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百年抗争与寻梦

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欺凌，面临着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但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华民族并未因此失掉自信、泯灭梦想，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承载着无数先进中国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怀揣梦想、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

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但只局限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无意对封建思想和制度进行变革，其结果就是，望着前来探病的摄政王载沣离去的背影，张之洞对陈宝琛叹息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为了变法自强而喋血菜市口，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笔。

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号召，虽经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国，终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直至逝世，犹在号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未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1932年，在主编胡愈之的策划下，中国第一大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组织了一场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新年梦想”的征文活动。征文设计了两个问题：1.你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2.你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东方杂志》将回应征文发表在1933年元旦的“新年特大号”专辑上，并标出了回答者的职业类别。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当时，东三省已经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内战，对人民实行言论控制等高压政策，人们只能“做梦”来表达不满。正如胡愈之在信中所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3000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至当年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以83页的篇幅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还有梁漱溟和朱自清的，他们的两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上。在144个做梦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

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义”

柳亚子的梦是 “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的“大同世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作为铁道部科长的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的梦是“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郁达夫的梦是“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

也有人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时的社会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供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诡计来破坏。”作家巴金说：“要全社会得着解放”。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针对《东方杂志》新年第一期刊出的征梦者的种种梦想，鲁迅在《听说梦》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挽救中国社会的沉沦，国家和民族历经屈辱和苦难。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复兴中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出现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的人民英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找到能够改变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正确道路，一次次努力和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才出现新的转机。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和解决自己的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 《Bolshevism的胜利》 《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场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看到了它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势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飒飒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1年7月，各地党组织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后辗转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充分说明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继承以往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只是在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之后，党在领导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在中央苏区八角楼的灯光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认识正在形成；长征中的红色铁流，“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浸衣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长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肆意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激起共产党人和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的愤慨之情，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为挽救祖国、解放人民而进行英勇斗争，坚定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的信心。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首先胜利到达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此时，日本侵略者正加紧向华北扩张，而国民党政府则节节退让，这使得全国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联络各种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制定了“逼蒋（介石）抗日”的方针，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推动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创造了条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着手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构想新的蓝图。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随着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4年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这场伟大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创造了政治的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这条道路，虽然充满艰辛曲折，但更通往光明的未来。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对周恩来所说，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

知识链接：《可爱的中国》 （节选）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

方志敏

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知识链接：1933年《东方杂志》征集的新年梦想（节录）

巴金（小说家）

我个人的生活里不敢有什么梦想，黑暗的现实把我的梦景全都摧毁了。在这一片血泪的海上，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造我理想中的美丽的天堂。在这时候我只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这希望也许就是不能实现的梦想罢。

我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假若这就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离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

刘英士（南京国立编译馆）

这个问题倒可具体回答。我希望能得一个固定的职业，固定的收入，固定的住所，使我能够安心做事。

滕白也（燕京大学教授）

(一)希望大家有饭吃。

(二)我也是借动手以生活的一个。

吴嵩庆（铁道部科长）

可不必为生活而忧虑——家庭，职业等——而能运用我的全心力去追求学问；然后再应有婚姻，职业、选择，居住等等的自由，才能有生活的意趣，最后的梦境，我只想能竭我智慧情感意志所综合的整个人格的最高率，对社会无论大小的事业，有一些贡献。

高践四（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院长）

(1)有正当的职业或工作，而不太繁剧。

(2)就实业生财，筹得巨款，作为基金，办吾理想的教育事业。

(3)假我五十以学易，研究明白“人生之意义”。

周毓英（读者）

三年失业，现在过着乞丐生活。希望在一九三三年得到一门职业。

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

我又梦想得到一部《万有文库》，在一九三三年细读完毕，研究科学究竟有没有统一的可能。如有可能，便要在这一年写出个大纲来，纵使不完全也不要紧。但这个梦比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还要难于实现，《万有文库》须价五百余元，腰无半文，出月刊的钱我的朋友还没有交给我一个确实的把握，哪来有钱换这部大书？

吴研因（教育部科长）

我梦想革命已经成功之后，我和我的夫人同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

俞颂华（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

在现在乱离之世，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精神上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佛学书中所讲的解脱人生苦厄的方法，有几种是颇有道理的。于是我对于个人生活，亦做了一个梦想。

我每天能够抽出二小时至四小时的时间，作为静坐的修养工夫（现在困于尘劳，不能如此）。养得此心了无挂碍，非常圆明。一切烦恼苦厄，都不足以扰我心灵。在最短期间，我于寂静中能够领悟到解脱烦恼苦厄的简便方法，俾得将这方法说与别人，使别人亦能受用。