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招生“唯分数”的两难困境：观念及制度的根源

张会杰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1 “五唯”评价场域中的“唯分数”

在我国，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绝大多数高校面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仅仅依据高考分数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进行录取的[1-3]。在“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简称“五唯”）评价场域中（如图1），“唯分数”是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关键特征。“唯分数”的基本含义是只注重考试分数,以考试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评价标准。分数至高无上，自然而然成为学生、家长乃至学校一致追求的教育首要目标，由此导致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亦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旷日持久的经典问题。陈玉琨先生曾概括称之为“没有高考分数，就没有今天。只有高考分数，就没有明天”。从学术界的研讨到街头巷尾的清谈，种种希望和失望都折射出“唯分数”议题的两难困境。“唯分数”是必须从根本上克服的制度弊病吗？“唯分数”何以在我国成为顽瘴固疾，其症结——观念及制度的根源何在？要破除“唯分数论”，做到对症下药，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辨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1 教育体系内外的“五唯”评价场域

2 “唯分数”为何是必须从根本上破解的制度弊病

2.1 单一测试具有局限性，难以准确测出学生的非智力特质

动机、情感、人格，以及对他人与公共利益的关心等非智力特质对学生个人的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考试测量学的基本原理看，单一的测试尤其是纸笔测试有着天然的局限性，难以准确测出学生的这些非智力特质。科举考试千余年中“庸人多于非常之士”[4]可充分证明单一测试自身的局限性。为此，美国教育考试从业人员普遍遵从的行业标准——《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明确规定：“在进行对学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决定时，不能单凭考试分数，还必须依据其他信息。”[5]198西方尤其是美国高校招生录取学生时，除测试分数外，学生的求学动机、学习意愿等一般都会纳入考量。2014年高考综合改革启动后，部分省市和高校试点的综合评价招生，其中高校自主综合测试环节的着眼点即在对学生的非智力特质进行面试或其他手段的全面考核，以克服单一测试的局限性。

2.2 分数的细微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利于科学公平选拔人才

在我国，高校招生采用分省定额，以省级行政区划作为常模参照的基本单位。每个省的考生群体几万、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同一分数的考生成百上千，在考生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招生办法要细化到根据优先科目的得分差异来区分考生。实际招生中“分分计较”被推向极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成为高中学校常见的励志标语；然而，特定考试分数的细微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分数必须相差到一定程度才能合理地推测考生水平真的不同[6]。此外，大家应该都知道，物理测量都有难以消除的误差存在，作为对人的某方面特质进行测量的教育考试更是会存在误差。不难看出，仅仅依赖考试分数的细微差异进行录取并不具有技术合理性，不利于科学公平选拔人才。

2.3 各科分数直接加和后按总分排序的招生遮蔽了考生认知结构的差异

在“唯分数”招生机制下，考生各科分数直接加和，然后按照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录取，从教育评价价值判断的合理性看，考生认知结构的差异被遮蔽。在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均强调专业本位和体系化的趋势下[7]，高校不同专业对学生的学科优势本应有不同的要求，由易测的科目考试分数取代对人的整体考查，招生工作被简化为仅由计算机系统自动筛选即可完成，不具备丝毫价值观念的机器足以轻松胜任。用这种简单粗放、片面化的刻板评价代替对学生的全面评价，看起来公平，却是不科学，甚至是荒谬的。1929年，钱锺书先生报考清华大学，英语满分，国文接近满分，数学成绩只有15分，3科总分不足215分。假如当时的招生规则是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钱锺书先生在英语和国文方面的绝对优势必然被彻底掩盖，继而毫无悬念地被清华大学拒于门外。

古今中外，现代化的选才取士主要通过“才”的大小决定人才的取舍与去留，秉持“能力本位”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基本原则；然而，究竟是录取总分更高的、还是录取单科更优异的，倚重的却是不同的价值观和人才观。在分工日益细化和专业化的当代社会，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突出贡献更多取决于其最擅长的优势领域，正所谓用人之长、人尽其才[8]。大量事实表明，把各门学科分数加和求总分，甚至把其他一些因素折算成分数计入总分，最终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录取是一种操作虽简单但危害很大的选才模式[9]。

2.4 当招生“分分计较”，基础教育自然异化为“唯分数”的应试教育

基础教育肩负着培养合格劳动者，以及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生源的双重使命，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目标和支撑该目标实现的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活动；然而，当考试分数成为高校录取的唯一依据，且优秀大学竞争十分激烈时，出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基础教育自然窄化为“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的应试训练，高中学校主动削弱乃至放弃对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责任，学生的个性发展、兴趣特长、人格养成、社会关怀等难以直接测评的教育内容被堂而皇之地架空虚置。从高考“指挥棒”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上看，高考“唯分数”招生机制在为国家和社会选拔大量人才的同时，对基础教育也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中小学教育尤其是高中与初中教育的基本现实是应试教育一统天下，且应试教育强度越来越大、难度越来越高，学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从世界范围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取需要考试，只要有考试和竞争性的选拔，“指挥棒”效应就不会消失，关键问题在于“指挥棒”如何指挥，指向哪里。有研究对中美两国精英高校——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本科生高中阶段的学习状况及进入大学之后的综合表现进行对比发现，中美两国的“高考”准备都是一个应试过程，只是应试内容不同，备考行为模式各异。进入大学后，中美两国精英学生都具备精英性的个人品质，包括勤奋、坚持不懈、抗压能力强和个人主动性；但在学习状态、文体志趣、恋爱观等方面，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学生存在差异[10]。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徐凯文先生曾揭示：“30.4%的北大新生厌恶学习，认为学习没有意义；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在活，最极端的情况是已经放弃了自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空心病”，是价值观虚无导致的心理障碍[11]。“空心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一种标签。

3 “唯分数”何以成为我国考试招生中的顽瘴固疾

阎光才先生曾指出，就理想化的教育追求和实质性正义而言,“唯分数”的高考制度虽不至于是“大恶”,但它于现实之中对人性之戕害却是显而易见的[12]。单一的高考分数决定着整体的、综合的录取考量，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由此，自1984年开始试行保送生制度、2003年启动自主选拔录取等系列改革，破除“唯分数”、扭转“应试教育”日益成为高考改革政策目标的关键词。尽管历次改革屡屡倡导、高校招生文件也都宣称要“德智体美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但实然的招生却总是演变成几乎完全“唯分取人”。“唯分数”屡禁不止，成了打不倒的“不倒翁”。“唯分数”何以成为我国考试招生中棘手的实践难题，甚至顽瘴固疾？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3.1 公平为首而非效度优先的观念根深蒂固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考试选拔制度中，公平选才一直是执政者和社会大众颇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所有政权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如《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所揭示的，公平至关重要，但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概念，关于公平的定义和解释随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变化[5]49。社会文化、观念习俗等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公平的操作性定义及具体的实施办法。在我国，破除“唯分取人”的招生录取机制与“分分计较”公平客观的矛盾及争论古已有之。长期研究科举及高考制度的刘海峰先生曾明确指出，高考中的公平是指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以考试分数为录取的唯一标准，用多元渠道和多样方式考核录取学生，综合考查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不拘一格选拔大学新生，最有效率①以往文献多以“效率”指称，本文认为用测量学术语“效度”更准确。，然而由于没有刚性标准，这种方式容易出现弄虚作假和后门盛行，因而往往走不通行不远。通常情况下，一项选拔制度最初虽也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14]。

在我国，社会文化与观念习俗虽然也承认“分数至上”的诸多局限，可一旦关涉到公平，更占上风的观念常常是：没有考上，大家都服气；而其他选拔方式，权势、关系有可能发挥作用，大家就不服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名落孙山者虽然难免会有挫败感，但也只能怨自己水平不够或运气不佳，哪怕迷信自己“命不好”，却无从责怪他人或社会，即使是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一两分也是如此；但如果是觉得竞争机制不公平而落榜,他们怨恨的则是制度设计者，还可能对政府和社会产生抗争心理，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高考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公平为首而非效度优先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如果不以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首要标准，极可能危害公平竞争机制，弱势家庭子女将更被边缘化。因此，学者们大多主张：高考改革必须首重公平,只有在基于公平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才可能使改革的教育与社会成效实现最大化[15]。作为高考改革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刘海峰先生认为，公平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公平竞争是高考制度的灵魂和根本，目前高考仍是首重公平，未来的发展必是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16]。

3.2 社会诚信机制缺失，主观评价难以得到大众的信任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由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差序格局，人们主观性强的价值判断常常会背离普遍主义原则，自觉不自觉地掺杂着亲疏远近的人情请托以及对更高位权力的逢迎。综合评价必然涉及主观评判，因人情、关系、权势的困扰，淡化分数的招生机制不可避免地遭遇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诸多挑战，极有可能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的暗箱操作。即使进行主观评价的评价者完全客观、科学、公正，由于缺乏社会诚信机制的监督和公证，仍然难以得到大众的信任和认可。“唯分取人”招生机制有助于抵制权贵的请托，有助于减少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及各类腐败现象。由此，在我国，不管是学界高峰论坛，还是民间街头巷议，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高考改革要从根本上破除“唯分数论”，必须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诚信机制。只有当社会诚信机制建立健全、可以有效监督评价者的评价行为和评价过程、可以约束评价者的自由裁量权时，高考改革破除“唯分数论”才具备了现实基础。

3.3 在现行招生制度的条件约束下，“唯分数”操作效率高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按照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录取才是公平，也是更具效率的实践形式，这一朴素观念在我国深入人心。“唯分取人”客观刚性，除了符合不少人的公平期待，操作效率也很高；相反，淡化考试分数的主观评价需要投入的人力、精力和财力则会大幅增加，西方国家的高校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就是全年全天候的专业工作。我国试点过“综合评价招生”“三位一体招生”的高校均表示，破除“唯分数”后，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虽然边际成本递减，但选拔成本总体上是提高的，选拔效率有所降低[17]。在现行招生制度的条件约束下，由于录取时间相对较短，破除“唯分取人”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

除了招生环节的时间安排，我国高校招生的宏观制度框架是考试事务与高校招生录取均由教育行政部门下设的省级考试机构负责统筹规划及组织实施，考试实施主体与高校招生录取主体合一，高校始终处于从属和配合的地位。从考前填报、到估分填报、再到知分填报，从顺序志愿、到平行志愿，招生领域的这些改革使各个院校的录取分数范围显著变窄，高度“收敛”[18]。高校招生时分数的作用被推向极端，与破解“唯分数”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虽然国家已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考生设立了照顾政策，这些学生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机会得到进一步保障，但是类似钱锺书先生的这种情况，现行的招生制度还不能保证其入学机会。是录取总分更高的，还是录取单科更冒尖的，如果应当录取单科更冒尖的，冒尖要冒到什么程度，选拔标准的大方向及内部的详尽细则离不开来自高校的以专业大类为基础单元的专业判断。尽管本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已经在专业大类招生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改革步伐，但当前的大类招生立足点仅局限在高校对考生选考科目的规划和要求上，高考分数的功用没有丝毫淡化，统一招生渠道依然是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依据选拔生源。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历次高考改革，在省级考试机构而非高校作为招生主体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实在也难以寻找到一个能够与之比肩的相对刚性、规范化且值得信任的制度[12]。

从上述方面看，在现行高考招生机制下，“唯分数论”的选拔观念与“唯分取人”的制度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直接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两难困境，也为从根本上加以破解带来了难度。伴随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由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向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转变，固守“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的“唯分数论”，其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刚性遴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却以教育本体功能的异化，以牺牲绝大多数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为代价。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到了超越“唯分数”这样一种简单粗放招生机制，朝向更加以人为本、以技术支撑科学管理，从而使结果更具实质公正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