子吧！她说。造一个长长的句子。我们老师说造句越长越好，最好像一篇作文那么长。

我说那还不容易，你只管一路写下去。

我连一句话也造不出。她说。一双手飞快地钩着，白线團在身边转来转去。这一团线又快用完了。

那就再想想。我说，我的《青年近卫军》还没看完。

你帮我写作业，你写一周，我给你钩一个茶垫。萱香突发灵感地说。

我提笔就写。我家因此有了六个茶垫，我妈很喜欢，我也很喜欢，这是我劳动的成果。

有一天我有了一本书，没有封皮，也没有扉页，也没有前几页。开头就是三十页左右了，后面也没封底。

一定是大毒草！木表哥说。

我不理他。

晓霞看见了，说：你看这个？我还有比这个更毒草的呢！

你？我不相信地说。那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她是一个坏女孩。

你来。她伸出一个小手指，勾一勾，神秘地说。她嘴角的那颗小黑痣更加明显了。

大概一年多以后，《阿歧婆》在中国上演，吵得很火，因为据说那是写妓女的。这个定义煽动起了观众的好奇心。母亲有两张票，她犹豫再三是不是带我去。后来听说已经剪辑过了，才心惊胆战地带我去了。

我们去时电影已经开始，黑暗的电影院里，人头也是黑鸦鸦的，我们在一种奇怪的声音中摸索着找位置。遇到的人都很不满，我们打扰了他们。

你看到我嘴角的这颗痣了吗？阿歧婆用颤巍巍的声音，对栗原小卷说，她那苍老而沙哑的声音真奇特。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这是一种戏剧化的声音，有舞台腔，这种舞台腔是当时电影艺术的标志之一，尤其是外国电影。因为我们当时是听电影的，在收音机中听电影。

这颗痣，人们叫它美人痣。阿歧婆的话让我想起程晓霞，那时程晓霞已经失踪有一年多了。

4

程晓霞的到来，给大院里的女孩子们开启了一扇门，一扇通向外界的大门。在程晓霞来到之前，这个大院的女孩子们的青春还没有苏醒，她们都是本分的、有家教的女孩，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里承担着那个时代双职工家庭孩子的某种责任。

她们小小年纪，脖子上挂着钥匙，兜里揣着各种票证，肉票、豆腐票、粮票，在回家的路上买菜，回家做家务。我要照顾弟弟和鸡鸭，圆圆要采买，因为黑婶不能出门。黑婶长年穿蓝布裤子和一件绿色的圆领套头毛线衫，她的双腿因为缺钙而变成X型。

天气好的时候，黑婶就走出小屋，到楼梯上晒太阳。那木楼梯长年失修，人走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黑婶经常把圆圆送到下楼梯的地方，对她再嘱咐几句，别丢了各种票和菜金之类的话。

圆圆家与我家分属两种不同生物，圆圆家的菜剩下的都是肉;我们家的菜剩下的都是菜。

在程晓霞到来之前，女孩子们玩的是跳皮筋、捉迷藏，叉嘎拉哈。我们在路灯底下跳皮筋儿，从脚踝到小腿、从膝盖到大腿，再到屁股、到腰，到胸、肩膀，一直跳到细脖，这时级别就很高了。

细脖这一节难度最大，因为细，跳起来用脚尖钩的时候，常常会两根皮筋儿一起钩下来。如果到眼睛就更难，到头顶是最高级，要两只胳膊一直举起来，很少有人可以跳到那么高。那种高度，要凌空飞起来，像小燕子一样才可以达到。在程晓霞来到之前，我和萱香、圆圆，三个人从来没达到那种高度。

虽然萱香身有残疾，但那时她并不比我们矮多少，一直到我和圆圆开始发育，萱香才好像停止长个。在十二岁那年，我长了四公分，圆圆长了三公分。我们习惯于在自己家的灰墙上画小杠，标明日期，看自己长了多少。有一次我正在和圆圆兴高采烈地比个，萱香走进来，她没说话就又走出去。我俩依然大声说笑，并没有注意到她来去匆匆。

那时我们还跳房子，在地上用画石画各种大大小小的房子。叉嘎拉哈是冬天的玩意儿，程婶有一箩筐小巧玲珑的嘎拉哈，都是羊骨头的，程婶用二百二红药水把它们涂成红色。这个精巧的小嘎拉哈，叫我们爱不释手。它们光滑圆润，轻易握在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手掌里。

我们坐在床上，把双腿叉成八字形，把一个口袋高高扔起来，扔得越高越好。因为扔得越高，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就越长，我们的手就可能摸到更多的嘎拉哈。如果扔得低，时间短，就会手忙脚乱。有时手还没摸到嘎拉哈，口袋就落下来，只好认输，把玩的权利给别人。

程婶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她的口袋也是大小不一的。她用六块不同花色的布拼成一个口袋，在里面放些小米。我那时也想有一个口袋，但我妈妈没时间给我缝，我也从未要求她给我缝。

母亲非常忙，下班回来吃了饭，她就顺着桌子腿睡着了。虽然我们这一群孩子一边吃喝、一边吵闹，没有一时安静，母亲却在我们身后睡得沉沉的。

奇怪的是她睡的时间却不长，好像她长了三个耳朵，一到我们吃完饭她就醒来。她睁开眼睛，看到莉娜和海鸥把碗筷捡到厨房去。母亲的责任并没有完，她慢慢地踱到厨房，开始发面或者切菜，为明天做准备工作。

我们家的房子是两间大房间，还有一个储藏室。储藏室大约有六米多，按照木表哥的说法，完全可以睡两个人。但母亲害怕睡在里面会窒息，因为那个储藏间没有窗户，只有两扇门。一扇门通向我家和萱香家对门的小走廊，但奇怪的是从来没打开过。还有另一扇门，通向卧室。

这个六米的储藏室被用做木表哥的工作间，里面用两米的木板，做了木匠的工作台，另一面墙堆满了从呼玛带回来的木头。木表哥经常坐在里面，他的耳朵上别着一支铅笔，好像一个随时工作的人。虽然在1976年整整的一年时间里，他只做了一对沙发和一个茶几。

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们选中了这间储藏室，事实上最早的几次学唱歌都是在萱香家。像我们家一样，房间都是套在一起的，去父母的卧房也要经过她的卧房。

我们对大人有本能的戒备。我们看晓霞的手抄本时，像做贼一样心惊胆战。但我们还是要偷偷传阅这些手抄本，我们也本能地拒绝让男生知道这件事，虽然晓霞并不在乎这一点。

让他们看看又有什么！她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但我很胆小，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个坏女孩。或者说，我印象中一直认为晓霞是坏女孩吧！她那些手抄本地下故事，虽然这些绣花鞋、国民党的李宗仁、他的太太郭德洁，我并不了解，但那些歌曲呢？那些让我惊讶的歌曲，程晓霞开口一唱，我就被迷住了。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月兒照水面闪银光

我想对你讲却又不敢讲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晓霞会唱许多歌曲，她会唱《三套车》，还会唱《伏尔加船夫曲》。对这两首歌，我没有太多异议，我理解那些对地主的控诉和船夫们革命的勇气。但对《山楂树》有些不解，爱情不应该是两情相悦的吗？为什么一个姑娘会在两个小伙子中间徘徊呢？

因为她想选择最勇敢、最可爱的那个嘛！晓霞说。

但对我来说，这种情感还过于复杂，我还是懵懂不知人事的模样。但我本能地喜欢“正当梨花开遍原野，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这样的句子。而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月光。

喀秋莎让我想起保尔·柯察金笔下的冬妮娅。我曾经多么喜欢那个穿海魂衫的女孩，也为她与保尔最后的见面痛心疾首。她打扮得像一个贵妇人一样，与她臃肿的丈夫挽着手，走过保尔的身边，我真为她羞愧。

而喀秋莎却不一样，喀秋莎是一个戴着红头巾的女孩，喀秋莎纯真热情而饱满。何况《喀秋莎》那优美回旋的乐曲，我们三个人都被晓霞的哼唱迷住了。

别说出去啊！晓霞说，叔叔、婶婶如果知道，会说我带坏了你们。她歪一歪头，一头刚刚长出来的卷毛轻巧地抖动起来，在阳光中发出褐色的光芒。

你很像喀秋莎，我突然说。这样说完我就怔住了，她们几个也怔住了。

程叔和程婶回来的时候，我们正默默地收拾起桌子上的书本，学习小组结束了。

你怎么能说晓霞像喀秋莎？走出萱香家，走到大门洞时候，圆圆问我。她不是一个坏女孩吗？

我也不知道。我红了脸说。我觉得她唱得很好听，听她唱歌时，我觉得她就是喀秋莎。

喀秋莎是不是一个好姑娘，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去问谁。因为喀秋莎是从一个坏女孩那里来的，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儿，因为有一个男朋友被送到分部街四号院，而她的毒素却不断蔓延给我们。现在我们看过《一双绣花鞋》，还听了《喀秋莎》，我们是不是也变成了坏女孩？这是我一直担心的事。

圆圆从门洞的那一端回家，我转身回家。

我回到家，脸还红着，紧张又激动地红着。妈妈刚回来，一家人正要吃饭。

你去哪儿了？一天不着家。母亲看我一眼说。她就是顺口说一句，并没有责怪的意思，我是这个家的闲散人员。

我没说话，异常迅速地爬上椅子。母亲坐在我身边，她并没有自己吃，她要先喂弟弟。

我来吧！大伯母。海鸥伶牙俐齿地说。

没有人发现我的秘密，一直到睡觉，也没有人发现。我睡在莉娜和海鸥中间，我们三个女孩一张床。她们很快睡着了，只有我不停翻身，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喀秋莎的旋律，那么好听、那么美丽。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月光。

我怎么能够睡着呢？我又翻了个身。

你烙饼呢！莉娜睁开眼睛问。

莉娜姐，我忍不住说，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好，莉娜说。我就小声地哼唱起来，却对不上歌词。自我陶醉地哼了一遍，转身看莉娜，她已经睡着了。

窗外月光很美好，我希望在月亮的那边，喀秋莎正在歌唱。

5

程晓霞的失踪让我对人的可能性多了一层认识，也让我在青春期坚持女性独立，甚至暗下决心，要单身一生。因为这件事我是唯一的见证人，更增加了我的负疚或者震惊。那是极复杂的感情，在那一段时间，我成为学校和大院里的焦点人物。

你怎么不拉住她？萱香问我。我愣了一下。

不过你也拉不住她，萱香又说，好像为我开脱一样，她比你高，也比你有力气。

她是怎么跑的？圆圆问我。

我真是无从说起。那时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读《青年近卫军》，我学会了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一天我没有书看了，就问她有书吗？

有。她说，有点吞吞吐吐的，我有一本书，但你不能看。

什么书？我说，我连《小城春秋》都看过了，还有比它更毒草的吗？

我的这一本叫《一双绣花鞋》。她说。手抄本，你看过吗？

我摇摇头。

这你都没看过。晓霞撇撇嘴。

我没看过手抄本。我说，你不是也不借给我看吗？

那我晚上给你。她说。

我们是趁天黑交换情报的。天黑的时候，程婶去抓鸡，程叔晚饭后，会回到他的房间小憩。我们甚至回避萱香，不仅因为萱香不读书，还因为萱香对晓霞的开放态度颇不满。晓霞来了之后，她原来的生活质量下降了。

她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卑。在别人，尤其是男孩子们，跟在晓霞身后吹口哨时，萱香的心情是复杂的。她一方面鄙视晓霞，认为她是一个风骚的坏女人，一方面心里却暗暗生出一丝丝酸涩。那是本能的生命对异性渴望的心，从没有人在她身后吹口哨，也没有人给她递字条。

小罗锅！那些男孩子这样说。萱香的丹凤三角眼就射出锥子一样的寒光。

今天晓霞又惹事了，萱香常常漫不经心地说。她这样说时，程婶就会叹一口气，两只牛蛙一样的大圆眼睛盯着程叔。

应该把她送回去。终于有一天，程婶说。如果她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

程叔是犹豫的。他有时会用怜爱的眼睛望着晓霞，这个时候萱香就会嫉妒。有时他又用气恼的眼神望着晓霞，萱香就会幸灾乐祸。晓霞的到来让程家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

我在天黑下来时，得到了《一双绣花鞋》。晓霞敲了一下我家的门，我就走出去。在走廊，只有十五瓦的电灯，我接过来的是一个十六开的笔记本。

我回到家，家里还热闹着，他们还没有吃完晚饭。小飞侠今天又有了新的把戏，他把一双红条绒的棉布鞋打上了黑鞋油，然后端端正正地摆在父亲的黑皮鞋旁边。那是一双新的红条绒棉鞋。但小飞侠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父母的谴责，反而有些兴高采烈、有些欣赏。

他一定认为所有鞋都能打黑鞋油。母亲溺爱地说。

我没有说话，我趁这个时候，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枕头下头。我总会找到一些没人看到的空闲时间，在没有人的地方读书。但这一本比较不容易，因为它不是书，只是一本笔记。它又不能和一般的本子混在一起，方格本只有它的一半儿。

饭后木表哥习惯地坐在床上，开始他的养生训练。他从叩齿开始，一直练到八段锦结束。我一直不太明白，他小小年纪为什么对养生极为痴迷。

但这一段时间是我的黄金时间，我钻进了他的木工小屋，坐在木板上，翻看着地下手抄本。

手抄的笔记很工整，可以看出这个手抄的人没有多少文化，笔迹生硬，字的间距有大有小，还有很多错别字。我的心怦怦地跳着。

你看什么呢？木表哥突然在我身后说。

作业。我假装打个哈欠。

这么用功。他说，别有深意地一笑，两只细小的眼睛就瞇成了一条缝。母亲的眼睛并不小，但表哥们都是每个人一双细小的眼睛，这成为了他们家的家族标志。

我今天被老师叫去改作业了，没上课。我说。我常常被这样重用，我的老师家里生小孩了，没时间改作业。

我这样说时，后退了几步。母亲他们现在都去睡觉了，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躺下。我用棉被罩住头，整个人缩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这是我第一次看地下手抄本，而在之后的岁月里，我时常与禁书相逢，只是第一次却不能忘记。

1976年5月，小兜叔叔成为我们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同爸爸在里间屋里聊天。他们关上门，母亲常常送茶水给他们。每次母亲开门时，都有一股浓重的烟味飘出来。

我还能看到他们坐在沙发的两边，但头凑得很近，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神秘、困惑，被突然打扰的紧张。哥哥试图进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但每次都被父亲用各种借口撵出来。

有一天，我在父亲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天安门诗抄》。那时，我对手抄本已经很熟悉了。不同的是，这一本的钢笔字都是连笔字，字迹成熟遒劲，一看就是大人写的，有文化的读书人写的。

从那些潦草的字迹，我感到一种匆匆的风云聚会。我努力分辨那些字迹，在那些潦草中猜字。每猜出一行诗，心里就若有所得。第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然后是“十里长街送总理”。

夜里辗转反侧，我听到父母窃窃私语。

要出事了。父亲说，天要变了。

阴的还是晴的？母亲问。

说不好。父亲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着，明灭。父亲摸出诗抄，递给母亲：你把它藏在老地方。

路灯阴沉地亮了，我们的眼睛在熟悉的黑暗之后，会变得更明亮。因为在黑暗中，我们把事物看得更加清楚了。母亲敏捷地跳下床，她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把一只皮箱拿出来。她居然搬动了一块地板。我听见母亲把书放进去，又把地板合起来。

第二天，我轻易地得到了这本书。

6

那时候我与程晓霞的关系已经成了朋友，按着她带有江湖气息的称呼，我们是铁姐儿们。她这样说时，我有点难以接受，感到自己堕落到一个黑道里。但看到她真诚的目光，我也就默然了。我感到某种不忍拒绝的善意，然而内心却在挣扎。

我的高傲和清白在晓霞眼里毫无意义，或者她完全不懂我内心的感受。然而我又会被她所吸引，她的世界与我所了解的世界截然不同。

我们分享几乎所有的事情，她给我看男孩子们写给她的小字条。我没想到，学校工宣队的邓大人也会给她写字条。那个人看起来很道貌岸然，他的字条写得也很道貌岸然。

他叫晓霞是“程晓霞同志”，信的第一段写的是“东风吹，战鼓擂，全世界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第二段写的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第三段写的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后他请程晓霞同志晚五点，到长虹电影院看《春苗》。

程晓霞一字一句给我念完了，就笑倒在台阶上。她笑得花枝乱颤，好像一朵风中的丁香花。

然而她的笑是讽刺的。她撇撇嘴，把邓大人的情书撕成碎片，冲着天空撒过去。

去他妈的！程晓霞叫道。

我内心里把她看成女特务。她又美又邪恶。

我们既然患难与共，我当然也会把最秘密的事情与她分享，于是我把《天安门诗抄》借给她看。她看起来有些紧张，脸色煞白。我很好奇她怎么会突然这样，程晓霞一般来讲是不大惊小怪的。

她那时候快十八岁了，她常常认为我们是小屁孩，少见多怪。但这次程晓霞少见多怪了，她抓住诗抄，问我在哪里得到的。我也紧张起来，同时感到了一种危险。我把诗抄夺过来，说不想借给她了。

好吧！她说，但你答应我，我可以借一天。

第二天，程晓霞要借诗抄看，那时候我父母都上班了。我把地板撬起来，把书拿出来。

你别让别人看见。我说。

不会，我到飛机场里去看，那里没有人。

别，你还是在家看。万一我爸妈回来了呢？我说。

我很快就回来。她转身就走。

我还是不放心，我决定跟在她身后。她的身影就像一条鱼，很快就走到文昌街口了。我忍不住大声叫她，但她却不停下。她上了汽车，我陷入了紧张。我飞跑起来，赶在后门没关之前，挤进了汽车。

汽车从文昌街一站一站向前走，树一棵一棵在车窗外划过。许多年之后，我还记得那些树，那些在五月的北方，绽放碧绿树叶的白杨树。那些白色的树皮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眼睛，有些眼睛是细长的、有些眼睛是圆形的。

非常奇怪的是，无论怎样的白杨树，都有异常清晰的眼线、清晰的眼珠。我常常在白杨树的眼睛中看到泪水，它们比马的眼睛更悲哀。

汽车上挤满了人，我试图向前面挤过去，却挤不动。我只好把整个身体都贴在玻璃窗上。

我不敢眨眼地望着前面车门上下的人流，我也不敢站得远，就站在台阶上，上下车的人从我身边挤过去。

有人不满地斥责我：这个小姑娘，你向上走一步好不好？

一个老奶奶对我说：你这样挡着车门，让别人多不方便。

我便向边上贴过去一点，再没有缝隙了。

我把自己贴在上面，好像一个蝙蝠、一张照片。我固执地不移动脚步，上一级台阶，就会看不见程晓霞是否下了车。

程晓霞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骗我？也许她并不是故意骗我，也许她只是有点事需要去办，但她随身带着那本《天安门诗抄》，这是一本重要的书，父亲严厉的眼睛好像在我眼前晃动。如果我丢了诗抄，将比丢了肉票和钱严重一千倍。

汽车经过蓝天宾馆、经过工人文化宫、经过和平村，汽车经过那个栽满花草的大转盘。母亲说那里以前是一个俄罗斯教堂，在文革时候被拆除了。如今留下一个巨大的遗址，人们不知道用它干什么，那个地方突然异常空旷。母亲说她每天上班走过，都若有所失。一座教堂突然消失了，留给我们一片空旷。

无轨电车的天线挂在电线上的，我们叫它大辫子车。前车门和后车门之间有几节活动关节，利于大辮子车流畅自如地转弯。有时天线和电线会擦出火花，每次擦出火花时，都有人仰头望。那火花并不大，只一瞬间，电光石火，就消失了。

汽车一直向下走，居然来到了火车站。我看到前门开了，程晓霞下了车，她还背了一个棕色的人造革小背包。她的身影很快融入了来来往往的旅客之中。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无疑是一名旅客。因为她匆匆的脚步、背上的背包，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一个即将离开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人。

天哪！我飞快地向她追去，好像不要命一样地跑。我瘦小的身影在人的丛林中，好像一头误入的野鹿。

程晓霞！我大声叫着。在巨大的铁栅栏入口处，她还与剪票员说了几句话。我看到她的侧脸，她笑着，纯洁无瑕地笑着。

程晓霞。我的声音有了呜咽，一种巨大的悲伤笼罩了我的全身。她为什么骗我？我瘦小的身体挤进剪票口，穿蓝制服的人拦住了我。

一分钟，我比划说，我找我姐，前面那个。就是刚跟你说话的，我有事。

人们一直阻挡着我，好像一道永不消逝的栅栏，阻挡我接近目标。我相信程晓霞一直听到我的声音，但她没有停下来。她也没有奔跑，她就像一个没有人追赶着的人一样，不急不缓地行走着。

列车已经进站，绿色的铁皮火车安静地停靠在站台上，等待着旅客。大喇叭里有一个女声缓慢而清晰地重复着：开往北京的第十七次列车已经进站，旅客同志们请前往二站台……

每一节车厢前都站着一个穿蓝色制服、戴大檐帽的乘务员，他们检查着车票或者站台票。我看到程晓霞上了第十二节车厢，我终于抵达了十二号车，我站在车窗外面，看到程晓霞与一个中年男人说着话。

那个人长着一张清秀的脸，戴着一副白边秀琅架眼镜。他比程晓霞高些，当他俯身看着程晓霞时，我看到他温柔的眼睛。他健壮而矫捷，我看到程晓霞拉住了男人的手，我知道这个男人就是程婶他们说的流氓。

程晓霞！我拍打着车窗。把书还给我！我几乎就要哭出声了。程晓霞终于看到了我，她把书从包里翻出来，递给那男人看，我害怕极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本地下手抄本，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手中。

车窗被一双大手举起来，沉重地开了一条小缝，一本书从缝隙中递了出来。那个男人将书还给我，我抬起头望见他的目光，那目光定定地望着我，充满怜悯和理解。

7

我从火车站回来，怀揣着那本诗抄，满脸是泪水，向母亲坦白了一切。我的承受力已经崩溃，不能自己承受了。母亲没有责怪我，她深邃的眼睛望了我很久。她接过那本书，重新藏在地板下面，然后倒了一盆温水，把我的脸洗干净，平静地等待我的抽泣过去。

然后母亲说：现在我们去程婶家，告诉他们晓霞走了。

莉娜姐说：为什么要告诉？告诉他们家就会爆发战争。

母亲说必须告诉，不然一个女孩子突然没有了，他们会急疯掉。

我站在母亲身后，第一次感到母亲非常强大。我叙述了在火车站看到程晓霞和一个中年男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省略了追书一节，这是母亲事先告诉我的。

程叔很沉默，程婶迅速翻检着家中的衣物，看少了什么。并没有。程晓霞只带走了她简单的东西。

过了几天，我听见程婶跟黑婶聊天，大声说晓霞已经回老家了。萱香悄悄地对我说，她妈妈在撒谎，程晓霞根本就没有回老家，她跟那个老男人私奔了。她爸爸气得住进了医院，说随她是死是活，再也没有这个女儿。

8

我大学一年级时，班里开新年晚会，四个女孩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走到门外去。我在阴暗而狭窄的走廊里走了很远，后来在靠近楼梯的走廊里，看到一个男生在抽烟。他坐在窄而高的窗台上，对着窗外的月亮，那男生戴着一副秀琅架白框眼镜。

我走过去跟他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就呛得透不过气来。那个男生叫秦郁，是从呼兰河上游的一个小镇来的，他与程晓霞一个小镇。

你认识程晓霞吗？我问。

不认识。秦郁回答。

9

在程晓霞失踪之后，我们不断回想，其实程晓霞后来的日子已经是一个甘于平凡的女孩，她像我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蓝裤子、白衬衫。秋天时候套一件红毛衣，或者一件蓝外套，在脑袋两边扎两个小辫子，一左一右搭在肩膀上。她笑得很平常，但眼角依然斜吊着，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光芒。她不再蓄刘海，小辫儿扎得很紧，也看不出卷毛头发，只是小辫梢处卷曲着。

这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开始故意用猴皮筋儿把发梢系紧，扭一下卷进去，过一会儿放出来，小辫梢就是弯曲的了。小辫梢卷曲着，给女孩子们平添了温柔的气质。

程晓霞也不再改瘦腿裤脚，也不再把米黄色衣服的领和袖口贴上一层棕色的布，变成一件别致的多色彩衣服。她倒还会在白衬衫上进行一点小小的改革，把方形的领口剪成圆形，然后在圆形的顶端绣上几朵小小的花。她绣的颜色从不突兀，总是与衬衫的颜色很接近，接近到不注意就会忽视那些小花。

奇怪的是，她做这些并不用程婶绣门帘儿的花绷子，她只用普通的针，手指上下一挑，花的模样就出来了。程晓霞长着尖尖的手指，一看就是一双巧手。别说别人，就是程萱香也说程晓霞的手真巧，萱香那钩得飞快的茶垫，在晓霞信手拈来的各种形状中，相形见绌了。

晓霞成了程婶的好帮手，也成了黑婶的好帮手。那时不知谁在工厂里弄了一些棉布，给家庭妇女们做零活，让她们撕成棉纱。

晓霞没事的时候就撕棉纱，她撕得又快又好。

抓住顺茬的这一头。她教我们说，撕的时候要用力，毫不犹豫。力气太小，线头就别住了;太用力，线头就会断，要恰到好处。

她一边说、一边低头撕，一会儿工夫，一团白云一样的棉纱就撕成了。

总之，程晓霞在大院里住得安分守己，原来找她的男孩子们像门前的麻雀一样消失了。程晓霞变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女子，按照母亲的话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她不再踢着石子走路、抱着肩膀站着，也不再岔着腿坐着，只是那水蛇腰怎么改也改不了。

那时候我们的友谊也渐渐加深，我和圆圆早已忘记了“晓霞是个坏女孩儿”的庭训。只有萱香時时斜着眼睛看着我们，像巫婆一样说：你们早晚要吃亏的。

我们不明白吃亏是什么意思，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得”，也不知道什么是“亏”。何况那时晓霞开始教我们唱歌，我们不仅学会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学会了《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喀秋莎》，那些优美的旋律是我们几个心中的小秘密。

真好听！我和圆圆常常陶醉在那旋律中，却从未想到晓霞从哪里学会的这些歌曲。

如果我走了，你们会想我吗？有一天晓霞这样问我们。

你要走吗？圆圆问。

我们都知道晓霞不是这里的人，她只是一个客居的人。她有自己的家，她的家在呼兰河畔，她是迟早要走的。

还没有。晓霞垂下头说，用手打着拍子开始唱《喀秋莎》。

我从未见过晓霞忧伤的时候，她好像总是笑着，她好像天生就不会忧伤。那一次的对话是她最有感情的一次。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